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不是最重要的，

什么样的制度是比现在要好的制度才是重要的，

怎么样达到这个比现在好的制度才是关键的。

＂在没有普遍信用等市场交易规则的支配下，怎样就实现了增长？＂

每件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方法与规则．好比古代人建长城，他们那时并没有现代技术和工具，但他们有自己的方法．

＂为何不满足博弈论中的回复到不交易的均衡中呢[如果在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中博弈，最终应该收敛到不交易＂

关于这一点有个问题，假如某地只有两个人甲与乙，而且这两个人都没有信用。甲拥有粮食，乙拥有饮用水。如果甲要喝水就不得不用粮食和乙交换，乙需要粮食就不得不用水与甲交换。

现在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中博弈，甲与乙到底交不交换呢？

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篇巨著的开篇明确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我在研究广州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周黎安\杨瑞龙他们的解释与现实的矛盾,正试图从微观的视角来解释问题.

“在没有普遍信用等市场交易规则的支配下，怎样就实现了增长？”楼主在15楼又提出了“大家可以考虑：在中国，是不是有别的规则实现了对市场化交易规则的替代？普遍信任是否也已别的形态而出现了？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分析思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显然，中国的市场没有建立普遍信用，而且买卖双方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

虽然“已发生的情况被人们称之为又一个诺斯悖论——没有“完善”的市场化交易规则及所谓普遍的信任缺失，怎么会有繁荣的交易？按照重复博弈均衡理论，欺骗只会导致收敛到退出交易这种均衡状态。”

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交易非进行不可呢（不可能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逆向选择的结果又会是什么？

是否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逆向选择而使买方强迫卖方降低自己承担信用风险（实际上也是交易成本的一种）的结果产生。简单的说，就是买方逼卖方降价，有没有人发现中国买卖的讨价还价的幅度很大呢（而且卖方也容易接受，尤其在小店）？在国外这个方式也许是供求双方仅仅为了寻找价格均衡点，在中国是否还包含了对交易信用缺失的补偿呢？？

提出一点点见解，不知道楼主认为有没有道理。

“在没有普遍信用等市场交易规则的支配下，怎样就实现了增长？”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则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参见《陈志武：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

总结上述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nibble等人指出的，中国的增长在于规则的相对改善；

第二：垃圾树等人认为的，中国的交易中已经讲“信用缺失”内生化在交易的谈判中了；

第三：凤箫吟等人认为的，中国的增长，源于不同的产业对信用基础的依赖不同，即认为增长的原因在产业结构方面

第四：why等人认为的，中国的增长在缺乏信任基础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在于交易的强制性。[即非交换不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19 10:35:59编辑过]

应当承认，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里面有计划经济时代低成本高积累的因素，但这里面的比例是怎样的？多少比例是由低成本高积累造成的，大概多少比例是由市场制度创新造成的？

楼上的好像说过哈耶克是偷换概念的高手，但楼上的本身可能真的在以偏概全或者偷换概念。

为何不逆向思考一下？谁来讲讲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及其计算方法吧。

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说，比较成功的是

1:低成本的制度模仿策略,而这种策略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气候下是受欢迎的.如果盲目去谈制度创新,则恐怕在当时人民的共同知识与共同意愿的背景下,会象王安石变法或象康梁变法那样是失败.

2:受控制的渐进的制度变迁,使得大规模制度变迁产生所必要的共同意愿分歧也相应受到控制,也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而收益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所以成功了,在这个阶段,我们比俄罗斯幸运.

不过好像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的实物增长率不如前三十年。

我看过yale一位教授的文章,姓名忘了.他精辟地解释了楼主(也是很多中外学者关心)的问题.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都是有阶段的,中国经历的发展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推动的,这种市场的增长对制度(包括市场制度\信用体系等等)的依赖较弱,制度的缺失能够被勉强克服.但为何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体系至今不能健康发展?因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制度依赖性很强.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能否实现增长的结构性变化,持续高增长?这也是海外对中国的一个疑问.

所以,中国的问题真的是到了非解决制度缺失不可的地步了.

第一，没有普遍信用不等于没有信用；第二，没有完善的市场交易规则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因此，不能就此得出“在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中博弈，最终应该收敛到不交易”的结论。

我想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中国这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和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较时，我们总会得出搂主的问题——没有发达的信用体制而经济却发展奇快。我们国家的经济特征是转轨经济，改革前是中央计划经济，不妨我们换一个对象来比较，苏联和东欧，他们却失败了，原因是什么。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选择的是u-form的结构，有很多专业部，像冶金部，工业部等等这样的部委来统一计划，地方政府完全没有权利。这个结构的最大弱点是部委之间没有竞争的激励。而中国选择的m-form的中央计划经济，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由，中央政府放权给他们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也有冶金部，工业部这样的部门，但是中国这样的部委权利比苏联要小得多，尤其是经过文革的洗礼，这些部委的权利严重的被削弱，实际的权利大部分落在地方政府上。地方政府之间有很强的竞争激励，这自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虽然这种结果也有很多毛病比如说重复建设。

所以中国经济近二十年的发展完全归因于中国选择了m-form的政权结构，是这种制度推动的结果。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我觉得，没有信用体制的完善，增长持续不了多久，很快会崩溃，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完善的信用体制。

答案是，中国是通过一种极残忍的方式，来化解了隐性债务的偿还危机，进而继续演绎GDP高速增长的神话。

太恐怖了,不知是刻意而为的还是只是改革本身的成本,只不过中国的改革,老百姓既没有参与权也没有知情权,所以只有逆来承受,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伟大了!

