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了。最有意思的，其实是看个体的思想有什么改变，比如画家和在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文化，读的书，以及思想和意见，是最重要的”
2011年，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离开中国，开始了在埃及的生活。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何伟，那时已出版被称为“中国三部曲”的非虚构作品《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如今，在埃及亲历了“阿拉伯之春”的激昂与幻灭后，他带着新书《奇石》又一次回到北京。
　　在上海、北京的八天时间里，他几乎毫不停顿地参加演讲、对谈、接受专访。接受财新记者专访，也是在午饭与录制节目之间。尽管他仍旧在与《纽约客》杂志合作，但对何伟来说，从一个向别人提问、相对自由的记者，到在宣传新书过程中回答诸多问题的作家，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型。至少在这次短暂的中国之行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被严格限定的。当问起这种忙碌状态是否如他所愿时，他说，从前自己问了中国人许多问题，总是得到耐心的对待，所以自己这次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是自然而然的。
　　采访过程中，他那个著名的黄色小本子一直摊开放在桌子上。每当听到感兴趣的内容时，他马上记录下来，并进行简短的追问。
　　他说自己将来仍会在中国。同时，他也强调，自己不希望成为专写某一个国家的专家，这也是他去埃及的原因。在《奇石》中，读者可以看到中国、美国与埃及三国的故事。在这道松散的三角形轨迹中，何伟记录了自己在海外的生活之地，为美国读者提供新鲜视角和思考角度。
　　多元文化的生活经历，加诸个人天赋、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以及勤勉的采访、阅读，使他的写作有了一种厚度。他乐于发掘个体的价值，并努力呈现事件的复杂性。他也在写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位置，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从他自己和他描绘的故事里，读者能够读到写作的意义，算是阅读的意外之喜。
　　把非虚构传统用于发展中国家
　　财新记者：在中国，你的书出版以后，很多人才发现，啊，原来可以那样写。
　　何伟：确实有些人这样告诉我，我很惊讶。我在美国的地位不是很高。在美国，我还比较年轻，不是很有名的作家。在中国，潜力特别大，故事很多，内容很丰富。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是政治问题，有些是市场问题，但还有很多机会。非虚构在美国发达，因为受众多。比如《纽约客》在非虚构方面影响很大，但英国就没有这样的杂志，受众不够多。欧洲也没有，因为使用一种语言的人不多。市场问题是最大的原因。中国人口很多，读者很多，市场不成问题。有外国作家写关于中国的非虚构，当然就会有中国的作家写。好东西读者还是会感兴趣的。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有哪些重要的非虚构作家？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何伟：琼•迪迪昂比较好，风格不错，跟海明威有关系。很多美国的非虚构作品，都受到海明威的影响。他以前就是做记者的，跟写小说有一样的特色，比较直接。
　　杜鲁门•卡波特写得特别漂亮，观察力特别强。他个子不高，做事有点儿奇怪，可能特别敏感。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难得的公开的同性恋。这样的人，当然很有胆量。
　　诺曼•梅勒也有一种自然的特色。他喝酒太多，还吸毒，早早去世也跟喝酒有关。但是，他很有胆量，是个非常坚韧的人。《刽子手之歌》听说很不错，但我还没读过。我读过他关于上世纪60年代反战游行的书《夜晚的军队》。
　　乔治•奥威尔也特别好。他的思想比较灵活，不是非要去找名人，不只重视一个角度，比如他的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约翰•迈克菲（John Macfee）。我是他的学生。
　　财新记者：你觉得自己比较像哪个作家？
　　何伟：可以说是迈克菲。他书写的人物，是天才、专家，但都不是那么非常有名的人。他不想采访名人，而是想写特别有特色和能力的人，写普通人的生活。我的方法是向他学习的，但风格完全不一样。
　　非虚构的传统在美国最强。把这个方法用在发展中国家的，以前不是太多。我来中国时也在想，能不能把这个方法用在发展中国家。在以前，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是不行的。现在是个机会。把这个方法用在埃及和中国，会写出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财新记者：在写作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风格？
　　何伟：风格是很自然产生的，当然我用第一人称比较多，这在中国和埃及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外国人。
