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最优税制与公共产品》（1971） P.A.戴蒙德与J.A米尔利斯著

　　本文分为“生产效率”、“税收规则”两部分连载于《美国经济评论》61卷第1、3期。文章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全面探讨了次优条件下的最优税收问题，奠定了最优税制的理论基础。研究结果主要包括给定最优税收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存在性以及最优税收结构两方面内容。

　　与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生产效率相一致的一般认识相左，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经济没有充分达到帕累托最优，生产效率也是最适宜的；在最优状态下，征收商品税使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不再相等，损失效率；总量税使收入再分配偏离最优状态，缺乏公平。zf通过设计最优税制，在增进公平与生产效率损失之间权衡，能实现社会最优收入再分配，增进社会福利。加微信号vcaishen

　　文章在第一部分，首先考虑一个消费者、两部门的交易经济，通过数理经济分析，证明最优生产效率点存在，且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上，并推导出最优税收结构的一阶条件。其次，将这种特殊分析拓展到更具一般意义上众多消费者的两部门经济，阐明并用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了最优生产的存在及其有效性。

　　最后，文章将最优生产效率理论拓展至三部门经济，并简要论述了存在消费外部性、不完全竞争资本市场与外贸等情形下的应用。在第二部分，探讨了如何设计最优税制，利用税收工具实现分配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均衡，增进社会福利。

　　同时，戴蒙德与米尔利斯扩展了拉姆塞、萨缪尔森关于单个消费者经济中的最优税收结构条件，指出如果不存在总量税，zf可以通过对不同商品征税或补贴，实现收入再分配。他们的这一开创性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明晰了税制设计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从而引发了大量关于税制设计以及最小化税收负担的研究。

　　十二、《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1972） A.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著

　　与科斯不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在本文中根据偷懒投机行为，而不是交易成本，从企业管理激励角度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解释了古典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内部组织问题。他们认为市场或企业都是促进专业化合作，提高生产率的组织经济。

　　经济组织存在计量投入要素的生产率、计量产出与分配投资报酬两大问题。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组织形式，这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的主要特征。团队生产即指这样一种生产：若干投入资源的联合使用，其产出量大于投入资源单独使用产出的加总，团队中使用的资源并不属于同一所有者。

　　团队生产中存在成员偷懒投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与投资报酬计量困难。要客服计量困难问题，团队需指派专门监督者，赋予其完整的权利束，让其观测、监督团队成员的投入要素绩效，减少偷懒投机。而要克服监督者自身的偷懒投机，须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使其得到管理激励，减少投机。

　　就这样，如果通过团队生产，扣除规范团队成员行为所增加的支出后，还能使生产率有较大提高，人们就会通过企业而不采取市场形式进行专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阿尔钦与德姆塞茨指出，团队生产能提高生产率，但要直接计量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需付出很高成本；通过监督者观测或规范投入行为并计算边际生产率则比较经济。正是这两个条件的自发形成，导致“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契约组织出现。

　　十三、《代理经济理论：委托人问题》（1973）斯蒂芬·罗斯著

　　文章认为代理是古老、普遍的社会交往模式之一。当事人中，如果一方（代理人）代表或为了另一方（委托人）做出谋取利益的决策活动时，就产生了代理关系。当信息不完善、双方利益不一致时，如何借助于制度安排来约束或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就是委托－代理理论要研究的道德风险问题。

　　假设代理人与委托人均为风险规避或风险中性，各自拥有状态依赖的V-N-M期望效用函数，委托人问题就是设计一个报酬制度，根据可观测变量激励代理人。

　　因此，他用“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建立了包含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代理人参与和激励相容约束的道德风险模型。其中，代理人参与约束是代理人接受制度安排的最小期望报酬或期望报酬效用，代理人激励相融约束是由于代理人行动是不可观测的，给定任何制度安排，代理人总会选择最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动。

　　通过最优化均衡分析，利用一阶条件得出了最优的报酬制度安排，均衡显示，使委托人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效用方程与收益结构无关，同样，使委托人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收益结构也与效用方程无关。罗斯对委托－代理以及道德风险问题的开创性描述与分析，树起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其所探讨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处于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

　　十四、《产出——通胀替代的若干国际证据》（1973） 罗伯特·卢卡斯著

　　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发展并率先将理性预期学说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较好解释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的滞胀现象，因而被授予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卢卡斯曾在理性预期与自然率假说基础上，利用不完全信息数理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了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并指出不论在长期与短期，都不存在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产出与通胀无任何替代关系。本文是卢卡斯运用18个国家1951-1967年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对此理论的经验性检验。他假设市场信息不完善，参与者决策是在不能确定其观察到的价格变化是相对价格或是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情形下做出的。