两点个人看法：

1、虽然没有正式、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但是，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存在着，尤其是在乡土中国，文化的传统的道德的约束力还是相当强的，开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想必各位不会否认。

2、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主要是东部沿海，当地大量的加工制造业通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是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些加工制造业业主主要是外商，其经济活动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国际市场，而那里有比较成熟的交易规则和国际惯例。

3、没有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明晰的产权制度、合理的激励制度，国有企业的绩效大家有目共睹，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多大？

论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动力和最优路径

引言：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历程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最优路径又应该如何？学生这几天对此也进行了一点还不严谨的思索，形成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在既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来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同时，从长远考虑，政府要适当的利用后发优势来改善要素禀赋结构。根据这一看法，学生对中国改革的路径进行了以下尝试性的判断：先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促进经济增长，获取支持改革的力量，增加政府收入和外汇储备为政府干预提供资源，然后尽力解决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从而完善金融体系，为比较优势的发挥提供支撑，最后改革土地制度。

关键字：中国发展与改革 比较优势后发优势 要素禀赋结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里，最基础的几个因素是：完善的产权制度，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政治失灵较小的政府。市场机制在配制资源上至今为其他体制所不能替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如果不存在市场失灵，以效率上讲，政府的角色就应该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现实中，假设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仍然有干预经济的冲动，这是因为1、政府所关注的目标不仅有效率还有公平2、政府失灵给予了经济参与者刊用政治权利来为自己谋刊的手段。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①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A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B是有着非常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美国。②不存在政府失灵③中国政府的行为目标有：执政、效率、公平。中国为何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其原因在前面的分析中已有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下面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渐进式道路才能实现把政府目标的最大化。

笔者觉得，在转机的过程中，市场应是中心，政府只是起补充作用。在制度层面上，政府应该引入可以在市场机制环境不充分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的制度并辅助它发育完善，而非建立一种与市场机制不相容的制度来替代它，从效率讲，政府应该这样做。面对如此多的有待改变的制度，政府应该从何处突破呢？由于，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中，经济力量源自于比较优势，而经济力量的加强能够在政治上赢得足够多的力量来捍卫有助于其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因而改革的突破口应该在制度变革后能够现实出极强的比较优势的地方。根据中国的要素颤赋结构，笔者觉得这个突破口在于能够充分挖掘出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地方。因此，中国在选择能够政府在效率与公平（或政治风险）之间折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机制后就要采取果断措施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全国的自由流动。这制度改革必将极大促进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如下好处：①局部分工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带动了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改革取向提供了支持②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的收入增加，从而增强了政府在促进效率与公平上的选择空间。③积累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了在进行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降低政治风险。当这一重点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效果（表现有二，一是经济增长，二是劳动力能比较充分地活动）。但是中国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不会很长时间的保持，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在世界分中的地位将会变化。很快，中国必须寻找更强的增长动力。考虑到一旦中国的这种分工地位动摇，外国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将降低，劳动力价格将下降，劳动力可能以新回流到农村，如果新的增长动力还未挖掘出来，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将会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对社会公平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此，在第二个增长动力找到并加强之前，土地制度还是不能私有化的。因为短暂时间内土地变革并不能使其在世界分工中采取比较优势，而且极易使农民失去最后的避难所，这时的第二个增长动力应该是金融系统，原因有：①长时间的高经济增长使中国人均收入显著提高，而中国的高储蓄率又使金融部分积累了丰裕的资金。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资金稀缺的状况。②资金的运作效率低下，使得资金不能实现挖掘社会潜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使许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企业因而借贷限制而发展受阻。不过，金融体系里占主导的是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的问题总是和国有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改革将是中国改革最核心的一环。这一步走好了，中国改革基本上就完全成功了。

如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了，中国已经培育了合格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想像，中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的时期，人均收入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工业化进程将加快发展，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得到提高。对政治风险比较敏感的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土地不再成为其最后的避难所，于是，政府现在可以实行土地私有化，让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来推动农业的现在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将在转机的过程中成为了中等发达国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成为一个指日可待的事情。

不过，这一过程中有几个颇具威胁性的问题：

① 政府失灵不能过于严重。考虑到中国短时间内不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发展中较少干预即使不是最优选择也应该是次优选择。不过，由于中国的开放程度已经提高，而国民民主法制意识也不断增强，政府的行为将会受到一定的约束。

② 政治风险不能太大，中国政府在统一问题上一定要处理好。在对土地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之前，要在农村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在农业上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以缓解农民的不满情绪。

③ 改革期间经济一定要保持增长势头，至少不能有大的衰退。

主要参考文献：

谭崇台 周军《发展经济学中市场体制形成理论述评》 谭崇台首页

李金滟《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首届发展经济学论坛综述》，《经济学动态》2006 第9期

(其他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拙见见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c03218d0100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