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依托大陆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一个民选的香港政府不断挑战中央政府的底线，不能与内地达成和谐的政治生态，未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将受到严重削弱。这一过程中，作为香港最为关键的竞争对手，上海将是最大的赢家。

翻开两座城市的历史，都有着从小渔村向殖民地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涅槃历史；但更加重要的是，两座城市的发展与衰落都没有离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前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治稳定，才出现了两座城市的迸发力量。

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说，香港和上海各有优势，但一个很明显的共识是香港的相对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上海正在迎头赶上。

从人均GDP来看，上海的人均GDP从80年代初的1800美元，猛升至2013年的近15000美元，上涨了超过8倍，而香港的人均GDP也在这段时间增加了6.5倍，到2013年为3.8万美元。从这一水平来看，上海的人均GDP仅为香港的40%，但考虑两地的人口差异（上海人口几乎是香港的3倍），上海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香港，而上海的年均经济发展速度几乎为香港的两倍，这样的赶超效应将十分明显。即使香港引以为傲的金融业，上海也在快速地逼近香港。以银行业总资产为例，香港的银行业总资产到今年5月份达到了17.7万亿港币，约合14万亿人民币，而上海到2013年年底的银行业总资产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考虑到香港银行业的主要客户来自于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融资水平也表明上海在传统金融能力上已经不相上下。

上海与香港的差距体现在其他的很多方面，比如说资本市场的深度，在股票市场的活跃度、筹资能力以及衍生品交易上，上海距离香港仍然有相当的距离，再比如在外汇市场方面，香港的交易量也要高出上海数倍，等等。这些差距既有市场参与者的成熟度问题，也存在监管跟进的问题。笔者相信伴随着大陆相关改革的推进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会很快超越香港。

回看香港，其最大优势仍然在相对透明和成熟的法律制度上，这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是香港最独特的优势。上海也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已开始着手通过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和推进，来逐步拉近与香港之间的距离。事实上，这也正是香港需要担忧的——如果上海更加熟悉国际金融环境与操作并与国际接轨，那么香港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香港在边缘化？

在香港回归的前几年，各种关于回归后的预言不断，港人更是掀起移民潮。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曾刊登文章《香港已死》，预言香港在回归后将日渐衰落，但2007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财富》杂志再次发表文章，坦承当年的预言完全错误。是的，在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现实有力地说明香港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更加欣欣向荣，因为它在依然具有原有优势的同时，又得到了大陆的有力支持。

但另一种担忧又开始冒出来。2004年大陆在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首次出现有关香港的内容，当时引发港人大讨论，“香港边缘化”、“香港被规划”的反对声不断。这反对声其实隐含着港人的担忧，他们担心香港失去独特性并不再重要。

截然相反的是，2010年，在大陆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香港基本不再存在反对规划的声音，甚至积极希望得到规划的关照。只是大陆方面在涉及港澳的时候一向比较谨慎，所以香港并没有真正被纳入“十二五”规划之中。2011年，“十二五”规划正式发布之后，香港掀起了“十二五”规划讨论热，讨论的一大主题，是香港如何更好地利用大陆“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机遇发展自己。

从回归前后的担心香港衰落，到后来努力保持香港独特性的去大陆化，到现在积极向大陆靠拢，担心自己被边缘化，香港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

香港自身的发展也越来越碰到瓶颈，特别是自由行之后。目前香港95%以上都是服务业，服务业主要依赖的一是金融，二是物流。金融受到了上海、深圳的挑战，尤其是上海。物流则因为盐田港等港口的迅速崛起受到影响。

作为最早进入广东，成就广东经济崛起的港资，在今年广东大招商的三大重头戏中却难觅踪影。有香港业界人士担忧香港在广东的地位会有所弱化。曾任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会长的现任立法议员黄定光对媒体表示，港商投资的工业近年在广东有被边缘化倾向，原因之一是港商的投资已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地方政府的偏好，与广东的经济结构调整亦不相适应。东莞的招商指导文件也显示，未来5年，东莞的招商目标将向日资、韩资、台资转移。广东经济结构正出现根本变化，未来香港经济对广东的影响和辐射势将逐渐减弱。

前年，中国创业板在深圳开板，今年，国际板登陆上海的脚步也日益逼近，这被看作是中央送给深圳和上海的两份大礼，对深圳和上海的金融业发展不无裨益。深圳和上海的盛景，不知是否使香港想起了当初H股开通的风光，对比今时今日，恐陡生被冷落之感。

