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A股市场独特的“保留节目”——财政补贴，这原本从财政牙缝中挤出来的钱，也即为纳税人的钱，却养肥了一窝“蛀虫”式的上市公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明知部分上市公司犹如无底洞，但财政补贴增长速度不仅没降温，反而大踏步前行。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7成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且政府补贴上市公司的数额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递增，补贴上市公司的金额平均到每家高达4千多万。

凭借上市融资得天独厚的优势，按理财政补贴重点对象应该是非上市公司，为何这一现象倒挂？促进辖区内经济发展被视为地方政府追求的行政目标所在，而轮流“坐庄式”的政治基因注定权力者往往惜爱上市公司，加以重点扶持，组建更大企业集团，这是出成绩的最快捷途径，也是增加或者稳定社会就业的保障。

此外，守不住底线性竞争，迫使地方政府放开更大尺度优惠条件吸引外部资金。于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盈余管理现象。为防止企业外迁，资本外流，既需要源源不断的好处留住企业，也要搪塞好处避免本地企业竞争力消弱。往往这种好处是以财政补贴的方式实现。可见，利益动机绑架了财政补贴。

由于有些财政资金的决策和资金使用并不公开透明，补贴多少并未有统一的标准，导致补贴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权力寻租行为。特别是获得补贴既可以拉升业绩，又可以使企业无成本增收的上市公司，其不择手段的攫取财政补贴，很难让权利者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定力。事实上，“跑技术不如跑关系”已成为企业普遍心态，即便补贴资金的七、八成用于“公关”，但对于企业来说也值。

于是一遇“灰”，财政“红利”转眼变成了权钱交易的“黑金”。即便财政从牙缝中挤，但是挤挤总是有的，越挤越多也不足奇怪。权利者自由裁量权越大，其间隐藏的猫腻就越多。

对于上市公司随意补贴，尤其是对陷入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提供大笔补贴，这对市场正常运行机制形成严重干扰。但当产业衰退或出现突发因素时，上市公司经营困难背后攸关大量失业。如此一来，政府将不得不支付相应的失业福利保障金。

无论那种情景，政府都成了最终兜售者。其实，财政补贴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手段，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补贴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政府通过干预市场决定收入分配的过程，达到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的。目前即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离不开补贴这种手段。而根据美国的经验和现状，未来财政补贴行为并不会减少，相反规模上还会增大。

财政补贴存在与否的矛盾，实际上凸显的是经济博弈行为。当政府补贴的金额低于支付给失业保障金额，则获得公共的净利益，反之则相反。从目前情况来看，补贴的实际效果已与政府的初衷完全背离，不合理的财政补贴补了商家的碗，肥了官家的口，却伤了纳税人的心。

上市公司融资未达到监管层的条件需要地方政府补贴，濒临退市更需要补贴，吸引高科技企业落户中国特色的盈余管理需要补贴，符合政策方向必然要补贴.....背负巨大的补贴包袱已成为财政支出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与企业掌握的信息完全不对称，企业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政府的钱财，置公共利益于不顾。

财政收、支决算总体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诚如上述而言，补贴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博弈行为。政府在补贴的决策之前，评估补贴的利益得失，权衡利弊显得十分必要。如何让政府资金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才是补贴的行为动机，而非参杂复杂的利益动机。

国内几乎所有的实证分析已证明，政府对上市公司使用财政补贴，虽然扩大了企业规模，促进了企业的科技创新，但对提高企业效益的作用并不明显。也就是说，补贴令上市公司竞争力下降。因此，破解上市公司患上的“补贴依赖症”，政府的补贴必须要求获得相应的回报。

财政支出拔算解构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要让接受补贴的资金企业明白一个道理，政府的补贴其本质是购买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并非无偿的。只有权责明确的确认接受政府援助的上市公司应尽相应的职责和义务，才能避免对财政补贴过度依赖症。以往政府给予的补贴就是没有约定责任，导致上市公司在资金预算上软约束。

对于一部分上市公司，由于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亏损严重，早已成为地方财政的繁重负担。减轻这一负担的有效途径就是明确界定上市公司的有效覆盖面。作为回报，政府可以获得相应的有价股票期权。

只有这样下定决心做出这样的选择，才能从体制上解决政府经济职能转变问题，才能把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用到基础性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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