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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红顶商人，清ZF赐予一品顶戴，和他相比，我们熟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只是二品大员；他是那个时代的华人首富，财产比清ZF国库都多，是同时代胡雪岩的4倍，可谓真正的“富可敌国”；他怀实业兴邦之志，一生先后在国内创办几十家企业，其中最负盛名的张裕酿酒公司辉煌至今；他做客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见，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就是著名爱国侨领，客家八贤之一，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在那个时代，世人皆知：南有胡雪岩，北有张弼士。
结识巴城总督
由垦殖开始进军实业
成19世纪末华人首富
开启梅州人连任槟城领事的传奇
中国葡萄酒之父
张裕葡萄酒一鸣惊人
中国远洋行业鼻祖
热心公益
深谙政商之道的九头鸟
免跪慈禧的红顶商人
比胡雪岩更成功
商业帝国倾塌 2014.11.10 网易财经
张弼士遇事能屈能伸，善于权变，对人仁义宽容，如同水浒中的及时雨宋江一般，广泛结交华侨和当地豪绅，尤其是与巴城（巴达维亚的简称，即现在的雅加达）的总督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对其飞黄腾达起了关键作用。据说当时有一个荷兰青年军官到他的酒吧喝酒，经常不付钱甚至还无理取闹。张弼士对他非但没有冷眼相看，而且既不要酒钱，还对他以礼相待。未曾想，若干年后这个青年军官竟成为了巴城当地的总督，对张弼士的事业发展帮了大忙。
接着，他把目光投入了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发现欧洲市场大量需要印尼特色产品，便大力开垦荒芜的土地，大量投资种植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雇工近万人。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获得了惊人的利润。据张弼士的堂侄、交通银行总核稽张赞成估计，张弼士早在光绪年间的个人财富就折合白银有8000万两之巨，比清ZF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成为富甲南洋的客家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1894年，时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应诏回国，张弼士被委派代理新加坡总领事一职，而其调任所致的槟榔屿副领事出缺，张弼士推荐了张榕轩继任。正是由他举荐张榕轩继任槟城副领事一职，开启了清代5位梅州籍侨商连任槟城副领事的历程。张榕轩卸任后，职位由他的松口同乡兼亲家谢荣光继任，第四位的副领事则是谢荣光的女婿、梅江区三角镇人梁璧如，梁璧如之后另一位大埔人戴春荣接任副领事一职。民国成立后，槟榔屿副领事已改为正领事，又由戴春荣的儿子戴培元担任一段时期，可谓影响深远。
张弼士受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发现此地具备种植酿酒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天然条件。于是在1892年，拿出300万两白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葡萄酿酒公司张裕酿酒公司。由于烟台当地葡萄品种不多，酿出来的葡萄酒也味道不佳，张弼士先后从欧美国家引进124个品种约120万株葡萄苗，经过反复试验，并与国产葡萄嫁接，终于栽培出上好的葡萄酒酿制原料。为了酿出上等美酒，张弼士曾三易西方酒师、最终聘请得奥地利的拔保为张裕酒师。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经营，张裕酿酒公司终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现代科技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其规模堪称远东第一。至1908年，该厂已经出产葡萄酒二十多个品种，酒味醇厚，风行全国，远销海外，与贵州茅台酒等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民国成立后，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莅临烟台，参观张裕酿酒公司，特地题赠“品重醴泉”四字给张裕酿酒公司，表示对张弼士品格为人的赞赏。1915年，张弼士担任“中国游美实业团”团长，黄炎培任秘书，一行50人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此次万国博览会上，张裕产品最后压倒众多欧洲老牌葡萄酒，产自中国烟台的“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一举荣获4枚金质奖牌，一鸣惊人。
1911年，张弼士与周金箴、沈仲礼等人与美国船王罗伯特·大来合资创办中美轮船公司，股份中美各半，为显示中美合作，所有船只一律悬挂龙旗。大来洋行自备700吨级轮船三艘，不定期航行于上海和旧金山之间，后接管了美国提督轮船公司经营的上海到西雅图航线。美国ZF授予大来洋行以大西洋、太平洋、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的航行特权，成为美国在华最大的航运公司。有人评论中美轮船公司说: “高悬龙旗，行驶欧美各国，为中国航业第一次发现于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印度洋之创举”。
1900年，黄河决口，清ZF委任张弼士督办直顺赈捐兼办河南南郑工赈，张弼士目睹灾区惨状，忧心如焚，急回南洋募捐百万两银款赈灾，清ZF为此赐其“急公好义”牌匾，竖其故乡大埔。1904年又为东海海防捐筹巨款。据《盛世危言》的作者、张弼士的好友郑官应在《张弼士君生平事略》记载：“……计前清、民国以来，君输款助饷、筹赈、募捐、公债各项，综计亦不下二三百万焉。”所以，郑官应对张弼士评价说：“济人利物为怀，民生国计为务，当世称大实业家、大慈善家，必首数君焉。”
张弼士深谙政商之道，在其纵横商界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左右逢源。清光绪帝、慈禧太后三次召见，赏一品顶戴，同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更是交从甚密，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同时他又出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等官职。然而实际上，他一直暗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仅多次为孙提供巨额资金支持，甚至让儿子张秩捃参加同盟会。张弼士游刃有余的穿梭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多头下注，这是其能够在乱世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核心保障。
清廷对张弼士极其重视，慈禧和光绪在1898年至1904年间三次召见，次次加官进爵。张弼士在清朝先后担任过清ZF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太僕寺少卿、侍郎、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官至一品。更因其在慈禧过寿时，献了30万两寿银，见慈禧太后时享免跪特权。而当年张謇中状元时则要跪在雨水中迎驾，连看都没被看一眼。
张弼士成为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同时期唯一可与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但张弼士却做得比胡雪岩更成功，他先后在清朝、民国历任多个要职，在清朝则被授一品顶戴，胡雪岩则只官至二品。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他同样享有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待遇：当他的灵枢自巴城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ZF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甚至于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还特派代表送挽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
1916年农历八月十五，76岁的张弼士在巴城离世。令人惋惜的是，他毕生费尽心血建立的商业王国，在此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冰消瓦解。对于其中的原因，一是张弼士生了八个儿子，各房子孙，坐享其成，对于各项企业绝少过问。二是张弼士逝世后，挂沙人（即企业的全权代理人，但权力比总经理大）与主权人、债权人与债务人、张氏各房兄弟间，聚讼纷纭。中国人对财产继承分割，很早就采取继承权平分的传统，并且当时张弼士的企业还没有完善的股权制制，以致造成继承人的内耗分拆。争执的出现不可避免，部分企业在经营不善下消亡或被贱卖给挂沙人。庞大的产业，只有其长房儿子张秩君掌管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保存下来，成为著名的民族乃至世界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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