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万东  更新时间:2008-3-25 20:49:11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年第11期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建立学习型政府,都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密切相关。为此,有必要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讨论做一综述,以便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一、解读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

　　成思危认为,创新就是引进新事物而造成有益的变化。创新并不一定是发明,但是发明里一定有创新。创新实际上是三个类型: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又可大体分为跟随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管理创新是指在企业的管理中不断引入新的事物,创造有益的变化。制度创新则重在建立好的激励机制。[1]

    刘燕华指出,回顾人类发展历史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历程,每一次重大跨越和重要发现都与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工具创新密切相关。思维、方法和工具三个方面创新的有机结合可以统称为“创新方法”。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思维、方法和工具的创新与重大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动力。[2]

    王渝生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基本上是五大体系:第一,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二,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第三,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第四,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第五,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3]

    技术赶超机制的存在则显示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迫切性。刘凤良等人指出,所谓技术赶超,是指技术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对原先技术发达国家的超越,其中,18世纪末英国的崛起取代了荷兰的经济技术统治地位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领先地位被美国和德国所取代,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这种国家、地区或产业间领导权的交替一般可以从社会制度架构、要素禀赋以及技术变迁等因素中寻找到答案,不过,其中的技术变迁是导致技术赶超的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正是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新技术,才会出现技术决策问题;而只有当先进国拒绝新技术而落后国接受新技术时,技术赶超才会发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不管条件怎样,对技术创新以及创新得到的新技术给予足够重视都是一项占优技术策略。[4]

二、中国创新能力的现状

　　2007年8月2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创新政策评估》,这是该组织应中国科技部之邀,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和政策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从1995到2005年间,中国的研发投入保持了19%的年均增幅。以金额计,每年30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已经位居世界第六。而以研究人员总数计,中国更是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数,每两年翻一番。中国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占中国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40%,上升到目前的2/3以上。

    与上述成绩对应的是:中国2005年向ＰＣＴ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数,仅占全球ＰＣＴ申请数的3%。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所占比例的迅速提高,则与一些公立研究机构转制为企业有很大关系。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根本不熟悉创新活动。根据科技部的统计,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约有88%都是外资企业完成的。[5]

    张杰等人对我国多数地方产业集群内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发现多数地方产业集群内创新行为普遍呈现出一种低端化、模仿化、偶然化的特征。从产业创新动态角度来看,显现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分离过程,呈现典型模仿—过度进入—再模仿循环特征;从创新活动动机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或市场创新,多聚焦于成本降低型能力和同质性生产规模扩张能力的获取,产品差异化创新能力缺乏;从创新合作角度来看,追求“小而全”的单打独斗创新活动,集群内创新分工合作网络缺乏;从创新战略角度来看,普遍采取市场前景明确或风险锁定状态下的跟随模仿战略,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的原创性或突破性创新远远不足,而且缺乏高效创新流程管理和整合能力,不能构建企业内专业研发部门而导致常规性创新能力的缺失。[6]

    中国专利数量已大幅上升,但专利水平不够高。中国专利申请总量,1985年为1．44万件,到2005年约增长30倍,达到42．6万件;企业申请专利比重,1985—1994年为43%,而1995—2005年则升至82%。但是,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中,发明专利不到三分之一,在市场地位重要的发明专利更少。中国的研发投入在1995—2005年间,占当年ＧＤＰ比重从0．6%上升到1．3%,其中2005年企业占比已达60%。在中国的大中型企业,研发费已占销售收入的1．5%。与国外比较,中国一些产业代表企业研发费规模一般都只有外国同业主要公司1/10到1/5的水平,甚至更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产业差异。一些产业的代表企业已有较强实力,但有技术能力与综合实力不对称的情况,一些起步晚、规模小的企业则实力较弱,并影响到继续提升技术能力。[7]

