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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视阈中的科学伦理之维

                             陈爱华

    摘要：在后现代视阈中，蕴涵着否定性的和建设性的两种不同的向度。就其科学伦理的维度而言，主要表现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试图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二元对立；在事实与价值关系上，着力颠覆事实中立论；在人与人关系上积极倡导尊重与宽容；在思维方式上，“解构”了单向度，崇尚多向度。这不仅为科学伦理的建构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文化资源，而且对于科学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使科学朝着造福人类、造福社会的方向发展，弘扬科学的伦理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性和建设性。

    关键词：后现代；建设性；科学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1－0046－06

    作为一种业已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上世纪最后十年和本世纪学术文化界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本文主要探索建设性后现代视阈中的科学伦理维度。

      一、后现代及其建设性向度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思潮）一词，在使用上，离不开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作为有关思维方式的理论形态，作为一种多元化社会状况的出现，毫无疑问，都产生于对生活实际状况的新感受和对现代性的反思，由这些新感受导致了新认识，这些新认识的积累生成了新观念，再由理论家对其进行抽象地加工组合上升为较复杂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

    一般说来，在后现代的视阈中，既蕴涵着其否定性的向度，即强调摧毁、解构、颠覆，反对理性和自我意识，主张非理性、潜意识或无意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返璞归真；反对终极和绝对，主张无标准、无规则、无模式和相对主义，如美国文化学研究者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平面化”或曰“拆除深度模式”；与此同时，后现代的视阈中还内蕴着其建设性的向度，即后现代主义所蕴涵的积极的、肯定的、建构性的方面。

本文所涉及的后现代的视阈主要是建设性的向度，或曰建设性的后现代精神，其中既保存了现代概念中的精华，又对其中的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予以强烈抵制，以克服其消极影响。后现代的视阈是相对于现代性的视阈而言的。现代性的视阈具有二元化、机械化和实利主义的特征，而后现代的视阈则是对现代性视阈的上述特征或局限的一种超越。它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指出：“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1]而超越现代世界观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因此，这种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为我们时代的生态、和平、女权及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它同时强调，范围广泛的解放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1](21～22)由于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将会推动人们去认识后现代精神的特征，去设想人与人、人与自然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后现代方式。显然，这种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力图克服现代科学及其现代性的种种弊端，表达了对人类发展的深切关怀和对其中产生的问题的焦虑。在建设性的后现代的视阈中，蕴涵了对创造性活动的推崇，对创造性人生的尊崇，对人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欣赏。大卫·格里芬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许多多接受性价值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2]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福柯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创造，因此是最好的艺术品。他有一句名言：“人生劳作的主要兴趣是使自己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3]在福柯看来，人生的真正乐趣在于创造。

     需要指出的是，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所蕴涵的创造性的“创造”，与现代一般理解的“创造”有所不同。一是现代一般理解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受机械论的影响，或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前者把创造理解为机械性的；后者把创造看作随心所欲的，或是对秩序的破坏。而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的创造既尊重无序，又尊重有序，过度的有序和过度的无序都是与真正的创造格格不入的。二是现代人们理解的创造只是极少数人，特别是天才、艺术家才能涉足。这样，就将创造特权化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现代精神还创造性于民，通过阐发创造乃人的“天性”，激发普通民众的创造热情。这种思想还体现在后现代思想家的实践中。如福柯无论他研究哲学还是历史，都有其独到的思想方法和独特的视角与视阈以及别具一格的阐释方式，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此外，如德里达的“解构”、“分延”、“增补逻辑”，罗蒂的“协同性”、“陶冶”、“后哲学”，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增生”，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等都体现了后现代思想家的开拓性与创造性。

    由此，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其科学伦理的维度主要有以下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

    二、人（社会）与自然由对峙性到互维性

       再者，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蕴涵着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建，即要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上述关系之间的对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然而，如果变换一种思维方式，就会觉得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世界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并把世界看作是我们不可侵害的一部分。这正如F·费雷所说，“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6]这一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先驱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相似。海德格尔曾一再强调人应该保护那块他从中获取食物并在其上从事建设的土地。人并不是自然的主人，而只是自然的“托管人”，就如同原初意义上的农夫的“技能”并不是对土地的一种“挑衅”，而是一种捐献（播种），一种接受（收获），一种年复一年的保管员的职责一样[7]。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蕴涵着对现代激进的个人主义的摒弃，主张以主体间性消除我之间的对立。因为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对“自我”的坚执往往是以歪曲、蔑视、贬低他人为条件的，其结果便导致人我的对立，即如萨特所言：“他人是地狱”。实际上，如果周围都是地狱，又怎么会有自我的自由？因而，人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而是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是永远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成为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交汇点即“关系中的自我”。所以，“主体间性”蕴涵于“主体”与“自我”之中[3](10～11)。

    三、价值与事实由中立到互蓄

     价值与事实关涉科学伦理的认识论维度。建设性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不仅从科学活动的本性、科学的返魅，而且从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方面强调了价值与事实的互维性。这就为科学伦理研究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思想资源。

