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国的崛起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根本转变的一个重要时代，铁耕、牛耕等农业工具和技术出现和成熟，农业作业的效率大幅度攀升。这个时代的社会经历了从井田制到土地私有制的大转变，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大转变，而这种转变就是由当时席卷全国的变法运动所推动的。变法运动的核心，是打破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解放束缚社会发展的传统生产力，使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我们知道，所谓的井田制，就是一块田均分九块，中间的一块田的收入是国家的，边上的八块田的收入是自己的，它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它反映人类早期社会发展中，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社会收入分配的情况。当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后，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由于全国土地公有，没有多余的土地分配给多余的人口，土地数量和人口数量严重脱节，导致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没有工作，社会矛盾突出，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改革土地所有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鼓励农民拓荒、垦荒，这就是战国时代变法的核心。由于土地私有制大大释放了生产力，各国人口数量大大激增，并且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提升公粮缴纳的比重，各国都供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所以战国时代的战争规模急剧扩大。春秋时代战事规模一般不会超过几万人，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几十万人参战的大规模战事，稀疏平常。

在这样的战争中，有一个国家迅速崛起，它就是秦国，战国七雄中后来居上者。而推动秦国变法运动的极其重要的人物，就是商鞅。商鞅不仅仅是一个伟大政治家、法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农业问题专家，没有商鞅，就没有秦国的征服六国、一统天下，也没有后来汉民族的大发展。商鞅堪称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影响中国二千多年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人物。那么商鞅变法和六国变法有什么不同呢？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了一个落后国家崛起为一流强国呢？很遗憾，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对商鞅的认识是狭隘和片面的，很多人只是把商鞅看成了一个法律制度的奠定者，甚至认为秦国就是凭藉严苛的法律战胜六国的，这是对历史的误读，极大的掩盖了商鞅思想的历史光芒。

二、重农抑商，历史尘埃掩盖下的思想光芒

商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颠覆性的贡献，或者说商鞅变法和六国变法的根本区别，就是他的重农抑商政策，中国古代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实际上都是这个政策的遗风。商鞅变法规定：土地可以买卖；男子成年而不分家，加倍征收赋税；多产粮食者，免除徭役；经商致穷者，全家没入官奴。说到重农抑商或者闭关锁国，很多人都会批判它的保守落后、固步自封，批判它如何制约经济发展。这种批判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历史的来看，这个结论就太草率了，罔顾历史发展的事实。为了揭穿历史发展的真相，我们先来分析一个经济学案例。

一个农民生产粮食，一个渔民捕捞海鱼，农民可以有三分之二的余粮，渔民可以余有三分之一的海鱼。如果农民和渔民之间没有生意往来，且两者的国家都是单一品种的生产国，大约农民所在国家可以保持一支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军队，大约渔民所在国家可以保持一支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军队，所以我们看到农民的生产效率比渔民的生产效率更高、所在国家军事实力更强大。这个效率只是在双方不开展贸易条件下的效率，如果开展对外贸易，那么两个国家的效率有平均化的倾向。最终的贸易结果就是，农业国家的生产效率下来了，渔业国家的生产效率上来了。每个国家的综合效率，随着贸易的程度，在两个行业的自身效率之间变化。比如说农业国家每个农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余粮，渔业国家每个渔民却有百分之四十的余粮，一个是减少，一个是增加。道理很简单，就是粮食吃得饱，而花同样时间打来的鱼吃不饱。然而从贸易的结果看，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都是增加的，否则无论是农民还是渔民，都绝对不会和对方做生意。国民收入增加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在增加，也就是所谓的GDP在增加，这个增加的GDP是商业或者说对外贸易创造出来的，无论它是农业生产国还是渔业生产国。然而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总产品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只是GDP，这个GDP是一种主观感受，也就是比较于过去你生产的那些东西，你更倾向于你未来要换的那些东西，你的主观感受后面的这个东西比前面的那个东西价值更高。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行业看成一个个的小国家，每个小国家分成两部分人，其中一部分人用来生产基本生活资料，另一部分人用来生产本国的特色产品，那么衡量这个小国家的生产效率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看这个国家生产特色产品的人口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重，这个比重实际上就是社会的积累率，马克思有一个更有阶级色彩的词汇，叫剩余价值率，和我们上述概念很接近。这么一来，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剩余产品，这个剩余产品我们可以自己消费掉，也可以把它用于交换。如果用于交换，那么每个国家的GDP（这个GDP是外贸创造的）都会增长，但是这里面积累率高的国家最终生产效率会变低，积累率低的国家最终生产效率会变高。由于每个行业（这里指国家）的生产效率不同，所以带来的人口增长速度彼此也是不同的，只有生产效率高的行业才可以保持人口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或者是指人口出生率，或者是指劳动力的流动。

商鞅敏锐的发现了这个现象，最早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学说，并付之实践，在两千年后的欧洲，才首次出现了所谓的重农学派，但是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很快就被时代的发展给淘汰和湮没了。虽然也有指李俚（李俚变法）首先提出重农抑商，但是这些只是只言片语，并未落在实处，况且手工业也代替不了商业。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通过压制其它产业、限制贸易行为等经济行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利用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大幅度提升了人口繁殖率，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家武装力量。我们看到，战国时代，无论是国民素质、军事造诣，无论是土地富饶、物产丰盛，秦国和六国比较，都多有不足，地位和今日中国的大西北差不多，但是秦国保持了一支军力源源不断的武装力量，敢于打持久战，敢于打消耗战。说到底，秦国的胜利来源于国家的实力，来源于强大的农业生产效率。这个重农抑商的政策，也被后人继承了下来，它体现在了人口的繁衍上面，无论中国曾经历了多大的战乱，消耗掉多少人口，我们总是能在和平年代，快速复原和增长人口。

