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程综述，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进程是按照先完善微观运行机制，再建立宏观运行机制的途径进行的，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改革都是如此，改革由农村开始然后向城市发展。1949年到1954年是中国经济的战后恢复期，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全面引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1949年到1957年间中国保持着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德怀特·帕金斯 2005)，中国经济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于是认为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于是中央偏离了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适当的下放了权力，并决定开展大跃进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这就是著名的赶英超美，最重要的就是要大炼钢铁，将大量的资源转移到工业中去，农田荒废，1958－1960年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农业产量急剧减少，直接导致了1961年中国陷入深深的萧条染患大饥荒的出现，此后又重新建立了苏联式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经济发展的速度仍然无法进一步提高，甚至比建国之初的增长速度有大幅下滑，此时中央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彻底，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还有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决定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大罢工”，期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甚至为负，人们的生活状况非常差，自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领导层换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决定改变经济政策以与毛时代作切割。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明确了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赶英超美，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自此开始了全社会共同推动的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改变微观经济机制增加微观主体的经营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农业集体化，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使农业GDP在1978年到1984年期间按年均7.7%的速度7年间猛增了125.4%（产量增长到农业所能达到的极限，在此后农业虽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放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有了剩余的产品和自由的劳动，在农村建立起了乡镇企业及个体企业，其产品销售是自由的，这就推动了国家统购包销的国家垄断的取消，实行自由贸易允许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自此开始农民开始进城打工，取消了统购包销的国家垄断后，农产品的价格上升，而城市的粮油供应体系未变，这就使的国家财政的负担虽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越来越重，并最终导致了城市粮油供应体系的改变以及城市的工资改革。

中央看到了农村“承包制”的好处，也想让这种好处扩大的工业部门，于是在工业部门实行了利润留成及企业承包制的政策，并允许国有企业出售计划外产品（相当于开放工业品市场），由此在1981年引入了价格双轨制，承包制的引入促进了国有企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工业品市场的开放使农村的乡镇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其需要的原材料，而且乡镇企业投资定位于长期被压抑产品供不应求因而回报率较高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工业品总产值份额由1978年的7.2%迅速上升到1993年的38.1%，异军突起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增长，到了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回落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

公有制经济在与非仅有制经济的竞争中失去优势，迫使后者进行改革，恰在此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并且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上将建立市场经济写进了党章，建立市场经济需要企业这个微观经济个体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自十五大开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于是决定将众多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破产，这使外资看到了中国发展私营经济的决心，于是FDI潮水般涌来，每年以400亿美元的速度高速增长，FDI的进入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FDI的引入不仅直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带来了出口的增加使的出口又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少数人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参预生产就要取得要素的报酬，而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制度，为了使要素报酬具有合法性，在十六大规定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要素收入合法性确立的同时要解决如何对待要素持有人的问题，也就相当于如何对待资本家的问题，因此，在十六大上产生了“三个代表”的思想，确立了资本家的政治地位，只要是三个代表就可以加入共产党，自此开始了资本与政权相结合来共同推动改革的历程，由于要素参预分配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公平的问题，因此，在十七大上提出了建立“合谐社会”的思想。

1978年至今的改革都是关于劳动及资本投入的改革，生产中还有另一项重要的资源即货币资金，其改革最为缓慢，虽经数次调整但始终为政府控制，至今仍未实现市场化，这即反映了承担战略任务而不具有自重能力的国有企业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并未完全放弃的赶超战略的事实。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发达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其根源在于宏观政策环境、宏观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不配套，直接原因在于利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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