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边际机会成本    

　　如果你现在正在想，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有什么关系，说明你的问题是很对路的。所有机会成本都是边际成本，所有边际成本都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是一回事，只不过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罢了。机会成本关注的是一项行为放弃的机会的价值；边际成本关注的是一项行为会使现在的境况发生怎样的变化。和决策有关的任何成本的全名是边际机会成本。

　　所有这样的成本都是行为或决策的成本，都和某个具体的人相关，都是将来发生的成本。

　　

4.6　成本和供给    

　　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核心——用我们的边际机会成本概念来解释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决策。正如需求曲线表示的是人们为了获取某种特定的商品愿意付出的边际成本或代价，供给曲线表示的是促使潜在供应商生产某种特定的商品必须支付的边际成本。在图4-1中，我们用熟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来说明我们的逻辑。　　

　　爱荷华州的一个农民，我们姑且称其为史密斯吧，今年正准备种玉米和大豆。如果他在所有的地里都种上大豆，他能收获14.5单位大豆。如果他全种玉米，他能收获10单位玉米。他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画出了这两个组合，还画出了所有其他可能的组合。土地面积、土壤对这两种作物的适应程度、农业机械化程度、耕种的水平等条件都已经给定。表4-1列出了史密斯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所有实际的组合。

图4-1　边际成本逐渐上升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注：该图是史密斯生产大豆和玉米的可能性边界。他最多能生产14.5单位大豆（0单位玉米）或10单位玉米（0单位大豆），或边界上任一点表示的大豆和玉米组合。请注意这条边界的弧度。它表示生产玉米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图4-1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曲线，而不是直线。这表明史密斯种植每种作物的机会成本都是逐渐增加的。如果他想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他就必须放弃种植和收获大豆的机会。此外，他的农场的一部分土地也越来越不适合种植玉米。沿着这条边界运动代表着一次次权衡，这就是史密斯面临的机会成本。）

　　假设大豆每单位1美元（我们在这个例子中会一直保持这个价格不变，让计算变得简单些）。史密斯能利用的信息不止于此。对史密斯来说，重要的是大豆对玉米的相对价格。他用这一信息和他生产的边际机会成本进行比较，进而决定种多少玉米和种多少大豆。下面的例子很简单。假设玉米卖不出去，即每单位玉米的价格是0。史密斯肯定全种大豆，最后收获14.5单位大豆。为什么？如果他种了1单位玉米，他就只能种13.5单位大豆（我们在沿着生产可能性边界往下移动）。他的边际成本是1美元（即少生产的那1单位大豆的价值）。他得到了什么呢？1单位玉米，市场价值是0。重要之处在于，生产第一个单位玉米的边际成本是1美元。如果每单位玉米的价格是0.9美元，结果会怎样呢？假如史密斯自愿生产了1单位玉米，他会额外得到0.9美元的收入，但是额外的成本是1美元，就是少种的那1单位大豆的价值。在这种相对价格下，史密斯是不会种玉米的。

　　假设玉米的价格也是每单位1美元。现在史密斯可能倾向于至多生产1单位玉米，但肯定不超过1单位。他最多可能会计划生产13.5单位大豆和1单位玉米。他会沿着生产可能性边界往下移动，从A点到B点。他会放弃价值1美元的大豆，换取价值1美元的玉米。

　　史密斯生产第二个单位玉米的边际成本是多少？他将不得不把大豆的产量从13.5单位降低到12.4单位。差了1.1单位，市场价值是1.1美元（我们仍然让大豆的价格保持在每单位1美元）。只有当玉米的市场价能补偿史密斯生产玉米的边际机会成本时，他才会考虑生产第二个单位的玉米，在本例中，玉米的价格是每单位1.1美元。史密斯生产第三个单位玉米的边际成本是多少？他得以1.2单位大豆为代价，市场价值是1.2美元。只有当这一额外成本得到补偿时，史密斯才愿意把玉米的产量提高到3个单位。只有当玉米的市场价为每单位1.2美元的时候，史密斯才会考虑生产第三个单位的玉米。

　　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总结在表4-2中。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当生产者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时候要考虑边际成本。第二，相对价格进一步为生产者提供了其他生产计划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信息。

　　

4.7　供给曲线    

图4-2　供给曲线就是生产不同数量的某种产品的边际机会成本曲线

注：图中的柱形表示生产每单位玉米的边际成本（以美元度量）。史密斯想确认玉米的价格能补偿他生产的最后一单位玉米的成本。因此，如果玉米价格是每单位1.1美元，他就生产2单位玉米。如果价格是1.8美元，就会鼓励他生产9单位玉米。这样，我们就可以画出一条向上倾斜的玉米供给曲线。价格越高，他供给的量就越大，这反映了供给法则。

 

　　我们的第三个结论最好用图4-2包含的信息来表示。图4-2只不过是把表4-2中的信息画成了图。图中的柱形表示史密斯种植玉米的边际机会成本，给定大豆的价格为每单位1美元，然后衡量玉米的市场价值。（第一个柱形的高度是1美元，第二个柱形是1.1美元，依此类推直到第十个柱形，高度是1.9美元。）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玉米的相对价格在每单位1美元以下，他是不愿意生产玉米的；只有当玉米的价格涨到每单位1美元时，他才愿意供给1单位玉米；如果价格涨到了每单位1.2美元，他可能愿意生产2单位的玉米。这条向上倾斜的线就是史密斯的玉米供给曲线。每一个柱形都表示了生产玉米的边际成本。在供给曲线下方的面积代表了史密斯的总生产成本（即把所有边际生产成本加总）。

　　供给曲线表示了某种商品在不同价格下的不同供给量。在我们的例子里，它代表史密斯在不同的玉米价格下的计划产出量。因为他的生产面临越来越高的边际机会成本，所以只有当史密斯期望生产玉米能有更高的玉米价格来补偿的时候，他才会多种玉米。如果他预计每单位玉米能卖1.9美元，他就会生产10单位玉米。

　　这个种地的例子用一种简化了的方式指出了所有供给曲线的基础。供给曲线是生产不同数量的某种产品的边际机会成本曲线。当人们愿意为这种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时，这个较高的价格就会诱导那些拥有或掌控资源的人们供给这种产品，只要他们供给这种产品的边际机会成本低于这一价格即可。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产品价格的上涨会增加供给量，但总的供给曲线不变。

　　

4.8　供给自身也会变    

　　但是供给曲线自身也会变。一旦生产的边际成本发生变化，则总的供给曲线也倾向于变化（或移动）。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或下跌）会抬高（或降低）边际成本，从而导致总的供给曲线移动。较高的边际成本会使供给曲线向上向左移动；较低的边际成本会使供给曲线向下向右移动。至于技术的变化，比如使边际成本降低的技术创新，则会使总供给增加。反过来，技术陈旧则会减少总供给。

　　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另一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导致供给曲线的变化。因为这会激励生产者重新考虑他的生产计划。比如，现在假设大豆的价格从（前面例子中的）每单位1美元降到0.5美元。大豆的市场价值降低了，所以农民种植玉米的边际机会成本也降低了，如表4-3所示。生产每单位玉米的边际机会成本降低了一半。这会使玉米的供给曲线向下向右移动，即总供给增加了。和以前相比，种植玉米的农民现在愿意按较低的价格卖玉米。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在任一价格水平上，农民都愿意供给更大数量的玉米。也许你愿意把玉米供给的这一增长画成图，那么请把表4-3中的数字画到图4-2中。

玉米产量（单位） 边际机会成本（大豆价格保持在每单位0.5美元）
1                                         $0.50
2                                          $0.55
3                                          $0.60
4                                          $0.65
5                                          $0.70
6                                          $0.75
7                                          $0.80
8                                          $0.85
9                                          $0.90
10                                        $0.95
表4-3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前面讲过，消费者对未来价格的上涨或下跌的预期是怎样改变消费者需求的。对生产者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基于预期的。生产者对于产品的价格变化的预期会改变产品的总供给。如果生产者预期6个月之后产品的价格会降低，他们现在就会努力增加产品的供应量，以便“趁着价格还比较高的时候赶紧多卖点”。类似地，如果他们预期6个月之后产品的价格会上涨，他们现在就会选择较少的供给量，从而使供给曲线向上向左移动。推迟当下的供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减少当下的生产量。因为预期未来价格比较高，他们减少的是打算供应给当下市场的数量。

　　最后，供应商总数的变化会使市场的供给曲线移动。更多竞争者的加入会增加总供给，竞争者的退出会减少总供给。一般来说，预期的利润会鼓励竞争者加入，进而增加市场供给。预期的亏损会鼓励竞争者退出，进而减少市场供给，生产者们都在为他们的资源寻找更有利的用途。我们将在第七章里更全面地讨论利润和亏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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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    

　　别把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搞混，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无意将这二者搞混，那么下面要讲的可能只会在你脑袋里埋下祸根。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让我们再来看看史密斯这个农民的故事吧。表4-4列出了史密斯生产前3个单位玉米的总成本、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总成本除以产量）。

玉米产量（单位） 生产玉米的总成本（美元） 边际成本（美元） 平均成本（美元）
0                                       0                                 0                                 0
1                                    1.00                            1.00                            1.00
2                                    2.10                            1.10                            1. 05
3                                    3.30                            1.20                            1.10
表4-4
 

　　很明显，边际成本可以和平均成本大不相同。但是，指引史密斯选择种植更多玉米的不是平均成本，而是边际成本。他应该再多种点儿吗？还是少种点儿？边际成本是行为的结果，它也应该是行为的指南。　　

　　这样商人们对平均成本就不感兴趣了吗？除非他们有足够多的销售收入以弥补成本，否则他们是要亏本的。除非他们预期有能力弥补总成本，否则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从事某种生产活动。因此，他们可能会这样来看问题，即用每单位预期的生产成本和每单位的售价进行比较。但是，请注意，任何决策的预期成本实际上都是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并不一定指一单位产出的额外成本，它也可以指一批产出的额外成本，或者是关于整个生产过程决策的预期额外成本。决策常常使用这种“总括”的方式。

　　比如说，没有人建一家汽水装瓶厂仅仅是为了装一箱汽水。在大多数商业领域里，都有很重要的规模经济的问题，除非商人们看准了一条能大批量生产的路，否则他们是连一个产品都不会生产的。他们根本就不会进入这个领域。他们根本就不会建这个装瓶厂。全部的决策——建还是不建，建多大规模，用什么方式建——在做出的时候都是一种边际决策。记住，边际的数额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所谓产出，甚至可能是你最喜欢去的娱乐场所的销售额，如果那里开门到凌晨两点，而不是一点钟就打烊。

　　无论商人们是否用平均成本考虑问题，他们的决策肯定是由边际成本指引的。在事情发生之后，可以回过头来算一下平均成本，看看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如果未来和过去相似的话，人们也可以从中得知一些未来的事。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了，不可否认，研究历史是有教育意义的，而经济决策总是在当下做出并面向未来。

　　

4.10　志愿兵的成本    

　　我们来看一个和玉米供给截然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很合时宜。20世纪90年代末（正值经济繁荣的时代！），美国军方面临征兵的困境，同时也面临着延长现役人员服役期的难题。1999年，议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弗洛伊德·斯宾思（Floyd Spence）曾说过，军队正面临“绝望的困境，而且每况愈下”。他提议废除志愿兵制度，恢复强制兵役制。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没有强制征兵了。2001年，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被袭击之后，军队恢复征兵的呼声日高。当前，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部署军队，国内的经济又比较景气（当我们2004年夏天修订这一章时），军队恢复征兵制度的呼声比以往几十年都要高。

　　征兵——强迫身体符合条件的青年男女在军队中服役——可能是达到我们需要的兵员数量的“比较便宜”的方式（需要？）。当然，直截了当的强迫常常奏效，但这样做一定是组织军队的便宜的方式吗？

　　肯定有很多人为征兵制度做过辩护，其中一种论证为人熟知，即志愿兵制度*太费钱，这个论证显然不怎么样。国防部和其他部门担心征来的兵和志愿兵的相对成本，他们很轻易地回避了一个问题，即这是对谁而言的成本。我们是在讨论对谁的成本呢？纳税人吗？被征募的对象吗？国会？五角大楼？它们各不相同。

　　对于一个即将成为士兵的年轻人来说，成本是多少？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们贿赂，不断提价，直到他们接受为止。如果马歇尔愿意为了每年5000美元参军，卡洛尔要8000美元才愿意，而菲利普要60000美元才愿意，这些价格就代表了马歇尔、卡洛尔和菲利普的机会成本。对这三人来说，招募他们三人入伍的成本是73000美元，政府当然可以强制他们入伍服役，并发放低得多的军饷，但这只不过是掩盖事实而已。

　　机会成本是关于放弃了的其他就业机会及其他价值的函数，后者又包括生活方式、对战争的态度、勇敢或胆怯的程度，等等。当政府需要军事人员时，可以把报酬提高到正好能招募到所需的兵员数量，事实上，这在某种意义上正好会使征兵计划的成本最小化。因为招募到的正好都是服役成本较低的人，像马歇尔这样的人，但绝不是菲利普这样的人。而在强制兵役制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只会是一个巧合，可能性极低。图4-3是对这一问题的简洁的论证。

图4-3　志愿兵的供给曲线

　　这张图画的是志愿兵的供给曲线。它总结了不同的价格和供给数量的对应关系。有人说，人们不会自愿拿性命冒险，这已经被人们的实际行动驳倒了——无论是当兵，还是当警察，甚至是高空作业修理工，这些职业都有人做。不管曲线的位置到底在哪儿，也不管其斜率具体是多少，反正这条线一定是向上向右倾斜的。有些人（他们认为其他的选择没什么价值）会在工资很低的情况下选择当兵。但是，基于我们的假设，只有当年薪高到16000美元时，才会招够300万志愿兵。这就是说，每年要支付480亿美元的工资。但是，纳税人不愿意看到税率提高，国会也不愿意批准这类巨额拨款。国防部的人非常在意国会议员们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他们可以把这笔令人沮丧的支出砍掉一半，每人只付8000美元，强制入伍就行了。现在公布出来的成本只有240亿美元了，为减掉的成本欢呼吧！

　　但是，对构成武装力量的这些人来说，成本又是多少呢？根据我们的假设，对那些志愿兵来说，志愿兵部队的成本是300亿美元。这个数目就是在供给曲线下方的面积，兵员数限定在300万人，也是入伍青年放弃的其他机会的价值总和。其间的差距，由政府支付的180亿美元，是一种财富的转移，即从纳税人向一部分志愿兵的转移，这些志愿兵本来为了较低的工资就愿意从军，然而他们得到了较高的工资，这一工资水平是招募到300万名志愿兵所必需的。

　　对那些被强制入伍的人来说，这样一支征来的部队的成本有多高呢？具体多高不好说，只能说肯定比志愿兵部队高。除非正好招到志愿兵役制下愿意服役的那些人，成本才可能低到300亿美元。这种事情可能性极低。从需求曲线顶端征来的人越多，换句话说，从需求曲线底端征来的人越少，强制兵役的成本就越高。比如，一个人愿意在年薪9000美元的情况下当志愿兵，但现在只能得到8000美元年薪。他拒绝参军，后来也没有征到他。而一个在年薪24000美元的情况下才会当志愿兵的人却被征召入伍，拿8000美元的年薪。结果是，纳税人省了16000美元，因为在志愿兵役制下，这个人的服务原本每年要收24000美元，现在只收8000美元了。但是，一个机会成本24000美元的人取代了一个机会成本只有9000美元的人。站在服役者的角度上，这意味着增加了15000美元的成本。征兵制度没有减少维持军队的“成本”。这样做只是把成本从纳税人头上转嫁到服役者的头上。在你看来，这也许是征兵制的缺点中最小的一个，也许你头脑中为其预设的优点会盖过这一缺点。但是，至少经济学家可以指出这一后果。

　　这时，教室后面又传来了那个烦人的声音：“那么爱国主义呢？难道我们不是都该尽自己的一份力吗？”

　　可能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即使在战时，适龄人群中也有半数以上或是因为身体原因，或是因为职业原因免于服兵役，还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缓役。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工业界的做法，把机会成本付给当兵的人，我们就能更好地“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事实上我们确实有爱国主义的感情。如果有足够多的爱国主义，我们能招募到的志愿兵可能就会把服役看成是爱国的责任，愿意以零成本或仅仅以名义成本服役。这样的人肯定有不少，但是肯定远远少于我们所“需要”的兵员数目。光靠这一点肯定不行。我们在前面几小节中曾提到，机会成本是其他机会和“其他各种价值”的函数，爱国主义就是价值之一。爱国主义情绪越高涨，吸引志愿兵入伍服役的货币成本就越低。

　　

4.11　供给价格弹性    

　　弹性的概念对于供给和对于需求来说是同样重要的。正式的定义一样，供给价格弹性等于供给量变化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化的百分比。根据供给曲线，价格和数量是同向变化的，这反映了要想吸引供应商提供更大的销售量就要出更高的价格。如果供给量变化的百分比大于价格变化的百分比，供给就是相对有弹性的；如果供给量变化的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化的百分比，供给就是相对缺乏弹性的。

　　本书把完全无弹性的需求曲线归于天方夜谭——这是一个不存在的现象。完全无弹性的供给曲线则是另一回事了。尽管当商品价格上涨时，需求量立刻就会变少，但是供给量却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变大。潜在的供应商们会重新组织他们掌握的资源，最终会针对较高的价格提供更大的供给量。

　　为了生产某种特定的商品，如果不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就能得到额外的生产资料，这种商品的供给曲线就是接近完全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轻微上涨会使供应商增加大量供给。

　　图4-3中描绘的志愿兵的供给曲线是一种中间情形。价格弹性在线上不断变化，从7000美元和9000美元之间的2.0下降到23000美元和25000美元之间的1.2。（如果你想自己检验数字的正确性，在计算变化的百分比时把变化的两点之间的平均值作为比较的基础。）

　　稍停片刻，确认你已经理解了供给价格弹性的概念。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正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相对弹性决定了不断变化的情况对商品交换的数量和价格有何影响。

　　

4.12　用成本论证正当性    

　　对于那些警惕性不高的人来说，针对成本的经济分析是一件很不可靠的事，因为成本常常具有伦理和政治的维度。很多人似乎相信卖方有权收回成本，无权把价格定得远高于成本，如果他们把价格定得比成本高或者比成本低，就差不多肯定是在追逐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法律当中，成本的功能是论证正当性。例如，法律规定的价格控制，通常在成本上升的时候允许提价，而如果不能证明是成本上升的原因，则禁止突然提价。如果政府机构认定一家外国公司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那么这家公司就会被指控为“倾销”而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成本变成了正当性的标准，而不再是决策的真正原因，所有关于成本的陈述都必须加以检验，看看是不是为了某个特殊目的所做的辩护。

　　一般认为，价格应该和成本密切相关，因为成本可能代表了某种真实的、不可避免的东西。连那些强烈支持控制房租的人都会同意，当取暖的燃料价格上涨的时候，应该允许房东提高房租。如果仅仅是公寓的需求比供给增长得快，他们肯定不同意提高房租，如果他们同意，他们也就不会支持控制房租了。因为和成本无关，所以提高房租就是“敲竹杠”、“囤积居奇”和“剥削”。但是租金的上涨同供暖费的上涨一样，都和成本有关联。当租一间公寓的需求上升时，房客为了租到有限的空间竞相报价，这就增加了房东把房子租给某一特定房客的成本。一个新的求租者为了租到一间三楼的公寓愿意出的价钱是房东给现在房客续租的边际机会成本。这种情况看起来和燃料涨价不同，但实际上是一回事。燃料的成本最终也是取决于互相竞争的用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成本终归是供给与需求的结果。后面两章还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简短回顾

　  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反映了人们对其他机会的价值的估计。任一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都取决于人们在衡量了所有可选机会之后做出的选择。

　　成本是某人放弃的机会的价值。要调和对其他决策成本的不同意见，往往先要就讨论的是谁的成本取得共识。

　　当下的决策无法影响过去的支出：沉没成本与决策无关。与决策相关的成本都是未来的事。

　　机会成本必然是边际成本：它们是伴随一项行为或决策而来的额外成本。

　　供给取决于成本。（什么不取决于成本呢？）但是，供给的成本是由于供给这种东西放弃的其他机会的价值。经济学理论主张把成本概念表述为：所有与决策有关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选择这条路（而不是另一条）放弃的机会的价值。

