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复旦大学陆铭副教授的演讲记录。深有感触，与大家分享

转自陆铭的博客http://lumingfudan.blog.sohu.com/

本土经济学博士可以贡献什么

陆铭*

几年前，有一次钱颖一教授到复旦讲关于现代经济学的体会，后来我送他回酒店，他问我，如果再往下讲，可以讲什么内容，当时，我就提出可以讲今天的题目。坦率地讲，我们都是“土鳖”，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
   “土鳖如何发展”，或者“土鳖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当时提到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我自己心目中的一个疑问，我一直在琢磨到底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自己在“learning by doing”过程中也不断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今天也是一个机会来系统地整理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今天我讲这些东西，心里还是有些恐慌的，因为现在中国研究做得好的人很多，但是目前在国内研究做得好的人可能也没时间讲这些东西。我自己虽然做得并不好，但还比较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心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在复旦连续讲了几场，就是与经济学研究的心得有关的内容，并且这几次谈话已经被整理成文字稿，在我的个人主页上可以找得到的。我之前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国内读硕士或者博士的同学特别需要知道的，大家都很迷惑，或者从某种角度讲大家觉得没有信心，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开放，国外回来的博士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在国内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差了，如果不出国就没有希望，在国内做研究，不可能做好。我今天所要回答的就是可能在大家心目中存在的疑惑，或者至少在我心目中存在过的疑问，所以，我给今天的讲座取了个题目，叫“本土经济学博士可以贡献什么？”今天谈话的起点先不谈学术问题，不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先看一下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让我们跳出经济学研究本身，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结点上。

 

 

 

一、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世界

要看中国的问题，就要先来看一下美国，因为这个世界基本是美国作为政治经济强权来主导的。美国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呢？我认为美国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在遭受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美国所信仰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在美国国内造成了很多的社会不和谐，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特别是表现在白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分割严重。当然，对美国的现象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比较正面的理解，比如说，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变化，现在已经不是马克思年代所讲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绝对对立的时代，现在，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没有了，大多数人都拥有资本，并且是股息的拥有者，所以资本主义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从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来评价美国的市场经济，美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国内矛盾有所激化，这一点基本上是大家不会有争议的事实。

第二个要提到的问题和政治有关，国际上单极世界的理念实际上在受到质疑，美国的自由竞争的理念到了国际上，就变成在国际关系中把国家之间也理解成竞争性的关系，这套理念最最集中的体现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那本书，他把国际关系理解成“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我们”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体系和他的经济体制，而所有其他的世界比如说伊斯兰世界，包括中国的儒家文明的世界都是在“他们”的范畴之内，把国家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关系理解成一种冲突和对立的关系，那么解决这种冲突就是要通过竞争。但是，自从“911事件”以后，国际上对于美国这种对文明的关系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也正在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三方面，中国最近几年提出“和谐世界”的构建，那么在这个和谐世界的构建里面，马上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将在这个新的秩序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一步的问题就跟另外一本在政治学里比较有影响的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有关，他讲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已经到了全世界体制将收敛到唯一模式的时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那种自由+民主+市场的体制模式，除此之外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另外的一种现代文明的模式。这里就涉及到与发展有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多国家在搞发展，搞体制转型，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也在发展中不自觉地也收敛于西方的那种模式上去呢？如果是这样，那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就真的是终结了。

 

 

 