中国是世界最为典型的农业生产国，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其它国家农业生产国家不同，在和平年代，我们农民的税负是最轻的。在欧洲，农奴长期被压迫，受到领主的残酷剥削，领主多半建有恢宏的城堡，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大清朝同一时代的日本，自耕农的负担是中国自耕农的五倍，即使是佃农，中国佃农的负担也只有日本的60%。正是依靠我们强大的农业，依靠对强大农业的保护，依靠农业较低的税负，汉民族成为世界单一血统的最大民族。其它所有的民族，规模远远不及汉民族，即使规模较大的，往往也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不具备血统的单一性。

三、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针锋相对与殊途同归

和这个重农抑商相辅相成的，就是闭关锁国，通常我们只看到明朝的封海政策和清朝的闭关政策，它被理解成一个政治行为，对这个政策的正面的解释就是有利于打击走私和海盗行为，但是它在经济政策上被理解为封建、保守、愚昧、落后，认为它导致了国家的贫困化。这个结论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实际上闭关锁国的目的，在于重农抑商。要是你生产大豆，我生产高粱，这个闭关锁国还有个什么意思呢？闭关锁国的意义在于不仅是我重视粮食生产，我自己不生产旁门左道的东西，我还不和生产旁门左道东西的人来往，不和你们做生意。商鞅的这个思想，在秦始皇时代和随后的汉王朝继续发扬光大，那个时代我们和我们的北方邻居关系处不好，经常和匈奴打仗，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和人家有生意往来。当然了，这样的游牧民族生产效率都很低，打不起消耗战，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他们亡国、亡种了。

这个政策到了唐朝的后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对外贸易开禁了。这个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出现了空前发展。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代，北方国家基本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这些国家在经济制度上，早就脱离了对游牧业的依靠。或者和汉民族保持大量贸易，通过贸易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或者占有汉民族的广域领土，直接占有汉民族农业劳动成果。借助于外贸和农业生产的高效率，游牧民族可以供养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并且人口数量也显著增长，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五代十国之后的宋朝，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一个朝代，这个说法很片面。宋朝在政治制度、文化科技、经济发展上，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按照北宋咸平三年的税率和国家岁入（以黄金为统一计量单位进行换算）推算，中国的人均GDP为2280美元，同时期西欧的人均GDP为427美元，中国的人均GDP超出西欧五倍有余（这种GDP算法有争议，这里暂且不论）。为什么宋朝会出现这么空前的繁荣呢？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了，我们不仅是在经济上打破农业的束缚，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我们的对外贸易也空前繁荣起来。然而这一切的繁荣背后都难掩一个可怕真相，就是我们的对手也利用对外贸易快速成长了起来。以辽国为例，不仅是从后晋石敬瑭手里拿到了燕云十八州，获得了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而且檀渊之盟后，辽宋进入了自由贸易阶段，两国维持了近一百二十年的和平，这对游牧民族帮助极大，由此揭开了游牧民族崛起的序幕。经历了辽、金、元的不同阶段，北方游牧民族优势逐步扩大，最终成就了元朝的天下霸业。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游牧民族的崛起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要获得农业的支持，一个是要有自由贸易的保证。

商鞅思想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生产效率高，你就要限制和你的对手们做生意；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你的生产效率低，你就要尽量保持多的和你的对手做生意。前者商鞅做到了，后者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也做到了，我们今天正在做的就是后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发展对外经济。如果我们反商鞅的思想行之会怎么样呢？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面上看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生活收入大幅提高，但是社会生产效率下降。也就是说宋朝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但是整个国家的积累比重下降，国家供养一支军队的成本增加，战争开支过大，是一种典型的民富国穷。在和平年代，这种体制问题不大，一旦进入战争体制，后果就很严重，特别是自由贸易的不利影响。相反我们的竞争对手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快速成长。到了明朝，我们痛定思痛，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子上来了，这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那么到了清朝，我们依然是推行闭关锁国，这就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游牧民族，而是远在西方的列强，近在亚洲的俄罗斯、日本这两个后期之秀，它们统统建立了先进的工业文明，生产效率远远比作为传统农业国家的大清帝国效率更高。所以真正应该推行闭关锁国的，是西方列强，只要西方对中国关上贸易的大门，我们就可能长期的停留在农业生产阶段，永远都追不上西方文明。

四、历史转折中的伟人们

如果我们把中国五千年发展的历史看成一幅卷轴，有能力和魄力打开这幅卷轴的，古往今来只有三位人物，他们代表了中国历史转折的三个伟大时代，是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巨人，他们就是商鞅、邓小平、毛泽东。也许历史开了个玩笑，他们的出场次序有点问题，否则效果一定更好。我把次序调整一下，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无论是商鞅，还是邓小平，本质上都是为了追求社会生产的高效率，而且他们都做到了，那些曾经和他们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对手都被他们远远的扔在后面，但是任何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为全民谋福祉，所有的效率最后都要体现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而决定效率的是整个社会的积累率，不是社会制度，不管你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说到底，是决定社会产品如何分配的，认识到这一点，社会制度孰优孰劣，而谁又是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巨人，也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