    目前,中国多数企业已初步形成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市场成长机会激励和竞争激励是影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成长和创新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中国企业资金的筹措条件虽逐渐有所改进,但由于风险资本、产业资本、市场尚不健全,中国的资金、资本体系还不能适应企业在发展和创新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不利于实力相对弱小的企业创新。在制度层面,对企业、私人财产保护不够,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国有企业考核忽视创新激励等,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从企业内部资源看,目前中国企业内部资源的弱项主要在非物质资源,特别是较难外购的组织能力资源。从企业界来看,目前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划,技术产业化的目标和有关安排仍不够清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本质上是项目规划,和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关系不太清楚;国家政策资源分配体制存在政府管理部门偏重项目但疏于产业、部门协调和政策体系配套等问题。[7]

    许绍双等人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区域之间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高,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除广东省外自主创新能力一般,西南西北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8]

三、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因素

　　刘燕华认为,从春秋至明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保持着持续的发展,遥遥领先于欧洲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由于僵化的社会体制以及传统思维的限制,我国渐渐失去了作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地位,自近代科学发端以来,我国在科技领域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甚至与日韩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也在明显加大。导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有许多原因,其中,对思维、方法和工具的创新重视不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客观对象的分析以及认识手段不断更新的基础之上的,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及认识世界的方法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判断与综合,强调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性认识;在对具体对象的细究与深层次分析方面,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没有近代以来西方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优势,从而限制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具体的科学领域,我国对现代科学方法的掌握大多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支撑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仪器设备状况看,我国也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影响我国创新方法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教育方式不利于创新方法,严重影响科研活动中思维的创新;第二,科技界对创新方法的认识与关注程度不够;第三,目前的科技成果评价方式不利于创新方法;第四,在创新方法方面投入不够。[2]

    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相对应的则是,新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徐佳宾认为,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当代新技术革命,对构成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对象范围、劳动主体素质、劳动手段革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代新技术革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同时,新技术革命拓展了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改变了市场的生产、交易和沟通方式,凸显了技术先行优势在全球分工中的作用,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市场需求,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技术先行优势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分工的利器。这些从外部环境方面构成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压力与挑战。[9]

    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对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揭示。2005年周黎安等人运用中国1985—1997年的30个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企业规模与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作用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2006年安同良等人对江苏省制造业的调查材料表明,行业是影响Ｒ＆Ｄ支出强度(Ｒ＆Ｄ支出/销售额)的重要因素;小企业、中型企业和大企业的Ｒ＆Ｄ支出强度存在着Ｖ形的结构关系;外国企业的Ｒ＆Ｄ支出强度最高(3．11%),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Ｒ＆Ｄ支出强度最低(1．53%),股份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港澳台公司的Ｒ＆Ｄ支出强度位于两者之间(2．81%)。吴延兵的研究则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Ｒ＆Ｄ支出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也相应增加。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激励技术创新和提高创新效率,不具有排他性的模糊的产权结构对技术创新和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中国产权制度安排尚不完善,市场经济尚不成熟,法治建设也不健全,这些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施加了更多的约束条件。[10]

    一些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创新导向的微观机制。宋小保等人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对投资技术类型的选择依赖于项目现金流的大小,当现金流达到临界数值时控股股东会选择不确定性投资技术;反之,会选择确定性投资技术。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影响其技术选择,随着股权比例的提高,控股股东倾向于选择确定性技术投资。同时,投资项目的波动性大小也影响控股股东的技术选择,波动性的提高将会使控股股东选择不确定性技术的时间提前。[11]

    卢荻认为,从企业组织角度看,两种创新活动的不同性质,意味着对于企业内部专业分工形态的不同要求。突变式创新作为可编码和可传输信息的生产,往往需要设立专门的研究开发部门。而渐进式创新往往来自于边干边学或边用边学效应,这就意味着生产系统的组织形式,必须具有强化系统各个环节的横向协调和合作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网络组织”的概念。从美日企业的对比来看,日本式企业更强调横向协调,美国式企业则更强调纵向协调。因此,两种组织形式的优劣,取决于特定环境,即哪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占据主导地位,是突变式创新还是渐进式创新构成了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从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后进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创新导向的微观经济体制,不能归结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选择的产物,而是有赖于长期互信关系和社会规范支撑的、有利于实现集体学习效应的组织形式。[12]

