杰出的政治家，出色的外交家，成功的企业家，我们屡见不鲜，而集三位于一身者则是鳞毛凤角了，澳大利亚著名企业，奔富酒业集团的副总裁大卫•甘正是这样一颗驰骋政界，外交界，工商界的三栖明星。

大卫•甘涉足政坛才是个二十来岁小青年，他年轻有为，才智过人，成为政坛瞩目新星时年仅26岁，在其后近20年的政治生涯中，大卫•甘是澳大利亚两大政党之一——工党中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是在工党发展史上最重要阶段的主要运筹帷幄者之一。

别离政坛，加入外交界，作为澳大利亚政府代表派驻海外，大卫·甘高瞻远瞩，敏锐意识到西方国家内华人社会及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作用与地位，率先引导澳洲企业将目光转移到亚洲，成为沟通澳洲政府、企业与亚洲市场、华人社区的桥梁。

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

大卫·甘担任奔赴酿酒集团公司副总裁之前，曾任澳洲派驻香港的高级贸易专员达一年半之久。而在此之前的四年里，他还担任过驻西加拿大的总领事和高级贸易专员。早在这时，他便于加拿大庞大的华人社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过，大卫·甘对中国的兴趣则在20多年前参与中澳重建交往的活动中就开始了。

在60年代、70年代，大卫·甘曾担任澳大利亚共党的数项要职，其中包括1973年到1981年间的秘书长一职。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惠特拉姆总理一起为中澳重建外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卫·甘在1962年加入共党，1965年他进入南澳大利亚州政府担任公共关系顾问，后来又曾任澳洲司法部长、土著事务和社会福利部长的公关顾问。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大卫·甘很快成为当时的总理弗兰克·沃什的公共关系官员。当时，澳洲的共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改革的步伐出现了戏剧化的改变，许多主张工会主义的城建也渐被打破，”大卫·甘回忆道。

1969年，大卫·甘成为南澳大利亚州共党的首名非公会成员的官员，并在26岁成为该州共党的副秘书长。正是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大卫·甘参与安排了当时共党的领袖惠特拉姆的首次访华。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还处在十分微妙的阶段，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与中国恢复了正式交往。惠特拉姆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这样，早在当选总理之前，惠特拉姆便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大卫·甘确信这一点对澳大利亚十分有利，他在解释尽早与中国接触的重要性时说道：“无疑，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人都更看重长期的友谊，惠特拉姆的访华使他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人物。”

1972年惠特拉姆当选为总理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全面外交关系。大卫·甘说：“我认为，惠特拉姆是澳洲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自己短短三年的任职期间便改变了澳大利亚。”

在1972年政府选举中获胜后，共党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这就要求一位总秘书长协调全国十五。1973年，大卫·甘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当选为工党秘书长并一直担任这项职务至1981年。在这段时间内，他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工党组织、使工党能更有效的组织各种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卫·甘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在堪培拉的那些年是相当有趣。我主持了四届全国选举，工党从一个各州党派的集合体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因而在选举中显得更有组织性。”

大卫·甘还十分致力于发展澳洲工党与中国、俄国、美国的关系。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1975年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导致了惠特拉姆的被免职和由弗雷萨领导的自由党政府的上台。

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大卫·甘一直还担任着秘书长的职务。即便在惠特拉姆下台后，他也仍在继续党内的改革工作。大卫·甘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工党的工作，为新的社会目标和行动纲领打下了基础。

外交舞台展示锋芒

1985年，大卫·甘被任命为澳洲驻西加拿大的总领事和高级贸易专员。正是在这时，大卫·甘进入了酿酒行业。当时，在加拿大最受欢迎的酒是Lindemans，即现在奔富酿酒集团公司属下的公司之一，它为日后“奔富”的美酒在加拿大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大卫·甘认为加拿大的这段生活对自己后来在香港的任职有重要的意义：“在加拿大期间，大量的香港资金流入加拿大，大量的香港人移居加拿大。我认识一位加籍华人的州长，我与香港人有大量的接触，并在这段时间学会讲一些广东话，这对我到香港任职有极大的作用。我想在任何社会，努力学习当地方言的人总会受到人们的欣赏。”