　　供给曲线向上向右倾斜，这是因为要说服资源拥有者放弃当前的活动转向其他活动，必须出价越来越高才行。

　　凡是能改变生产的边际成本的因素都会使供给曲线移动。如果供应商的价格预期发生了变化，或者一个行业内供应商的总数改变了，市场的供给曲线也会移动。

　　供给价格弹性是供给量变化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化的百分比。

　　认识到“事物”没有成本，可以平息很多对某种东西“真实”成本的争论。只有行为需要以其他机会为代价，所以只有行为才有成本。

　　切记要时刻提醒自己：“对谁而言的成本？”“做什么事的成本？”这样做会使你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4 17:42:00编辑过]

第5章  供给与需求（上）

5.1　市场是竞价的过程

5.2　交易成本，又来了

5.3　产权和制度

5.4　货币价格的协调作用

5.5　基本过程

5.6　竞争、合作与市场出清

5.7　改变市场条件

5.8　信贷市场

5.9　竞争源于稀缺性

5.10　过剩与稀缺性

5.11　市场过程和中央计划

延伸阅读： 时间偏好和利率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已知的富裕社会里，专业化都是标志性的特征。亚当·斯密在观察18世纪英国社会出现的经济增长时，曾作过如下的反思：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斯密认为，当一个社会的成员掌握了有效的专业化能力，能把他们的劳动“分别”开来，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富裕。

　　劳动分工——专业化——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一章中，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提出来了。在第二章中，我们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考察了专业化和交换的动机，以及专业化造成的机会和财富的增加。我们称之为“比较优势法则”。但是，生活在富裕的、高度专业化的商业社会中的人们究竟是怎样互相鼓励，才会采取这些互相关联的行动，最终生产出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产品和服务呢？

　　主要问题在于我们的所知极为有限。专家，究其本质，也不知道所有事的做法。（你能否举出一个人，不管叫专家也好，叫别的什么名字也好，他的确知道所有事情的做法，或者至少能有效地发号施令，让每个人高效地生产商品及提供服务？）事实是，每个人的确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他们对其他无数的知识和技能都一无所知。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一支普通的2B铅笔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在真实世界中，这却是真真切切的。

　　这事初听起来好像很疯狂，还是突破常规好好想想吧。在铅笔厂中，一旦木头、石墨、橡皮、油漆、胶水、锡包头、适当的工具和机器全部到位，很多专家都知道如何把铅笔做出来。但是铅笔生产线上的专家不知道那些基本的投入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想想木头吧。伐木工人需要把树木伐倒。他们要依赖特制的高科技设备，还需要穿衣、吃饭、喝咖啡、看病以及其他种种产品和服务，有了这些才能好好工作。伐木的设备有一部分是用钢材制成。所以铅笔当中还有钢厂工人的一份辛劳，他们本人却未必知道这一点。钢材生产又要用到铁矿石，铁矿石如果不是由其他专家从国外进口，那么多半是从密歇根的上半岛铁矿开采的，首先通过苏必利尔湖铁路和伊什佩明铁路，然后由轮船沿苏必利尔湖和密歇根湖南下，运到加里、印第安纳等港口。火车是谁造的？还有铁轨、轮船、船员们吃的各色食物，又是谁做的？更不必说肥皂、卫生纸之类的了。是谁生产了燃料、建造了港口、发明了复杂的导航通讯系统？答案是无数其他专家，他们追求各自的比较优势，依照他们有限的知识和技能和其他学有专长的人进行合作。

　　想象一下，为了生产出一支普通的2B铅笔，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有多少不同种族、肤色、信仰的人为之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他们的意见、技能、目标又有多么大的差异。人与人之间互相并不认识，甚至可能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但是2B铅笔生产出来了。而我们消费者呢，都知道上哪儿能买到便宜的铅笔。

　　市场的奇迹，很多人已经有过准确的描绘，就是数以亿计的人在互相不认识的情况下能够合作，不但生产出了2B铅笔，而且生产出了数目繁多的更为复杂精巧的产品，还使这些产品能够随时都供应充足。人们的合作，并不是服从某个像国家计委那样的机构颁布的全国性的综合经济计划。政府的角色要有限得多。回想亚当·斯密所说的“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政府的重要职能在于贯彻私有产权以及监督合同的履行。只有这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得到确立之后，那些不计其数的交换才可能发生。

　　人们经常认为这个井然有序的交换网络是理所当然的。（“你的铅笔用完了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第一章里讨论过平稳有序的车流（就连车流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市场体系当然要比这更复杂。虽然市场的有序性看起来很神奇，但是它并不神秘。在交通系统中，红绿灯是协调各种车辆的信号，在商业社会中，帮助人们协调各种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的关键信号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价格。价格在市场中形成，并给人们传达了各种重要的信息和信号，还有激励，使人们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市场价格在供求双方的博弈中形成，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已经分别作过介绍。在这一章中，我们把供给和需求放在一处，描述市场过程的原理。

 

　　

5.1　市场是竞价的过程    

　　很多人认为，“市场”就是一个地方或广场，就像圣路易的盖特威中心举办的各类奇异收藏品展览，或是堪萨斯城博览会上的牛拍卖会，或是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场遍布全球各个地区，上面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市场现在已经延伸到了虚拟的网络空间。正式的市场可能发端于中世纪的村镇集市，但是在当代，如果把市场仅仅看作一个地方或是广场是远远不够的。

　　财经类的记者们使用很多混杂的隐喻来描述市场，使得市场听起来常常像一个人。我们在晚间新闻或是财经频道里经常能听到某某专家说，华尔街对于最新的经济数据感到“兴奋”或是“紧张”，还说股票市场“希望”或是“期待”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代表美联储宣布降息。也许，当某一天条件成熟时，一个专家还会报告说：“股市醒过来时发现身上浮肿，后来又剧烈痉挛，头疼得厉害，今天打电话来请了病假。”尽管这种表述会让新闻听起来更有趣，但是，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只有个体才会希望、期待、痉挛或头痛，而市场不会。

　　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使用一些会误导别人的隐喻。他们经常说市场体系是“自动”的或是“能自我调节”的，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市场没有人的干预自己就能如何如何了！很多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好像市场是某种机械化的东西，比如恒温器。这样说是错的。市场体系完全是由需求方和供给方组成的，供求双方都是活人，追逐着各自感兴趣的计划，根据面临的相对稀缺性进行节约，并按照各自的需要谈判和交换，获取各自想要的东西。

　　关于市场的这些常见的错误表述，我们要尽量避免。市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地方，一个东西。市场是竞价的过程。当经济学家使用供给和需求这样的术语时，他们的确是在讨论人与人之间这些持续不断的谈判。想想网上各式各样的交换吧。

　　大量的谈判不是在开会的讨论中，而是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在各种交往中经常要竞价。这些竞价过程通常预设了一些定义明确的游戏规则，也预设了明确的产权归属。我们参与谈判时，会把大多数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往往不需要问：“如果我给你做了这件事，你会不会给我做那件事？”我们只需要走进一家比萨饼店，找个没人的座，示意服务员过来，点一份中号的比萨饼，再告诉他加青椒、黑橄榄、多放奶酪。服务员不会问我们会付什么，他只是假定我们会付该付的价钱。

　　

5.2　交易成本，又来了    

　　让我们回想一下第二章讲的交易成本的概念。有时候，人们想做某些事情，而且如果有人来做，他们也愿意付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事儿就真的有人来做。尽管需求者认为付出的价值已经够大了，足以弥补供给者的机会成本，但事情未必能做成。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到过这种情况。每天有几百个人骑自行车过一座桥。偶尔会有交通事故造成的玻璃碎片溅到自行车道上。几百个骑车的人第一次遇到满地的玻璃渣时，每人都愿意出1美元让人把路面扫干净。也就是说，骑车的人总共愿意支付几百美元来让人扫马路，实际上，很多人为了几美元就愿意来做这件事。然而，几百个骑车的人可能每天路过那片玻璃渣，日复一日，直到玻璃渣被风吹散或者被其他车辆带走。这显然是合作的失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发生这种事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太高。光是需求者愿意付钱，供给者也觉得可以接受，这还不够。还得有人安排实际的交易：从骑车人手中收钱并负责扫马路。这事可没那么容易，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如果这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就不会在自行车道上看见那么多玻璃渣。一个有心人会想到从这个失败的合作中赚钱，他决定在马路边把骑车的人一个一个拦住，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证明自己的诚心，还要引导他们承认很愿意看到玻璃渣被扫干净，最后要说服他们每个人交纳一定数目的钱，以反映他们的强烈愿望，整个过程中，大多数骑车人都在纳闷，为什么他们要为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付钱。

　　这种合作失败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在供求双方之间安排合约或交易契约的成本。

　　为什么那些开着带有空调和高级音响的小汽车的人不下来清理玻璃渣？为什么有些人下班回家时被堵在路上，他们满不在乎，却也不下车帮那些时间更紧的人清理路面呢？交易成本可以解释这一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对环境有深切、真诚的关怀的人们反而会坐视环境恶化。交易成本的概念使我们懂得，为什么在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选民经常连马路都扫不干净。对于那些正在从中央制订计划、官僚控制决策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来说，交易成本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解体了。当时，经常有报道说农村有庄稼没有人收，烂在地里，同时，城里的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没有人把粮食运进城，满足人们巨大的需求呢？官僚体制的崩溃不足以解释这一切。人们应该有能力把粮食从地里收起来，送到饥饿的人手中，这一点即使没有上头的明确命令也应该能做到。

　　人们会设想这样的事。然而，要想得仔细点、具体点。这些要被糟蹋的粮食是谁的？谁有权来收割这些粮食？谁拥有收割设备？谁有卡车把粮食运到城里去？卡车用的燃料归谁所有？粮食到了城里由谁来分配？光凭事实——一边是要烂在地里的粮食，一边是城里饥饿的人们——并不能使粮食从农田运到城里的粮库。负责的人首先应该得到适当的信息和激励。

　　交易成本能解释“浪费”的情况。浪费一词是加了引号的，因为事情是不是浪费还不清楚。如果把粮食运到消费者身边的成本高于粮食本身的价值，那就应该让粮食烂在地里，这不是浪费。很显然，事情就是这样。交易成本是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比收割和运输的成本次要。

　　

5.3　产权和制度    

　　这样的事在美国不大可能发生，因为美国的土地、粮食、农业机械、卡车、粮库和零售店都是私有的。游戏规则不一样。在产权明晰的制度下，消息灵通的人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把粮食从没用的地方运到有用的地方，中间可能需要借助他们本来没有的资源。而在产权可以自由交换的制度下，有些人能使这些必要的资源物尽其用，这时资源就会迅速以低成本聚集到这些人手中。

　　不妨把前苏联这种令人泄气的局面和美国在救灾和重建工作中调配需要的人力、拖车、建筑设备以及其他物资的方式比较一下：1992年安德鲁飓风袭击了迈阿密；1998年和2001年，密西西比河洪水淹没了北达科他州的法尔戈、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还有2001年世界贸易中心被袭击后的下曼哈顿。关键的差别在于，美国有成熟的、界定清晰的产权体系，还有，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按照自己的选择交换产权。在美国，多年以来形成了庞大的制度网络，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性的。有了这些制度，人们进行的各种交换，无论是经常性的，还是偶尔为之，其交易成本都能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善于思考的读者会敏锐地注意到，人们之所以频繁地、有规律地进行某种特定的交易，只是因为交易成本低。）

　　再想一想，要是你饿了，买一份你喜欢的比萨饼有多么容易。做一份比萨饼要经过很多交易：盖比萨饼店、种青椒、运橄榄、给奶牛挤奶，还有给这些活动安排必要的赊销限额——一切的一切都要协商。协商成功是因为交易成本足够低。交易成本低是因为这些交易是在一大套制度中发生的，这些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市场的参与者随之降低了他们从事的交易的成本。想想那些专业的生产商，专业的网上零售商，各种服务的专业提供者；财务会计的原则，行路的规则，还有各行业的贸易惯例；银行，信用评级机构，高度组织化的证券交易所；每天报纸上的不同栏目，电话公司的黄页，看一眼就能知道股票经纪人和供应商的电话；普通法的原则，贯彻这些原则的警察，解决争端的法院，还有对法律系统进行补充的私人仲裁机构。

　　在那些计划经济已经失败的国家中，市场体制似乎正在发育。市场体制已经取得的成就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就是在差不多每个转折点上都会遇到交易成本高的问题，这是因为很多关键的制度还没有到位。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在几个世纪中自然形成了各种制度，在这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中，个体的交易者（普通人）能不能设计并创造出这些制度呢？这些制度在别的国家是通过缓慢、渐进的方式逐渐确立其地位的，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能不能很快地把这些复杂的制度创造出来呢？他们能不能尽快克服高交易成本的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呢？人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享受市场经济应许的成果了。前苏联各成员国的改革计划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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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货币价格的协调作用    

　　为什么市场经济中几乎所有交换的发生都是为了钱？为什么人们不以物易物，用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换取他们需要的东西呢？为什么人们卖东西或提供服务都要收钱，工人们领的工资也是钱，即使钱本身没什么用。（就像最近有些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的人说的，“钱又不能吃”。可能，在有些地方，你能把钱用来卷烟抽，只要不犯法。）

　　回答是：钱能降低交易成本。货币是交换的一般媒介。货币遍及各种市场，不管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和仅仅依赖以物易物的市场相比，使用货币的市场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社会上没有货币促进交易过程，安排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得多，因此我们的财富也就相应少得多。（别忘了，财富的定义不是金钱或仅仅是物质财富，而是指一切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只有以物易物的经济系统中，人们得花费大量时间寻找愿意和自己进行交易的人。制作吉他的琴师要寻找农民、制造卫生纸的人、磨坊主、制造工具的人、做胶水的人、建筑承包商等等，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得愿意接受吉他，并以他们自己的产品作为交换。所有用来寻找贸易伙伴的时间都不能用于制作吉他，这样，吉他的产量就会锐减。同理，所有其他商品的产量也会减少，因为其他生产者也得寻找合适的人交换产品。

　　每一次以物易物都伴随着高昂的交易成本，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努力尝试自给自足，即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东西。如果一个社会受到以物易物的限制，没有货币促进交易的话，其专业化的程度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就会变穷。在几乎所有已知的社会当中都存在某种货币体系的演化，即使在条件对货币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货币依然存在，这本身就有力地论证了使用货币的优势。　　

　　货币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优势。交换中的货币量可以作微小的调节，也可以作极大的调节。想象一下，做吉他的琴师在一个纯粹的以物易物的经济中想得到一张音乐会票。他能用1/10把吉他去换音乐会票吗？然后用剩下的9/10把吉他去换一大包炸薯条、汽油或是其他想要的东西，行吗？恐怕不行。他可能还是得先把吉他换成10张音乐会票，然后再把其中9张票换成炸薯条、汉堡或者其他东西。想一想，这里面的交易成本大得出奇！所以佛陀才放弃一切，什么都不要。但是，如果做吉他的琴师把吉他卖掉，收回来的是钱，那他就可以买他想买的东西，多买点或者少买点都无所谓，没有丝毫困难。如果他觉得顾客们愿意比以前多出一点钱，他就可以把吉他的交换价值——货币价格提高一点；如果他想确保销量或者多卖出去几把，他就可以把价格稍微降一降。

　　在商业社会中，微调的能力对于协作是至关重要的。以一加仑汽油为例。如果我们要在星期二下午5点半的时候在自助加油站把油箱加满，这就需要有恰当数目的人，他们具备恰当的能力，对恰当的资源有恰当的控制，他们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进行合作，去勘探、采油、输油、炼油、装车、储存。这个复杂的系统主要是靠人们对货币价格的调整做出的反应来协调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取得上面这些丰功伟绩，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爱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汽油，而只是在推进他们碰巧感兴趣的众多不同的计划而已。他们的努力之所以能互相吻合，是因为有货币价格发出的不断变化的信号来协调这些努力。

　　我们要再次强调，货币价格对于我们的社会运作的极端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公民们的性格特征或道德水准。只要人们想节约，他们就要关注价格，从他们掌握的资源中尽可能多地获取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货币价格帮助生产者计算预期的成本和预期的收益。当然，人们并不仅仅关注货币价格，光看不做没什么意义。相反，当价格变化的时候，人们随之调整自己的行为，为了从价格指示的新情况中“获益”。就这样，人们之间产生了协作，自利（重申一下，不一定是自私）的行为变成了合作。

　　

5.5　基本过程    

　　现在我们来考察需求和供给的过程，图5-1表示的是原声吉他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相比之下，原声吉他并不贵，国内的初级和中级乐手会买这种乐器。注意，市场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这反映了第三章的基本内容——需求法则。当吉他的相对价格下降时，人们倾向于买更多的吉他，当相对价格上涨时，人们就买得少一些。当只有吉他的价格变化时，需求量会发生变化，而总的需求曲线不变。然后，注意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我们在第四章中讲过，供给曲线一般都是向上倾斜的，这说明生产更多的吉他需要更高的边际机会成本。制作更多的原声吉他需要投入很多特殊的资源，从各种等级的云杉、桃花心木到高级技工的劳动。对于吉他生产者来说，他们要获得更多的云杉和桃花心木，就得在竞价的时候压过其他用途，比如做圣诞树、细木柜子、香匣以及其他木制品。人们用这些木料总能做其他的东西。较高的吉他价格会使生产者制作更多的吉他。

图5-1　 原声吉他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注：市场在500美元的水平出清。在700美元的水平下，会有400把吉他过剩，在300美元的水平下，会短缺400把吉他。

　　注意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交点对应的价格是每把吉他500美元，市场上的数量是1000把。在500美元的水平上，注意，需求量是1000把，正好等于供给量。在这种情况下，吉他购买者的计划和吉他生产者的计划是完全协调的。

　　在自由市场中，生产者当然可以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消费者也可以想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们不妨假设，市场价远远高于500美元，比如说，700美元吧。如果吉他生产者计划每把吉他卖700美元，结果会怎么样？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在700美元的水平上，供给量会超过1000把，增加到1200把。（只是供给量增加了，供给并没有增加！）但是，别忘了，市场是由两方面组成的，买方和卖方。卖方在价格较高的时候愿意增加产量，这时潜在的买主会作何反应呢？需求曲线帮助我们找出这个答案：在700美元的水平上，人们会减少预计的吉他购买量。需求量（不是总体的需求！）会降低到只有800把。

　　哪一方的计划能实现？哪一方的计划会遭到挫折？消费者作为总体，能买到在700美元水平上他们愿意购买的所有吉他（需求量是800把），但是生产者会发现他们生产得太多了。他们生产了1200把吉他（供给量），计划全部卖掉。二者的差是400把，生产者不愿看到产品积压在仓库里。这时的市场就不是完全协调的，出现了吉他的过剩。当供给量大于需求量时，就会出现过剩。在我们的例子里，吉他剩余量是400把。在意外发现产品积压的时候，卖方才知道产品过剩了。他们只不过是卖得没有原来预计的多。

　　生产者怎么才能处理掉这些计划外的吉他存货呢？他们可能会拔出手枪，指着吓傻了的顾客的脑袋，逼他们以700美元一把的价格买剩下的吉他。但是，这样做是和自由市场的规则相冲突的。也许一家生产商可以烧掉一家竞争者的生产设备，这样，他就可以多卖了。但这样做也违反游戏规则。也许他们可以影响立法，规定儿童必须学弹吉他，这样也能增加需求，促进销售。这样做是操纵和改变游戏规则，并把游戏规则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改造，但是这需要很长时间，还要有政治策略，是一种开销很大的做法。卖方在自由市场中能做的，也是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降价。

　　的确，我们可以预计市场上吉他的价格会从700美元跌到500美元一把。随着价格的下降，潜在的购买者是很敏感的：需求量（不是总需求！）会从800把上升到1000把。同时，供给量（不是总供给！）会从1200把降到1000把。这时就没有吉他过剩了：买方和卖方的计划完全吻合；市场在500美元的水平上达到完全协调状态。卖方再也没有动机通过降价与其他卖方竞争了。

　　最后，考虑相反的情形。假设当前的市场价格低于500美元一把。在每把吉他卖300美元时，人们会急切地计划购买1200把（需求量），但是生产者只计划生产和销售800把（供给量）。当生产者的生产计划完成后，很多消费者会失望，他们想买吉他可是发现吉他都卖完了。这时就出现了短缺，和过剩正好相反。当需求量大于供给量时，就会出现短缺。消费者会感到短缺，因为要排特别长的队或者发现缺货。卖方会动用计划内的存货，发现他们卖得要比原来预期的多。

