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6年多了，从1929年美国大萧条之后的经济来看，也到了经济应该复苏的时候。考虑到现代信息社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的复苏应该更快才对，然而，除了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之外，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仍处在金融危机后的深刻调整中。这让人更加意识到，这一轮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调整，不是一轮普遍的经济周期波动，而是一轮深刻的结构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在经济和产业结构迥异于美国的中国，曾有过在金融危机中也许可以“例外”的侥幸心态，但中国ZF不敢懈怠，针对潜在风险采取了极有力的刺激政策，对危机的冲击做了大量的准备。然而，当美国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时候，中国市场曾经期待的“例外”不仅没有出现，中国经济反而陷入了一种深刻的转型困境。这不禁让人反思：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到底做错了什么？

谈到对近几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反思，不能不提到前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博士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担心。他在2009年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出台之后，表示了如下担忧：

首先，这一轮ZF主导的刺激经济计划，尚不能推动中间产业和终端消费，企业和消费者还要过“紧日子”。未来的经济走向，可能出现“W”形，即在ZF主导的第一波提升后，经济因缺乏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支持会再次下滑，最终走出衰退还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其次，“保八”是为了保就业进而保社会稳定，而8%是不是保就业的底线，对此缺乏科学论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其本身是有风险和代价的，不仅表现为当期效果，也表现为其后的通胀压力。因此，要避免目标定得太高，用力过猛。失业率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此轮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在和转移支付间应如何分配，值得斟酌。

第三，危机、衰退既是一场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ZF的振兴产业计划多是以解困、扶植为主要目的，而缺乏调整、改革的内容。这样搞下去，可能实现“保八”，但过剩、落后的产能得以生存，扭曲的要素价格依然保持，ZF对企业和市场的不当干预还可能会强化，公共产品的缺失得不到改善。
第四，此次危机和衰退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挑战，粗放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新的约束条件之下如何平衡各种关系（增长与就业、投资与消费、出口与内需等），仍是有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但似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主流看法仍将此次危机和衰退视为周期性的波动，而不是结构性的震荡。对此应引起深思。

现在回头来看秦晓博士的这些担忧，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具有前瞻性。他所担心的许多问题都在不同程度地兑现，在金融危机发生6年之后仍然在困扰着中国。中国ZF所认可的“三期叠加”，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多重问题所困的写照。在安邦（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中，最大的失误是放缓了既定的改革安排，尤其是忽略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在“救灾”策略导向之下，中国投入了太多的资源和政策注意力在应对危机保增长上，而错失了进行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的良机！

最终分析结论：

国家确定了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战略构想，也对众多领域的改革做了部署。但在多种因素的约束之下，这些改革的推进会受到多种条件的牵制。面向未来，中国在政策上应该高度强调的重点还是市场化改革。只有最终依靠市场的力量，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转换到新的跑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