大卫·甘是在1990年4月到达香港的。当时的香港有许多的不稳定因素，但认为这时候的香港也有大量的机会，是澳洲公司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的最好时机。

在堪培拉和加拿大的工作经验，使大卫·甘认识到尊重中国文化的种种细节的重要性，并让他学会了观察华人社区的经商和其他社会准则。在香港，甘把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96%的华人居民上，而不是2%的欧洲人上。甘认为：“想在亚洲做生意就必须有耐心、必须坚持、必须表现自己，还必须了解当地人的信仰。举个例说，在香港，如果你不事先做一番风水的研究，便不可能做得成房地产的投资生意。”

作为驻香港的高级贸易专员，大卫·甘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恢复港商与澳商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认为，80年代澳洲华人无视华人经商守则的高姿态，使澳商在香港的形象大受影响，澳商在香港没有受到应得的尊敬。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甘鼓励澳商参加香港的各种商业论坛，介绍自己行之有效的经商方式。甘正是以这种方式与奔富酿酒集团公司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1年初，在香港的澳洲商会午餐会上，奔富酿酒集团公司的执行董事罗斯·威尔逊（Ross Wilson）介绍了自己公司的经营哲学和进军香港市场的商业策略。在大卫·甘的鼓励下，威尔逊开水积极拓展澳洲酒类在香港的销售。当时，正逢香港举办一个大型的食品酒类展销会，“奔富”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在展销会上让港人认识自己。

“另一件我想做的事，是在香港创造一个澳洲酒协会，这个协会将为那些对酒有兴趣而不是品酒专家的普通人服务。人们可以到这来问些有关酒的最基本的尝试而不会感到害臊。我非常需要一位澳洲酒业的巨商来做这件事，罗斯最后同意为晚上的聚会提供品尝的酒，并派来一名酿酒师介绍各种酒类的品尝方法。”

于是，在1991年“澳洲酒品尝会”（AWASH）诞生了。在第一次品尝会上，香港人对澳洲酒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大约300人前来品尝，“那晚来的人如此之多，我们不得不到处求、借，甚至‘偷’来一些澳洲酒，从澳洲过来的酒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

如日中天的商旅

早在19世纪末，“奔富”就已拥有令人羡慕的业绩，在澳洲同行业中名列前茅。1962年，奔富酒业成为一家公开招股公司，展开连串收购行动，先后收购了联合酒业集团、Lindemans酒业公司、Seppelt酒业公司、Queen Adela酒业公司等多家杰出的澳洲就业公司，使“奔富”成为一家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酒业公司。1992年，“奔富”荣获1738个奖牌，1993年连获1747个奖牌，1994年再接再厉，夺得1777个奖牌。公司首席酿酒专家杜瓦尔也获得了“国际最佳酿酒专家”称号。

“奔富”（Penfolds）——一个与高品位、尊贵和健康连在一起的品牌。

    大卫·甘多年来始终是“奔富”产品的忠实顾客，但他从未想到自己有机会加入“奔富”行列，为推动“奔富”发展出力献策。

在香港与“奔富”的接触，使甘对威尔逊的经营哲学和奔富酿酒集团公司的经商原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在1991年中，他接受了该公司的一个职位，虽然这个职位将会使他被派往伦敦。甘说：“谁不愿为这样一家在如此知人善任的老板领导下，有最好的产品支持的伟大公司工作呢？”

一进入集团，他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用五年的时间让‘奔富’的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量达到在澳洲国内的销售水平。”如今，这一目标非但已经实现，“奔富”的国际市场还在不断扩大，愈来愈受到各地消费者的欢迎。在他的带领下，更取得了骄人成绩。在1991至1995年间，该集团酒类出口额从2250万美元增长到9450万美元，成为世界十大酒业集团之一，并占据了30%的澳洲酒类市场。