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香港曾风光一时的深水港，也日益受到广州南沙港和深圳盐田港的冲击，再加上上海的人工深水港，香港恐怕在物流方面也会风光不再。因为大陆的开放，香港不再是必需的中转站，和南沙港、盐田港等相比，香港并不具备优势。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早晚有一天香港会被边缘到无物可流的地步。

香港的市场经济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但是受地方狭小等方面的限制，香港的产业转型相对较慢。

可能正是意识到了港人对边缘化的担忧，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6月访港时指出，香港有能力和条件抓住机遇实现更大发展，不会因内地发展而被边缘化，因为香港具有许多周边地区和内地城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比拟和替代的优势。这条新闻在香港地铁内的显示屏中被不断地重复播放。7月底王光亚会见“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成员时再次强调不必担心香港边缘化。

唐英年在公开讲话中表示，很多人担心香港中介作用不断弱化，会被边缘化，这些忧虑归根结底，是基于香港人在全国的发展大局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坐标，搞不清自己的角色作用，而要根治这种患得患失的“信心病”就必须靠心药，“香港要当棋盘上一个有用的棋子，一道撒手锏，而不是棋盘边的弃卒”。但如何当一个有用的棋子？港人似乎还没有界定出自己清晰的坐标。香港好像突然发现，在内地化的过程中，自己正变得面目模糊，并且似乎越来越不重要。

历史的拐点

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个午餐会上致词时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14个年头里，祖国和香港携手走过一段既不平凡、又丰盛灿烂的路。这段丰盛灿烂的路其实走得磕磕绊绊。自回归后，关于香港究竟要走什么道路，香港政界也好，企业界也好，原来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走国际化之路，去大陆化，一种是走内地化之路，和大陆相融合。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3年的SARS，再到大陆放开香港的自由行，大陆对香港经济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带来了香港经济的恢复。对国际化还是内地化的争论开始淡化，和内地相融合，似乎几成必然。香港无法避开内地经济的影响。

香港社会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这个症结，倡议香港应该有比较长远的发展规划和蓝图，在制订这些蓝图时要充分配合国家的发展需要，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种看法正逐渐被社会接受，逐渐成为共识。港人对于同内地的经济融合，从抗拒、到认识、到认同、到形成迫切感，发生了观念及态度的转变。而正是在和内地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港人开始担心自己的边缘化和独特性的丧失。

香港的精英人群对香港边缘化的说法似乎并不感冒，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王泳博士认为，说香港边缘化，是把香港的作用从一个极端拉到了另一个极端，与其说是边缘化，不如说是正常化。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来讲，香港远超内地任何城市。这集中体现在软件上，像市民的知识层面，思想观念，专业技能，制度意识等方面的发达，还有各种工作的人性化和对社会多样化群体的足够尊重等等。王泳认为，如果硬要加一个数量级的话，香港社会大概要比大陆先进30年。可以对比一下社会问题，看大陆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香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李彭广认为，内地和香港平分秋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时香港的一枝独秀是历史特殊原因造成的，是不正常的，并不是香港衰落了。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认为，90年代，大陆的贸易都经过香港，但是当贸易量增长的时候，上海及其它地方都兴建了很好的港口，香港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香港作为贸易中心的角色从来没有减弱。在2010年，中国所有贸易结算中，67%是通过香港中介的。去年，57%的投资来自香港。所以香港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已增长至今年4月底的5100亿元。离岸人民币存款增长强劲、业务发展迅速，港元发钞量从2001年底的1080亿港元，倍增至2010年底的2270亿港元；2010年港币和外币存款分别增加约2400亿港元。过去20年来，外币占香港总存款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左右。香港市面上越来越多人民币流通，是由于内地游客的使用和流通，是香港旅游业蓬勃的表现。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也认为：“香港和内地正在融合，它作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不存在边缘化危机，而是如何和内地合作的问题。香港刚开始是简单的桥梁，是中介，这个作用会越来越弱，但连接全球市场的某些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也许正如王光亚所说，“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已成共识，那就是香港不再是曾经的香港，它的作用和重要性还有独特性都在打折扣。

矛盾正在看上去繁荣祥和的香港社会内部酝酿。住房、教育、医疗这三个在大陆出现严重问题的领域，在香港也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其中民怨最深的是住房问题。李彭广告诉记者，香港的贫富悬殊比以前严重得多，虽然因为香港有比较好的社会安全网，穷困者不可能低到某个层面之下，但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正在发生变化，香港政府有一些政策，对一般中产阶层是不利的，稳定核心的中产阶层在往下掉。原来香港一部分中产阶层是靠住几年政府居屋，存起一笔钱，才买得起私人住宅，金融危机后，香港停止盖居屋，同时，因为不再建居屋，商品房的需求陡增，目前香港房价已经高到离谱，这批人再买不起房子，开始向底层掉。另外，相当多的经理阶层，在金融风暴后薪酬锐减，但是物价水平却高企。这些人也在往底层掉。