　　一个失望的购买者会怎么做？闯进商店偷一把吉他，那是犯法的。往别人的油箱里灌沙子，好抢在别人之前买走最后一把吉他，同样是犯法。但是人们可以出高价买吉他。如果消费者对吉他的报价越来越高，卖方会作何反应？会生产更多的吉他。注意，随着市场价从300美元涨到500美元，供给量会随之增长，从800把到1000把。同时，上涨的价格也使需求量从1200把下降到1000把。不管是人们真的提高了购买吉他的报价，还是卖方发现可以用提高售价和增加销售量的办法来取代买方报价，市场价总有升高的趋势，短缺现象会随之消失。

　　

5.6　竞争、合作与市场出清    

　　人们总是说，买方和卖方在市场经济中是竞争关系。果真如此吗？回到第二章中琼斯和布朗的例子，他们交换淡啤酒和黑啤酒是在相互合作。难道只是因为交易是为了钱，交易双方的合作关系就变了吗？没有。如果你自愿花20美元、200美元或500美元买一把吉他，不管多少钱吧，反正只要你和卖方找到了互相合作的方式就行，这就是交换的互惠本质，无论是用货币还是通过以物易物。货币使这种合作行为能更容易发生。

　　竞争当然存在，而且，与合作一样，竞争在市场过程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卖方倾向于和卖方竞争，买方倾向于和买方竞争，而不是买方和卖方竞争。

　　再看短缺的例子。失望的买主互相竞争，或者是出高价竞买，或者是证明自己在定价更高的时候也愿意购买。竞价的过程会减少短缺。卖吉他的人当然愿意能卖多贵就卖多贵，或者急于卖给出价更高的人。相反地，在过剩的情况下，卖方相互竞争，争相吸引顾客，甩掉多余的存货。不是买方和卖方的竞争，而是卖方和卖方之间的竞争。竞争不是通过暴力或骚乱，而是通过降价——只要大家都尊重并执行游戏规则！“这把吉他别人都卖700啊，看你这么喜欢，给你个优惠价吧，595。再额外赠送一个拨子。”即使你知道那个拨子本来就是送的，卖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和其他的卖主竞争，同时跟你合作。那个还卖700美元的竞争者很快就会发现光送一个拨子已经不够了。她很快也会降价的。（当你去买车的时候，卖主是跟你竞争还是跟马路那头的经销商竞争？你想买得便宜点，但是你怕卖主吗？还是担心自己出价太低，以至于卖主把车卖给比你多出100块的人？）

　　因此，价格在短缺的时候倾向于上涨，在过剩的时候倾向于下跌。竞价的过程一直要进行到短缺或过剩得到缓解为止。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就是到500美元时为止。如果没有短缺，买方也就没有出高价的动机了。如果没有过剩，卖方也就没有降价的动机了。经济学家通常把这一价格称为均衡价格，因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形成了均势，价格没有进一步变化的趋势了。但是，这种说法显得有点机械，好像市场是某种装置一样。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市场出清价格。所谓市场出清，就是既没有短缺，也没有过剩。买方的计划和卖方的计划完全协调。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释市场出清现象。不仅仅是吉他市场会出清。任何商品或服务的自由市场都有出清的倾向。供给和需求的“法则”或原理能帮助我们理解市场为什么会出清以及市场是如何出清的，信息有限的个人又是怎样找到实现他们计划的途径的。

　　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商业社会不需要经济学专家使市场出清。商业社会需要的是有效的游戏规则，人们可以用这些规则，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买卖他们的财产，协调他们的计划。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解释市场过程是如何与个人的计划相协调的，解释市场过程是如何产生财富并促使经济增长的，帮助人们理解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事情。人们常常不明白，市场出清是诸多个体选择的无意后果。对于买吉他的人来说，他们不可能不关注市场总体的状况，他们买吉他的前提是价格能承受得起。他们不可能知道有关吉他行业的一切情况。对于卖吉他的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目标，要赚钱谋生。市场出清的倾向既不是由经济学家和政府计划的，也不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控制的。人们的信息和知识是有限的，这一点无法避免，人们通过竞价和贸易合作来追逐各自的目标和计划，市场出清只不过是这些活动的无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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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改变市场条件    

　　现在我们把问题往前推进一步。此前我们讨论的中心是，在给定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情况下市场的出清倾向。但是，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已经讲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本身也会移动。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当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移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比如，假定云杉的价格下跌，而其他因素（技师的工资、桃花心木和其他材料）的价格不变。首先你得确定，这一变化会不会导致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的移动。云杉降价会降低制作吉他的边际机会成本。因此，吉他的产量会上升。还记得吗，供给曲线是由这些边际成本的“高度”导出的。边际成本降低意味着供给曲线要向右移。市面上的吉他会增多，总供给上升，价格会从每把500美元降到400美元。（如果供给增加了，价格还是500美元一把会怎么样？会出现过剩。卖方会争相降价，直到过剩消失。）新的市场出清价格出现，是每把400美元。（注意，吉他的需求曲线没变，当价格从每把500美元降到400美元时，需求量增加了。）

　　考虑一个不同的例子。如果电吉他的价格上涨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对原声吉他的市场产生什么影响？一般认为，电吉他和原声吉他是很好的互补品。原来想买电吉他的人，可能会因为价格上涨而改变计划。有些人会转而购买原声吉他，有些人可能会买长号、手风琴或其他乐器。无论如何，原声吉他的总需求上升了。我们可以在图中表示为原声吉他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了。出现了新的市场出清价格，每把原声吉他600美元。

　　

5.8　信贷市场    

　　当然，市场过程不单协调我们虚构的吉他生产和消费，而是对数不胜数的稀缺商品和服务都进行协调。

　　比如，考虑一下信贷市场。我们在图5-2中可以看到，和所有稀缺资源一样，信贷市场的需求曲线也是向下倾斜的。较低的利率（信贷价格）会增加信贷需求量，较高的利率会降低需求量。信贷的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较高的利率会增加供给量，较低的利率会降低供给量。当借贷双方的计划得以协调（即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时，信贷市场出清。在图中，即当利率是6%时，市场出清。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利率低于6%，会发生信贷短缺，借款人之间会互相竞争，因为贷款供不应求。利率会因此升高，直到市场出清水平。反过来，如果利率高于市场出清的利率水平，比如说8%，就会出现信贷过剩。银行提供的贷款超出了家庭和企业在8%的利率水平下愿意承担的数量。银行和银行之间就会竞争，压低贷款利率，直到6%的市场出清水平。

　　假设需求发生了变动。比如，我们假设现在的利率是6%，正好是市场出清的水平。但是人们预期利率会在今后几个月内上调。如果人们预期未来利率会上调，他们现在对贷款的需求会怎么变？对了，就像我们在第三章讲过的那个例子，“趁还没涨价赶紧多买点”。那些贷款买房买车的人，或是要上某个项目的企业就会趁现在利率相对较低的时候增加贷款。价格预期的变化往往会导致信贷需求上升。因此，需求曲线会向上向右移动。（在图5-2上画出这条新曲线吧，没事儿。）这个结果颇有意思，对明天价格（在本例中，即明天的利率）预期的变化能够改变今天的价格。今天需求的上升会使市场出清利率变高。

图5-2　信贷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当然，如果需求方预期在未来几个月内利率会升高，那么供给方可能也有类似的预期。还记得吗，我们在第四章中讲过，供给者的行为也是根据价格预期进行调整的。在信贷市场这个例子中，银行预期今后几个月利率会比较高，今天就会少提供贷款。这时，总体的信贷供给曲线就会向上向左移动。信贷供给的下降会使当前利率升高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说了这么一堆，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人们贷款要付利息？银行为什么要收利息？买吉他、加油、租房子要给钱或给别人劳务费等等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贷款为什么要付钱呢，还用了利息这么个怪名字？放贷人做了什么事，有什么资格收利息？说到底，琴师花了很长时间的劳动做成了吉他，乐器行的老板为了使你买琴更方便，发生了交易成本。如果你借了500美元买了一把吉他，你现在除了欠500美元本金之外，还欠利息。借钱给你的人做了什么事能证明额外的利息收入是正当的？我们会在本章的延伸阅读中解释这些关于利息现象的相关问题。）

　　

5.9　竞争源于稀缺性    

　　如果房间里温度低，没有人会责备温度计。如果有人说，冷天里拿一支蜡烛就能使整个房间变热，你肯定觉得这是开玩笑。这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有什么用，人们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但是，人们常常把某种商品的稀缺性归咎于价格高，好像实行了价格管制，稀缺性就没有了。我们会在下一章中讨论价格管制问题。

　　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稀缺性是购买意愿和供应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们不需要以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就会产生很多欲望，而又不能想要多少就要多少，所以会出现稀缺。市场价格告诉我们相对的稀缺性。但是，不要把稀缺性和稀少性搞混。说某种东西稀少，是说只有相对很少的数量可供使用。八声道磁带要比光盘稀少。购买意愿不是构成稀少性的要素。现在谁还要八声道磁带啊？没有需求了。城里的跳蚤市场上一盘老式的八声道磁带只卖一两块钱。同样的音乐刻在光盘上，要的价就高得多。人们愿意多花钱买光盘，因此光盘比八声道磁带更稀缺。（如果你还不明白，假设作者之一——普雷契特科在一个棒球上签了名。他签名的棒球肯定比巴里·邦兹签名的棒球更稀少，因为一共只有一个，而邦兹至少签了上百个。但是，没有人愿意为普雷契特科签名的球和邦兹签名的球出同样的价钱。事实上，普雷契特科的签名可能把棒球的价值减到了零。所以，他签的球的稀缺性远远不及邦兹*签的球。）

　　紧接着，根据第三章的结论，如果某物是稀缺的，就必须被分配。换句话说，必须建立某种标准来区别要求拥有它的人，以便决定谁拥有多少。这个标准可以是年龄、辩才、敏捷程度、受公众尊敬的程度、支付意愿或者几乎其他任何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中，最常用的标准是支付意愿。有时候我们也用别的标准来分配。

　　比如，哈佛大学每年收到的入学申请远远多于它能招收的学生人数，所以哈佛大学必须分配这些稀缺的位置。哈佛大学按照高中成绩、高考成绩、推荐信和重要校友的关系以及其他标准来衡量一个学生。乔·考利奇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男士，经常有女生为了赢得他的好感而尖叫。他必须分配他的注意力。无论他采取什么标准，容貌、智力还是温柔程度，他都必须用某种方式来区分这些姑娘。

　　分配的另一面是竞争。一旦哈佛大学公布了选材的标准，想上哈佛的学生就要竞争，以满足哈佛的要求。如果那些急于约会乔·考利奇的姑娘们知道他最看重的是容貌，她们就会努力打扮自己，使自己看上去比别的姑娘更美。

　　很明显，竞争不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也不限于使用货币的社会。竞争源于稀缺性，只有消除了稀缺性，才能消除竞争。只要存在稀缺性，就一定有分配。分配就是按照某种以区别为目的的规则进行配置。当人们努力满足用来分配稀缺品的规则的要求时，竞争就发生了。

　　所使用的规则会造成差异，有时候这个差异会很大、很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按照支付意愿来分配，社会成员就会努力挣钱。如果一个社会按照体力强弱来分配，那么社会成员就会锻炼身体。如果一个社会按照铜管乐器的演奏水平来分配，那么社会成员就会学习吹喇叭。如果名牌大学把高中三年的成绩作为招生的重要依据，高中生就会看重分数。他们也可能用成绩来竞争一些其他的资源（比如在同学中的地位、老师的表扬、开自家汽车的机会、使用父母信用卡的机会），但是高校招生的规则一定会激励高中生努力得高分。

　　

5.10　过剩与稀缺性    

　　关于短缺，我们已经说了不少。对于过剩，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很多人用过剩一词说明某种东西不稀缺。但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对于过剩的唯一正确的定义是，在某一价格水平下，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在我们前面的原声吉他的例子当中，即使在每把700美元的时候，人们愿意出这个价钱，虽然市场上吉他过剩，但吉他仍然是稀缺的。

　　美国医学会一直在警告，美国社会的医生过剩近在眼前。美国医学会认为，如果我们不断地培养医生，超出我们需要的医生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但是，一个国家到底“需要”多少医生，谁也不知道。当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谈论“需要”的数量时，他们差不多总是在说在某一价格水平下的需求量。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医生的服务越来越不值钱。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较低的诊疗费用会导致医生收入降低，最终会使行医的人数减少。

　　

5.11　市场过程和中央计划    

　　计划经济就是要保障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从可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社会由很多个体组成，人与人之间互不相识，有效的合作需要以简洁、明晰、标准化的交易条件为前提，这样交易成本才会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人们具有不同的技能、兴趣、价值观和偏好；资源有各种用途，而且机会成本各异；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变化和新发现。想象一下另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各种资源、机器、工厂等等，都不是私有的，而是归全社会所有，这些稀缺资源的最佳用途的决策权掌握在一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化学家等专家手中，这些人组成了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给谁生产。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非营利机构。市场被废除了。货币也没有用了。中央计划部门依据什么信息和信号来对各种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效的安排，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呢？

　　计划委员会里的工程师们当然可以说，用黄金做公共汽车、用铂做铁轨、用锡做结婚戒指在事实上是可行的。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公共汽车生产商、铁路建筑商和珠宝商也可以这么做，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自由的。

　　那么，在市场经济中，怎么没见到有人这么干呢？因为这么干肯定会赔得一塌糊涂。把市场上这些资源的价格和人们愿意为最终产品支付的价格比一比，就可以让生产者们在生产之前认识到这么做的后果很可能是亏损。所谓的算经济账，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些价格是通过无数人在日常的市场过程中的自愿交换和谈判产生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取消了市场过程。那么，制订计划的人有什么信息和信号供他们参考呢？他们手上可能有大把的数学公式、工程原理，仓库里的原料堆积如山，一大群适合工作岗位的劳动力，还有复杂的计算机系统运算一大堆数据，但是这些东西对经济计划能起多大作用？数据会显示，锡质的结婚戒指很少。是不是该多做一些呢？还是少做点？成本应该有多高？锡质的结婚戒指到底有多么稀缺？铂比钢的摩擦力小，这是不是会让制订计划的人认为铂比钢更适合于做铁轨？铂还有什么用处，把铂用于制造医疗器械、铁轨或其他东西的成本各是多少？如果生产一根钢轨的材料、人工可以用于建医院、做烤面包机、铅笔或是其他种种稀缺的商品和服务，那么生产一根钢轨的相关成本会是多少？没有货币和市场定价的过程，制订计划的人就没法有效地算这笔经济账。

　　前苏联各成员国的计划经济的崩溃，正好验证了经济理论的一个说法：中央经济计划制订者，不管他们有多么聪明，多么爱人民，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有效地管理商业社会中的日常业务。问题不在于找一个更懂行的人来为经济增长出谋划策，而是要形成更有效的制度和游戏规则来鼓励人们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使他们掌握的有限的知识、信息和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延伸阅读  时间偏好和利率

 

为什么要付利息？

　　工资和租金代表的是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报酬，这一点再明白不过了。一个工人的服务和用于出租的财产可以在市场上定价，这个也容易理解。但是为什么要付利息呢？利息是个什么东西？

　　最近，一个财经记者在电视上宣称：“如果美联储的艾伦·格林斯潘降低利率，钱的价格就会下降。”这种让人听了之后会晕倒的话，我们听得多了。这种话也许能够吸引那些不断换台的人的注意力，但是根据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种话是完全错误的。

　　有种说法认为，就像你租一辆车要付租金一样，用一笔钱就要付利息，这种看法是错的。你给你的老板干活，老板为你的服务支付报酬。你又用这笔钱买吃的、用的，反正有人卖，你就可以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又把你付给他们的钱支付给他们的员工，依此类推。钱在人与人之间流通，没有谁为了使用钱而付利息。如果你把两张20美元的票子放进糖罐祈雨，多少年都没下过雨了，印制和发行这张钞票的联邦储备银行不会因为你把钞票派了这个用场而向你收钱的。如果因为下雨，你把租车公司的车在自家的车库停了一天，租车公司会作何反应？

　　只有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才要付利息。借钱意味着我们获得了我们还没有挣到的购买力。借钱的人现在需要钱，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值钱的服务可以用来换钱。他们会说服出借方现在借钱给他们，并保证以后归还。他们互相达成了协议。将来归还的数额和现在借到的数额之比决定了利率。

　　人们想要购买某种资源，但又不想等到将来挣够了购买力之后再买，而是现在就获得资源，他们为此支付的价格就是利息。理解利息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利息看成一种获得资源当下支配权的手续费。它显然不是“钱的价格”。

　　当下的资源通常要比未来的资源更有价值，这是因为现在拥有资源常常扩大了我们的机会。对资源的当下支配常常使我们能够采取一些行动，使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提高赚钱的能力，这样，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与现在不能支配资源相比，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资源。我们一旦看到了这样的前景，我们就会去借钱。我们也愿意支付（不付不行）利息，只要利息小于我们预期从借钱这一行为中能获得的利益即可。

　　所以，利息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专有的东西，更不是银行家和其他放贷人的贪心和权欲的结果。首先，不是说钱多了，利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每个人能得到的钱多了，只会降低钱的购买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借钱的人需要的是购买力，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人们常说，利率就是借钱的成本，这只是因为钱是人们当下获得财产的通用途径。但是，没有货币的经济社会里也会有利息，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商品当下价值和未来价值的差异。

　　

时间偏好

　　你最好能记得，只有资本的生产力才会使得资源的当下价值大于未来某一天的价值。人们常常展现出经济学家所谓正时间偏好率的特征，就是说，人们认为当下的快乐要比将来的快乐有价值。

　　这儿有两个小测验，你可以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占压倒多数的具有正时间偏好的人群中的一个。假设你的男朋友在情人节那天只是吻了你一下，然后说，有一打玫瑰花要下周才能给你。一打玫瑰花还是一打玫瑰花，但是如果你觉得，一周以后送来的一打玫瑰花的价值和情人节那天送的一打玫瑰花的价值不一样，你就是具有正时间偏好率的人。或者，你收到了一大堆推销邮件，信封上面用大字写着俗气的话，说什么你可能已经中了一辆价值45000美元的新跑车，你给其中的一个回了信，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你真的中了大奖！当然，你很高兴。然后你听说，那辆车要一年之后才能送到。你还是挺高兴的，但是比起你刚才做梦下周开跑车出去兜风时的高兴已经少了许多。事实上，你可能很愿意出一大笔钱，现在就能拿到车，而不愿等到一年之后。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你就是具有正时间偏好率的人。

　　某些持批评意见的人把正时间偏好说成是短视的明证，或是认为人们缺乏想象遥远未来的能力，无法具有思考较近的未来时的鲜活程度和思维力度，抑或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固有倾向，在看未来的时候免不了带着一副玫瑰色的眼镜。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在怀疑“时间偏好”的最终合理性。但是，人都是要死的，在这样一种事实的限制下，再加上生活中种种不确定因素，人们认为手里的一只鸟胜过树丛中的两只鸟也就无可厚非了，不见得是非理性或目光短浅。如果人们有理由认为收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他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到结论，当收入预期会增加的时候，眼下放弃一点某种利益会比以后多放弃一点这种利益付出的代价更大。经济学家不是说人们应该具有正时间偏好，而是他们观察到，人们的确给当下某物赋予的价值要比给未来“同样”的东西赋予的价值高。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我们对于现在吃饭（我们肚子饿的时候）还是以后再吃或现在睡觉（我们犯困的时候）还是以后再睡并不是无所谓的。

　　现在回答本延伸阅读开始提出的问题。支付利息是为了让人们放弃对资源的当下支配权。利息是出借者放弃的机会的价值的报酬，借入者愿意支付利息，是因为这些机会现在对他们敞开了。

　　

利息中的风险因素

　　无论是企业向银行贷款，还是消费者向商家购物时分期付款，或是使用信用卡，这些都是正时间偏好率在一个特定商业社会中的应用。但是，这些应用中也包含了不同程度的风险报酬以及协商这些贷款时发生的大小不一的成本。一般来说，你向商业银行借钱跟你向一个大型企业借钱相比，成本会高一些。但这不一定是说你承担的利率会高。银行要调查你的信用记录，还要为你的贷款做账，这些成本你都要支付，还包括银行向贷款人收的一笔保险费，用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追缴成本或是干脆收不回来的风险。如果银行不能收这笔风险报酬，银行就会拒绝给风险较高的客户发放贷款。所以，当立法者给贷款“年息”强加一个上限时，银行不得收取比这更高的利息，这么做实际上没有降低利率，因为这种做法的实质只是银行把一部分贷款人拒之门外，不向他们发放贷款。人们如果觉得贷款无利可图，也就不会去寻求贷款了，所以很难看出最高利率法对低收入人群有什么好处。