我们的中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国，中国现在成为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随着现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家现在开始问一个问题：中国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要摸到哪里去？你的对岸是什么？现在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家觉得中国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中国目前的决策方式令很多人都觉得不安全，因为随着国际经济政治交往越来越多，外资也卷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那么中国未来将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和决策方式呢？国际上各界人士（包括政界的学界的），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中国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被回答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问题被回答了，就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是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学术的角度，或者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的内涵是什么？我自己的观察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个问题给讲清楚过。我们所谓要建立的是有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什么？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过。我这几年的研究也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所谓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或者再讲的大一点，就是有没有亚洲模式？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前面讲到的“历史终结”的问题。在1990年代福山写《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亚洲经济的高增长期的结束，而且是亚洲经济转型尤其是日本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渐地是在学欧美，再加上亚洲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放缓，国际上开始有一种声音，就是亚洲奇迹只是一种数字上的奇迹，它并没有开创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那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这就提出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的现代文明发展是不是有不同的现代化方式？如果是的话，即我们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有一些特色的话，那么，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当我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持久地存在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果是的话，它是不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对于经济的转型来讲，它是不是提供了一种经济转型的模式？对于一个大国来讲，中国的发展是否提供了一个大国发展或者大国治理的模式？这些问题其实或多或少都与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有关，而到现在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被回答的一些问题。

 

 

 

经济学的时代

然后我们再来看经济学本身，刚才我是从美国和中国对比的角度来问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注意到经济学前沿发展方向，我今天也特别想提到的，也是我在前面几次讲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反复提到的三个新的经济学发展的动向：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第二个是社会经济学，第三个是比较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现在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词叫“new political economics”，这个研究就是通过比较各个经济体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决策方式来揭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为什么会有差异。在中国，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结构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所谓的“新兴的社会经济学”，就是“social economics”，在1960年代的时候，由贝克尔所开创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基本上是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来分析原来都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比如说，婚姻、歧视、犯罪这些问题。这一轮新兴的社会经济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原来的“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issues”转变成“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behavior”。换句话说，原来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社会问题，而现在新兴的社会经济学是行为的社会经济分析，也就是在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人的行为社会维度，也就说，你的行为要以你自己所处的一个group，一个社会群体的行为为参照。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步是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群体，第二步是当选择自己的群体时，如何把自己所处的群体的行为作为自己的参照，而考虑自己行为的最优选择。

社会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social capital”，即社会资本。一讲到社会资本，就会涉及很多大家传统意义上都认为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现在都是经济学所关心的前沿问题，比如社会网络、信任、规范、文化、习俗……一讲到这些概念，大家就会有体会了，在这些方面，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差异就来了。比如说“social net work”，西方人的“social net work”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上，所以他的“social net work”是社会组织，是同学。而在中国，“social net work”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就是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在内圈是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然后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成员，这是中国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信任，现在有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的信任度要比中国更高。中国的信任是要分对象的，中国对家族内部的亲戚朋友的信任度要比西方高，但中国人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要比西方低，这也是有差别的。只要大家有一些历史、社会学和文化基础，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差异。

前面两个学科就很自然地引入了第三个学科，就是“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大家知道比较经济学在1970、80 年代以前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它的主要任务是比较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但随着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除了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转型了。在中国和越南，市场体制也被逐渐建立起来了，所以老的比较经济学，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随着经济学的进展，以Stiglitz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信息经济学引入比较经济分析体制里面，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计划经济在处理信息的时候不可能优于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必然要瓦解的。这样来看，传统的比较经济学已经过去了，现在新兴的比较经济学在比较什么呢？实际上与刚才所讲的东西有关，就是大家都是市场经济，但是不同的市场经济在社会和政治的纬度上还有千差万别，用中国人比较喜欢用的词就是“国情”，大家“国情”都不一样。那么，每一种国情的存在是否都适应了经济的特定需要呢？大家的国情不一样，社会政治基础不一样是否就会在经济的发展方面表现出绩效的差异呢？这些就是新兴的比较经济学在回答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学的时代

我们把历史的、现实的背景和经济学发展的潮流讲完以后，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发生了巨大的进步。1994年，邹恒甫老师在武汉大学建立了“高级经济研究中心”，
   林毅夫老师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的建立，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现代西方经济学被全面而系统地引入中国基本上是可以用1994年来断代。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学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10多年前的《经济研究》和现在的《经济研究》比一比，再看看10年前在国际上发过英文文章和现在在国际上发过英文文章的人来数一数，这些指标就会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中国跟国际接轨非常之快。但是，中国经济的现实提出了很多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被很好地回答过的问题。