王光亚在和访京的香港大学生交流时，直言香港“成也英国，败也英国”，指在港英治理下，英国人主导香港事务，培养出的香港公务员水平虽高，但只懂接受及执行指令，缺乏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政治设计。香港特首曾荫权7月28日透过网志发表对筹备施政报告的想法，称特区政府的团队无论是问责官员或公务员，都是以香港整体长远利益为依归，同心协力，制定政策。被认为是不点名地回应了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言论。

和回归后选择国际化还是内地化一样，香港现在正面对另一个历史的拐点，即内地化之后，因应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自身的变化，香港要走一条怎样的路，才能既不衍生出内地的种种弊端，又不在内地城市的竞争威胁中落败，并保持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李彭广认为，香港已经从转型社会进入了成熟社会，政府角色应该随之发生改变。

大陆的快和香港的慢

虽然香港面临历史的拐点，自身也在摸索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但作为老牌的国际大都市，它依然走在大陆城市的前面。

深圳是中国当初改革开放的先驱，落下了土地买卖的第一槌，开创了大陆企业股份制的先河。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中心教授曹龙骐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深圳的很多改革都是学的香港，深圳的地铁都要香港承包一段，因为深圳希望学习香港地铁的管理模式，香港地铁是世界上唯一赢利的地铁。深圳最大的医院滨海医院，全部由香港人来管理，因为香港人的很多细节管理非常到位。深圳的服务业中做得比较好的很多也是香港人开的。小区建设基本也是学的香港模式。

谈到香港在中国经济改革中起到的作用，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香港不仅是一个实体的窗口，还是一些新构思的试窗。新的构思想法在香港都可以做尝试，协助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找到自己改革和成长的方法。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在束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是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大陆和香港政体不同，但很多管理模式都有借鉴意义，香港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试窗作用，在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中依然重要，可以再次充分发挥 “试验田”、“防火墙”的功能。

抛开政体不说，只说政府的管理模式。到底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是困扰世界的难题，大陆的政府和香港的政府正是“大”和“小”的典型。大政府自有其优势，大陆改革开放前30年的高速发展可以说就是得益于大政府。郭万达告诉记者，在欧洲，德国的政府相对强势，所以德国得以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制造业，能很好地抵御金融危机。更典型的是新加坡，在大陆经济起飞的时候，新加坡在大陆设了很多飞地，很好地延伸了国内的产业链，这都是政府行为。香港虽然和新加坡一样地域狭小，且比新加坡在大陆更具优势，但并没有设一块飞地，因为香港是小政府，在自由市场方面政府不作为，也正因此，香港制造业大量外迁，造成了制造业空心化，很易受金融危机冲击。

但另一方面，大政府的弊端也很明显，对中国大陆来说，经济经过30年的腾飞之后，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后，管理并没有跟上，大政府的促进作用正在逐步变为阻碍。正是大政府的强势，使得本应慢下来的建设越来越快。在广州-深圳-香港段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中，大陆和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高铁广深段最迟今年底就能开通，而按照香港高铁目前的项目时间表，香港段需要到2015年才能通车，香港段全长其实只有约26公里，要放在大陆，恐怕短短几个月就建成了，而在香港，要论证可行性，要经过香港立法会审议，社会上同时掀起反对的浪潮，反对者有的认为耗资过于巨大，有的认为会破坏生态环境。政府与民间展开了一场近两年的拉锯战。

珠港澳大桥的建设更典型，内地段已经开工一年多，其中人工岛挖泥工程已完成近九成。香港段原定去年初动工，延迟一年多仍未能动工。原因是一位六旬老太反对，朱绮华是香港东涌的一位普通市民，她反对港珠澳大桥的理由很简单，她认为大桥工程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因此大桥一旦建成，将会对她以及及周边居民的健康造成损害。朱绮华的诉讼得到了香港高院的支持，因为她是在正当地行使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对于一个传统、老迈、社会形态固化的发达国家来说，这可能阻碍国家的发展，但对于一直步伐匆匆、过度追求GDP的中国来说，目前正需要这样的制度，让社会慢下来，让个体在政府面前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随着香港和大陆的融合，未来的共同建设会很多，大陆的快和香港的慢会在碰撞中产生新的灵感，让大陆学会慢下来，让香港更充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