　　

真实利率和名义利率

　　各类合同上注明的利率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这个因素本身却并不是利息。这一因素就是弥补出借者货币购买力的预期损失（“通货膨胀”是货币购买力损失的另一个名称；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和机制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作详细的讨论）。如果出借者想获得每年3%的收益，预期通货膨胀率是零（即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那么他会向贷款人收取3%的名义利率。而且，他也“真”的能在这笔贷款上赚到3%的收益。合同上注明的利率就是名义利率，也就是银行柜员背后墙上公示的利率。如果出借者预期通货膨胀率是2%，即货币的购买力在一年之后会降低两个百分点，那么他就会收取5%的名义利率。出借者并没有“真”的赚到5%，要记住，当他收回本金和利息时，每1美元只相当于0.98美元。所以他的“真实”利率——真实的回报率是3%。

　　计算真实利率的公式是：

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

　　（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计算真实利率时，是把预期的2%的通货膨胀率从5%的名义利率中扣除，得到的就是3%的真实利率。）

 

简短回顾

 

　在一个劳动分工程度很高的社会中，各类决策的协作是相当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协商，再协商，还要执行数不清的交换协议。

　　市场最好被看成一个竞价的过程，而不应被看作一个人、一个地方或一个东西。供给和需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相对价格在此过程中被决定。这也是一个互相调节、互相接纳的过程。

　　有效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数目众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自愿的交换。交易成本是在供求双方之间安排合约或交易契约的成本。货币是交换的一般媒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在高度专业化的经济系统中，货币价格体系的存在可以给人们提供信息，使他们对于市场上供求情况的变动随时做出反应，他们可以调整计划，更好地进行合作。

　　当买方和卖方的计划互相协调时，换句话说，当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时，市场得以出清。当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时，就会发生短缺，即需求量超过了供给量。市场价格会倾向于上升，以减少短缺。当价格高于市场出清价时，就会发生过剩，即供给量超过了需求量。市场价格会倾向于下降，以减少过剩。市场出清是买方和卖方追求他们各自计划的无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于解释这一过程的发生原理是有助益的；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照样可以有效运行。

　　利息代表了获取资源当下支配权的成本，也是当下的商品与未来的商品的价值差。利息常常是针对一笔贷款而言的，这是因为货币代表了对当下商品或未来商品的一般支配权。

　　名义利率包含了安排贷款及保障还款的成本，以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一个社会中的利率通常是正的，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当下的商品比未来的商品更有价值。

　　交换是一种互相协作的活动。买卖双方对交易的条件达成一致，这就是协作。买方和买方竞争，通过竞价或者其他非货币手段争取得到稀缺品，短缺时尤其如此。卖方和卖方竞争是争夺利润。在过剩的时候，他们一般会争相降价。

　　稀少不是稀缺，不要搞混。如果某种东西的数量很少，那它就是稀少的，比如普雷契特科签名的棒球或勃特克签名的网球拍。稀缺性是购买意愿和供应水平之间的关系，也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人们不用付出任何机会成本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稀缺性才会消失。

　　稀缺品必须以某种方式分配。分配必然伴随着某种带有区别性质的标准，以决定谁得多少。不管用哪种带有区别性质的标准来分配稀缺品，竞争都是达到标准的手段。商品过剩不等于没有稀缺性。和短缺一样，过剩意味着买方和卖方之间缺乏合作。

　　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建立起来的价格体系可以传达重要的信息，即关于商品和服务的相对稀缺性的信息。中央计划的经济通过政府行为废除了私有产权、货币和市场，也恰恰破坏了市场的信号，人们也就无从发现他们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无法有效地使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相协调。

第6章  供给与需求（下）

苹果落地，这事用不着物理学家操心。所有的苹果好像都是自己掉下来的，不管有没有物理学家，苹果都会掉下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物理学家发现了这个过程背后的原理，并把它叫做万有引力定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关注的是人们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结果，并要发现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原理，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物理学有某种相似之处。人们各有各的计划和目标，他们在市场上通过竞争与合作协调各自的计划，经济学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切。我们在上一章中强调过，市场出清不一定非要有经济学家参与。市场出清通过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就能达到。

　　经济学家有一个作用很重要，就是要澄清一些对市场过程常见的误解。经济学家常常是突破常规思考的。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就在澄清一些误解。我们在这一章中会继续澄清误解，希望你能把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这一章中，我们也会讨论一些新问题，比如价格管制、对酒类和药品的禁令、税收，还有所谓成本决定价格的老生常谈。

 

　　

6.1　限价的冲动    

　　汽油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就以它为例。我们修订这一章的时候，在美国一加仑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超过2美元。（在很多地区已经超过了2.8美元。）我们就把这个平均价格当作全美汽油市场的出清价格。

　　我们作者和你一样，都在抱怨油价太高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并不抱怨要为一加仑啤酒多付很多钱，但那是另一回事。）没准我们现在能做点什么呢。忘掉“市场的力量”和“市场过程”吧。如果我们立法实行价格管制，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干预自由市场，要是还有人敢于超过联邦规定的价格上限收费，那就是违法！

　　一加仑汽油的公允价格是多少？1.5美元？1.25美元？0.99美元？对谁而言的公允？忘掉供应商吧，现在是我们占上风。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多少钱才是公允的？假设我们最终同意（怎么同意的？如何论证？）一加仑汽油的“公允而合理的价格”是1美元。然后，经过冗长而争论纷纷的政治手续，新政策出台了：加油站不得以高于每加仑1美元的价格出售汽油。经济学家把合法的最高价格称为价格上限——价格不允许超过一定的水平。我们先规定汽油的价格上限，可能以后还要规定啤酒、食品、衣服、药品、吉他或者长号的价格上限。

　　但是，别高兴过头了。一想到每加仑汽油只要1美元，是挺高兴的，但是，想象和现实并不总是能够完美地互补。多数情况下，它们连互相替代都不行。我们还是得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考虑一下市场过程和它的无意结果，这才是明智之举。我们可以从图6-1开始。

图6-1　汽油的价格管制

注：市场在每加仑2美元时出清。价格上限设定在每加仑1美元。需求量上升到每天150万加仑，而供给量下降到每天50万加仑。价格管制的无意结果就是每天短缺100万加仑汽油。

 

　　市场出清价格是每加仑2美元。假设每天的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都是100万加仑，取个整数，为了好算。但是，有了价格上限的规定，卖方每加仑只能收1美元，顾客每加仑也只出1美元。现在执行的是新规定。只要高于1美元，就算违法。结果会怎么样呢？人们会计划多买汽油，享受自驾车游遍全国的乐趣，不用几个人合开一辆车上班，不用乘公共汽车上学，也可能会买一辆油耗高的八缸SUV，等等。当汽油价格低到每加仑1美元时，人们会计划多买汽油，这一点可以从需求曲线上看出来，只要顺着需求曲线往下移动就行了。需求量（不是需求！）增加到每天150万加仑。但是这些人（或者其中的大多数人）能实现他们的计划吗？市场还能保持协调吗？供给量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上升，随着价格的下降而下降，无论这个价格是在自由市场中形成还是用法律规定的。卖方的存货会被购买浪潮消耗殆尽，每天的产出会从100万加仑降到50万加仑。由于新的价格管制，卖方的销售收入和利润都会随之下降，这会让卖方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是，还记得吗，我们在前面曾经假设不考虑他们。）他们的反应是进行节约，降低产量——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估计多半就得改行了。我们可以让供应商暂时赔钱，但是我们不可能让他们一直从事一个赔钱的行业。我们在这个例子里的确对消费者关照有加，然而他们会发现想买汽油，可是买不到。市场上会出现短缺，每天的缺口大约是100万加仑（需求量和供给量的差）。

 

6.2　价格固定时的竞争    

　　在自由市场中，短缺的时候价格会上涨，市场会出清，这都是无意的结果。但是，设定价格上限会导致另外的无意结果：汽油的持续短缺。相关的市场价格能传递关于某种商品相对稀缺性的重要信息。1美元的法定价格上限使汽油看起来不如每加仑2美元时稀缺，但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既然不让多收钱，也不让多给钱，人们会怎样应对短缺呢？我们一定会看到，购买汽油的非货币成本会上升，因为汽油是稀缺品，必须被分配。如果我们用法律禁止了货币价格这一分配手段，就不得不使用其他的分配规则，不管是自然形成还是人为设计。等待购买汽油的人会试图找出新的分配规则对购油人群加以区别，而且他们会互相竞争，努力达到这个标准。他们的竞争会使总成本增加，除了价格之外，还要加上购买汽油的非货币成本。竞争会使总成本不断增加，直到需求量不再超过供给量。

　　汽油行业可能是最好的例子了。当人们想到，汽油卖每加仑1美元，他们有可能买不到他们想要的数量，这时人们可能就会早早地去加油站排队，以免加不到油。但其他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所以队越排越早，越排越长。排队等待无疑是一种成本。

　　有些人可能会四处搜索，而不是排队死等，甚至雇人排队，20世纪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就有人这么干。他们要为此额外支付时间成本，还有，开车寻找加油站要消耗汽油，也是一种额外的成本。还有的人可能会做交易：给加油的工人一笔小费，油可能就会加满，对一般的人就是有保留的供应；或者给加油站交一笔特殊的钱，把车停在加油站；或者固定在加油站修车；或者给加油站老板送一张戏票。所有这些竞争方式都会增加买油的成本。成本会持续上升，直到需求量最终降低，和供给量一致。

　　购买某种商品的欲望如果在当前货币价格下不能得到全部满足，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会增加购买这种东西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涨价。如果购买某种东西的其他成本上升了，我们就能断定有某种社会压力（例如法律规定的价格管制）把货币价格压制住了。在这种情况下，队会越排越长，找卖主会越来越难，甚至要用某些特别的交易来分配商品，因为在当前价格水平下，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这时就出现了商品短缺。

　　经济学家的短缺概念集中在货币价格上。只有当货币价格不能在互相竞争的需求者当中发挥分配稀缺品的作用时，短缺才会存在。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短缺时，每次都能发现购物的非货币成本上升，人们靠非货币成本来分配稀缺品。

　　

6.3　正确的信号与错误的信号    

　　在商品明显短缺时，如果法律禁止供应商涨价，那么供应商该怎么办？他们可能会寻求其他手段，使事情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汽油零售商可能会决定减少每日的营业时间，周末全天不营业，以此降低他们的成本。如果他们在20小时之内就能卖掉一周的量，那他们何必每周营业120小时呢？这种对短缺的反应会进一步增加汽油购买者的成本：他们会排更长的队；周末的旅游计划不得不取消或缩减；经常会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因为没法买到燃料；会付出额外的成本，因为要找加油站、要操心，有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储存汽油时不正确地使用虹吸管。

　　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和经济系统中，浮动的货币价格对于确保有效的合作极端重要。如果价格不能反映某种商品的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供给方和需求方就会得到错误的信号。他们就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地给对方提供便利的途径，他们根本就没有动机去寻找这样的途径。这种动机对人是重要的，因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途径使人们能够互相提供方便，计划经济中的计划部门未必能想到这些途径，但正是这些途径的综合效果却能使混乱和秩序判然分明。浮动的货币价格反映了不断变化的供求情况，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动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7 14:08:04编辑过]

6.4　想在城里找房吗？看讣告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比较怪异的例子。在纽约找房子非常困难。竞争本身没什么怪异的。怪异的是这种竞争呈现出来的相当有创造力的方式。比如，人们常常看《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的讣告栏，看看有没有即将空出来的公寓可以租。不，他们在找房子的时候并不是向亡魂寻求线索，他们是在为一间即将空出的公寓竞争，试图击败对手。几十年来，纽约的公寓房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这不是因为自由市场不起作用了，而是因为几十年前纽约市政府的官员们进行房租管制，并把他们的富于公益心的政策推行到现在，在中产阶级看来，这个房租水平实在是够低了。在房租受到管制的公寓市场上找房子，看讣告是高昂的非货币成本之一。

　　假设你所在的小区每月租金是380美元，近一两年来由于人口增长，需求增加推动租金上升，同样的房子现在租金涨到了500美元一个月。人们就会对租金上涨愤愤然，问：“房东做了什么，凭什么收这么多房租？”

　　图6-2画出了当前的情况。市场出清价格，在本例中就是房租，是每月500美元。注意，供给曲线是竖直的，代表总共有750套公寓，这个数目是固定不变的。无论租金是400美元、500美元还是800美元一个月，短期内供给量总维持在750套。当然，从长期看，供给量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但是，当下的市场供给是相对固定的，就像一瞬间看到的。从短期看，供给是无弹性的。

图6-2　租金管制的无意的结果

 

　　假设这个小区里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决定站出来说话，不再满足于抱怨他们交的或其他人交的房租太高。对于他们的抗议，房东们充耳不闻。他们转而寻求市政府官员的帮助。他们坚称，人总得有个地方住，官员们也表示赞同，然后驳回了房东们的不同意见。（房客的人数毕竟比房东多得多。）如果房东两年前对每月380美元的租金感到满意的话，现在给他们400美元一个月，他们就该满意了。（他们倒也允许房东和通货膨胀跟高税负与时俱进。）

　　现在房东们的抗议没人理会了。（“你做了什么事，凭什么一个月400美元还不够？”）城市法实施租金管制，租金不得超过400美元一个月。房东和房客可以自行协商租金，低于或等于这个水平都行，但不能高出400美元一个月。

　　租金管制的初衷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人租得起房。但是看看事情的真相吧。供给量维持在750套，和以前一样，但是需求量增加到了1000套。需求量增加应该作何解释？当然是因为价格低！所以出现了250套的缺口（你明白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吗？）这是租金管制的无意的结果。租房的人踏破了房东的门槛，争着要想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一纸租房协议。没有租金管制的时候，想租房的人凭租金竞争，而租金就会被推到市场出清价格，即每月500美元。但现在这是违法的。

　　公寓稀缺的情况，现在比以前更严重。当法律或习惯把租金维持在低于供求相等的价格水平时，其他分配方式就会出现。房东就会按照年龄、性别、种族、生活习惯、家庭规模、证明信、是否养宠物、在这个小区居住的时间、是否守规矩来区分求租者。

　　假设一个房东是种族主义者。没有租金管制的时候，当然也就没有公寓短缺这回事，如果这个房东拒绝穆斯林、乌克兰人、亚洲人，那么他就是在拒绝500美元的房租收入。公寓可能就会租不出去。但是在400美元的租金管制下，急着租房的人排成长队，一个种族主义者房东可以来一个拒一个，即便如此，他还能找到别人租，而且租金还是上限，400美元。房东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挑房客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我们预测，有偏见的房东会因为租金管制做出这种事，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也的确如此。

　　在租金管制期间，能租到一间公寓的房客真是幸运得很，他们会尽可能长地保留住尽可能多的空间，在度假的时候也会尽力把房子转租给别人或是借给朋友住。同时，房东没有什么心思去维护公寓的质量，比如更换漏水的管子、修理漏风的窗户和出了毛病的空调，因为这些事对于房东来说是额外的成本。那么额外的收益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租金管制，房客会威胁退租，这时房东就会想到要承担维修的费用，因为一旦退租，房东就会失去空房出租的租金收入。而如果存在租金管制，房东说话就很硬：“你不喜欢？走啊。要租这房子的人把我家的门都挤破了！”

　　诸如此类的反应就会产生新的需求，比如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进一步立法禁止某些房东的做法，而这些都会导致高昂的成本。长期的结果可能是房东最终会消失。因为现有的楼越来越旧，可能拆了做停车场，或者改建成办公楼，新的公寓又没有盖起来。如果事情真成了这样，总供给就减少了。这对短缺会有什么影响？（在图6-2上画一条新的垂直的供给曲线，比如说，可以帮你预测一下，500套。）

　　

6.5　烈酒、烈性毒品：犯罪的动机    

　　当游戏规则发生变化的时候，动机肯定也会变化。在某些县是完全禁酒的，成年人生产、销售酒类是违法的，甚至喝酒都可能是违法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禁酒的县里有人私自酿烈酒，然后私下卖掉？他们为什么不酿啤酒或葡萄酒？是因为标准的酒徒更喜欢这种非法酿制的烈酒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20世纪“咆哮的20年代”，啤酒和葡萄酒的产量急剧下降，而同时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还有的卖？为什么那时候死于酒精中毒的人要比现在多得多？为什么那时在芝加哥的街上经常会发生私酒贩子火拼的事，而现在没有了？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研究犯罪的学者们的事。经济学家也能从中得到教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贡献了它独特的视角。我们刚才提到动机和游戏规则，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线索。记住这一点，还有我们关于供给和需求的概念，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个例子。

　　事实：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没有摧毁供求过程，而只是宣布为非法。人们在地下市场协调他们的活动。酒类的生产被几个势力很大的黑帮把持着，而众多独立、合法的商户不能做。黑帮也控制着酒类的销售。按照我们的供给和需求的概念来想，禁令主要影响的是含酒精饮料的供给价格弹性，酒的产量或供给量不再像酒类市场繁荣、公开的时候那样对微小的价格变化那么敏感，供给变得缺乏弹性了。而酒的需求曲线在禁令期间则保持了相对稳定，人们愿意偷偷地到一些无证售酒的小店里去喝一杯过过瘾。结果是，黑帮看到有利可图，愿意冒巨大的风险酿私酒，即使犯法也在所不惜。

　　人们追逐各自的比较优势。这并不是说比较优势是个评价性术语，它是分析性术语，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些事实。如果生产和销售都在地下进行，那些在犯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好人就会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被淘汰。一个成功的私酒贩子必须知道怎样犯法，怎样笼络朋友，怎样用暴力去威胁对手，怎样用贿赂去收买对手，知道谁能信任，谁不能信任。他不但要确定谁来记账、谁来管市场、谁来做交易，还要确定谁去威胁对手、谁负责打人、谁负责杀人。他们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同伙。

　　不只是这些。他当然还得知道该生产什么。啤酒还是威士忌？葡萄酒还是杜松子酒？生产肯定会向烈酒倾斜。拉一车啤酒和拉一车威士忌都有可能被抓，那么，在懂得节约的犯罪分子看来，肯定是生产和运输威士忌更合算，因为威士忌在黑市上的价格要高得多。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更危险、劲儿更大的酒在禁酒期间遍地都是，而淡酒却很少见，这有什么奇怪呢？死于酒精中毒的人多得吓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把禁酒的例子跟目前的反毒品战争比较一下。没有人愿意把一卡车古柯叶偷运入境。运输粉状的可卡因效率更高。针对目前的反毒品战争（每年要消耗200亿美元），出现了纯度更高、更危险的毒品，即所谓强效可卡因。我们只能猜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目前的禁毒法律没有摧毁毒品的供给，也没有消灭需求。和对其他真正有害的东西的禁令一样，其无意的结果往往是催生了更猛烈、利润更高的东西，以取代不太猛烈、利润不太高的东西。酒精之战虽然在数十年前就已经结束，但是禁毒之战还会继续升级。

　　

6.6　脱脂牛奶、全脂牛奶和强盗牛奶商    

　　得了吧，如果牛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被禁了，会怎么样？我们预测，这些活动也会转入地下。对牛奶的需求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供给会变得比较缺乏弹性，价格会大幅上涨。脱脂奶和低脂奶会逐渐退出生产，让位给全脂牛奶和奶酪，因为冒着巨大风险的犯罪分子会认为，要用卡车或飞机运输更纯因而也就更贵的牛奶，这样才会赚更多的钱。尽管更强的牛奶能使骨骼和牙齿坚固，人们还是会怀疑质量。禁奶之前，许多友好的商人从事这一行已有多年，而现在那些在犯罪方面具备比较优势的人就会把他们逐出市场，无论是用威胁还是血腥的暴力。

　　

6.7　维持物价和过剩    

　　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讨论了对汽油和房租的价格管制，具体地说，是价格上限，即用法令限制某种商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我们发现，当价格被限定在低于市场出清价格的水平上时，这种有效的价格上限的确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却会在无意中造成短缺。现在我们来看几个价格下限的例子。所谓价格下限，是指用法令规定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最低价格。每个人出的钱或收的钱在原则上都不得低于规定的下限。设定价格上限通常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设定价格下限通常是为了保护供应商的利益。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的设置都是要把财富从市场上的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