    张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销售收入为指标的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倒Ｕ形关系,以固定资产为指标的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呈现出较明显的倒Ｕ形关系;而以员工数为指标的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不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这就表明以固定资产和销售收入为核心的企业规模扩张是促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和创新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虽然这种促进作用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衰减。出口因素对我国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倒Ｕ形非线性关系。发达国家更多、更为苛刻的出口质量、技术与安全壁垒标准要求对我国企业创新强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低技术含量、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更高的出口比例可能会迫使企业锁定于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的生产模式,从而削弱企业的自主创新强度。行业差异与地区差异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在那些以产品创新竞争为主的高技术行业中,企业更倾向于实施自主创新;而那些发展已成熟的传统行业中,企业倾向于技术引进或模仿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在经济发展积淀较深、开放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相对经济刚起飞地区的企业,有着更强的自主创新动机和技术发展能力,即使在一个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同的区域,这种地区差异表现得依然明显。[13]

    徐哗从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内生机理分析,在高科技企业成长初期,政府的政策支持十分重要,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技术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在高科技企业成长初期,政府通过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减税可以推动高科技企业的成长;而在成长期,推进一定的增量人力资本向集约型人力资本转化,以培育企业强大的成长“势”非常重要。人力资本及其溢出对促进高科技企业保持持续增长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14]

    宋耘等人通过对广东省336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研究了技术体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的自主创新程度与对技术创新的保护效果、行业技术累积性、技术创新知识基础的缄默性与复杂性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加强对技术创新的保护能有效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程度,而对创新保护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效果,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收益和自主创新动力,在实现我国经济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那些技术累积性强、知识基础的缄默性与复杂性较高的行业和领域,其技术体制决定了跟踪模仿比较困难,这也是造成企业选择自主创新的原因之一。这些领域既是制约我国企业总体技术水平提高的瓶颈,又是国外企业相对我国企业优势最明显、技术封锁最严格的领域,其核心技术是难以通过引进获得的。因此,应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加强自主创新,以促进我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15]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汪海粟等人对国内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和评论,从各方面观点的汇总来看,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互动关系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话题。在国际冲突、专利滥用、技术垄断等原有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挑战。一是技术协调问题,即创新后的技术与原有知识产权体系出现冲突;二是产业适应问题,即如何使知识产权体系适应不同产业特定环境的技术创新要求;三是体系和谐问题,即企业、大学等不同主体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碰撞在技术突变和经济利益刺激下如何协调。[16]

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思路

　　曾云敏等人认为,我国应该用比较动态而不是比较静态的方法来分析创新型国家建设,将它看成一个随着技术范式的演变不断带来新的组织模式和新制度的演化过程。首先,创造一种以发明和创造作为人类天职的创新文化;其次,技术学习和创新,即在任何战略环节上都创造着技术吸收和创新的机会,而同时保证国内企业在决策上不受外国企业控制,在技术层次上能坚持自主开发;第三,创造由协同效应所产生的系统自组织;第四,控制和调整演化路径。为此,我国应该以即将出现的新技术范式为窗口,按照新范式所对应的知识、组织和制度基础指导改革的方向;同时,也必须面对国际制度范式的恶化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创新组织方式已经而且正在加速变化,并以网络化、模块化和多样化为主要特征。所以,在对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创新扶持中,应该有目的地鼓励不同经济主体学会多样化的合作方式。由于当代技术优势已经从原来的涉及整个产业转移到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因此,我国应当以科技资源和产业链的整合为目的,积极筹划和推行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在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中,它们往往只将简单的生产加工活动或者无关紧要的创新活动转移到落后国家,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加强招商引资以及外资进入之后的管理,以加强它们在技术扩散中的作用。我国还应积极参与改变国际规则的活动,从而保证自主发展的空间。[1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创新应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模式的核心。创新是内生的,取决于研发的投入及政策。通常,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位于创新体系的核心。但专利为创新所提供的回报与其社会回报并不匹配。创新所带来的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限制知识的利用会导致无效率。但专利体系不仅限制了知识的利用,而且人为地制造了垄断,扭曲了资源配置。为这种静态无效率辩护的唯一理由是它带来了动态效益。但如果知识产权制度没有得到良好的设计,其成本将会超过收益,甚至阻碍创新。一个设计良好的知识产权体系应该包括一组制度,如专利、奖励机制和政府资金支持等。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创新体系应该更多地着重于奖励机制和政府支持,而较少地依靠专利制度。这样,才有助于中国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目标。[18]