　　我去很多地方，有很多人跟我谈，就因为我是外来者，而我必须要向读者介绍，所以第一人称很有必要。其他方面，我觉得幽默是很重要的一点。在美国，传统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很悲伤的地方，那里充满受害者。我不想这样，我想表现在埃及和中国，还是有一些人在开玩笑，过着有趣的生活。我尊敬他们。
　　当然，有一种幽默是取笑人，但还有一种幽默是在尊敬他们，我写涪陵就是这样。我在那儿待了两年时间，经常跟人开玩笑，有时他们觉得我做的事情有趣，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有趣。
　　财新记者：海明威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说：“写新闻报道过了一定程度，对一个严肃的创作型作家来说会成为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何伟：他说的可能是关于新闻写作。我觉得，如果你比较有创造性，有特色，长久写新闻就让人难受。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必须写新闻报道，没办法，也觉得没意思。现在我写非虚构作品，特别有创造性，不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相对于新闻，虚构更难。因为他们有压力，要创造新的东西。这个东西没写出来，对你的心理可能有不好的影响。很多写虚构作品的作家，都有心理问题。
　　我的工作比较简单，出去采访，收集资料，写作起来不是太难。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做得好，做好人，是最重要的
　　财新记者：你在上大学时，非常想做小说家，想写海明威那样的小说。那么，将来你会不会想要专注于虚构作品？
　　何伟：不会。
　　大学时，我上过创造性写作的课程，写了一些小故事，但写得不是太好。然后，我开始写非虚构，我发现这特别合适我，特别自然，而且写得还可以，跟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不一样。另外，我有采访和观察的能力，应该发挥。
　　财新记者：你的父亲去涪陵以后说过，相信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作为社会学家，他怎样影响了你？
　　何伟：我不知道我的父母，特别是父亲，对我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父亲可能知道我有要写东西的目标，而我那时并没有充足的信心，害怕那些东西没有人感兴趣。
　　我父亲是教授，但他从不会狭隘地鼓励我上名牌大学。他经常谈他的工作，说采访了什么，给他怎样的感觉。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外向的人，好奇心也特别强。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去什么地方都要问好多问题。我的父母不是特别重视职业，他们说，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做得好，做好人，是最重要的。
　　我大学在普林斯顿，暑期都要实习，大家一般选择在纽约、华盛顿。但我每年回密苏里大学，因为我父亲在那里工作。在医院，他们会找研究生来做研究员。我每个暑假都申请那些工作，去采访人，有的是士兵，有的可能有癌症或者其他问题，有时是关于身体的敏感的事情，需要小心一点。我那时很年轻，只有19岁、20岁。这些经历，对我有很好的影响。
　　最重要的经历，在我三年级的暑假。那时有一个基金，准备在密苏里州的偏僻地区塞克斯顿（Sikeston）做一个项目，要派一个学生去。大学生、博士生都不愿去，因为太远了。他们问我，我就去了，因为可以写一些民族志。我在夏天去了很多次，采访了很多人，研究他们的历史，写了关于这个城市的五六十页的文章。实际上，这跟我的本科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工作，目的是赚钱。但这对我的教育特别重要，对后来写涪陵当然有影响了。那时我也是写一个小地方，在美国都没有什么人听说过，但也可以体现美国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那个地方种族问题很大，要采访一些黑人，还有一些年轻人。我发现，每一种人，采访的时候要用不同的办法，灵活很重要。
　　财新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你投入了很多感情，比如，你会为魏家的孩子生病而焦虑和哭泣。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你怎样平衡感情的投入和记录的精准？
　　何伟：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作者，而是一个朋友。实际上，那时候我不是采访他们，去那里只是想找房子休息。发生那件事情，我必须帮助他们。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每一本书，你和人物的关系都是不一样的。这没有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你要告诉读者，里面有什么细节，你与人物有什么样的关系。
　　财新记者：你写到一位叫做牛康民的华人社会学老师，会用“创造性口吃”的方法与美国人打交道。你也用这种方法吗？
　　何伟：当然。这在中国很好用。迈克菲也是一样的做法，看起来有些笨，但很好用。