　　比如，现在我们以小麦市场为例。假定市场出清价格是每蒲式耳1.5美元，农民怨声载道。种小麦的农民觉得，如果每蒲式耳小麦能卖到2美元，他们就满足了，但是他们只能任凭市场的力量摆布。如果政府部门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农业部可能会决定用设置价格下限的方式来支持农民，即每蒲式耳2美元，不仅仅提高了价格，而且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面对面粉涨价，消费者会怎样反应呢？他们会少买，较高的价格使需求量降低了。这只不过是需求法则又起作用了，不管这次涨价的起因是自由市场的竞争还是联邦的农业政策。同时，种植小麦的农民会对这一更有利的价格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你理解了供给曲线的概念，你就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小麦产量会增加。在这个案例中，问题在于计划中的消费量在下降，而计划中的供给量却在上升。换句话说，市场会因为小麦产量过剩而变得不协调。

　　每卖掉1蒲式耳小麦，农民就能从消费者手里收2美元，那么卖不掉（过剩）的小麦怎么办？因为在当前价格下，消费者已经买够了他们愿意买的数量，那么政府必须跟进，按每蒲式耳2美元的价格买进那些过剩的小麦。（至于政府官员决定如何处置收购的这些小麦，和维持小麦价格这件事没有关系。他们可以把这些小麦送给别的国家，也可以往海里一倒了事，只要他们不把这些小麦以低于下限的价格卖给国内的消费者就行。）

　　维持农产品的价格的确能使生产者受益，但是这部分好处来自于他人利益相应的损失。消费者现在要支付高价。纳税人面对高额的税负，也要“勒紧裤腰带”，因为政府购买过剩小麦的钱是从纳税人手里收上来的。有效地维持农产品价格就等于把财富从消费者和纳税人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手中。

　　

6.8　供给、需求和最低工资    

　　对生产性资源的需求和其他需求曲线一样，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价格较低，需求量就比较大；如果价格较高，需求量就比较小。比如，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的需求就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倾向于多雇用这种没有技术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比较低。

　　没有技术的劳动力的供给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其他条件不变时，小时工资率越高，劳动力供给越大。没有技术的劳动力的市场出清工资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交叉处的工资水平。如图所示，就是在交点处。在这一点，劳动力供给量等于劳动力需求量，换句话说，就是在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下，想找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想用人的企业也都能找到雇员。

　　假设市场出清的小时工资率是4.5美元。如果联邦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是每小时5.35美元，这样工人们不就更富裕了吗？最低工资是价格下限的另一个例子。如果老板支付或工人领取的工资比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还要低，就是违法的。为了使最低工资制度发挥作用，这一工资水平必然定得比市场出清工资高。但是，如果真能发挥作用，就必然带来无意的结果。会出现劳动力过剩，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工资涨了，需求量就会变小，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工人会被解雇。其二，对工人来说，工资更有吸引力了，想找工作的人多了，供给量就变大了。请注意，我们说的是他们找工作。因为出现了劳动力过剩，所以他们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变小了。对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市场，这在无意中就造成了失业。（我们在第十五章中还有机会讨论失业的其他原因。）

　　最低工资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最低工资水平在这些年中也涨过，穷人们真的从中受益了吗？如果最低工资率并不比雇主支付的工资高，那也就没什么意思了。只有当法律涉及的雇主支付的工资比最低工资低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可是，如果这些雇主被迫支付高工资，那他们解雇几个工人不就行了吗？即便不解雇的话，他们也可以等待现有雇员辞职，不招新雇员不就行了吗？

　　“他们本来可以不这么干的。”这是个常见的回答，但这个回答并不好。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工资是“从利润里出的”，当工资上涨时，只要利润足够多，足以应付工资的上涨，企业就可以不解雇员工。这好像是说，劳动力的需求量是恒定不变的，可能受技术的支配，所以企业的选择就只有两个，要么支付高工资，要么干脆歇业。但是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是完全无弹性的，有时还有很强的弹性，因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劳动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总能找到替代品。

　　在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和没有技术的工人这个问题上，大多数赞成者的想法好像是认为，想找工作的人数和企业想雇的人数都不会变。如果工资低于某个极小值（比如说一小时4美元？），没人愿意干。如果工资超过某个极大值（比如说一小时8美元或9美元？），那些依靠没有技术的劳动力的企业就会关门。在这两个极值之间，劳动力的需求曲线是完全无弹性的。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谈判筹码多的一方就可以决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人们接下来自然而然就会问，为什么这个权力掌握在雇主手中。为什么不颁布法律，规定一个最低值呢，至少得使雇主支付的工资能让人活得下去吧。

　　对于较高的法定最低工资，很多经济学家持一种传统的（有人会说是臭名昭著的）敌意，这种敌意根植于他们的信念，他们认为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没有技术的人想找工作，其数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工资率上涨时，人数就会增加。当工资比较高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竞争空缺的职位，而劳动力的雇主则会千方百计地节约他们的“需要”。

　　例如，一家快餐店雇了几个年轻人，如果法律规定，最低小时工资率要上调25美分，老板会怎么做？开这家店不一定非要用这么多人，在减少人数方面肯定还有相当的调节余地。一个办法是减少营业时间。在工资比较低的时候，在顾客不多时营业也是有利可图的，可是，工资一涨，就不合算了。另一个办法是降低服务质量，在生意清淡的时段，员工可能略微过剩，这样在高峰时段才能保证服务的速度。如果工资涨了，老板可以把过剩的员工裁掉，让顾客在高峰时段多等一会儿，这样才能保证效益。对顾客来说，这样做等于变相涨价，快餐店可能会因此损失掉一部分客源，但是，在给顾客提供服务时，没有一家明智的企业会不计成本。要想节约劳动力，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劳动力，总会有很多种方法，局外人可能想不到。有些节约的方法，雇主也未必想到，直到劳动力成本上涨，才会刺激他们努力思考。

　　现行联邦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也许无法支持一个家庭过大多数美国人习惯的生活，事情的确如此，但和我们的问题没什么关系。一方面，很多挣小时工资的人不需要养家，或者他们挣的小时工资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领取最低工资的人群中，有近一半人的家庭收入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如果每周200美元的收入还不够，那么一分钱都挣不到当然就更不够。法定最低工资的大幅上涨确实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对另外一大部分人来说，因为他们找不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所以最低工资的上涨实际上降低了这些人的收入。

　　当我们讨论法定最低工资上涨有哪些可能的效果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实际数字，还要看哪些人被排除在外。如果快餐店给新员工的起薪是每小时6美元，而最低工资才涨到每小时5.75美元，同时法律规定农民、有小费的员工、受培训者不享受最低工资，那么我们就看不到这项政策有什么效果。对最低工资的争论有时就变成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之间的口水战。

　　

6.9　谁在纳税？    

　　如果我们对香烟征收重税，会有什么结果？这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看香烟的需求弹性有多大。多数研究表明，在现在的价格区间中，需求弹性很小，所以，征收重税可能会使税务局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可能起不到什么改善国民健康的作用。长期以来，香烟税居高不下，香烟的价格越来越高，买烟的支出在烟民的预算中所占比例逐渐变大，因此烟民对烟价的上涨会越来越敏感。当税率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几乎可以肯定，需求会变得对价格敏感，需求弹性会变大。到了这个程度，继续增税会降低税收收入。抑制吸烟和增加税收这两个目标不可能通过提高香烟税同时达到。

　　对商品的销售环节征税会对价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什么原则能让我们预测这一点？政府要供给方缴税还是让需求方缴税，这有关系吗？在图6-3中，你又可以练习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了，用它们来确定税收归宿，即实际的纳税人。经济学家在分析的时候喜欢用农产品做例子，因为农产品通常有许多不同的需求者和供给者，战略因素对分析不起作用。（我们会从第九章开始考虑战略因素。）图6-3画的是大豆油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你可以看到，市场出清价格是20美分一磅。现在，政府对大豆油的销售征税，卖油者每卖一磅要交5美分税。然后价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图6-3　大豆油的供给与需求

　　第一步要显示出税收对供给曲线的影响。既然现在销售大豆油的边际机会成本比以前高了5美分，那么我们就把整条供给曲线竖直上移5美分的高度。新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哪儿相交呢？因为需求量和供给量在24美分一磅时相等，这个价格就是新的市场出清价格。每个周期内的购买量和销售量会从40亿磅下降到35亿磅。

　　到底谁在纳税？需求方以前每磅支付20美分，现在支付24美分，供给方在征税之前每磅收入20美分，现在的净收入是19美分。所以，需求方承担80%的税负，供给方承担其余20%，尽管事实上税都是由供给方缴纳的。

　　为了征收和管理的方便，销售税几乎总是对供给方征收的。如果政府靠需求方交纳销售税，一则税款的支付和征缴都会发生很高的成本，二则逃税现象会很普遍。我们不妨来看看，如果政府让购买大豆油的人来付每磅5美分的税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把税收的效应表示为需求曲线的竖直下移。想想看，为什么是这样。需求曲线表示的是需求方在各种价格水平下计划购买的数量。如果税法规定他们每买一磅大豆油要多付5美分，那么对于某一数量而言，他们现在只愿意在比以前低5美分的价位买。所以，对每一个数量来说，需求曲线都向下移动了5美分的距离。

　　这条新的需求曲线经过了税收的调节，现在和供给曲线相交于每磅19美分处。这就是新的市场出清价格。供给方每卖一磅会收到19美分，这和他们缴税时一样。需求方每买一磅付24美分，其中19美分给供给方，5美分给税务局。和前面一样，需求方承担80%的税收，供给方承担剩下的20%。

　　为什么税收归宿会出现二八分成的情况？这是由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弹性决定的。在35亿磅和40亿磅之间，需求价格弹性是0.73，相对缺乏弹性；而供给价格弹性是2.6，相对有弹性。哪一方对征税导致的价格变化越迟钝（即弹性越低），他们承担的税负比例就越高。

　　看过这个例子之后，你可能会问自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企业利润征的税最终由谁来承担呢？如果你能用这个税收归宿的分析方法得出一个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答案，那就该让你来写经济学教材了。让一家企业缴税，就好像让一包香烟或一桶豆油缴税一样不可能。税都是人缴纳的。对企业利润征的税最终由谁支付？企业所得税会不会使企业出售的商品价格变高？企业所得税是不是降低了企业雇用的工人的工资？企业所得税是不是降低了企业所有者的收入？企业利润是由很多笔交易形成的，很复杂，没有人说得清到底是谁在支付对企业利润征的税。这一点可以看成是废除这种税的一个好理由，也可以看成是保留这种税的一个不错的政治理由。

　　任何一种税，无论是对商品或服务的买方征收，还是对卖方征收，都相当于在供给和需求过程中钉进一块楔子。不管由谁付税，征税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削弱了供求双方的能力，使他们不能很好地把握机会，从事互惠互利的交换活动。这当然是对烟酒征税的原因之一。但是，对食品、洗漱用具、书报杂志、服装以及其他无数商品征税也有同样的效果。

　　

6.10　高价的体育，廉价的诗歌：谁之罪？    

　　夏天，职业橄榄球队的老板们宣布，秋季的球票要涨价了，他们将涨价归咎于成本上升，特别是球员的工资越来越高。他们对我们说的是实话吗？不全是。为什么球员会有这么高的工资？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太危险，或是累得让人受不了，因为以前一个赛季只挣几千美元时，他们的工作也是危险而辛苦的。正确的答案是因为需求，有很多人愿意出高价来看比赛，这使得球员们一个个都成了香饽饽。热情的职业球迷越渴望亲眼见到心目中的英雄，他们要为球票付出的钞票就越多。在美国，踢足球的人挣得就少多了，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努力，也不是因为“足球的成本比较低”，而是因为足球在美国不流行。对足球的需求差得远呢。

　　芝加哥小熊队在和萨米·苏萨新签了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之后宣布，球票要涨价了，这没什么奇怪的。球队老板可能会指责苏萨，但是苏萨把很多很多的球迷都带到球场上来了。是球迷们花钱看苏萨的愿望使老板们愿意（或者说刺激了他们）给球员涨工资，留住像苏萨这样的球员，这一点可以从对球票的强劲需求上看出来。经济学家好像更愿意指责成本上升的真实原因。

　　大多数诗人都不富裕。他们仅能勉强度日。为什么诗歌朗诵会的门票这么便宜，是因为朗诵诗歌的成本很低吗？还是因为对诗歌朗诵的需求低？是后者。但是，玛娅·安格鲁是一个富裕的诗人。她在很多所大学的剧场和其他场合朗诵诗，出场一次就能挣几千美元。你可以到你们学校的名人演讲会亲自去看。她的出场费高得离谱，票价也是。如果你认为是她的高额出场费导致票价太贵，那你就是还没有理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对玛娅·安格鲁出场的需求高使得票价贵。她的朗诵比彼得·勃特克的诗歌朗诵（这显然不是他的比较优势）稀缺得多，这就转化成了玛娅·安格鲁收取的高额出场费。

　　

6.11　成本决定价格吗？    

　　前面的例子实际上指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又多有误解，所以值得进一步解释。

　　当卖方对消费者宣布涨价的时候，他们喜欢说涨价是由于成本上升造成的。商业类报刊经常登一些这方面的通知，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通知都会有一段话表示深切的遗憾，说成本变高了，必须涨价。可能历史上没有一个卖主在涨价时声称，涨价是因为人们对其产品的需求上升了，他们拒绝把涨价归咎于顾客。这不是好的生意之道！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我们高成本导致高价格。但是，成本不仅取决于供给，也取决于需求，从来如此。经济学家一直对“常识”持明确的怀疑态度。这不是好的经济学！我们来回顾一下肯尼思·布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50多年前的洞见：　　

　　没有一条法则说，如果一种商品的成本是每吨40美元，则其价格就也得是每吨40美元。如果一个人花100万美元在南极盖了一栋房子，那么花了100万美元这件事本身不可能使他得到等额的回报。然而，生产成本和价格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种商品的价格依赖其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供给曲线的位置依赖于生产成本。

布尔丁所谓的“法则”当然是指普遍的经济规律或原理，而不是指法律的规则。经济学家以外的人好像都相信生产成本高可以给高价格提供一个普遍的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用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造一下布尔丁的例子，然后再继续探讨更复杂的情况。

　　

6.12　“退出者”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    

　　“退出者”是一个虚构的朋克乐队。“退出者”为进棚录音花了2万美元，又花了2000美元制作了1000张唱片，包装费用也包含在内。手里拿着一盒新出厂的唱片，他们开始讨论卖多少钱合适。

　　斯派克第一个发言。“22000除以1000等于20。我们每张卖20块钱——我们又不是为了钱才唱的。”他很自信地说。

　　尼德尔纠正他：“22000减掉1000是21000，不对，是22块钱。”

　　沙夫特问：“那我们的乐器和设备怎么算啊？咱们得把这块也加进去。”

　　尼德尔反驳道：“可是，哥们儿，那些都已经是沉没成本了。那些乐器是咱们5年前买的。”其他人也不能肯定那些东西该怎么算。

　　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同意尼德尔的建议，每张唱片卖22美元。然后他们到路上，混在人群中叫卖他们的唱片，每张22美元。但是，市场上每张唱片一般卖15美元左右，谁会愿意多出7块钱买这个乐队的唱片？他们的父母、一个弟弟、三个表哥还有演出时的几个醉鬼买了。“退出者”剩了988张唱片。

　　实际上，这个乐队真是对得起它的名字，要是乐队成员一直用这种思维方式，他们就都得从生意场中退出。他们认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高低。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需求——人们的支付意愿！此外，他们甚至没有算出成本到底是多少。尼德尔是对的，乐器的成本是沉没成本（如果他们把乐器卖掉，能收回的那部分除外）。但是，一旦他们拿到了唱片，录音棚的租金、刻盘和包装的费用就都成了沉没成本。现在卖8块、6块甚至2块一张都比开价22块钱但一张也卖不出去强。和第四章里的例子一样，把这件事记下来，作为生活的教训吧。

　　

6.13　“山里有金子！”那又怎么样？    

　　本书作者之一住在离罗普斯金矿不到20英里的地方。这座金矿在一个世纪以前开采过，20世纪80年代又有过一阵短暂的开采。现在这座矿关闭了。不是因为金子采完了。那儿的每个人都知道矿里有金子。那矿主为什么会自愿关闭矿井呢？因为市场上金子的价格告诉他应该关闭。市场的价格是通过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确立的。如果有人想重新开采的话，我们可以假设，采掘的成本是每盎司600美元。但是，现在市场上的金价是每盎司400美元，所以矿主不可能卖600美元一盎司。当然，他们可以说，他们的劳动是辛苦而危险的，他们应该卖这个价钱，但是他们的金子和别人的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如果将来对金子的总体需求大幅度上升，把金价拉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高价位，可能有朝一日罗普斯金矿会恢复开采。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金子的市场价一直很低，深谙节约之道的人就会到别处寻求获利的机会。罗普斯金矿的开采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太高了。

　　

6.14　甚至连屠户都没这个胆子    

　　假设对牛肉的需求突然上升，谁都没有料到。尽管全国上下普遍出现这种现象，每家肉铺还是只能通过自己的销售看到这一点。牛肉会比预想的卖得快，而且要动用存货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肉铺的存货对于瞬间的需求变化只是一个缓冲器。如果连存货也卖完了，就只能给中间人（肉类屠宰加工商或分销商）打电话，增加牛肉的订货量。但是，因为顾客的需求是在总体市场上增加，所以别的肉铺的牛肉订单也会比预期的大，不光是这一家增加订货。这就给屠宰加工商的存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只能订购更多的肉牛以供屠宰。

　　但是，供给是存在约束的。我们希望最终的牛肉产品的供给是相对有弹性的，即对价格的微小变化很敏感。肉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卖，多卖点也行，少卖点也行。但是，牛可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长大的；短期之内，肉牛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因此，对肉牛的需求的增加只会导致屠宰加工商之间的竞争，他们必然会抬高肉牛的市场价。屠宰加工商们会告诉肉铺，要想拿到牛肉，就得出高价。肉铺想多进牛肉，就得多出钱。

　　肉铺老板会怎么做呢？对他们而言，牛肉的成本上升了。他们会向想买牛肉的顾客要高价，嘴里还得一个劲儿地道歉：“我的牛肉进价高了，成本上去了，所以，不好意思，涨价也是没办法的事。”当然，抬高成本的并不是屠宰加工商。到底谁应该为高成本负责？是肉铺柜台另一面的人们——顾客。

　　

6.15　为什么换一个便盆这么贵？    

　　为什么住院费一直在涨？如果制度规定，病人住院和门诊的医疗费一样，病人肯定愿意住院。这样做就等于是在邀请病人住院，增加对稀缺的医院服务的需求，可以预料到，住院费肯定会上涨。跟在家养病相比，住院的病人当然能受到更好的照料，医生也能更方便地监控病人的情况。此外，保险公司通常能报销全部住院费，而自己养病的医药费却不能全报。

　　医院的管理证明了沉没成本也是有用的。假设一家医院新增了200个床位，又购置了大量精密实验设备。一旦修建或采购完毕，相关的成本就成了沉没成本。但是，这并不等于它们对医院的管理者就没有用了。如果政府和私营的保险公司同意，按照医院给病人们提供的医疗服务的成本给医院拨款，如果医院能决定哪些费用可以纳入成本，那么每一美元的沉没成本就都能派上用场了。如果按照某种公式计算，医院能尽快收回这些沉没成本，同时不引起要为此付费的人的敌意，沉没成本就可以“遍及”每一个病人。

　　是谁的成本？又是谁的收益？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执行某项政策，最好的方式就是问一问这项政策会使谁受益，成本由谁负担。如果医生能从医院拥有的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中获益，如果取悦医生的成本主要由院方承担，如果政府、保险公司和慈善家们毫无怨言地承担全部设备采购成本，那么，尽管昂贵的医疗设备很少使用，医院也会采购，医疗费用也就涨得飞快。

　　近年来，给员工上医疗保险的企业向保险公司施压，要保险公司控制成本，保险公司又向医院施压，要医生们压缩诊疗费。保险公司曾经做过试验，每年给医院提供一笔固定的费用，而不是医院说花了多少钱，保险公司就照单全额报销。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倒是有了节约的动机，可是他们一节约，病人就不高兴了。既要对每一个人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又要使成本的膨胀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个问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困扰着我们。要想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首先要认识到需求影响成本，用某种方式分配医疗资源势在必行，因为，在病人看病不花钱的情况下，不管供给量有多大，需求量肯定都会比供给量大得多。

