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讨论普世价值总是存在误区，观点虽然迥异，语境却相同，至少在论辩方式上有非此即彼的西化倾向。两种观点在同一个话语陷阱之中挣扎。一种观点认为普世价值总是有的，无论从奥林匹克精神到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人情，还是历代诗人们经久不衰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似乎都证明了普世价值的存在。另一种观点却截然相反，认为人世间绝无普世价值“那个东西”，它只是西人创造出来的政治观念，而与中国毫无干系，所以普世价值根本不值得讨论。笔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敢苟同。从概念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关注任何普世价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要融入世界，我们就应当接受某些政治含义不强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可以摒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普世价值。这种貌似两全的思路是幼稚的，以为中国可以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不必接受它的本体论。还有人把民主看成是一个普世的“好东西，”但在此基础上再谈“中国特色”就毫无意义。③还有一种思路认为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比如赵汀阳认为中国和西方的两种普世价值不必融合，因为中国的天下观的胸怀更加宽广。极力推崇建构主义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一度兴起“天下”热，以为找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基础理念。其实，既为普世，就不可能一分为二，更重要的是接受任何普世价值就必然要接受西方人的善恶二元论辩模式。这是一个用中华传统思路无法取胜的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论辩方式，比如“之辨”方式的摧毁，至今令人刻骨铭心。
　　普世价值绝不可一分为二，但却可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被灵活运用。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极力推崇一些的普世价值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在冷战期间，美国ZF在鼓吹“自由、民主”的同时，也支撑一些反共、反苏的集权ZF。美国领导人在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同时，仍然非法拘禁在关塔那摩的塔利班战俘。
　　既然普世价值自诩为“永恒价值”，那么双重标准如何能够行得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多数核心的普世价值的评判标准都是由西方主导的，非西方世界处于劣势地位。冷战期间，任何可以被解释为推进自由民主的政策都是合理的，同样，九一一事件以后，任何可以推进反恐战争的举措都可以采用，先发制人也好，监听民众电话也好，同国家主权和基本人身自由并不发生冲突。在国际关系领域里也是如此。建构主义旨在推动全球“公共产品”，但公共产品的评判标准也是以西方为主导。
　　当然，对西方的普世价值不能采取不屑一顾的简单态度。在世界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中国应当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作出积极的贡献。但是，中国只能从传统文化资源中阐发对现存的共享价值看法，既要警惕普世价值的陷阱，又要站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新的价值观。对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应当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加以新的诠释和改造，创造新的共享价值。
　　建构主义受康德学派的“持久和平论”的影响很深。国际社会总是希望某些共享价值成为永恒价值，特别是有关持久和平的种种观点，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人类总是有着理想和美好的愿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一些理想，诸如大同世界、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等。我们不必讳言永恒，但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将理想和受时间、文化和地点限制的国际关系现实混为一谈。
　　应当承认，普世价值观在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无论是向传统回归，试图寻找儒家的本体论的海内外新儒家，还是继续坚持反传统的西化中学——其中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都在顽强地捍卫普世价值。近年在中国，建构主义开始占领一块核心阵地，中国学人从建构主义那里得到某些启示的同时，也在同这些西方学者一道固守永恒的普世价值的最后一道防线。
　　建构主义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个新的论辩平台，将西式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放在一个大的论辩框架(master frame)中进行讨论，所以对很多不同的学派都很有吸引力。用建构主义学者的话说，创造了“友好的论辩氛围”。但这不并是原创的思路，而是直接借鉴后现代主义对论辩方法本身的关注。建构主义并不放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因而能够避开后现代主义在话语权和概念历史方面发起的挑战，将各种不同的西方国际关系流派在纯理论基础上加以整合。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拒斥任何纯理论，所以建构主义还是在“现代”的框架中打转转。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主义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第四次辩论，暂时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一线生机。然而，它并不是像某些人推崇的那样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给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功德圆满的句号。事实上，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一座拱形的桥梁，它画的只是一个半圆，在这个连接不同学派的半弧形的框架上能够允许不同的理论有发展空间（譬如国家利益论、国际体系论、体系转换论和共同体和平论等等），但它的基础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本体论。
　　此外，建构主义还是将西方关系理论的核心理念向非西方国家推广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要把它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首先需要让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休战。因此，它夺取中间地带的策略是奏效的。从军事战略上讲，夺取中间地带是一着妙棋，中间开花最有可能完成对全部领土的征服。它的目标是捍卫民主与自由的西式本体论（即温特的理想主义的本体论），所以用后现代主义的论辩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实为暗度陈仓。
　　建构主义是在冷战结束，两极世界消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推崇的权力政治因素衰亡，社会文化因素上升的理论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历史终结论的另一种，更加有力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建构主义是近年来用方法论捍卫本体论的一个典范。
　　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出现在中国国力东山再起的历史时刻。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再度参与已经开始改写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对这新一轮的普世价值辩论不能再掉以轻心。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本体论或称“是论”，也没有类似普世价值的概念。自诩为普世价值的理论总是要推销或强加给别人，而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习惯。