大卫·甘的加盟，使“奔富”在全球范围得以全面拓展市场，在关键的出口市场，“奔富”都建立了分布，如英国和澳洲地区的销售部设在伦敦，美国分布设在蒙特雷，亚太地区的分部设在新加坡。甘在伦敦分布的工作取得了几好的成绩，在欧洲为“奔富”酒业建立了巨大的市场，倍受欧洲市场的欢迎。1995年，甘被调回澳洲总部，这使他与亚洲更为接近，他的来到使“奔富”开拓亚洲市场的工作更有成效。

虽然英国、美国向来是澳洲酒类的重要市场，大卫·甘却相信亚洲等新市场的开放是奔富集团发展的大好时机。他改变了传统的酒类出口是国内销售的副业、是将销售不出的酒类拿到海外推销的观念，变被动为主动。“奔富”的哲学是：“先去了解国际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供应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就要想办法开发受市场欢迎的产品。”

在谈到“奔富”在亚洲市场的现状时，甘说：“亚洲地区‘奔富’酒业最大的市场是在海外地区的阿曼、阿联酋等国。但香港、新加坡等地的销量也在飞速增长。”现在，奔富（Penfolds）酒由广东白马酒业有限公司总代理经销，已进入中国市场。

在甘的指导下，“奔富”亚太地区的销售代表弗雷迪（Freddie Choong）的工作卓有成效，并为普罗利无醇香槟葡萄汁发现了巨大的潜在市场。甘把普罗利无醇香槟葡萄汁形容为“一种包装精美、酿造精心、高质量、品味佳却不含酒精的香槟。”普罗利香槟最早是为不准饮酒的穆斯林开发酿造的，但是，甘等发现这一产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在1994年北京的一次酒类展销会上，“普罗利”深受各界好评，这使奔富酿酒集团公司决定通过广东白马酒业有限公司在中国总代理经销“奔富”酒系列的同事，销售普罗利酒。

虽然洋酒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并不长，但“奔富”在中国已有几个竞争对手。但甘相信自己公司花几年时间研究中国人的口味、找出中国人喜爱的产品的战略，能使“奔富”在中国立于不败之地。他说，许多西方商人错误地认为亚洲地区多数为发展中国家，便只向该市场提供最廉价的产品。而他却认为，亚洲酒类市场目前虽相对较小，但人们会愿意不惜重金购买最好的产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有这个经济能力。“我们看到，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澳大利亚。这说明许多亚洲人有着丰厚的收入。而且，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有着很强的品牌意识。这正是我们让一流产品率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因。”

大卫·甘相信初期对中国市场研究，能使“奔富”在中国市场长期获利。他认为有三个原因将促成“奔富”在中国的成功，一是有奔富和普罗利这样世界一流的产品；二是“奔富”这样一家杰出的公司在亚洲所做的种种努力，将会使它受到中国人的尊敬，“奔富”正在考虑中国兴建酒类生产和包装的合资企业；三是有白马公司这样一家杰出的代理商，这保证了“奔富”酒类在中国的销售将有继续不断的增长。

“我们将顾客当做盟友和伙伴，苦乐与共，”正是这种顾客至上的原则，使“奔富”成为国际知名的就业集团，也正是这一原则，给“奔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今日的“奔富”并不满足已有成绩，正致力于成为澳洲国际酿酒集团，我们期待着它的又一次成功。

图一：粤港信息日报的相关报导

图二：普多利无醇香槟酒在中国上市，大卫·甘（左二） 亲临面众

图三：广东白马酒业有限公司的杰出代理是“奔富”在中国市场成功的保证之一，左一者为公司总经理William Han韩子伟先生

图四：大卫·甘与澳洲白马William Han韩子伟先生、亚太地区销售代表Freddie Choong佛雷迪先生（右一）正在商议开拓中国酒类市场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