　　

6.16　多修点吧，反正又不要钱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章中关于城市交通的例子吗？这个例子举过几次之后，我们曾指出过一点，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就是城市的交通并不总是协调的过程。交通拥堵、高犯罪率、教学质量差已经成为美国的严重社会问题，人们对此头痛不已，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近几十年来，为什么城区的道路越来越拥挤？常见的回答是，人口增长了。但是，人们也要看电影、上肉铺、打网球、玩彩弹游戏，怎么没发现这些公共设施有拥挤情况呢？

　　拥挤是短缺的另一种说法。对于任何商品，只要我们把价格定得足够低，都会出现短缺。那些想用修路来解决交通拥堵的人会说，人们想免费使用公路，他们想用多少，我们就应该供给多少公路。这话简直是荒唐。修路的边际成本可不是零，在城区修路成本还相当高。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点点额外的收益付出大量的额外成本呢？你会说，可不是一点点收益啊。不经过市场的检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顾客的支付意愿会告诉生产者，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值得花多大的成本。开车的人在堵车时大喊大叫，这对政府部门没什么帮助，它们还是不能确定，在城区和郊区修建更多的公路到底花多大成本合适。

　　问题在于，在城里开车的人对缓解拥堵问题是不是足够重视，他们愿不愿意出这个钱来缓解拥堵。如果我们计划修建足够的公路来解决所有开车人的问题，那么当公路的使用成本为零的时候，人们肯定不愿意。但是，如果我们决定，用收过路费的办法来测试开车人的支付意愿，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美国人“需要”的道路空间远远少于他们嘴上要求的数量。价格上升的时候，需求量就会下降。人们会在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时才开自己的车，这样就缓解了道路的压力。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加顺心（即使他们会抱怨要交过路费），因为他们不会由于边际价值低的用途而在路上堵成长龙，而是把使用公路的机会留给了更有价值的用途。

　　只要公路归政府所有，而政府迫于政治压力，又要让人们免费使用公路，那就必然会堵车。就算我们再怎么修地铁、修轻轨，堵车现象也不会消失。最好的证据就是，任何新修的地铁或轻轨都没有减轻当地的交通拥堵。新修公路是为了缓解道路压力，但是交通拥堵会扩展到所有的道路上，而且公共交通也改变不了这一局面。只要稀缺的公路资源能继续让我们免费使用，路就会一直堵下去。

　　

6.17　成本和所有权    

　　产权是重要的。只要你在部队待过，你就会知道，部队在用人时效率低得令人发指。让资深的会计师去给营房刷油漆，而在小卖部管账的人还要掰手指头。当然，这话可能有点夸张。然而，我们预测部队里浪费人才的现象比市民社会更普遍，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因为在市民社会里，雇主总是被迫向雇员支付他们的机会成本。如果你必须给会计师开会计师的工资，你就不会让会计师去给营房刷油漆。如果你要为你的企业的盈利能力负责，你就不会这么干。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名中士给一名有技术的新兵分派了不需要技术的活，他要承担什么成本？如果这名中士正好对新兵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感到愤怒，不管这优越感的确存在还是他想象出来的，那么，他把这名新兵调到更适合他的工作岗位上，可能就会失去一个羞辱他的宝贵机会。人人都会节约，可是人们的目标却各不相同。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使用资源的人用不着支付资源最佳用途的全额机会成本，资源的使用就会比较随意和粗心。（如果你觉得“随意”和“粗心”言重了，那么你觉得能不能改用“有差别”？）如果某种资源明确地属于某个人，他在使用资源时就常常被迫支付资源的机会成本。士兵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他给谁干、在哪干、在什么条件下才干，这些他都无权选择，因为法律已经剥夺了他选择工作的权利。如果是山姆大叔征召，他就不能坚持收取自己的机会成本，可是如果是家得宝*愿意要他，他就可以收取自己的机会成本。对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资源，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某种资源不知道归谁所有，那么也就没有人向要使用资源的人索取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价值往往会被低估，从而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随意和粗心。

　　所有这一切在社会主义社会都会出现，因为资源是由政府的官员来分配的。对于前苏联的经济计划人员来说，要修筑一条铁路，其成本就是资源用作其他用途的价值。但是，如果政府官员有权弄到高价值的资源，根本不用出价，他们怎么能发现资源用作其他用途时有多大价值呢？还记得那个神奇的工人吗，就是能一边拿大顶，一边哼着歌，还能给自行车上辐条的那个？如果没有马戏团主愿意为他的表演出高价，中央作计划的那些人怎么能知道，让这样的人做自行车是大大的屈才呢？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对于同一种行为，计算成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可以看作经济体制的标志性特征。在产权私有的体制中，竞价过程会产生价格，对于资源所有者而言，这一价格差不多就是机会成本。而在产权不明晰的体制中就没有这样的过程。那么，是什么过程取而代之了呢？这条铁路价值大还是那条铁路价值大，用钢材生产铁轨还是生产卡车，提高运力还是提高所运货物的质量，是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还是在家休闲，这些问题谁说了算？如果没有供求过程来创造信息，制订经济计划的人就差不多只能自己拍脑袋来决定资源的用途。

　　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决策者不想盲目操作，就必须使用某种实际的价值指数来为其他的选择机会定价，计量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供给和需求，即市场上的竞价过程，给可用的资源标定了价格，生成了这种价格指数。只要游戏规则对某人控制和交换某种资源的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就无法生成衡量稀缺性的实际指数，也就无法指导分配和协调人们的活动。

 

延伸阅读

正确地表述经济问题

 

　　现在给你做一道经典的题。三个人到一家汽车旅馆，开了一间房。总价是30块钱，每人付了10块。他们进了房间以后，总台的服务员发现钱收多了。他忘了今晚有特价，25块钱一间。总台的服务员不能离开，于是他找来在客房值班的服务员，给她5张1块钱的钞票，请她到房间去还给那三个人。她在路上想，三个人分5块钱，该怎么分呢？她决定只还3块钱给他们，因为他们又不知道钱收多了，剩下的2块自己揣了起来。谁也没有察觉。

　　现在请看问题：每个人实际上付了9块钱，3乘以9等于27。服务员藏起来2块，一共29。但是那三个人一开始付了30块，不是29块。剩下那1块钱哪儿去了？

　　把书合上。别往下看，直到你自己算明白为止！如果你15分钟或是20分钟还没想明白，再打开书往下看。（必须承认，本书作者之一花了差不多20年才想明白！）

 

当心错误的问题或误导性的说明

　　我们知道，有些老师会说：“没有错误的问题，只有错误的答案。”尽管我们很不情愿，但我们还是得说，这些老师的看法是错的。上面的问题根本就是错误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乱问，好比问“蓝色的重量是多少？”）这个问题的问法就是故意要误导你，但是从这个故事的叙述来看，好像问得挺有道理的。这恰恰是问题的困难所在。“剩下那1块钱哪儿去了？”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

　　房间的费用确实是25块钱。那三个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多付了5块钱。他们也的确从服务员手里收回了3块钱。多付的钱当中剩下那一部分到哪儿去了？

　　这才是正确的问题。现在你可以得出正确答案了。钱进了服务员的腰包。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要举出这个问题呢？它和经济学并不相干。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涉及经济事务的分析的表述方式有问题，或者完全就是在误导人，这有可能是因为无知，也有些像上面的题一样，是故意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一大作用就是能够看透那些胡说八道。我们会举三个相当平常的例子帮你提高功力。

 

数据好像会自己说话，当心！              

　　假设有人给你一组数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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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是虚构的，我们假设这些数据都是正确的。这里没什么花招。过去十年中，通货膨胀率也不高。小货车的价格确实上涨了很多。现在我们问：关于小货车的需求曲线，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

　　别说我们这次又在问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你怎么回答。

　　如果你说小货车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那你就掉进了我们的圈套。尽管问题是中规中矩的，但是，我们在叙述这个问题时提供的数据给人一种感觉，好像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

　　数据从来不会自己说话。实际上，数据根本不会说话。就像我们在第一章里讨论的，经济学家运用理论是为了解释数据，从数据中发现意义。我们关于供给和需求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需求法则允许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吗？不允许。（连垂直的需求曲线都不承认。）需求曲线在任何地方总是向下倾斜的。

　　把这一点记在心里吧。小货车的价格涨了，买得反而多，你应该怎么解释这些数据呢？从1995年到2005年，小货车的总需求上升了，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市场价格的上涨。（人们的收入高了，家庭规模大了，大规模的广告战都可以解释这一期间需求的增长。）和认定那些数据说明需求曲线必然向上倾斜相比，这个回答显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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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有些冒牌的经济学家胡说八道

　　有时候，问题不只是让数据自己说话。看看国内的报纸，你总是会看到一些信口开河的文章，就像下面引的一段：

　　近期的寒流继续给橘子市场带来灾难。在今后几周内，橘农会面临更加糟糕的局面。一些期货商预测，供给降低会使桔子价格上涨。但是他们还是考虑得不够全面。高价会降低橘子的需求，这对橘农来说是雪上加霜。需求一降，价格很快就会跟着降。橘农的处境真是相当凄惨。一方面是橘子减产，一方面是价格降低。市场不会原谅任何人。桔农要在这种双重打击中得以幸存，只有靠运气了。

我们希望你已经注意到了，记者在写报道时用了一种误导的方式，把市场说得像一个“不会原谅人的”人。这一点我们倒是可以原谅他。他的文章的其余部分才是真正有问题的，因为他使用了供给和需求这样常用的经济学概念来组织他的文章，文章又显得很自信，很有说服力。

　　供给下降的确会导致价格上升。可是，橘子价格的上升并不像记者所写的会导致需求下降。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价格上升会使需求量减少。这会缓解橘子市场上出现的暂时性短缺。但是，记者把需求量的下降和总需求的下降搞错了，这样一来，记者的预测就像纸房子遇到冰雹一样，根本站不住脚。（特别较真的学生，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的那个，可能会争论说其他条件已经变了。如果人们预期未来橘子会涨价，总需求实际上会上升，因为各家都想趁没涨价的时候多买点。）

　　需求（供给）的变化和需求量（供给量）的变化之间，经常会出现混乱，要时刻保持警惕。报纸和财经杂志读得越多，你就会发现得越多，信不信？（我们在上一章后面的习题中也放了两个。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现在可能应该再回过头去看一看。）

　　

这幅图说明短缺日益严重，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论证经济问题时，画图经常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们在这本书里就用了一些图。光是在这一章，我们在讲租金管制和税收归宿的时候就用了图。图形可以帮我们理解和预测某种政策的结果。报纸很少用图形，但是政策机构和智囊团却常常用。图6-4就是一例，我们来看一看。

图6-4 　错误的石油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

 

　　这张图表示的是1950年到2050年石油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两条曲线相交于2010年。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前50多年中石油是过剩的，但是在2010年以后，石油短缺会日益严重，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画这张图的智囊团于是就提出很多建议，说什么美国必须制订石油储备政策，避免发生石油危机。

　　但是，注意，这张图没有提供石油价格的信息。尽管分析家给两条曲线标明了“需求”和“供给”的名称，但这两条曲线根本不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我们被耍了！供给曲线描述的是价格和供给量的关系，需求曲线描述的是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而图中的这两条曲线并没有显示出这些关系。

　　图中所谓的“过剩”和“短缺”同样是误导人的。过剩的定义是在某一价格下供给量大于需求量，而不是在某一时刻“供给”大于“需求”。市场上的价格在过剩的时候肯定会下降。短缺的定义是在某一价格下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而不是在某一时刻“需求”大于“供给”。市场上的价格在短缺的时候肯定会上升。

　　这张图没能说明市场过程的供求原理。它没有承认价格在市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如果在一段时间当中石油需求的增长超过了供给的增长，市场价格就会上升，以反映其边际价值和边际成本。不会出现日益严重的短缺，也不会持续短缺。相反，价格上涨会让使用者节约石油。

 

简短回顾

 

　我们延续了上一章的主题，游戏规则通过塑造动机影响供求条件。

　　动机是会变的，比如，对自由市场过程实行价格管制。如果价格管制有效，那么在无意中就会导致市场失调。

　　价格上限是法律规定的最高价格。无论对汽油还是别的东西（比如公寓的租金）设置价格上限，都会导致短缺。价格竞争会被非价格竞争或非货币竞争取代。法律规定的低价并不能消除商品的稀缺性，甚至连降低稀缺性都做不到。

　　价格下限是法律规定的最低价格，例如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和没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最低工资。如果价格下限有效，那么就会在无意中造成过剩。以农产品为例，过剩的部分通常被政府收购，这代表了财富从消费者（他们要承受较高价格）和纳税人（他们要承担较高的税负，为政府支持农产品的计划出钱）手中向农民转移。在最低工资的例子中，过剩表现为有人找不到工作，他们不像过剩的农产品一样还有政府兜着。那些在最低工资水平下还能维持工作或者找到工作的人的生活会好过一点（和他们在自由市场中能挣到的生活相比），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实在是太不走运了。

　　禁酒和禁毒使市场转入地下。在犯罪方面有比较优势的人会成为这个竞争过程中的接班人。

　　东西、地点、组织都不会缴税，只有人缴税。对某种活动征税倾向于减少人们从事该活动的机会。

　　没有一条经济学法则说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在价格决定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成本之间选择，那你就错了，因为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决定了所有的成本。

　　相对的成本会根据供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供求过程定出的价格就可以反映商品的相对稀缺性，人们就能知道怎样使用才最节约。

　　在商业社会中，价格可以反映商品相对稀缺性的变化，可以协调人们的活动。

　　当资源不归私人拥有，或者决定其用途的游戏规则不明确时，商业社会中的合作就会更困难。

第20章  促进经济增长

20.1　谁富，谁穷？

20.2　历史记录

20.3　经济增长的源泉

20.4　外国投资

20.5　人力资本

20.6　石油来自于我们的头脑

20.7　经济自由度指数

20.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20.9　亚洲记录

20.10　亚洲之外

延伸阅读：  国家间GDP比较的难点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们的情况比所谓“发达”国家的居民在经济衰退到达顶峰时所经历的还要糟糕。确实，当今世界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经济系统比其他经济系统表现出色得多。我们还没有普遍认可的标准可以用来清楚明确地比较不同经济系统的绩效，确定是否加拿大比美国表现更出色，挪威比瑞典表现更出色，或者瑞士比上述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表现更出色，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绩效测量工具，也可以知道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的经济系统都比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孟加拉或者世界上众多其他极度贫穷的国家的经济系统表现出色得多。

　　经济系统是一种社会系统，人们通过这个社会系统合作创造资源和使用资源，满足彼此的需求。为什么一些系统比其他系统成功得多呢？这就是本章的主题。当然，有些国家一开始自然资源就比其他国家少。但是大自然的恩赐不同，不能用来解释富裕的新加坡和贫穷的印度或者富裕的瑞士和贫穷的尼日利亚之间的巨大财富和福利差距。人口比例也不能用来解释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所有或者是大部分显而易见的差异差距。荷兰3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养活1600万人口，爱沙尼亚4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养活的人口只相当于荷兰人口的1/10，相比之下，荷兰要富裕得多——更不用提荷兰人民自己围海造田造出了大块土地。

 

 

20.1　谁富，谁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更多人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世界银行，定期发布《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总结了每个国家经济系统的运行表现，其中把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

　　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一批靠卖石油致富的小国，以及一些更小的国家，它们现在是或者一直以来都是富裕大国的附属国，比如法属圭亚那、荷属安的列斯、关岛等。

　　更多的国家被世界银行划分为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每位居民的年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现值）。这些国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3/8；全世界有2/3的人口都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其他低收入国家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前苏联分裂出来的较贫困的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几乎所有中非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从墨西哥到南美洲最南端的拉丁美洲诸国（除了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和圭亚那，这些国家是低收入国家），南非，北非诸国，从希腊、土耳其到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中东国家，1989年以前曾属于苏维埃帝国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另外还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世界银行区分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用国民生产总值（GNP）除以人口所得的数值。因为世界各国总收入和总产量的计算者强调国内生产总值（GDP），而GNP很多时候实际上和GDP相同，所以我们在解释这种贫富标准的意义和局限的时候，会着重于GDP。

 

20.2　历史记录   

　　1999年美国的人均GDP是30845美元。印度为2248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与1820年相比，美国1999年的GDP增长了超过500倍。与1820年相比，印度1999年的GDP增长了不到20倍。* 区别在于经济的增长。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而印度的经济增长微不足道。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境遇如此不同？

　　在一些人看来，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肯定回答是剥削。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可以投资于生产资本的初始盈余资本。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利用其军事霸权征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力较弱的国家，盘剥被征服的人民，用榨取的盈余资本推动它们自己经济的发展。当欧洲国家接触到世界的其他国家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辽远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说这句话的是亚当·斯密，不是卡尔·马克思。但是斯密也提到，他们所做的不合正义的事体与很多的“蠢事”掺杂在一起，他自己的观点是，英国这个最有野心的殖民强权国家将更多的资源花费在维护帝国方面，而不是收回这些资源获取回报。他也许是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迅速崩塌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们没有给殖民强权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

　　剥削论是对当今贫富国家强烈对比的一种普通解释，然而，埃塞俄比亚等世界上一些最穷的国家，从来不曾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服或殖民，而瑞士等一些最富的国家，从来不曾征服或殖民其他国家和地区，由此，产生了反对剥削论的基本观点。军事力量看上去比经济增长因素更有影响。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最初是在西欧被发现或者说被发明的。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庆祝之前的100年里“资产阶级社会”多产的成就时，他们几乎只着眼于欧洲及其分支（即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以外，人均GDP一直增长平平。

　　1848年以后，经济增长也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每个大洲都至少经历了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高速经济增长。1950～1973年，全世界的GDP年均增速为4.9%。结合同时期的人口增长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人均GDP年均增速为2.9%，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意味着在区区25年中，全世界人民的实际平均收入就几乎可以翻一番。但是1950～1973年是增长额外迅速的年份。1973年之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略为减缓。苏维埃帝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在欧洲及其分支，经济增长普遍维持在至少足以让人均收入在50年内翻一番的水平。在亚洲，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平均增速足以让实际人均收入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翻一番。

 

20.3　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一些国家创造了条件，让它们的绝大多数人民可以从事专业化的工作，可以进行交易。稳定的社会秩序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基本的前提，在此社会秩序下，法制完备，人们有理由自信地启动项目，他们相信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够享受到成果。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思考是经济发展其实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人、资源和制度。但是，人实际上是一个既定因素。我们当然希望人们能更友好、更善良，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也无法直接控制大自然是否赋予我们资源。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天气，更富饶的土地，但是这都不是我们的选择能够直接决定的。然而对于支配我们的互动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制度，我们还是些许控制权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基本制度（比如法制），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供给或人力资本投入的水平。这些制度给出游戏规则，在这些规则下，我们相互作用，通过交易实现获利。

　　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以低成本交易商品和交换想法的可能性。如果人们无法进行交易，就不会有专业化，如果转移商品的成本高于交易的预期收益，人们就无法进行交易。想法的交换也很重要，也许比亚当·斯密和其他早期经济学家意识到的重要得多。因此，欧洲的地理条件是经济增长特性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欧洲绵延的海岸线上有诸多的优良海港，欧洲还有无数宽阔的河流，这些河流是山顶融化的雪水汇聚而成的，它们流过平坦的平原，终年通航，这一切让欧洲人可以以低成本在广阔的区域中交易商品和交换想法。

　　没有剩余资本的积累，广泛的专业化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人们生产商品供他人使用，可是生产者通常不认识使用者，而且两者往往距离遥远。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初到出售产品获得收益之间的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产者必须能够存活。因此，经济增长要求积累消费品存量，让生产者能够度过生产期，这些消费品的作用相当于资本，因为它们是产成品，其使用提高了未来的生产率。

　　资本积累还通过提高劳动能力为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重要贡献。不用说人们也知道，推土机运的土远远多于人用铁锹运的土。资本积累既是一个量的过程，也是一个质的过程，这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专业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意味着，一个国家增加其资本货物的存量，不仅仅是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而且是获得更强有力的生产资料。随着时间的推进，新的运土设备将会是更有效的运土设备。