　　价格水平由总供给变化决定，名义产出完全由总需求决定，存在自然产出率。定义xt为外生冲击变量，等于可观测变量名义GDP对数，{Δxt}是独立、正态的序列，表示名义GDP对数的变化，均值、方差分别为δ、σ2。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卢卡斯通过数理分析，推导出了自然率模型：

　　式中，y表示真实产出，π、λ、β为参数。

　　方程（1）中，总需求冲击Δx通过弹性系数π对真实产出产生即期影响。平均名义GDP均值δ的系数与Δx的弹性系数相同，但符号相反。表明，可预期到的收入增长没有产出效应，而未预期到的货币增长才会有产出效应。因此，卢卡斯根据自然率假说预期，需求冲击波动越小的国家，真实产出效应π越大。

　　方程（2）表明了总需求变动对真实产出影响的反映系数与可观测变量的方差的关系。以方程（2）为基础对其预期进行了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因此，他指出，政策要想有效，必须有欺骗性。理性预期理论的应用使卢卡斯的理论取得了迅猛发展，其政策无效的结论与不完全信息的建模技术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五、《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 安尼·克鲁格著

　　虽然很早人们就注意到租金及寻租行为对经济的扭曲，但克鲁格首次阐释了其重要性，用数理模型探讨了数量限制下寻租的福利效应。克鲁格认为经济中广泛存在的zf管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租金，而且人们会去竞争这些租金。

　　寻租行为经常是高度竞争的，但印度和土耳其两国的数据显示，与许可证等经济控制制度有关的腐败已经普遍增加，扭曲了经济，造成福利损失，突显出寻租问题的重要性，她特别指出许可证下的竞争性寻租比通过关税方式实现同样进口限制造成的福利成本更大，强调要集中探讨寻租产生的额外成本。

　　因此她以竞争性寻租基本模型为基础，分别在自由贸易、无寻租关税进口限制以及存在竞争性寻租的进口限制条件下，对比分析了均衡特征。结果表明，从自由贸易到无寻租关税进口限制时，从事进口的劳动力将减少，农业产量增加，而从进口关税限制到许可证寻租情形时，劳动力又会增加，农业产量减少。

　　对于任何特定数量的进口限制，关税都帕累托优于等额限制的竞争性寻租，前者可在不减少进口的情况下消费更多的商品。竞争性寻租限制的福利成本等于等额关税限制成本加上额外的寻租成本。

　　印度和土耳其估计的租金就是数量限制引起的无谓损失，其值等于关税产生的福利成本之外的额外损失。因此，克鲁格指出，既然租金普遍存在，只有禁止寻租行为才能阻止损失发生。克鲁格提出的损失分析框架将zf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从工具选择扩展到了目标实现领域。该文引发了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寻租问题的研究。

　　十六、《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A.K.迪克西特与J.E斯蒂格利茨著

　　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开创性地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市场竞争结构相结合，精妙地把规模报酬问题转化为产品数量与多样化种类的关系，建立了内生产品多样化与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模型，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解决了这一两难问题。

　　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含有子函数，且具有凸性无差异曲面可分的效用函数。该函数的凸性可以体现产品的多样性；通过把经济分为部门内与部门外经济两类（部门内产品有较高替代性，部门间产品则替代性差），将子函数定义在部门内产品上，以便分析产品数量与品种的均衡关系。

　　其次，设定每种产品均以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生产，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化。最后，比较了不变、可变替代弹性以及非对称效用函数情形下的市场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特征。

　　结果表明，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 垄断竞争均衡和约束最优相一致，具有同样多的产品数量、种类，使用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垄断竞争均衡是次优的，但在不可避免的规模经济的约束下，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反，无约束最优具有最多的产品种类。

　　文章中通过一般福利均衡分析反映多样性偏好选择的方法，为内生产品数量与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基础。所建立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成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

　　十七、《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 A.S迪顿与J.米尔鲍尔著

　　迪顿与米尔鲍尔追随斯通（Stone）的传统，假设消费者行为满足PIGLOG（Price 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og）偏好，即成本或支出函数满足PIGLOG型函数，利用鹿特丹(Rotterdam)需求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逼近”函数方法，通过扩展沃金—莱塞（Working—Leser）的恩格尔曲线模型，开发并估计了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IdealDemand System，AIDS）。

　　wi表示i类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x表示给定效用下的总支出；pj表示j类商品价格；p表示价格指数；α0、αi、βj、γij均表示参数。

　　模型中，对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实现特定价格水平p下给定效用水平的最小支出就是其真实预算总支出。不同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是真实预算总支出的对数和相对价格的对数的线性函数。

　　这个模型除了保持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性外，估计与预测简单，非常接近线性；它可以一阶逼近任意一种需求系统；它的函数形式与家庭预算数据有较强一致性，能很好地满足选择公理，可检验需求理论的齐次性与对称性限制。

　　他们使用1954-1974年间战后英国的年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与理论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得很好，模型解释力强，但齐次性与对称性限制检验与以前相关研究发现相一致均被拒绝。

