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术不端之一例（下）

勃雷是如何批判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呢？勃雷在该书第八章《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和《结语》中，有这样的几段精彩论述，颇发人深省，如果，把勃雷的话和现实联系起来，就更会让我们看到勃雷的先见之明，而这勃雷对暴力革命结果的论述，恰恰是马克思所没有意识到的，甚或故意回避的。在对暴力革命的论述上，我们说，勃雷的见识远远高于马克思。

勃雷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中说：“一切这些有关人类品性以及环境对于人类品性的影响的探讨，就明明指出了现在社会各阶级的习惯与偏见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尊敬和轻视的感觉，都是由于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另一阶级相比以及围着每一阶级的不同情况所产生的。所以这是必然之理，亦是普遍的经验所已经证明了的——倘使各阶级的人的地位与处境都是颠倒过来，他们的品性也都要改变过来的，并且今天的匍匐屈膝的奴才就会变成明天的惟我独尊的暴君。一切的人都是由一种物质和一种性质所形成的。他们是由现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划分为贫富两个阶级——造成暴君与奴隶。这种贫富阶级的划分之所以能够保持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富有的阶级是有了较优美的心身品质，而是因为双方的交换是不平等的。

    历史对我们指出人在掌握有关他的生存和幸福的各种情况上的功绩，真是微乎其微，他是已经这样可怜地犯了罪且受了苦。他一直是盲目地毁坏了财富并且使他的同伴流了血，推其原因，只是因为他的同伴所感所想的也正会与他自己——倘使他的地位和他所受的影响是与他的同伴一样的——所将感到的与想到的一样。这种必须铲除的对于任何人的横暴和迫害，并不是存在在人的身上，而是存在在制度之中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倘使一个徒有其表的革命，推翻了专制政体，而对于专制政体之所由起的社会制度，却是原封不动，那么这一种革命所做到的和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将权力从一个人或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阶级罢了；因为后者仍旧是像前者一样，其所受的影响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们一定会使这一个表面上似乎是破坏了的暴虐政治又再复活起来。倘使要彻底毁坏每一种专制政体和暴虐政治，就必须先行毁掉这种暴虐政治的根本原因——这个友爱之邦的范围是能从家族与朋友推广到国家与整个世界的。不过那些将人对人的友爱限制在一个阶级的小圈子里面的社会制度，是必须先行去除干净的——并且只有将各种社会设施完全根据权利平等的广大原则，一一都建立起来，才能完成以上的一切使命”。

勃雷的本段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暴力革命后，假若无产阶级的地位不改变，或者创产生了一个新阶级，“互相交替地压低这一阶级和提高那一阶级”，那么，暴力革命后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专制社会，仍然是一个无产阶级受到欺压的社会，仍然是一个成为“专横和憎恨的温床”的社会。因此，勃雷告诫那些无产阶级：“倘使有人告诉生产者们去想法夺取政权——去争取这一种或那一种ZF措施——他就应该向一切要领导他的人打听打听：“这一变革会减轻我的劳役么，会增加我的享受么，会增多我的独立么，会担保我的工作和报酬一直到老么，并且还会维持我舒舒服服地一直到死么？”我们之所以要求变革，无非就是要得到这一切罢了，并且凡是与此相反的情形，亦就是我们所要去救治的”。而假如夺去了政权后，生产者阶级的一切如故，那么，这样的暴力革命，绝对没有什么意义，对生产者来说，只能是带来无谓的牺牲和更大的损害！

因此，约翰勃雷说他赞成说服的办法，不同意暴力革命，他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我们可以有二种方法来完成单纯的ZF改革：第一是用说服的方法，第二是用强迫的方法。要使人民革命能有成效，总是要先行说服，然后方可继之以暴力；因为暴力只能建业而不能长期守成。在人民不知人权为何物时，固然是可以劝导他们或强迫他们服从专制政治。在他们略有这种知识或者了解到一知半解的程度时，他们就很有可能要推翻他们的ZF了；但是，倘使他们是这样地成功了的话，他们几乎一定要失掉他们的一切胜利成果的。只是在有关原理的知识广泛地传播开了以后，并且要求改革的欲望也像这种知识普及了以后所将要求的一样，那么这一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了，并且也没有一种与人民大众的力量相对抗和相敌对的力量，能够存在得这样长久了。
　　但是，受压迫的人的力量，在它与压迫者的力量交锋的时候，固然是所向无敌的，可是在已往的记录里边，竟没有一言一语提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曾经得到过他们的力量替他们赢得的胜利的成果。他们所已经做过了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他们所推倒的东西的碎块断片，将一种改头换面的暴政又建立起来；并且只要他们对于不平等交换的原则和一切暴政由以产生的不平等情况一天置之不顾和不加约束，那么他们的一切努力，或者是诉诸武力，或者是一时破坏专制的ZF，就将一天不能推动真正自由的前进。正确的救治方案的成立，并不在于一个ZF的破坏，而是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毁灭；所以我们将要利用的正确工具是理性而不是暴力——是信服而不是强迫——是收购而不是抢劫——是有系统地应用一切联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无纪律的乱动”。

反对暴力革命的勃雷和后来者马克思的观点可谓是针锋相对，而一味提倡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是否没有注意到，不能改变阶级地位的暴力革命，对生产者阶级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主人，而没有彻底的改变他们的命运？尽管马克思说要消灭阶级差别，可是，利用暴力革命，消灭的只是旧的阶级，并不能消灭阶级本身和阶级差别！在是否用暴力革命来改变无产阶级地位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见识远远低于约翰勃雷！

当然，约翰勃雷的理论也有其不足，和马克思一样，他也只是笼统地提出要实行劳动普及和财产共有，但是，在财产共有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运转，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措施，就像马克思，只是说要搞计划经济，官员民主选举，人民当家做主，可是计划经济具体如何操作，官员如何民主选举，无产阶级是如何体现其统治者的地位，马克思同样语焉不详！

尽管约翰勃雷有着许多不足，但是，他绝对不是马克思多说的政治冷淡主义者，也绝非是替剥削者说话，维护剥削者利益的人，马克思对布雷及其思想的批评，用诋毁来定义，绝不为过！而马克思在其文《政治冷淡主义》中的学术不端，绝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不能迷信权威，同是，也更可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

当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探讨马克思的学品格到底如何？是不是就如我们平日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瑕！

草作于2014年8月24日  于从吾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