    在模仿与创新的关系上,刘拓指出,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且强调自主创新的大背景下,模仿常被人们视为不是自主创新。其实,模仿本来就是创新的应有之义。自主创新按照其创新的程度与要求不同,分为原始创新与模仿创新,模仿创新是自主创新的初级阶段,原始创新才是自主创新的终极目标。模仿应是企业自主创新之时运用的有效方式。跟进模仿也是一种创新,创新也要分阶段,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跟进模仿是适应性创新。率先模仿能够在技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消费不对称、空间与时间不对称的情况下开展一次先发制人的模仿运动,也是创新;在模仿的基础上,找到模仿对象的优点不断强化,缺点尽量想办法克服或规避,开发出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集合模仿,则是将不同业态的各种先进、有效的技术、方法、管理模式进行整合集成,这样的模仿创新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这是系统创新。因此,模仿与创新不是对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吸收、互相指引、互相累加、相互进化的循环过程,应提倡和鼓励模仿跟进。[19]

    庄子银提出,应充分挖掘技术创新的潜力,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企业家不仅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而且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企业活动的配置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Ｒ＆Ｄ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国际差距。因此,要提高Ｒ＆Ｄ投入水平,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率,就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促使企业家更多地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20]

    贾根良等人从拉美的改革提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吸取的教训。由于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我国过去的产权改革和所谓的资本运作都严重地忽视了企业能力的建设和技术创新问题,特别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并对职工进行培训的活动几乎就不存在了;产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陷入了零和博弈的困境之中。在对改革的评价中,也出现了盲目地使用开放度、引进外资的数量等指标,而不是按照对生产和创新有多大促进作用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的现象。由于交换制度改革的思路忽视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我国助长了通过股市和房地产等交易活动达到致富目标的浮躁风气,而勤劳的生产活动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则受到了打击。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所谓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主要考虑的是解决就业问题和静态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就被忽视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制度,它们必须采取反对静态比较优势的行动,通过国家干预,以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生产活动为核心进行制度建设,这是目前的发达国家为了达到“全球标准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历史上曾经普遍采取过的行动。我国体制改革和政策制定也需要一种“生产制度和创新政策的转向”,从而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良好的生产结构、制度组织和社会风气基础。[21]

    柳洲等人认为,当代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在实践领域里表现为唯科学主义的张扬,物质需求的片面扩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其基础是两种文化的和谐发展,其直接动力是源于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符号创新。从经济学角度看,创新来自于人们的创意的商业应用。因此,从根源上讲,创新的动力来自于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创意。创意在现实的世界里,常常表现为各种符号的创造活动。人的符号创造活动主要源于三类活动。一是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人与社会或自然界的符号互动;二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三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有部分群众生活水平较低,甚至存在温饱问题,因此,狭义的科技创新(自然科学与技术)是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但从更深层次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动力则是人类的好奇心和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符号创造冲动。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经济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阶段可以简单地划分为新型工业化阶段和广义符号经济阶段。在当前,我国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通过科技创新,解决一系列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由于目前以科技符号产业和文化符号产业为核心的广义符号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城市综合竞争力高低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加快迈入广义符号经济阶段。[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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