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观点荟萃

　　【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近年来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等措施，以保护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中国的股民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个为中小投资者大声疾呼的人，中国的经济学界也大都领略过这样一位学者的风范；他不仅敢于大胆质疑股市中的种种怪现象，成功预言德隆系现今之结局，他又披露了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大企业，认为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

 

　　【郎咸平：我不反对改革但应重新定义改革路径】

　　2006-02-27 

　　最近网上有大量的文章讨论改革的话题，但是我认为讨论方向有点偏差，甚至有人会无限上纲地提出我反对改革的说法。我必须明确地指出，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我想明确地指出-----改革路径的选择才应该是目前讨论的焦点。

　　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是否我们过去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呢？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期阶段，经济问题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来源，也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不足。举例而言，当时老百姓能够吃一碗饺子，或者买一盒有一半能划亮的火柴就很高兴。为何出现这种怪现象？其原因就是政府垄断了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使得社会经济基本丧失了活力，而且也由于这种垄断，使得国营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其直接结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社会整体生活质量自然不足。因此，邓公小平敢为天下先，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甚至当时的政府可以容忍小规模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括贪污腐败，逃漏税等，其原因就是希望透过所谓“矫枉过正”的方式激发民间的活力以及创造力，打破政府的垄断，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无可置疑，这个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政府放弃了民生必需品的垄断，开放民间资本参与生产和分配，使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甚至感激这种开放的形式。实事求是而言，我们不但要充分肯定这个阶段的改革指导理念，更要充分肯定当时专家学者的贡献。　

　　但是改革的第二阶段带领社会走到什么地步呢？这里有一个指标值得警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认为超过0.4就是危机，而中国已然是0.5，第二阶段的改革带来了严重财富重分配不均的结果----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这也正是目前民怨沸腾的主因。为什么曾经令人鼓舞的改革走到第二阶段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邓小平有名言：“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全国老百姓在当时也一致支持。这句话是在改革初期为了激发民间活力的所提出的有效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财富不断的积累，社会不公平现象就变得极为尖锐了。因此邓小平的理论指导思想必须深刻理解把握。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国内某些专家学者不知与时俱进的僵化思维感到极度失望，我甚至怀疑这些专家学者故意不理会社会公平是改革进一步推进阶段的重中之重的任务，甚至图谋利用改革自己获利。　

　　在改革的第二阶段，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其实是有其潜台词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会因此变得更贫穷，不会因改革而受损害，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不但符合社会主义理念，也符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理念，这就是我在2005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演讲的主要观点。

　　但是很不幸的是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社会环境急速恶化，可是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抱残守缺，仍然只谈改革第一阶段所倡导的效率，而不谈第二阶段应倡导的公平。他们简单的认为将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引入中国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由政府与全民合作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谈论各种不同学派的经济理念才有意义。如果遍地都是盗匪，再奢谈什么经济学派或者任何经济理论都是惘然，根本不可能在社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谈经济发展----因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成功经济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这就是俗话所说“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在目前社会大环境逐日恶化的大前提之下，只谈经济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同样的逻辑，单纯在法学范畴里奢谈建立法治化社会也是枉然。　

　　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有人明火执杖抢夺私人财产，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例如社会道德标准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责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学术界现有两种怪现象。第一种怪现象是相当一批学者忽略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在一些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每每看到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为个人虚荣心而论战，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只能认为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偏执学者的悲哀。第二种怪现象是很多学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情况，这种掩耳盗铃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良知。这种偏执和缺乏良知的现象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这些学者不理解自己是偏执或是无良知的，面对网民批评的时候每每勃然大怒。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奇怪思维正显示了这些学者还沉溺于大众传媒时代主导舆论的幻觉，而浑然不知个人传媒(网络)时代已经将话语权转到社会民间的巨大转变，这真正是我国学术界的悲哀。　

　　但是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目前却是由上述这批专家学者主导舆论的时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专家学者的改革思维仅仅是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例如市场化和民营化，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这些改革思维之浮浅以及结论之随意让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种现象就好比医学界移植活体器官必须先考虑排异现象，引进一种新品种必须先考虑是否有天敌，否则环境立刻遭到破坏。举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美国密西根州随意丢弃了几条黑鱼，由于没有天敌，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鱼成灾。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随意引入一个活体制度，例如民营化和市场化，就要先统筹考虑排异或天敌等等配套因素，否则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也正是我国第二阶段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在没有有效配套措施的土壤上囫囵吞枣的盲目引进西方时髦的经济学概念，从而破坏了社会环境，败坏了人心。　