　　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力量。比如运输系统，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它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1800年，身在美国的人们怎样运输商品、交流想法以及进行旅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方式速度非常慢。在那时，如果是长途，几乎任何东西都要走水路。修筑公路成本很高。公路必须跨越河流山川，而且在下雪泥泞的情况下要能保持通行。而货运或客运大部分靠马力，这里的马力指的就是其字面的意思，即马匹运输。然而，1800年到1870年间交通资本的积累，主要不是更多的帆船和运河的积累，而是更多的铁轨、火车和各类车辆的积累，使得每单位资本能够更快速地运输商品。因此，技术创新体现在人们获得的额外资本当中。到1940年，内燃机再一次提升了单位运输资本运输商品的效率。至于今天让人们进行旅行和交流想法的资本设备，即我们都熟悉的喷气式飞机和因特网，与1800年甚至1940年的资本设备相比，在任何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

　　技术进步对推动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落后于领先国家的那些国家享有一个重大优势。技术创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们在试图推动他们感兴趣的项目过程中互动产生的。世界上在技术进步方面领先的国家必须靠自己发现更好的行事方式，而在发现过程中，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还包括犯错带来的所有成本。然而，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它们落后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些成本。一个拥有极少资本的极度贫穷的国家在20世纪末要提高其产出，不必经过别的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经历过的那些技术阶段，可以直接从牛车和土路跳到柴油卡车和水泥公路。这是落后的巨大优势。仅仅靠应用领先者付出高成本得到的诸多经验，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可以比富裕国家过去的经济增长速度快得多。

 

20.4　外国投资   

　　但是，贫穷国家实际上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许多因素。假设它们一开始只拥有原始技术条件，无法为自己制造能够提高其生产力的复杂资本货物，因此它们必须进口这些资本货物。但是它们有办法进口它们想要的资本货物吗？它们在交易中能付出什么？由于贫穷，它们注定拥有极少能够用于出口的剩余产品，而通过出口才能有办法进口。它们想从其他国家进口货物，然而它们能够生产出这些国家需要的剩余产品吗？这种需求足以成为交易的有力条件吗？贫穷国家能生产富裕国家想要的什么东西呢？尽管“原材料”是立刻出现在很多人脑海中的答案，海外的大量需求可以让这些原材料带来出口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购买新的资本设备，但是实际上很少贫穷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蕴藏量或者其他原材料。或者，如果它们确实拥有资源，它们最可能缺乏的是以低成本开发资源的知识和设备，这个成本必须能够足以让它们的海外销售盈利。 

　　外国投资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借钱给穷国，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贫穷国家想要买的资本设备。他们愿意这么做吗？如果在考虑了风险调整后，这些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超过其他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因为一个正在追赶其他国家的国家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贫穷国家的投资的回报率应该相应较高。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投资的风险也很高。除了投资经济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普遍的高风险和由于补充资源可提供性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加入政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有些政治风险来自于人们习惯性的敌意，是人们看待外国投资者的敌意，特别是对那些在贫穷国家投资的投资者。投资回报普遍被看成是贫穷国家被投资资源的“流失”，特别是在投资者来自富裕国家的时候。这种态度很容易带来游戏规则的改变，催生那些部分或全部没收外国投资的政府政策。意识到这些政治风险的个人和企业更不愿意投入其资本——除非他们能在降低风险方面有所安排！如果外国投资者愿意将其投资的回报与某些特定的政府官员分享，独裁者或寡头执政者统治的国家通常愿意压制大众的不满，甚至向外国投资者授予特权。当贫穷国家出现经济增长的时候，其收益通常只流向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不是切实地惠及广大民众，上面讲到的就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贫穷国家没有能力在国内产生发展需要的资本，外国投资者在没有高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不愿意提供资本，而在外国投资者和贫穷国家政府官员之间时有发生的腐败关系让很多人提倡应由富裕国家政府投资，而不是由私人和公司投资。但是，这个提议本身就有问题。什么能够促使诸如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的政府在贫穷国家投资呢？慷慨的冲动作为制订政府政策的理由，能为人们所接受吗？政府有过慷慨的冲动吗？当慷慨施舍者是政府的时候，在慷慨行为所谓的目的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给予援助的政府官员想从接受援助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什么？在其援助的隐含或明确条款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富裕、强势国家的政府会做什么？政府间援助不会成为政府干预他国事务的手段吗？

　　有些人相信，通过国际机构引导外国援助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人必须要仔细看看世界银行等此类国际机构的实际记录，它们没能从与政府间援助相关的难题和困境中全身而退。甚至在我们考虑政府是否是控制投资方向最好的机构这个问题之前，所有这些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贫穷国家的政府如何分配赠予它们的资源或者以补贴利率借贷给它们的资源？它们会把资本分配给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本的团体吗？它们怎么知道哪些团体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本？腐败不会在这里出现，我们对此有多少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和腐败经常发生，这让富裕国家的国民高度怀疑“外国援助”计划。在民主国家，单单这种怀疑就足以让计划缩水了。

　　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那些今天仍然刺耳地坚持主张“全球化”只是让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人应该解释解释，为什么现在会是这种情形，而这样的情形过去却不曾有过。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之外的国家或者选择将自己隔绝的国家不曾经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足以反驳那些怀疑国际分工能否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带来财富的人。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利的环境当中，几乎完全没有我们平时所能想到的自然资源，它们把自己全心投入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高速运转当中，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记录。

　　我们刚才还在担心提供政府间援助的政府会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我们需要把这种担心与对它们不干涉的担心放在一起权衡。事实上，很多受援国未能用外国援助促进其经济增长。外国援助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资本赠予怎么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呢？你可能会想，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这种援助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从捐助国获得的资本几乎不可避免地与国内资源（土地、劳动力、国内资本）共同使用。外国援助被分配给了无用的项目，这里的无用是指它们没有给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比如通往统治者乡间宫殿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或者主要用来运送政客和官僚去阿尔卑斯山度假的国家机场，或者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不能发电或提供灌溉用水的大坝——这种援助只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让外国援助在一个国家起作用，并非毫无机会成本。

　　一些不良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让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致富或让执政党派保住执政地位，即使这些政策会妨碍经济增长；外国援助也可能支持这样的政府。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政府间援助是援助国对受援国内政的干涉。如果你不明白是为什么，问问你自己那些想要推翻独裁政府的人如何看待从其统治者那里经手的来自他国的捐助。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发放援助给贫穷国家政府的政府或国际机构是否应该干涉，而是变成了它们应该如何干涉。如果目标是要让人们脱离贫困，那么援助应该交给有适当经济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穷人*。尽管对于在特定境况下到底是什么构成最佳的经济政策确实还有一定争论空间，但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根本问题不是无知，而是让那些知道该做什么的人没有这么做的政治动机。

　　至于为什么私人投资通常比外国政府或官方国际机构的援助更能加速经济增长，有若干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私人投资通常有知道如何使用投资的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者，至少是在没有和当地官员发生腐败关系的情况下，迫切希望经济增长，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投资盈利。对于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如果不能创造出高于其投入的价值，私人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他们借出的资本是否得到了建设性的使用。

 

20.5　人力资本   

　　很多贫穷国家应该比现在更加用心实施的一项合理政策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妇女的基础教育。识字人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很多贫穷国家忽视女孩子的教育，从而固执地剥夺了它们自己的珍贵资源。第十一章说到美国人当中的收入不均衡主要由于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差异，而不是由于其身体资本的差异。拥有各种生产性知识和技能，才能让个体致富。人力资本对国家财富的增长有多大贡献呢？

　　要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定量的答案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为国民慷慨地提供学校教育是富裕国家开支其收入的一种方式。学校教育既是消费品也是资本货物。因为财富增加带来更多的学校教育和更多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估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进程的确切贡献。但是，我们能够确定它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技术进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吗？似乎非常的不可能。如果微软的新产品不是纯粹的玩具的话，微软新产品开发者的知识和技能必须要与微软产品使用者的知识和技能相当。复杂机械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做很多事情，同时也必须有人来修理、设计、制造这些机械。

 

20.6　石油来自于我们的头脑   

　　大多数人会从既定因素和地球的自然资源方面考虑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越过这些一般设想，稍稍跳出常规进行思考，我们会发现知识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世界上的贫穷国家缺的不是“物品”，缺的是“想法”。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毫无实用价值。是人类的才智最终发现了让石油为人类服务的方法。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是跳出常规思考问题的高手，他说：“资源更多地产生于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大地或空气。”当然，自然资源都是在我们身边的物质世界被发现的，西蒙的意思是发现和利用这些资源要靠人类的头脑。今天我们对自然资源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比如在电脑芯片中硅的使用，实际上是人类知识和才智的继承和积累。

　　如果动机恰当，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利用这个世界随时可供使用的知识储备，把现有的东西转变成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让动机变得恰当本身也与知识有关。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明确地分配产权来让组织更有效地工作，让囚徒困境更少地造成协作失败。

 

20.7　经济自由度指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经验技巧获得这些洞见。在与米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倾向于市场的经济学家商讨后，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詹姆斯·格瓦特尼（James Gwartney）和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建立了经济自由度指数，然后把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从这时起，格瓦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计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经济自由度指数试图从管理控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他们最初的计算结果见图20-1。

　　正如可以看到的，实施最高自由度指数政策的国家（A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时候，这些总量的相互关系值得思考，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可以更详细地向我们显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偶然因素。

图20-1　经济自由和收入

 

20.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这种被观察到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趋势不仅仅是统计上的联系。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了一个系统的偶然因素，人们在享有参与市场进程的自由时能增加财富。这个偶然因素是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在全书中一直解释的东西。经济自由让人们通过自愿交换私有财产——在法制之下一切适宜的买、卖和交易——进行相互协作，这种自由促进了个人和国家财富的发展。这让人们能够寻找他们的比较优势，找到以低成本生产、运输稀缺商品和服务的方法，激发企业家的动力，推动市场进程。

20.9　亚洲记录   

　　对于气候和地理条件带给国家的障碍，人们基本无法改变。但是法制、诚实胜任的政府官员、受过教育的民众、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政府对这些事务有很大的控制度。政府做得怎么样？试想韩国的情况。从1960年到1999年，GDP（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增长超过18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2%。根据1995年的美元现值计算，人均GDP从1960年的1256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2056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0%。在这段时间，为了让自己从穷国成长为富国，韩国做了些什么？

　　韩国的政府和人民当然对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包括对妇女的教育，现在妇女构成了韩国劳动力的1/3。韩国向世界经济开放自己，有效地利用外国人自愿投资给韩国的资金。借着这些年来国际贸易的繁荣兴盛，韩国致力于出口，出口所得被用来购买经济发展需要的其他商品。1960年时，谁会预测到20年后韩国制造的汽车能与西欧和北美制造的汽车在销售上一争高下呢？

　　韩国绝对不是政府一边站，让市场分配资源的国家；在关键时刻，政府官员和行业领导者共同谋划，影响资源投资和特定产业的发展。然而，韩国允许供需力量产生相对价格，其政府官员一直关注相对价格，因此经济发展一般遵循比较优势决定的模式。政府支出保持在合理控制之中，因此经济不会受制于不确定的物价飞涨。韩国人民显示出他们自己愿意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因此增加了可供国内投资的资源供给。

　　法制被普遍推崇，甚至带着宗教的狂热。腐败是个问题。不仅低级别的官员，一些最高职位的政府官员也被判收取贿赂、向特殊经济利益授予特权。但是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受到了批评，位高权重的公务员被起诉和判罪，这充分体现了法制。游戏规则为大部分人所知并得以实施，因此人们能够做出经济决策，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承受错误决策产生的成本，收获正确决定带来的收益。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记录与韩国的记录相近，不论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在普遍实施的政策方面。它们拥有愿意勤奋工作和乐于储蓄的受过教育的民众，它们在稳定的游戏规则框架内运行，从价格体系中获得提示，向世界经济开放，不受过度的政府支出或快速通货膨胀的牵制，它们可以利用由更先进的国家发展的技术进行快速发展，大幅缩短它们和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本不仅仅是缩短了差距，它还让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35%；199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8%。

　　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表现就差得远了。印度的人均GDP——再次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计算，通过了购买力平价的调整——在1960年是735美元。到1999年，只增长到2248美元，这大约是40年前韩国人均GDP的两倍。1960年，印度的人均GDP是韩国人均GDP的55%，而在1999年，不到韩国人均GDP的1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从1960年到1999年印度人口增加超过100%，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国的人口只增加了47%。对于印度的收入增长速度迟缓的解释，大部分要归结于更加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印度不能以哪怕稍微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相似的增长速度追赶上来？战争和备战会大大地延迟经济增长，印度在这段时间正苦恼于内部冲突和与邻国巴基斯坦及中国的冲突。但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段时间也在军备上花费不菲。答案可能必须在印度政府实施的政策中寻找。

　　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显示出一些改善的征兆，但是，在让价格分配资源方面，印度仍显示出极端的不情愿，而于在政府官僚中获得权威方面，印度又展现出强烈的偏爱。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政府使得价格大面积扭曲。出于所谓保护穷人的目的，有些价格被压制，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达到保护穷人的效果。正如你能记得的，在前几章中我们说过，政府抑制物价，并不降低稀缺性。它们更像是通过抑制供应者将稀缺性聚集在一起。另外，被法律抑制的物价无法确保穷人能够买到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表面上为了帮助穷人被抑制了，竞争转向了其他利润，而穷人通常不善于在这些利润上进行有利的竞争，就像他们不善于在价格利润上竞争一样。

　　印度政府拒绝关注价格提供的信息，使得价格被扭曲。20世纪60年代苏联实施的集中规划享有盛誉（大部分是不应得的，我们接下来会了解到），印度的政府领导人被苏联模式说服。结果造成了大量浪费，把过去的经济增长又重新计算了一遍，因为资金直接投给了一些项目，最终这些项目被证明无法产生足以支付其成本的效益。在政府没有进行规划的经济部门中，官僚们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他们的管制让企业家们处处受挫。大部分经济决策都需要政府许可，而这些许可授予与否，全凭相关官僚的议员以独裁的方式决定的，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法制是不存在的。独裁的政府是与法制相对立的，它对企业起到了极大的压制作用。

 

20.10　亚洲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记录好坏参半。表20-1展示了1960～1999年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GDP的百分比变化，这7个国家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考察》（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的主要考察对象。这些变化也参考了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的实际GDP。

　　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些数字。拉丁美洲的经济记录不仅在时间上好坏参半，在地域上也是好坏参半。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水平的63%，阿根廷属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之列；而1999年，其人均GDP仅为美国的38.5%。委内瑞拉1999年的人均GDP比1960年时低0.1%。巴西的人均GDP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增长，但是在80年代又下降了；其1990年的人均GDP比1980年时低8%；1999年的人均GDP比1990年的高出4个百分点。智利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经济改革，这两次改革都对其经济起到重大作用。几年来，智利经济看起来一直保持稳定，从1990年到1999年增长19%。在这段时间里，秘鲁的经济政策在杂乱无章与合理明智之间交替变化。

　　在拉丁美洲，反复无常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常规而非例外，这让我们很难总结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无法增长的原因。也许不稳定的政府无法建立法制是最不会出错的一种解释，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显然一直都不稳定。

 

国家	变化（%）
阿根廷	17.4
巴西	41.0
智利	41.5
哥伦比亚	31.3
墨西哥	34.3
秘鲁	1.0
委内瑞拉	-0.1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ww.worldbank.org/

表20-1　1960～1999年人均GDP变化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除了博茨瓦纳和南非，其他国家的记录只能用悲惨两字形容。表20-2展示了7个非洲国家1999年的人均GDP。尽管埃塞俄比亚不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也被囊括在内。表中显示的结果并不是缺乏努力造成的。二战后多年来，坦桑尼亚一直是发展专家最钟爱的国家，也接受了诸多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所有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坦桑尼亚的人均GDP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国家	人均GDP（美元）
埃塞俄比亚	112
坦桑尼亚	188
尼日利亚	250
肯尼亚	337
加纳	410
科特迪瓦	787
刚果	840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ww.worldbank.org/

表20-2　1999年人均GDP （1995年美元现值）

　　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对经济增长有所妨碍。这块大陆上的很多地区缺乏富饶的土地或者丰沛的雨水。酷热和潮湿给人们的努力带来障碍，只有热带气候下才猖獗的疾病，比如采采蝇传播的睡眠症，让人们身体虚弱，牲口遭殃。河流流量在旱季和雨季的变化很大，因为降雨带给河流的水量比山上冰雪融化带给河流的水量多；因此，它们无法像欧洲的河流那样起到水上走廊的作用，运送人或货物。非洲国家大多数是19世纪欧洲列强独裁阵线的产物，国家边境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长期以来纷争和内战不断。偶尔较大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作用不大，因为那点增长已经被人口的爆炸增长抵消了。今天这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比25年前还要低。20世纪初，除了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仍然极度贫困。

　　完全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即使乐观主义者也必须承认目前没人知道做什么能够让非洲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最让人沮丧的现实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诚实和称职的执政统治不是常规，而是例外。如果一个政府只关注如何保住政权、镇压叛乱、抵抗邻国势力的侵犯，即使有恰当的建议，它也是无法按照建议行事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的经验让我们相信这些政策确实重要。其他亚洲国家不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做得好。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值得人尊敬的，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贫穷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政策是由政府制订的，我们不能指望制订政策的人总是能支持经济增长，而非支持与经济增长相悖的狭小的个人目标。

 

延伸阅读  国家间GDP比较的难点

　　回顾我们在第十四章中关注的关于总量计算的问题：GDP的概念建立在如此多的惯例之上，有如此多的强制涵括和缺省，因此用它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水平必须极度谨慎——然而，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都是轻率的。GDP大部分衡量的仅仅是市场上的东西。因此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计算美国GDP的人员不会把留守家里的妻子或丈夫的劳务囊括在其中。不论这种劳务多重要，计算这种劳务太困难了，因此它们被完全地排除在计算之外。但是被雇佣的保姆的劳务价值是以其获得的报酬计算的，所以它们在计算之列。因此，结婚的人多了，GDP就趋向下降，离婚率上升，GDP就趋向上升。实际的福利情况则相反。另外，更多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人群，由于她们对总产出的贡献，GDP升高，这部分可以用她们的收入计算。但是，因为没有扣除她们不再做的家务劳动的价值，所以GDP的增长夸大了总产出价值的增长——除非她们的家务劳动没有价值，这显然十分不可能。

　　将此论点应用于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市场上的建设性工作比例小得多。因此，低收入国家的GDP被打了折扣。当我们看到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最低收入国家人均GDP数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数字被大打折扣。世界发展指标对1999年莫桑比克人均GDP的估计值是每年198美元，埃塞俄比亚是每年112美元，坦桑尼亚是188美元。没有人可能在收入如此低的情况下生活一年——而且这是平均值，也就是说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更低——因此，我们知道没有经过调整的GDP数字严重夸大了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程度。

　　这些数字中计算了那些用于抵消其他收入影响的收入，所以也夸大了富裕国家人民的富裕程度。例如，一个煤火电厂发电，它的产出计入GDP。由于产生煤灰粉尘，电厂雇佣人来进行清洁和油漆，GDP又一次增长。同样地，如果我们想在人口稠密地区驾驶汽车而又不被汽车尾气熏得断气，就要安装催化转换器，由此带来的汽车的额外成本不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成本。如果我们对福利感兴趣，那么将清洁工、油漆匠的价值和催化转换器的价值排除在GDP之外就是有意义的。问题是，一旦我们开始走这条路，就无法停下脚步。我们必须扣除大量医疗的价值，为了工作通勤的价值以及为了工作相关的活动所生产和购买的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

　　一些通用的比较标准也严重扭曲了国家间人均GDP的比较。世界发展指标按照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发表从最贫穷国家到最富裕国家的名单，但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不用美元计算它们的GDP。因此每个国家按照本国货币发布的GDP，必须除以其人口数量，再使用当前汇率将其计算单位转换成美元。

　　我们在第十九章讨论过，外汇率表示一个单位的特定货币能够购买的其他货币的数量。例如美元—福林汇率，可以表述为220匈牙利福林兑换1美元，也可以表述为0.004545美元兑换1福林。这意味着一个访问匈牙利的美国人付220福林买到的商品，在美国用1美元可以买到。如果事实如此，在布达佩斯用220福林买到的东西，在纽约用1美元可以买到，那么美元—福林汇率就表现了购买力平价。但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布达佩斯的美国人惊喜地发现，当他们把美元换成福林，在匈牙利的饭店用餐以及酒店入住时，与在美国使用美元相比，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其原因我们稍后讨论。美元—福林汇率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表现出购买力平价。脱离购买力平价比较国际汇率，含义重大。