1、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

首先是刚才反复强调的发展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或者叫做社会和政治基础。从社会角度来讲，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有一个“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这个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又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重视家族，或者用费孝通的说法就叫做“差序格局”。家庭为什么重要呢？大家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就会发现家庭或者基于家庭的关系网络，在我列出的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比如说教育，中国子女的教育是由父母来进行投资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加拿大的学生去复旦访问，其中有一个华人家庭的女孩子，她从小就生在加拿大，我们谈到儒家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她就讲：即便她从小就生在加拿大，她也能感觉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差别是很大的。在加拿大，大学的学费是学生自己筹的，没钱就去借钱，而华人家庭是父母出钱对小孩进行教育投资。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就和家庭第二个功能有关系，就是在中国孩子是父母养老的一个渠道，就是中国有句古话所说的：养儿防老。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直觉就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商品对于你来讲除了具有消费性质外，还具有投资性质，那对它的投入就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在西方社会里更多地是“消费品”，而在中国就更多地具有“投资品”的性质，父母到孩子长大后，是要从孩子那里拿回报的，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增加对孩子教育的投入，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亚洲文化圈中普遍重视教育。传统上都把这个问题理解成是一个文化问题，可是我认为不光是文化的问题，这是可以被经济学所解释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储蓄了，如果去问问中国人的储蓄动机，排在前两位的就是养老和教育，这个道理很简单，西方人是不会为子女教育储蓄的，而中国人从小孩上幼儿园开始就开始给小孩存钱上大学了，银行也很聪明，专门开辟了这样一个储蓄品种，每个月存点钱，到小孩上大学后就可以取钱。这个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储蓄率为什么会高。当储蓄在金融市场上转化为投资，这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儒家文明圈中投资率又非常高，所以这一连串的宏观经济现象其实与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文化是有关系的。

那么再来看买房。我们都讲房子贵，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房子的确很贵，比如用房价去除以收入。可是昨天在东南大学晚上跟几个老师一起吃饭，有位老师就讲到他的一个硕士生，还没毕业就要准备在南京买房了，这个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哪个国家的硕士还没毕业就能开始买房了？五年以内能买房就差不多了，甚至有人一辈子都是租房的。所以大家对中国房价高不高的理解要把社会结构考虑进去，就中国购房需求来看，不是“我”在买房，而是我一家人在买房，有时也不光是我一家人在买房，而是我的亲戚朋友帮我一起买房。我最近就干了一件事情，把我的5万块钱借给了我一个同事，这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要讲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关系还是一种金融机制，有了这样一种金融机制以后，住房需求就可以比西方更高，所以中国的房价高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下产生的。讲到金融，除了我刚才所讲到的买房子，你在农村借钱，比如在浙江的农村，十几万的现金上午借下午就可以给你，而且不开任何借条的，如果不是传统的家族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在维持，还有什么东西能维持？

接下来要提的就是分担风险。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消费都是取决于人的终身收入，如果我可以预期我的终身收入的话，那如果受到外来的冲击，我的消费是不会波动的。如果我终身的收入不变我的消费就定了，所以生个大病啊，或者遭受个自然灾害，消费就不变。但是，金融市场是不可能完善的，所以西方的研究就认为人的消费会跟当期的收入有一定关系。可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文献里面，发现在消费存在过度平滑，就是说，在一些金融市场并不完善的国家，消费似乎平滑得非常好，按照西方的理论来讲，这就是过度平滑。想象一下，在中国，如果你受灾了，你的消费会显著减少么？可能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后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在支持你，你受灾了就可以向亲戚朋友去拿钱，然后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受灾了你再给他钱，所以中国的家庭或家族就成为大家分担风险的机制。所以，中国的分担风险和平滑消费可能不是在完善的金融市场上通过跨期的决策来实现的，而是在空间上在同家族同家庭的成员之间，甚至村民之间相互平滑的，所以不需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也可以做到这点。这是理解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内容，可是在传统经济学中是没有这些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