　　为了端正进一步深化改革思维理念，五年来我的第一步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让全国老百姓深刻的理解他们所熟悉的公司如何透过不法手段侵吞属于全国百姓的资产，以社会大众的反应来看，目的达到了。

　　第二步的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寻找规律性-----在其他改革问题上寻找相同的规律，例如教改和医改。我竟然发现惊人的类似性。例如教改图利大学，而改革成本由最贫穷的农村子弟负担，医改图利民营医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病人负担。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数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大家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小康社会？那绝对不是人均GDP多少美元就能说明问题，而应该是老百姓能住房，能看病，能上学，以及能够退休养老。可是现时第二阶段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了，医改之后看不起病了，教改之后小孩上不起学了，国企改革之后竟然被迫下岗，不但吃不起饭，甚至无法退休了----你叫老百姓怎么想得通，怎么能接受。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最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被完全破坏殆尽。举例而言，国企改革之中，总有人强调“东西是自己的才做得好”这类糊涂逻辑，这是不是表示民企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不做好呢？那我们的民营企业又要如何发展呢？推而广之，政府也不是政府官员个人的，那么是不是政府官员就可以做不好呢？此外，如果我们接受了荒谬的“冰棍理论”，那么做得好的国企老总什么都得不到，做的坏的国企老总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伦理判断和是非标准吗？道德伦理是非标准迅速沦丧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土壤变坏了，人性变质了，社会变贪婪了，这种荒谬的土壤能培养出好干部，好企业吗？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我想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那就是应该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改善这个我们所深爱的土壤。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在此我呼吁全社会包括行行业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放弃门户之见，以及个人的虚荣心，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共同为营造谐和的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献计献策，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民族，为国家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进而和谐的社会土壤。又因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需长期努力的大任务，只有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为之。而绝不能对于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违背良知，徒增社会大众反感。

　　

　　【郎咸平谈如何解决“买房难”】

　　2006-05-17

　　郎咸平在厦门大学“民营企业的创新与发展”论坛上发表讲演时说，要解决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住房的问题，主要靠建好廉租房、低价房及其相关配套，而不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

　　郎咸平：“你在开发房地产，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吗？这全世界各国必然经历的结果，那就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之一。因为市建设搞好了，土地增值了，那政府通过卖土地，可以收取大量的财政收入，这是好事。开发商拿了高价土地，高价房屋建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房价从二千涨到四千涨到六千的原因。好吗？但是跟你讲，你的配套措施做了没有”？

　　在谈到房地产特色和政府在这方面的影响及作用时，郎咸平更强调的是政府要做好配套措施。

　　郎咸平：“我想请问地方政府，你的配套措施做了没有？当你把房地产市场，一旦开放民营化之后呢，政府的职能就非常重要。政府要提供服务才叫政府，你不是透过开发来提升房价。各位了解，房价一旦涨到六千以上，这中价房、低价房一样“水涨船高”，这就是房地产特色”。

　　针对包括厦门在内的福建楼市出现的销量萎缩而房价飚升的情况，郎咸平作了这样的分析：“最后你们发现福建或者厦门吧，一般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到最后你图利的是谁呢？是不是又是透过这种所谓的市场化的机制呢？你图利的是少数人，大部分是买不起房子的。看起来这边是很富裕，看起来是富丽堂皇的，风景优美的。你会发现老百姓住得起房吗？你看这是我们政府该做的事嘛” ！

　　在谈到如何做到市民有房可住，社会和谐和稳定时，郎咸平说：“大家都有房住之后，整个社会和谐了，整个社会稳定了，市场化才有基础。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一步呢？你直接市场化的结果，我告诉你，它的下场是什么？就是房价大幅飚升。如果政府在房价大幅飚升的这一刻，希望透过货币政策以及政府的其它政策来达到抑制房价的目的，我可以跟你讲四个字：“缘木求鱼”。不可能” ！

　　

　　【郎咸平内部讲话：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口更加贫穷！】

　　2005-09-04

　　主持人：今天的发言非常的踊跃，一会儿大家要提问，请递字条上来。因为现在提问非常多，我们选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郎教授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请问郎先生，您是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你在批评国家不合理政策的时候，有考虑中国的国情，是否对政府要求太高，从发展的阶段说，中国的经验积累能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相比吗？

