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之所以很重要，首先是孔子说过：民无信不立。去食，去兵都不足以毁掉一个政府，但如果老百姓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那么这个政府就无法立足。

现实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实证的例子，大跃进期间，因为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官方统计为2000万，民间统计为3000万，但政府仍然可以稳稳当当地执政，原因是群众对政府非常信任（当然也是盲目信任）。文革期间，全国一片大乱，可以称上处于没有秩序的状态，类似“去兵”的状态，但政府依然可以安稳执政，原因也是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虽然主要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关于群众失去对政府信任之后果，我想引用一位网友关于贵州瓮安事件的评论，虽然不足以实证，但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不是政府黑暗,不是政府激起民愤,就算有什么组织,又怎么可能聚集全城一半以上的人口公然对抗政府?我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这几天里我完全对这里失去了信心,我最好的朋友在到学校考试的途中,莫名地被一辆武警车撞得奄奄一息,车上的官兵不但不下车将起送往医院,反而掉头就跑,还撞上另一名女同学,请问问大家,这能怪人民吗?”

回到现实中国，考察一下目前的状况，当今群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比较少，无外乎：

1，政府信访办公室。动辄要排队，而且很容易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效果较差。

2，通过媒体。这需要有胆量的新闻媒体，效果明显，也是当前群众采取的主要途径。

3，向政府机构示威。这就是此次瓮安县事件的特点，此方式具有爆发性，要求事件本身足够暴力。

4，通过法律。群众与政府对薄公堂，采用这种方式一般比较耗时间，而且要确保当地法院的确会公正判案。中国采取这种方式的比较少，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官官相护比较严重。

我尝试找一个好榜样，做一下对比，就拿世界上以廉洁高效闻名的新加坡政府为例。

当地群众主要通过与地区议员面谈的方式反映对政府的不满或意见，而地区议员是由这些当地群众选举出来的，所以必然要全心全意为当地群众服务。而地区议员可以直接通过议会来反映群众的意见，必要时地区议员也可以直接与政府官员联系，以便直接施加影响力。

因为有这样正规高效的沟通渠道，所以很少见到新加坡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抗。

 
  中国的这种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制度性的问题，地方政府的权利缺少制衡和监督机制。我之所以忧虑的是，长此以往，政府会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从而重新使中国社会陷入混乱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