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到2013年间，中国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率，为人类经济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从2010年第一个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节节下滑，今年第二季度仅达 　　7.5%，而且，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国内外有些学者和评论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是由于在持续取得35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和按1990年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快达到1.1万美元，按其他高速增长国家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7%或更低的水平，所以，中国未来的增长目标也应该也相应往下调至7%或更低。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既要看潜在增长率，也要看实现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在回答到底中国未来的增长目标应该确定在那个水平或区间较为合适，我们应该先了解潜在增长率的内涵和决定因素。
　　潜在增长率指的是在具备了所有有利的内外部条件并以不损害未来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前提而可能达到的增长率。
　　在讨论潜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时我建议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深入探究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后者则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有赖于技术的创新使工人在现有产品的生产上更有效率，或是将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部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18世纪以前，人均收入增长平均每年只有0.05%，这意味着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提高了20倍，从平均每年0.05%变成1%，也就是说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降低为
　　70年。19世纪下半叶至今的150多年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70年降为35年。之所以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加速所致，这种变化不仅让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还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发展中国家要有持续的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同样需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前沿，新的技术和产业都只能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则则可以靠模仿、引进、集成、购买来实现，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具有后发优势，成本和风险会比发达国家低，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在过去150多年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2%，再加上人口增长率0.5-1%，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是2.5%-3%。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靠后发优势取得了年均7%或者更高的速度持续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持续了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中国过去已经利用了后发优势有多少年，或是，现在的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有多高，而是要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有多大，衡量的最好指标则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的水平。因此，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反映的也就是技术和产业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越大代表后发优势越大，越有可能维持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