　　同样的问题问了很多次，每次得到的回答都不一样。这样你就可以领会到其他的东西。在中国，我真的是好笨啊。在中国，我是何伟，不是彼得•海斯勒，何伟比较简单，友好，有点儿笨。现在我在埃及的名字是“布特洛斯”（音），特别笨，比何伟更笨。“创造性口吃”是个很好的办法。
　　美国记者会说，你不能写你的朋友的故事。这很奇怪，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理论，过于严苛，没有充分理由。当然，非虚构必须有一些规定，比如你必须写真实的事情，不能主观创造。但是，跟人的关系没有一定之规，每一次接触都可能不一样。
　　中国人看外面，都是机会；但美国人看外面，都是威胁
　　财新记者：在丽水画家村这样的故事中，你写了很多关于全球化的内容，但只是写故事，没有去强调这是全球化，也没有跟读者谈什么理论。这是你的一种选择吗？
　　何伟：是的。因为很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了。最有意思的，其实是看个体的思想有什么改变，比如画家和在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文化，读的书，以及思想和意见，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喜欢理论的人，什么“主义”我都比较讨厌，太狭隘了。我就是对个体感兴趣。全球化当然对个体有影响，但是不要简单地批评什么。
　　对美国读者来说，他们看发展中国家，经常想教对方办法，以为过五分钟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伊拉克也是这样，他们觉得独裁者是不好的，杀死这个独裁者就什么都好了。我要表现的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最重要的不是提出什么办法，谈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了解那儿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
　　财新记者：你希望自己“尽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而且“在海外生活得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但是，你在写中国和美国时仍然有微妙的差异。写美国时你更自然，但写中国你就像一个观察者。
　　何伟：是的，是有一些差别，但不是太大。根本的方法是一样的，需要时间和耐心。我可能选了一个题目，写不是那么大的地方。
　　当然，我在中国是个外国人，但是现在我身上也有一些中国特色，有一些看法是从中国人那里来的。我的太太也是这样，有一些看法是本地的，还有一些是外来的，我觉得这样最好。
　　来到中国之前，我不是那么有耐心，但是现在更能吃苦了，因为我遇见很多中国人，他们不抱怨，我尊敬、佩服这些人。
　　财新记者：长期在海外生活，你对美国的感觉和认同有什么变化吗？你在书中写道，“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有了“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
　　何伟：到涪陵之后，我开始承认美国社会对老人不好，这是在来中国前从未承认的。中国当然有不少变化，但还是保有尊敬老人的传统。中国的老人比较“骄傲”，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有价值。在美国，有的老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人管，这是美国文化中的一个不足。我写了很多老人，也是希望中国不要丢了这个好传统，这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没有。我写牛康民也是这样，因为在中国老师是被尊敬的。回去涪陵，我还是“何伟老师”。而在美国不是这样。
　　财新记者：你感觉中国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吗？
　　何伟：比如我这次坐高铁从上海来北京，以前就没有坐过。出国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读书或者旅行，他们很世界化，比较懂外面的事。这在美国是个问题。美国人出国的太少了，还不是钱的问题，是没有兴趣。我觉得中国人对外面比较感兴趣，对整个世界感兴趣；但美国人害怕外面。中国人看外面，看美国、欧洲，都是机会；但美国人看外面，都是威胁。
　　财新记者：这跟“9•11”有关系吗？
　　何伟：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国家发生很重大的事情以后，特别是跟国外有关系的，比如中国的鸦片战争，会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心理影响。“9•11”事件中丧失了很多生命，我当然很悲伤，但我也知道美国会做很多错事。所有的国家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走这条路。你可以看看以色列在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对巴勒斯坦是怎么做的。
　　财新记者：你觉得，奥巴马对干涉叙利亚、乌克兰和IS非常小心，是错误的延续还是真正的反思、反省？
　　何伟：我还不知道，但感觉他比较小心。这可能是好的，应该小心，而不是像布什那样，什么东西都不懂就很自信。过于自信是美国的大问题。
       2014.10.1  财新《中国改革》 记者 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