　　总之，AIDS是一个结构简单、在普遍意义上与效用理论相符合的需求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具体产品需求、政策福利影响分析等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福利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领域，产生了诸多重要成果，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已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十八、《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1980） S.J格罗斯曼与J.E斯蒂格利茨著

　　尽管人们认为信息分散的经济中，价格体系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格罗斯曼与斯蒂格利茨却证明正是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才使得信息从拥有者传递到无信息者。信息成本的存在，使价格无法完全反映信息，竞争均衡与有效信息市场相矛盾。首先，假设信息有一定成本，交易者是否是信息拥有者取决于是否花费成本获得信息。

　　如果开始信息拥有者的期望效用高于无信息者的期望效用，部分无信息者将变成信息拥有者，反之亦然。由于随着拥有信息的交易者数量增加，信息拥有者的期望效用相对于无信息者的期望效用将下降，均衡时，边际交易者选择成为信息拥有者或相反是无差异的。其次，在完全不变风险厌恶假设下，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进行了均衡与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结果表明，噪声越多，信息拥有者比例越大。

　　若不存在噪声或信息完全，价格传递了所有信息，均衡不存在。当拥有信息者人群所占比例为0或1时，市场变得贫瘠。因此，他们认为价格无法完全反映有成本的信息，竞争均衡与有效信息市场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市场创造不需要成本，均衡将就永远不存在。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信息无成本是价格完全反映信息的充分条件是错误的。

　　如果有效市场假设正确，且信息有成本，那么竞争性市场将会瓦解，此时信息所有者所占比例为正的状态都不是均衡，因为竞争市场上信息所有者都不再花成本去获得信息，同时所有人都是无信息者也不是均衡，此时每个交易者都认为价格为给定的，那么都有动力成为信息拥有者。文章为研究信息不对称市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视为信息经济学的拓荒之作。

　　十九、《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方式》（1980） 保罗·克鲁格曼著

　　二战后，出现了许多新的国际贸易模式，无论是没有比较优势或资源禀赋相似的工业国家之间及产业内贸易量日益扩大，还是各国倾向于出口在国内占较大需求份额的产品，传统的贸易理论都不能予以很好的解释。本文对此进行了规范分析与阐释。克鲁格曼假设存在大量潜在产品、生产具有内生规模经济、厂商不增加成本即可差异化产品，垄断利润为零，消费者有多样化偏好。

　　作者以D-S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内生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化的贸易模型。

　　首先，克鲁格曼通过开放与封闭条件下的均衡对比分析发现，在两国偏好、技术水平与要素禀赋都相同，传统贸易条件不存在的条件下，在同一产业内贸易仍会发生并改进两国福利。这表明规模经济导致贸易产生，每个国家或厂商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没有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世界市场比国内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种类的产品，提高了福利水平。

　　其次，引入运输成本扩展基本模型后发现，运输成本没有影响任何国家的厂商数量与产量，但导致了国内市场较大的国家工资率较高。在封闭模型中，厂商尽可能在它最大的市场附近进行专业化规模生产。

　　最后，克鲁格曼将单一产业拓展为两个产业，发现不管分工完全与否，当两国进行产业间贸易时，每个国家都成了国内市场需求比较大的产品净出口国。克鲁格曼在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基础上对贸易模式的探讨构成了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也因“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十、《股价过度波动能根据其后的股利变化进行解释么？》（1981） 罗伯特·席勒著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等于股票未来期望股利的贴现价值，但在资本市场上，人们经常认为，相对于股利，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大，不能对任何客观的新信息做出反映，资本市场有效性受到质疑。为此，希勒利用方差边界检验方法，计量检验股价波动与股利变化的关系，以验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首先，假设存在理性预期，在完全有效市场上，p是p*的最优预测值，即p=E(p*)，定义u=p*－p，那么，u与p不相关，根据统计学原理，可知var(p*)=var(u)+var(p)，进一步可得var(p)≦var(p*)，转化为标准差可得σ(p)≦σ(p*)。如果检验结果与此相反，则说明否定了有效市场假设，即可判定存在过度波动。希勒还发展了标准有效市场模型，度量了对未来股利不确定性影响，以便准确识别股票价格对股利新息(news)的反应。

　　在此基础上，希勒通过美国1871-1979年间年标准普尔综合股价指数和相关股利数据的方差与公司支付股利的方差对比，发现美国1871-1979年间股价波动是已实现股利分配波动程度的5-13倍，存在过度波动特征，即使在考虑了预期实际贴现率的变化和未来股利不确定性的度量问题后，股价过度波动问题仍然存在，股票股利变动不足以解释股票波动，且有效市场理论对数据解释的失败不能归因于数据误差、价格指数问题以及税法的变化。这一实证发现激发了大量关于股价股利关系的研究。转自：我是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