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旭东所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明道”：明中国变革之道，明振兴中华之道，明长治久安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基于理论分析、历史视角及全球视野，系统考察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避免改革失败，实现成功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以便从宏观上把握并洞察国家改革、发展、创新的大趋势，从而为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切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避免改革逆转和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1978年邓小平创导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实践探索，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相容的发展强国道路，拉开了中国170多年来最辉煌的历史篇章。尽管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作为人口规模超10亿量级的经济体，中国能实现持续30多年近10%的增长，并使约5亿人口摆脱贫困，接近当前整个欧盟的人口规模，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也初步实现了由原先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非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从改革初期的8.78%发展到目前的超过80%，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时至今日，中国的诸多经济总量指标已跃居全球数一数二的位置，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然而，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大大限制和压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的双重体制造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如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问题（如社会公平正义严重不足）也十分严峻的“两头冒尖”状况。其根源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政府“过位”、“缺位”和“错位”大量存在，新旧矛盾纠结，利益藩篱交错。再加上思想界、学术界及至整个社会在国家发展方向上众说纷纭，严重对立、交锋，中国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其中，有的认为问题是由改革造成的，继而否定改革；有的认为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深层次改革；有的则认为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还有更多人根据自身利益受损或获利多寡来否定或支持深化改革。

       两条不同的道路

       现在，摆在国人前面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限制政府不应有的过多权力，建立完善国家现代治理制度，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造就有限政府、有效市场和法治社会；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继续让政府统御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维护从设租、寻租中获利的少数特殊既得利益，权力与资本在合谋中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垄断，最终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道路的不同，所指向的前景更是不同。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和路径上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历史性选择，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改革，由此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可以说，2013年是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1984年做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几个重要年份之后，又一个改革和开放再出发的关键时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一轮改革中具有奠基意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论述，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但也有不足和未尽之处，对系统性的改革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综合治理的重视不够，一些提法存在内在冲突，如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目标不兼容的。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处于正在进行时，依然充满着诸多的未知和挑战，难免会出现认识不足和舆论杂音。因此，理论探索需要先行，思想需要进一步的解放、再解放，促进理论创新。没有思想解放，没有理论创新，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现在和未来的改革也依然如此。鉴古可以知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重新检视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哪些是独特的，哪些是共通的，深刻剖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和难点，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路线图、关键点与突破口。

       面向未来，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能丢，通过理性思考，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和探寻解决应对之策。在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并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如何避免坏的治理体系，走向好的治理体系，从而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如何避免坏的社会规范，走向好的社会规范，使之良性互动，实现科学发展？继而，如何建成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实现民主政治，富民强国，让中国长治久安和实现现代化，使之全方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需要政府官员、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来理性思考和推动。

       基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思想、方法与国学智慧，通过历史大视角和国际宽视野的纵深横阔考察，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实践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比较，理性、严肃而不失激情地系统论证和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制度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力图向读者揭示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内在逻辑和成功改革的方法，从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理解。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决策、宏观政策制定的内在机理，旨在说明经济活动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更好地前瞻国家经济政策变化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向，从而更好地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脉搏。

       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特点和新颖之处，就是系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机制设计理论关于资讯和激励的核心思想，将一项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稳定和创新；一个制度安排所需信息是否复杂、过多、易对称；个体与集体间的激励是否相容以及能否导致资源有效配置、不断激发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公平与正义等，作为考察一项改革内容优劣、利弊的判断依据，以此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上的治理边界，从而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改革及其制度创新过程。这种建立在微观基础（经济人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资讯和激励的视角来系统地研究中国改革这一宏观主题，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赋予经济学分析解释，在国内外同类领域著作中，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澄清一些理论认识误区

       同时也希望澄清一些理论认识误区，包括所谓“中国改革之谜”及“中国模式”论，后者将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终极发展模式。这些理论认识误区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在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的过度热衷和频繁运用，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导致政府与市场、社会治理边界的混乱，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无法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深层次问题都由此产生。具体而言，对如下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解答，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激起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同仁共同来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道格拉斯•诺思之问：怎样才能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平稳过渡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非理想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如何互动，谁应该先开始？如何看待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异同？

       二、计划与市场的本质差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在哪里？一个国家如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说市场体系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完全一致、激励兼容的？

       三、中国改革之谜：为什么在缺乏现代经济学公认的可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如政府主导、产权界定不清晰、法治不健全等）下，中国经济能取得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些大的变革，如王安石和清末维新变法无不以失败告终，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中国改革贡献了哪些经验？

       四、“中国模式”与中国路径：改革成就巨大是否意味着中国已找到一个与现代发达社会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终极发展模式？政府对社会经济高度介入和干预的“中国模式”能让中国实现富民强国，长治久安吗？初始条件和改革路径的差异，是否意味着一国实现富民强国和现代化的终极发展模式也不同？

       五、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富民与强国，谁先谁后？富民强国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六、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为什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同等重要？如何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上下互动和激励相容？

       七、深层次问题及其对策：中国未来发展面临哪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何应对？

       八、政策调控与制度治理之争：指导和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及所面临的贪腐问题主要是靠制度建设，还是靠频繁地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和行政、党纪手段或国家机器？如何看待经济理论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争论？

       九、联动改革的必要性：为什么要进行系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全方位的联动改革？

       十、政府、市场与社会：为什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如何定位社会自我治理和文化伦理在国家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十一、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十二、改革、发展、稳定、创新：为什么要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加入创新的维度？如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国际体系追随者向未来世界领导者的转型？

        “道、势、术、时”一体化

       改革不仅需要理念牵引、理论指导，还需要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和用好改革的方法论。改革需要大智慧和牺牲精神，尽可能地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因而，要让改革成功，将一件事情办成，必须实现“道、势、术、时”四位一体的综合治理。也就是，在明了改革的方向和路线这个“道”之后，改革者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重大改革或变革成功还有三大必要条件：“树势”、“优术”和“抓时”。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满足了一个成功变革所需具备的这四个必要条件。

       近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又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引致了许多新矛盾，不断地触碰和冲击着许多人的利益和观念，国人对于市场经济也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也越来越认知到，中国古代先哲如姜子牙、老子、司马迁、孙子、管子等的思想（尽管没有形成科学），不乏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制度有相通之处，是当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与此同时，历史上一些大的变革，也可以为当前在触动既得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变革难度越来越大的现状下，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往纵深进发提供启迪。

       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整体改革的紧迫性、复杂性、系统性，传统的非均衡改革路径显然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如果全方位联动改革的前进势头被扼制，许多方面、领域和部门的局部性改革也将不可能很好地进行下去。下一步，中国需要综合运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各自优势，以更全面、更平衡、更稳定的关联性改革组合，来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按照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即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政府少干预，具体事务无为而治）的治理之道，来合理清晰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文明体制的建设和改革，这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全方位的伟大复兴和每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为此，我们必须要有大局观念和长远眼光，形成上下改革共识。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考虑顶层设计时尤其如此。只有冲破阻力，奋力闯关，才能实现中国人追求170多年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法治、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的改革做了许多战略部署和目标定向，但是战略需要战术的支撑，目标需要执行的落实，中长期全方位联动改革的总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制定好这样一个全方位联动改革的落实蓝图和行动框架，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