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知识分子的“控诉”
那些曾为张东荪同类的知识分子、学者们，纷纷“控诉”张东荪，他们迅速表明立场、划清界限，对“敌人”踏上一万只脚的狭隘性，似乎丝毫也不亚于文革中的“红卫兵”……
张东荪身边就有好几位这样的情况汇报人，且大多数汇报人当年就已经没有传统道德良心的负担了。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心改造成党要求的阶级的道德良心了。即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
马寅初听了通报后当场即对周培源、汤用彤说：“M主席说张东荪是大坏蛋，要是我就枪毙他了。”
……
1954年元旦刚过，符合选民资格的名单即张榜公布出来了，张东荪的名字赫然在列。知道消息后，张东荪很高兴，对人说：“这次选举真民主，比资产阶级的还好。”然而，看到张东荪的名字上了选民榜，马上就在北大教授群里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声称：“我早已控告他了，怎么还有他的名字？”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提出应该将张东荪从教职工工会和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开除，并撤销张的教授职位。数学教授吴光磊斥责北大选举工作组严重失职。图书馆馆长向达声称：“别人有他犯的一件罪行，早就劳动改造了去了，如果我泄露志愿军出国秘密，怕早已魂归天外了。”
北京市普选工作委员会在 1月4日的《普选情况通报》中记述称：
选民小组开会时，教授们都非常气愤，骂张“竟想混进我们的队伍！”“恬不知耻！”一致提出要“分清敌我”，“剥夺张东荪的选举权！”有些中间教授并检讨了自己对张的选举权曾抱自由主义态度是“思想麻痹”，“缺乏当家作主精神”。只有贺麟（曾被管制）表示“事实如此，非常痛心”，但立即遭到驳斥。现已有二十多教员向选举工作组控告张的罪行。
张东荪也去参加了选民小组会，因受到与会者围攻，据说“时而以手遮目，时而抬头漠视室内书架，神态颇为不耐烦”。轮到他说话时，则说：“我本来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参加选举，我对自己过去的罪行感到非常忏悔，我登记参加选举是为了表示拥护政府，现在既然知道我不应该参加，那就不参加了。”会议休息时，张即离开了会场。
两天后，即1月6日下午，海淀区选举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受理要求剥夺张东荪选举权的检举案件。张东荪原不打算参加，但住在隔壁的原燕京大学的老同事张瑞芹一向和他关系不错，劝他还是去参加的好。孙的意见是，一方面表明愿意接受批评的态度，一方面干脆到会上去表示愿“辞去政府委员的薪金”，争取主动。张东荪虽然不同意现在就主动辞去政府委员的薪金，却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会议。
据委员会整理的会议简报讲述当天会议情形称：
冯友兰、高明凯、吴达元等十余人代表北大八十余名检举人出席控诉。张东荪由其妻陪同到场，情绪紧张，手有些抖。为免于双方对质造成紧张局面，在会议进行约半小时后，宣布休会，令张暂退场，张亦知趣，并要求单独和区选委会主席谈，不在群众面前交代。在所有检举人代表控诉完毕离去后，张进场交代称：“群众所提的基本上是事实。‘三反’中的检讨已送中央，因为不彻底，政府叫我在北大改造；既是改造，就不能不是人民。在选民登记时，我想，如不去登记，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不可改造的人，那我就对不起政府，当时心里很踌躇，看了选举法，应该是贪污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才不给选举权，于是我就登记了。现在群众提出来了，对我更是很好的教育。既然群众是这样，我也只能听从群众的意见。”
从会上回到家里，张东荪告诉家人说，会上北大的人骂得很厉害，“自己学哲学，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北大、清华教授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们，因此结了怨，一犯错误就都来了”。
几天后，市选举委员会通知张东荪，由于张的选民资格受到广泛质疑，张目前不能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接到通知后，张的情绪自然不好，但也无可奈何，称：“实在要剥夺选举权，也没有法子”，“只好等着瞧”。
事情最后也确是张东荪预计的那样了结的：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张东荪等一批被认定有问题或表现不佳的民主人士，通过新的人大选举，彻底被排除在新政府的名单之外了。只是，张东荪因为想要获得一纸选民资格，反倒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了北大教授的众矢之的，最后导致自己不仅没有取得选民资格，反而在事实上成了没有被管制处分的被管制分子。
（www.earm.cn/田成杰/2014-8-2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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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本文改编自该书第一章《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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