　　建构主义最不喜欢的话题，正是后现代主义最关注的，特别是话语权政治和文化与种族的差异。因为建构主义在实践中的作用是将不同文化和种族纳入西方认可的“规范”，它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交往”(socializing)。这个从字面上看似乎是中性的概念，背后既隐含了对现存国际体制的游戏规则的辩护，也提供了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大一统的新方法。建构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交往的国际关系含义做过如下界定，“将行为者纳入既定的共同体的规范和游戏规则的过程”，毋庸置疑，行为者入围的前提必须是接受这些规范和游戏规则赖以生存的本体论。
　　当然，对外关系的政策运作和意识形态原则不能混为一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某些特定的、当下国际社会流行的共享价值，是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使然。但这不能引导到原则上的让步甚或投降。此次在西方发生的金融危机对西方普世价值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那种据说能够带来持久和平的市场普世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要求创建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的中国学者大多数出于对建构主义的崇敬心理，希望拿出一套对应的理论体系，但建设一个形而上理论体系的愿望本身就坠入了西式本体论的陷阱，因为中国文化的根基之深厚恰恰在于对本体论和理论体系的拒斥。在不少中国学者看来，赵汀阳的天下论似乎建立了一个连接建构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桥梁，但天下论不接受普世价值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便无法自圆其说。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构主义在中国争夺中间地带，即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精英的努力也是颇有成效的。我们固然不能对所有的西方关系理论都一概加以排斥，但必须时时警惕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背景，不能再度陷入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那种神学幻觉。
　　为什么不少海外学者特别重视建构主义在中国的作用？长期用建构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学者江忆恩说，“用中国问题专家熟悉的话说，现在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发挥使命’的好机会；或者，借用国际关系学类似的术语，到了中国外交政策学者成为‘思想创造者’的时候了。”⑦江忆恩的观点至少有两层含义值得关注：一是把西方主导的、以建构主义为集大成者的国际关系理论视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框架，长期游离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之外的中国外交研究被纳入这个框架的机会已经到来；二是认为中国外交研究学者必须接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才可能成为“思想创造者。”不难理解，这种思路在很多中国学者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在不少人看来，“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提法本身就是因循守旧，只有建构主义才是一场真正的学理上的革命；接受和在中国推广建构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发挥使命的绝好机会。
　　其实，把任何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本身看成是真理是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把创建话语体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学科建设固然重要，但关键是学术评判标准，而评判标准的建立首先在于一定的学术语境。如果中国外交研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的一个领地，其主导的话语系统必然成为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最大障碍，中国外交的研究将会陷入“理不屈而词穷”的窘境。
　　当然，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必须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十分混乱，尚有待认真地、艰苦地清理。特别需要我们时时警惕的是以下三方面，即以历史哲学为旗号打入中国的现代欧洲中心史观，这种史观在当代中国仍然保留一块核心阵地；以古希腊民主论为幌子的现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政治神学，对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曾带来摧毁性打击；还有近年来以全球化为掩护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即所谓“华盛顿共识”。
　　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弊病是缺乏历史感。不少建构主义的推崇者也提出“适当采取历史谱系学的方法，”⑧但他们所说谱系学并不是后现代学者最关注的“关键词”的谱系学，即通行的基本概念的历史演化。只有对所有涉及国际关系领域的“关键词”进行概念历史的追踪，才能够达到釜底抽薪的解构效果，并建立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建构主义学者对现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没有抵触，所以对关键词的历史演变不感兴趣，而是有选择地用某些史实来证明建构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正确性，对不符合理论建设要求的史实必然加以回避。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最惯常的研究手法，屡试不爽。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外交研究处于话语弱势反而被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是正常的，以为这不但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先进”理论进行接轨的机会，还有可能使中国学者成为江忆恩所说的那种“思想创造者”。经济实力与外交自主权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不需要任何国际关系理论也一目了然。建构主义理论家们声称，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国家外交自主权成反比。事实上，中国国力上升是外交自主权上升的基础，参与全球化、外交多边化正是信心上升的重要标志。
　　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严重脱离的状态已经引起很多顶尖学者的关注。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今年4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并尖锐地指出，国际关系学者与外交实践毫无关系，在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进入ZF之后，就再也没有顶尖学者担任ZF要职。他指出，造成这个状态的原因不在ZF，而在于学术界的“象牙塔的城墙越砌越高”，更糟糕的是国际关系理论成了学术水平的主要评判指标。奈引用了前国防部副部长纽萨姆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退缩到理论帷幕之后的学人们本来不会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但考虑到这些人是育人之人……他们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就不能不令人担忧。同时，这个学科对公众和ZF对国际问题与事件的感知将带来什么影响也令人堪忧”。
　　总而言之，在中国外交研究领域里是否会出现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在话语体系之争未见分晓之前是无意义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没有本土文化资源支撑的理论学派都是没有发展前景的。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越来越细，内容越来越多，实际意义却越来越少。对中国学人来讲，争取在全球治理领域里的话语权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只有中国化才能帮助我们跳出在理论和外交实践中的“理不屈而词穷”的困境，并避免约瑟夫·奈所担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误人子弟、误导政策的双重恶果。
　　
王效石（Charles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