　　郎咸平：这是很好的问题，我相信今天的政府也是希望自己是精英政府，我也希望今天的政府真正以民为本，这不是简单的口号。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我也相信政府有这个决心，我今天能够提出这个思维，对政府也是鞭策，我们也希望通过各个方法，让政府行政效率提高，政策能够准确推出。我们希望是精英政府，以民为本的精英政府，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生活。

　　主持人：希望您对国家的责任感在批评的同时，以自己的影响多做一些实事。这个是我们对您很高的期望。

　　郎咸平：当然有媒体报道，郎咸平太尖锐了，喜欢批评人。我们今天讲得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提得还不够清楚吗？

　　如果还没有清楚的话，那真是可惜了。我今天不是来批评问题，而是提出解决方案，我重申一点，政府对股权分制国有股减持的问题。政府做什么？用政府的信用保证老百姓，政府如何用政府的信用？今天是对你们讲话，我们有这么多经验可以学习，我们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提出的理念，我的理念就是政府的信用是我国金融、房地产发展的问题，这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这就是正面向政府提出的建议！

　　主持人：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目前这个阶段是处于房地产发展的哪个阶段上？您认为目前

　　房地产宏观调控会持续多久？

　　郎咸平：宏观调控能够持续多久？我演讲的意思是宏观调控本身方式的错误，最好不要持续太久。（掌声）而且我们国家的消费形态，消费函数，除了取决于赚多少钱以外，固定资产是很重要的一块，因此任何宏观调控出来，要注意到这个现象，因此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是不可接受的，你要调控，就调控该调控的地方，不该调控的地方不要调控，这是房地产的基本原则。你调控应该对上海调控，为什么上海出现泡沫？上海的泡沫根据我的分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际炒家炒作的结果，最后被人套现走了以后你才调控，这对吗？

　　因此调控本身就是双重意义。第一个不能搞“一刀切”的调控。第二个的调控对象是谁，你要搞清楚，既然搞不清楚调控的对象，还不如不调控。话说回来，确实是有泡沫存在。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政府的力量。这个时候，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当然很必要。虽然打击国际炒家的同时，也打到老百姓了。但我认为这个政策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以广东省的例子来看，广东省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泡沫？这跟1992年开始就受到过数次打击，有直接关系，所以大家比较理性。广东民众历史教训多，所以宏观调控有没有正面的作用，我相信还是有的。我相信，下一次上海的老百姓会谨慎很多。所以要体会我说的话，政府的信用是积极的重要的，政府能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下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方法可以改进，但原则要有，就是房地产是全面的市场，不能价格抬得太高，泡沫太多。所以，下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不是提高利率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国际基金投机炒作。这个，是下一步的问题。你说宏观调控有没有帮助？宏观调控肯定有抑制作用，上海的房价必须要调控。

　　主持人：现在的主流媒体论调，“我国将会继续加息”，“人民币汇率还将继续调整”，请问您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郎咸平：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主流不主流的问题，当政府一再说不调利率，不调汇率的时候，这是政府信用的问题，当政府一再说不调，但后面你又调了以后，老百姓就会认为你下次还会再调。

　　主持人：郎教授，您是一位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拉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请您谈这个方面的看法？

　　郎咸平：这是很大的问题，你说我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这个我不敢当，这个说法太庄严。这只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我这样讲，今天我们所处的局面，是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口的更加的贫穷。

　　举个例子来说，农村按照最近的研究报告，我们发现农村高利贷盛行，有87％是用于消费的，用于吃饭医药，交学费，谁是高利贷借主呢？基本上是村里干部的亲戚拥有，这是农村集体破败的现象。

　　农村子弟如何脱贫致富？以前是读书，考上北大、清华，可是各位想想，20年以前考上北大，没钱读，有政府帮忙。但今天考上北大，你还念得起吗？你看最后一条脱贫致富的路都走不通了。而且边远地区的情况就更触目惊心了。政府有很简单的思维，认为国企搞不下去了，总会有民营化接手解决问题。这个不太可能，民营企业家把厂子买下来以后，就会把这些工人推向社会。

　　什么是“产权改革”，那就是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你已经在承受这个代价了。

　　主持人：请问郎教授，刚才您说政府政策影响到各地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好的政策，您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好？