　　例如，根据世界发展指标的报告，1999年，匈牙利的人均GDP是5151美元（美国是30845美元）。但是为了反映购买力平价的估计值，将匈牙利的人均GDP调整后，它就上升到了11430美元。事实上，这个数字比之前高得多——大约高出了120%。如果要使国家间的比较有意义，就必须做这种调整。一旦做了这种调整，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就会有大幅度的提高。表20-3展示了1999年10个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以及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收入。表格支持了我们刚才的观点：没人能够靠每年100美元的收入生活，也没人这样做过。

	人均GDP	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收入
埃塞俄比亚	112	628
塞拉利昂	138	448
布隆迪	143	578
马拉维	156	586
厄立特里亚	173	881
几内亚比绍	183	678
坦桑尼亚	188	501
莫桑比克	198	861
尼日尔	209	753
乍得	218	850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1

表20-3　最贫穷国家的年收入（1999年数据，用1995年美元现值计算）

 

简短回顾

 

　经济增长在过去几个世纪才降临到这个世界，它是伴随快速发展的劳动分工或专业化而来的，首次出现是在欧洲及其分支国家。

　　低成本地进行旅行、运送商品和交流想法的方式是促进专业化和由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先决条件。

　　在社会中，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建立明确的、被普遍认可的并且执行良好的游戏规则或者法制。

　　经济增长依靠资本积累，因为资本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还因为资本包含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进程起着重要作用。

　　向全球经济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除了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它还让原始经济从发达经济的技术成果中获益。如果一个国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外国投资就会对发展中经济的初始资本做出巨大贡献。

　　人们愿意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的意愿也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重大作用。

　　人力资本是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部分。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受过教育，其经济增长会更加快速地进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知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对经济增长来说，有效组织政治生活的知识是基本知识之一。一个国家是经历快速经济增长，还是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建立了适当的政府制度。

　　在对使用不同货币的不同国家的人均GDP进行比较的时候，GDP总量分析的可靠性被进一步动摇。

第21章  经济学的局限

21.1　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

21.2　不仅仅是经济学

 

文明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社会运转的良好程度。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揭示了关于社会运转的哪些东西？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隐藏起来了吗？如果回头看本书的第一章，你会找到一段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偏见的简短讨论。既然你已经读完这本书了，你可能想再回头读读那个部分。那些真的都是偏见吗？还是更像有效的假定？

 

　　

21.1　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使用需求、机会成本、边际效应、比较优势等概念搞清楚我们身边日常世界的意义。经济学家对于真实世界的了解不比商业经理人、技工、工程师和其他让事情实现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多。经济学家知道的是事情是如何组合在一起起作用的。经济学概念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观察到的事情的意义，更加一致、连贯地思考广大范围内的复杂的社会互动。

　　这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关于客观交易的负面认知。在家庭内部或其他小团体中，人们相互之间有足够的了解，可以根据个人偏好相互协作，正如你已经注意到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更好地了解家庭和这些小团体的内部关系没多大帮助。虽然人们相互完全不认识，然而却能够十分有效地在一起工作，经济学家主要解释的是人们之间的这种协作是如何发生的*。 读完了这本书，也许你已经发现，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不该做什么，而不是该做什么。负面结论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曾经引用一句话为经济学推理重于负面结论的特点辩护：“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无知，知道比不知道更糟糕。”

　　太多的人声称“知道”如何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们头脑里对经济世界的认识十分简单，他们认为，人们的意图很容易实现，对于建设更好的社会，唯一的障碍是缺乏善良的意图。于是，他们常常排斥经济学家，把他们当作“纯粹的空谈家”，认为他们不仅多此一举地把事情复杂化了，而且质疑善良的意图。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31年出版的一篇名为《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的文章中反驳了外行人的指控，为经济学家和所有社会科学辩护。他评论说：

　　每个（对经济学）稍有涉猎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一样好。每个有眼睛有耳朵的人都会评判一个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人是否认为自己绝对不能散布哪怕最粗劣的观点，不能带着可鄙的无知和愚蠢指责那些终身致力于这些科学研究的人。系统学习过这门学科的人反而被认为没有相应的资格。他是个理论家——这个表现人类智慧最高级、最高贵的努力的词变成了嘲讽的代名词。　　

　　社会行为的结果远远超出人们能够轻松预言到的或事先知道的范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是一种理论——让我们有“预见能力”，帮助我们预测或解释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限制纺织品进口入美国，确实暂时保住了纺织品生产者的工作和收入，这够清楚的了。但是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这么做提高了纺织品价格，减少了美国的出口机会，而且妨碍了比较优势的发挥，从而让其他美国人的收入减少了。再举一个例子，租金限制降低了租户须向房东支付的租金。但是有多少租金限制政策的支持者意识到租户一定会在其他地方付出成本，新形式的区别待遇会取代建立在价格基础上的区别待遇，以及该政策对出租房屋供给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等等。他们没有跳出常规思考的思维工具。

　　有人警告说一些失策的行为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是他们自己又不提出解决办法，人们很容易对这些人失去耐心。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非凡的科技成果，在这样的社会里，“做些什么”的需求往往大大超过所能提供的社会问题的建设性应对措施*。 我们设想社会问题可以像技术问题一样得以解决，但是这样的设想可能错了。我们承认冲突的利益给社会政策制订者带来难题。但是我们仍然低估了实现社会变革计划的难度，主要是由于我们低估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人们的行为通过互动网络在社会中得以协调，人们通过互动网络相互协作达到目标。在亚当·斯密关于美德的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关于“系统的人”，他警告说：

　　似乎想象他能够轻松地安排一个庞大社会的不同成员，轻松得就像手在棋盘上摆放棋子一样。他没有考虑到，除了手施予棋子的行动准则，棋盘上的棋子没有其他的行动准则；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准则。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理论通常对待经济系统的改革提议如此不友好的原因：它假设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准则。不是经济学家自己对改革不感兴趣，而是他们对奉承特权阶级不感兴趣。但是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决策的相互依赖性，呼唤人们关注未经权衡的改革提议的后果。“那样是不会解决问题的”成了经济学家对于诸多善意的政策提议的标准回答。现实主义不一定是保守主义，但它们通常看起来很相似。而且有这样一种认识，即知识确实助长了保守主义。甚至物理学家也被自诩为永动机发明者的人指责为毫无希望的保守主义者。

 

21.2　不仅仅是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在祝酒时把经济学家说成是“文明可能性的看守者”。文明的可能性——这就是全部。在复杂问题上，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效的社会协作拓宽了可能性的界限，但是它们自身并不确保文明的进步。协调良好、运转顺利的社会给个体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并不确保个体做出适当的选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重要的预备条件，特别是在民主政体中。但是事情不止于此。

　　经济学家大多时刻准备承认有时他们使用的概念会歪曲他们所研究的现实。他们愿意让他们的分析和结论接受理性批评的考验。但是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总有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询。如果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时带来扭曲、放错了重点，甚至带来彻底的错误，而合理的批评是适当的纠正方式。使用这种纠正方式通常会改变以往的经济学结论。将来很可能事情还会继续如此进行下去。

　　让我们做出最后的评论。做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意味着精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是必备的，当然，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家必须会说专业语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学科专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专家通过与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研究人类状况的专家交换思想，能够使自己充实。如果你决定继续学习经济学，一定不要忽视或完全放弃其他的人类科学。如果你选择学习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我们希望你不要忘记在这本书中学到的东西。选择哪条路，取决于你自己。

译后记

 

不套公式的经济学

　　书译完了，照例得有篇译后记。

　　国内引进的经济学教材大多需要一学年才能讲完，本书篇幅相对短小，一学期足够。当初选择翻译此书，是想给国内读者提供另一种选择。主流教材的内容，本书都讲到了。本书使用的数学很少，各种曲线也讲得不多，基本是用语言来处理问题的。

　　诺斯在本书的序中提到，海恩是令人敬佩的教师，他在教学上很下功夫，这使本书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使读者了解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并用正确的思路来分析身边的事情，理解这个世界。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不在于套公式、建模型。经济学家们常常对一个问题提出相反的方案，或对经济形势有相反的判断，因此常遭人诟病，原因肯定不是不会套公式，而可能是太会套公式，而忽略了某些基本事实或常识。

　　本书的习题一定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建议读者认真阅读。因为本书不大用数学和曲线，内容看似浅显，一看就懂，但只有做了作业才知道是不是真懂。

　　本书的语言很生动，且口语化，这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译者水平有限，难以准确传达原著的语言风格，只能说尽力而为。本书还提到了很多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常识，国内读者不一定熟悉，翻译时择要加了译注。另外，和大多数美国商科教材一样，本书文字略显啰嗦，但翻译时未作删削。

　　译者都是经济学的初学者，翻译时自认努力，亦步亦趋，但仍不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来信请寄onebook@263.net，并请注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勘误”。

 

　　　　

 

译者

2007年11月

 

出版后记

 

另一种经典

　　国际上广泛流传的经济学经典教材有两种，一种是以曼昆、萨缪尔森、斯蒂格里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师级著作为代表的，专门为经济学专业学生编写的教程；而另一种则是为普通读者和非专业学生设计的，适合一学期课堂教学的教程。后者在国内还不为大众所熟知，此类著作旨在将经济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介绍给普通大众，使他们学会在生活中运用经济知识。我们本次翻译出版的这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个中翘楚。

　　这两类作品有何区别呢？我们可以参考著名经济学家熊秉元先生针对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和海恩的这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所作的经典比较分析：

　　斯蒂格里茨和海恩之间，至少有两点明显的差别。首先，斯蒂格利茨……这位主流经济学里的佼佼者，关心的焦点就是“经济活动”（economic activities）……相形之下，海恩……的故事，和买卖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海恩所关心的，不是狭隘的“经济活动”，而是更广泛的“人类活动”。而且，海恩所希望探讨的，是在人类互动里，所呈现出的状态以及所透露出的一些特质。由探索人类活动之中，希望能归纳出生动有趣的“经济思维”……

　　其次……斯蒂格里茨是以一个“参与者”（participant）的角度，刻画经济活动的样貌。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考验，作出不同的反应。一旦了解了各个参与者所面临的情境，再归纳出不同的情境之间的共同性，就可以体会到经济活动的特质；这是斯蒂格里茨取景的角度，也是主流经济学四平八稳、一以贯之的方式。……对照之下，海恩（在书中列举的）塞车的故事，重点不在于各个驾驶员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找到回家的路；重点所在，是每个开车的人都自求多福，但是互动之下却呈现出一种乱中有序的景观。海恩希望掌握的，是人际互动的特性，包括隐藏在整个景象下的规律，以及相关支持的条件。因此，海恩不是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旁观者”（observer）。他静观其变，然后阐明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在动静之间的特性。 ……既然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之下会导引出不同的景观，经济学家（旁观者）的功能，就是试着揣摩各种不同的游戏规则，然后比较这些规则之间的差别。经过对照和比较，也许社会大众能摸索出较好的游戏规则，均蒙其利。

　　由此可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突破国人所持传统观念的另一种经济学教程。其最大特色在于通俗易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而经济学更是当仁不让的显学和热门学科。过去高高在上的经济学，如今已成为了普通人都需要有所了解的知识、技能之一。

　　与萨缪尔森、曼昆等经济学家的经典经济学教材写法截然不同，海恩放下学院派的矜持倨傲，以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为基础，致力于让经济学变得更亲切、更平民化。他避开数学公式、图表、术语等让读者望而却步的东西，而将经济学的教学重心放在“思维方式”上，致力于帮助普通读者了解经济学最核心的精髓，并教大家将之运用于实际问题。作者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其教育态度是值得钦佩和珍惜的。这种写作姿态也得到了道格拉斯·诺斯、熊秉元、张维迎、梁小民等海内外知名经济学家的赞同和推崇。

　　每个章节后的“问题与讨论”环节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煞费苦心地为读者编写了数量可观的练习题。但是这些习题却并不会让读者望而生畏，因为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作者为每个习题都设置了真实有趣的情境，这实际上是把读者引向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作者深知，只有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才算是把“学生带出师”了。这些习题按照每章的内容编排，循序渐进，你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不断自我检测，并同时体味其中的趣味。此外，每章边栏中还标注出了内容提要和重点总结，方便读者快速浏览章节要旨，并且便于记忆。

　　本书作者保罗·海恩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曾被誉为美国“近25年来最优秀的经济学教育工作者之一”，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这样形容保罗·海恩：“他的生活和行为与我们所宣称的理想完全一致”，他对这位同仁好友是如此的推崇备至，以至于每年秋天在给大一新生开的讨论班上，道格拉斯都会专辟一节来讲讲保罗这个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保罗·海恩的经济学思想的最集中体现。本书第1版于1973年面世，30多年来不断更新（海恩因肾癌去世后，乔治·梅森大学的彼得·勃特克和北密歇根大学的大卫·普雷契特科接过了他未竟的事业），目前已出至第11版。这是迄今为止在诸多经济学原理的教材当中获得国际声誉最盛的同类教科书，已先后被翻译成日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文和保加利亚文等。

　　相信本书将有助于帮助读者朋友在解决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时作出更审慎的决策。

　　欢迎采用本书做教材的老师与本编辑部或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北京办事处联系，以便得到我们为您提供的教学资料和相关服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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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书评：

    这是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皮面上的广告词是“经济学教材的革命”，我们知道，这是道格拉斯·诺斯对本书的所下的评语，是的，这就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本最近的畅销书，但它不仅仅是畅销书，它引导我们走向新制度经济学的殿堂，并最终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生而言，很难说一本入门书提供了新的知识，但那并不重要，不是吗？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学到多少思想并因此改变了多少固有而僵化的思维形态，那才是真正让人终身受用的东西。有时，仅仅是知识的重新组合就足以提供新的洞见，这本书便是如此。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思路重写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由“优化时代”进入“演化时代”的标志之一。

    感谢作者和他的老师海恩，在这个喧嚣年代里，好的教师正如凤毛麟角般，不可多得。

能否继续上传其它各章？

    从论坛上通过抽签的方式获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此书，甚感庆幸。略读其，发现作者思维堪称另辟蹊径，用简单的语言讲述经济学知识，摆脱了传统的（或主流的）画图及数学公式，让读者自己能身临其境去体会经济学内容。另，从内容看，此书内容丰富，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巨长的画卷，读完后颇受启发。
    此书适合初学者，方便入门，了解全面的知识，也是高校教师必备的参考书。
    希望世界图书出版社多出这类书，服务中国经济。
    再次感谢世界图书出版社。

楼主能不能上传全文阿！！！

小妹刚刚开始MBA的课程，老师就是用的这本书哎！！

拜托了！！！！！！！！！！！

不好意思不能上传全文。。
喜欢这本书的朋友可以尝试抽签http://pinggu.org/bbs/b73i314301p1.html
如果有好的意见或建议，给这个ID短信，或发表在此帖中，我们可以酌情送您一本。

哪个学校的MBA班呢？谢谢阿。

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一本经济学书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没有晦涩难懂的数学公式，没有不着边际的让人不知所以的理论，有的是身边普通生活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和思考，用一种类似交谈的方式和语言把生活中所蕴含的种种经济学原理向读者娓娓道来。读了之后突然发现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看似简单而普通的生活现象居然隐含着这么多经济知识，原来一直认为高深的经济学竟然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忽然感觉经济学是那么亲切，那么容易让人靠近，同时，对生活现象理解也更深入了。正如书中所说：“财富就是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任何东西”，通过阅读和品味本书，我又拥有了一笔新的财富。

好好学习

我是个幸运者,在第二次抽奖时,就获得了该书.

我在市经济委员会工作,此书对我非常实用.学过也看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但看过了,也记住了些术语和公式,但解释经济现象却非常弱.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我的是实例,是方法.我现在虽然仅仅看过2章,但收获很大.现在我也组织处里的同事一起学!他们也非常感兴趣!

等我将此书全部读完,再写更深刻的感想!!!

王杰

强烈请求搂主上传整本书的电子版

楼主，能不能上传到10章或者11章呢？

我是在美国新泽西读MBA，就算抽书抽中了也不能看啊！运费太贵了

而且我以前没有经济学的底子，直接看英文，有些地方正是不懂

拜托了……

 （一）这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作者是美国三位经济学教授，他们反复强调，经济学思维方式看重个体，因为实际上只有个体在选择，在决策，一切社会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个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成见有立场有追求有思维有盲区的个人。

 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案例来阐述经济学理论，书中指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由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构成，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在社会活动中，人们通过对行为的预期额外收益及预期额外成本来进行选择，事物本身是没有成本的，成本只存在于人的行为和决策。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联系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类价值观，幸福感等等，它唤醒了我去思考平时的生活，而不是混混愕愕的追求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

 （二）在提倡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工具。可惜，很多对经济问题有强烈意见的人常常不能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经济事务。公众意见通常关注公众政策的明显后果，但是经济学思维方式不仅关注公众政策即时的后果，还试图阐明其无意后果，这些后果是长期的，通常是隐蔽的。强调无意后果，这让人们在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日常却复杂的问题时具有了“跳出常规”的特点。

 （三）今天的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些经济的思维方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28 14:50:44编辑过]

1. 人们如果想进行有效的合作，互相得有多少了解？比较下面两种情况：其一，两个家庭成员计划去度假；其二，两个摩托车手同时经过路口。在这两种情况下，如何避免“撞车”？为了供应你今天的早饭，有多少人参与了合作？你对他们的兴趣、性情和品格了解多少？

2. 如果达拉斯的规划者决定在所有高速公路上留出一条车道给“紧急车辆”，你能预测一下会出什么事吗？“紧急车辆”的定义是：常规车道发生堵车，车上的人可能因此耽误重要的事情。你觉得人们会呆在紧急车道以外吗？还是紧急车道也像其他车道一样堵？如果人们都不那么自私，都能顾及他人，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成功的可能性会变大吗？

3. 当特蕾莎嬷嬷在1979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想用19万美元的奖金建一所麻风病院，她是不是在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她这样做是不是利己？她是不是在节约？

4. 有报纸报道说2/3的母亲在外面工作是“为了钱，而不是自愿的选择”。这二者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吗？不是为了钱，就是自愿的选择吗？

5. 金钱的激励有多重要？1995年5月1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卡普兰教育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调查对象是即将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的学生。所提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们从事法律事业。只有8%的人回答说他们是受到高薪的吸引，但有62%的人称别人是受到高薪的吸引。你如何解释这种不一致？

6.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想要更高的收入？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有一次以委婉的口吻谈到，人们之所以被金钱驱使，并不是因为他们贪婪，而是因为金钱能使他们更好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当大多数人为了得到高收入而付出代价时，你认为他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7. 如果游戏规则规定（无论是否以书面的形式）重要的学生会会议必须等人都到齐之后才能开始，但迟到不会受到惩罚，会发生什么事？守时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吗？一段时间以后，大家会对这种游戏规则的结果感到满意吗？

8. 对于参与经济学课程这个“游戏”的人们来说，有哪些规则协调他们的行为？谁来决定什么时间上课、在哪上、谁来教、哪些学生选修、用哪本书当教材、什么时候考试，等等？谁决定每个学生坐在哪？很少见到两个学生抢同一个座位，你觉得奇怪吗？

9. 你注意过没有，市属公园的地面往往比乡间俱乐部的地面污染严重？
（1）  这只不过是因为去公园的人和打高尔夫球的人相比，不太关心污染问题。这种说法对吗？
（2） 这和产权分配有关系吗？谁拥有城市公园？谁拥有乡间俱乐部？
（3） 尽管乡间俱乐部的地面卫生无懈可击，但却经常用强力肥料，这些肥料最终将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给附近社区的人带来问题。谁拥有地下水？

10. 当我们说“那只是个巧合，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理论是如何使我们能把相关的证据和纯粹的巧合区分开来的？

11. 如果一个医生不经试验就拒绝相信针灸疗法，你能说这个医生有偏见吗？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这门课不用学，只要一直念“看不见的手”这句咒语就能得满分，你信吗？尽管你这门课特别想得高分，而你又完全忽视这个建议，这是不是一种偏见或成见的标志呢？

12. 有人统计出受过4年大学教育的美国妇女的子女要比受过5年大学教育的美国妇女的子女平均多一倍。假设这个数据是对的。你能得出什么结论？你会不会推断多上一年大学会使女性生育能力下降一半？如果一个大四女生决定要孩子，你会不会警告她不要上五年级？你用的是什么理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29 17:10:3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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