     首先，建设性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基于对科学活动本性的分析，指出科学活动不仅是探求真理的活动，而且是一种受一定精神价值支配和受一定伦理准则指导与约束的活动。因此，他们反对现代科学将价值与事实、真理与德行相分离。如大卫·伯姆指出，意义和价值不仅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组成部分。“如果人们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态度运用科学，世界最终将以一种毁灭的方式报复科学。因而后现代科学必须消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1](95)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巴伯说过：“科学像所有社会组织起来的活动一样，是一项精神事业。也就是说，科学不能仅被看作是一组技术性的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时还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献身于既定精神价值和受伦理标准约束的活动。”[8]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和解释自然；它也是自然和我们自身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它描述那个为我们的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这使得把世界和我严格分开成为不可能”[9]。这就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了，科学活动的本质是科学活动主体的本质与自然本质的统一，即对于自然规律、自然本质的揭示与科学活动主体的当前的认知水平（如理解能力和颖悟力以及理论阐释系统）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活动实际上是科学活动主体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既是科学活动主体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的体现，又是科学活动主体与自然、科学活动主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运作形式，同时还是科学活动主体履行对自然、社会、科学共同体和科学活动主体自身的义务与责任的过程。

     其次，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科学不能超越价值，因此，价值与事实的互维性又与科学的返魅密切关联。格里芬认为，现代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和依据是祛魅的世界观，在运作中使“自然祛魅”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进而使科学本身祛魅，机械论世界观盛行。这种祛魅的观点意味着，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整个世界中，经验都不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宇宙间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暂时性或神性。不存在规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终都是没有意义的。与这种现代科学的祛魅世界观相反，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域中，则主张科学的返魅。一是它强调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或更精确地讲，其价值不同于真理的纯粹的理智价值，其因素亦不同于理性的和经验的因素，尤其在科学团体的世界观的形成方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科学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尽管有一定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但科学作为一个认知体系，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逻辑和经验事实，进而与价值无关，但科学本身所固有的价值除外，如寻求真理的特殊方法。然而，科学与价值的分离是不可能的，社会因素对科学产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而非肤浅的。二是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科学不是真理不偏不倚的裁判，它不能无视相互争斗的社会力量，科学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它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不仅如此，科学团体与其他职业和机构在自身社会权利上的利益，是它所特许的“科学的”世界得以产生的条件。尽管科学团体是寻求真理的，但它所寻求的真理随不同的利益和偏见而有所选择。同样，认识到科学发现了的大量真理，与相信存在着大量科学尚未发现的真理是一致的，它已经发现的真理的形式是片面的，只说明了全面真理的抽象的一面。这就说明“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始终是科学团体和科学团体的成员即科学活动主体所必须考虑的。

       四、思维方式由单向度到多向度

      思维方式关涉科学伦理的方法论维度。与现代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马尔库塞语）不同，后现代思想家们崇尚多向度的思维风格，倡导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这就为科学伦理研究方法论的维度提供了理论资源。首先，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蕴涵了对单向度的思维方式的“解构”，体现了“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德里达认为，所谓“解构”就是一种“双重写作”和“双重阅读”。这样，德里达往往能在人们认为是统一的文本中，读出了不一致和混乱。德勒兹和加塔利则从多层面、多视角对有关概念和思想进行研究与分析。这一思想方法又和他们对“本体论的平等”的推崇相关。在这一原则下，他们要求摒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有区别的东西。基于此，他们对“对话”很看重，伽达默尔甚至将对话视作语言的本质和生命。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思想家所谓的“对话”决非内心的独白，而是一种人际发生的过程，它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对话的本质并非是用一种观点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达到一种新视界。因此，真正的对话总是蕴含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因而他们主张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以防人微言轻的悲剧再度发生，并且致力于培养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其次，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还蕴涵着对世界和人的关心和爱护。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声称他喜欢“好奇心”这个词，因为在他看来，“它唤起关心，唤起对存在着的事物和可能存在着的事物的‘关心’”[1](8)，它使人们对现实敏感，它试图发现我们周围奇特的东西。福柯的这一观点是针对现代人对世界态度的冷漠、感觉迟钝而发的。大卫·格里芬等人所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精神，将福柯的思想具体化，并显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与现代性视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为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相反，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格里芬指出，“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他（她）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事物发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他（她）的本质。相反，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3](21)二是与现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中不同，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崇奉一种有机论，它一改现代人习惯的占有的心态，而是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三是在时间观上，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因而它十分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正是由于生态运动的兴起，使我们进一步体悟到，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应当同我们所处的环境保持某种和谐。

    综上所述，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阈中，一方面蕴涵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建，即要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上述关系之间的对立，表达了人们以一种更合理的方式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在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要消除现代科学带来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峙性，强调人（社会）与自然的互维性；在认识论维度上，批判了现代科学将价值与意义、真理与德行的对立，强调事实与价值的互维性，批判祛魅的现代科学，倡导科学的返魅；在思维方式上，“解构”单向度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崇尚并倡导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这不仅为科学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与思想资源，而且可以使我们对现代性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以一种新的视角省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尽可能避免现代性中的负效应，对于促进科学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使科学尽可能地造福人类、造福社会，弘扬科学的伦理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启迪性和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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