　　郎咸平：房地产必须按照区域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政策，不能一刀切，比如在广东，会打击到财富效益。

　　主持人：接下来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的资本主要是针对高端的物业进行炒作，而对广大群众需求较大的普通住宅的价格影响并不大，您对此怎么看？

　　郎咸平：我刚才已经说了，可能讲得不是很清楚。上海房地产是针对高端的住宅进行炒作的，但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房子，产生严重的泡沫现象。

　　主持人：这样回答，大家满意吗？

　　郎咸平：这是牵牛效应，炒作一块，会让周边的地产价格水涨船高。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苏联和英国采取的措施，他们在股权分制改革这个方面，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是因为政治制度的差异还是有更加深层次历史的原因？

　　郎咸平：之所以称赞英国，是因为它有上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那是用政府信用承担全社会的信托责任，这才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基础。但这是我们不理解的，也是前苏联不理解的。我曾经谈到过信用责任有多么重要吗？因为它是经过上千年形成的。我们都要学习。 提问：东南亚、日本的东京70年代房产大起大落，到了90年代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出现过很大的泡沫，那么现在上海又出现了类似大波折，这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这个问题，这里面有什么共性？还有什么差异性的特点？请郎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

　　郎咸平：简单地说，为什么你拿香港跟上海做比较，因为香港的房地产有一个特色，第一个卖楼花；第二，大楼下面喜欢开商店；第三，香港的房地产商喜欢炒作，卖高价造成泡沫。从全国来看，全国学沿海，沿海学广东，广东学深圳，深圳学香港。但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香港所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在国内曾经出现，很多地区的地产商需要学习。

　　炒作房产对房地产增值并不是好事。香港现在炒作房地产，这个区域富裕了吗？那话说回来，今天广东省有没有必要跟香港合作？他们说，当然要一起合作了。

　　为什么广东省不和舟山群岛合作？你可能会说，舟山群岛没有什么优势新产业，但香港有吗？香港有没有什么优势产业？也没有，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而已，这才是香港的优势。但香港整个产业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产业群，这个产业群越来越国际化。

　　今天中国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学香港。我在上课的时候，EMBA的学生一半是地产商。我们农村搞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把从农民手上弄到的钱，一部分又投资搞房地产。眼看这么大的中国，未来发展走势跟香港有类似，这就是危机。

　　主持人：今天的提问非常踊跃，但是时间有限，我最后提三个问题，问一个老百姓关心的楼价的问题，今年国家出台了系列的政策，对房地产的市场进行了调控，但几个月下来，深圳的楼市仍然似乎在涨。深圳楼市目前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如果看跌，大家就喝彩；如果看涨，就招来骂声。老百姓希望楼市下跌，你认为深圳的楼市合理吗？下一步深圳的楼市会涨还是跌？如果认为楼市会跌。你也来骂一骂那些说楼市会涨的人？

　　郎咸平：我不是培训师，我也不是地产分析师，我从来不对股市和楼市做预测，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说，这是不我的专职，我专长是针对楼市和股市的问题基本面谈谈，今天是思想的交流，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估评家。

　　主持人：评判一下苏州和杭州房地产最近以及将来的趋向？

　　郎咸平：这个不是我谈的问题。

　　主持人：发展中国家如何减少交学费，负责任的政府如何作为？

　　郎咸平：一个精英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以民为本的理念要受到重视。但是问题在这里，作为地方政府，只有学习，才能够达到以民为本的政府，政府在这个方面应该更多地继续学习。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我是留给我自己的，我想问一下郎教授，如果证监会聘请您做总顾问，您会不会接受？

　　郎咸平：我不会。

　　主持人：为什么？

　　郎咸平：因为我不想做。

　　主持人：如果老百姓希望您来做呢？

　　郎咸平：也不会。

　　主持人：为什么呢？

　　郎咸平：因为不想做。我不是好的执行者，只是理念的传播者，今天讲演是谈理念的问题，如果要我做执行的话，肯定不如证监会专职人员做得好。我希望传播这个理念，就是政府的信用多么多么重要！不过，如何加强政府信用，那是证监会做的事情，我只作我能做的事，这是我自认少数的优点之一。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郎教授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盛宴”，让我们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刚才，郎教授提到不光政府，还有企业都应该是学习型的政府和企业，我们今天跟郎教授学了很多，我再次代表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在座的各位听众向郎教授表示最热烈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