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7次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好！我叫王迪，在中铁十局集团天津工程有限公司工作。我是《资本论》研究的爱好者。非常感谢大会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
1975年，我在胜利油田当工人。当时全国正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因为爱好学习，我被安排到工人理论宣讲组边学习边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此事促使我培养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在基层党校从事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1988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4次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我把多年学习研究的体会写成《“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理论》一文寄给了大会并被邀请参加会议。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深化对社会劳动的研究，在《资本论》基础上拓展研究领域，构建《劳动论》经济理论体系的观点。会上，我被接纳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员。
第4次学术研讨会后，由于工作繁忙和自己研究课题中的难题一直没有突破，我没有再与研究会联系。我遇到的难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解决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原点问题，也就是找到能够综合供给一侧的劳动价值论和需求一侧的效用价值论并成为历史和逻辑原点的基础概念问题；一个是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如何结合现代一般均衡理论并用图表建立模型加以描述的问题。
从岗位上退下来后，我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研究这些问题。经过多年思考，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在我的专著《劳动与人类社会发展》一书中初步得到了解决。
第一个问题通过找到“劳动效用”这一概念从而形成了突破。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过程，抽象掉各种历史形式，“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里，马克思说了两层意思：首先，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人通过新陈代谢与自然形成物质循环；其次，这是不通过劳动就无法实现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人与自然之间，不是所有的物质变换过程都需要劳动参与。比如，正常情况下的呼吸就没有劳动的参与。广义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有人通过劳动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之所以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需要劳动，是因为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是短缺的，或者说是不经过劳动得不到的。食物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是因为其中含有人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生命活性----组织性。人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留下与机体组织性有关的信息，排出无序的东西。从物理学角度看，构成食物的原子没有一个是人的劳动创造的。吃面包能活，吃砒霜活不了，这不是劳动决定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但是，自然界中处于人类上位序列的物质形态不足，新陈代谢成为困难的事了，需要通过劳动解决短缺问题，劳动的有用性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表现出来了。
人是劳动的主体，同时又是消费的主体，付出多少劳动才能满足一个人的物质需求？或者一个人的劳动能够满足几个人的物质需求？这就是劳动的效用问题，是经济理论届应该投入精力进行研究的基本问题。劳动效用应该是指劳动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绩效。恩格斯最早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命题，这个命题完全可以放到更广的范围去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是劳动效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在《劳动与人类社会发展》这部书中阐述的基本观点就是“有用劳动积累奠定人类社会发展基础，有用劳动在商品社会形成价值，有用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观点与劳动价值论不矛盾，这不需要多加解释。同时，这个观点也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性”理论不矛盾。当然，这需要重新理解“稀缺性”的含义。我的看法，所谓的资源稀缺性，说到底还是劳动能力的稀缺性，或者说是劳动绩效水平低。效用最大化应该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当然，这里的效用最大化应该是劳动效用最大化。我认为：我们应该区分劳动产品中物的有用性和劳动的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来自于自然演化过程，劳动的有用性来自于社会发展进程。与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样的二重性一样，劳动产品的效用也具有物的具体效用和劳动效用二重性。花一块钱买了一个馒头吃下后，具体效用是不饿了，馒头的效用体现出来了。同时这也是花掉的那一块钱的效用。生活中我们有时这样问话：吃饱了吗？回答说：吃饱了。花了多少钱？回答说：花了10元钱。这一问话过程包含两层意思：吃饱了是物的具体效用体现出来了；花10元钱吃饱是劳动效用体现出来了。效用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的区别与联系是：劳动二重性侧重于供给一侧分析，分析内容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效用二重性侧重于需求一侧分析，分析内容为具体效用（含物的效用和劳动的具体用途）和劳动效用；商品二重性是特定发展阶段供求平衡前提下交易内容和形式的分析，分析内容是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就存在三组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具体一侧是具体劳动、具体效用和使用价值；抽象一侧是是抽象劳动、劳动效用和价值。
研究劳动效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劳动的有用性不与劳动时间长短成正比。不是劳动的时间越长，劳动就越有用。第二，劳动的有用性不与产品数量成正比。不是生产的东西多，劳动就更有用。有用劳动必须是满足社会需求的劳动。不符合社会需求的劳动是无用的，是对社会劳动的浪费。第三，分析劳动的有用性要把个体劳动绩效与社会劳动绩效分开，个体劳动的绩效与社会劳动的绩效不是天然相等的。第四，有用劳动时间与全部劳动时间的比例构成劳动效用率。公式为：劳动效用率=有用劳动时间/全部劳动时间*100%。这里的有用劳动时间是指满足某种社会物质需求花费的劳动时间。这里的全部劳动时间是指具有某种社会物质需求的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如恩格尔系数就是讨论社会满足食品需求程度的劳动效用率指标。劳动效用率水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计算：一是投入劳动量为定数，根据满足某种需求的人数衡量劳动效用率高低。从这个角度计量，满足需求的人数越多劳动效用率越高。二是总需求是定数，根据投入的劳动量衡量劳动效用率高低。从这个角度计量，投入的劳动越少劳动效用率就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小，社会劳动效用率就越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建立“经济水池模型”解决的。马克思的研究多侧重于供给一侧，他使用了数学和图表描述了两大部类物质形式平衡和三种价值形式平衡。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从需求方进行研究，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数学模型分析经济现象的有效方法。有了劳动效用这一概念，可以在逻辑上把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统一起来了，可如何更简洁的去描述成了一大难题。对此，我思考了多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把现代西方经济学里的供求关系图顺时针旋转45度，引入马克思的供给结构分析，以均衡线为基准同时进行供给和需求分析，区分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进行边际效用分析，建立一个“经济水池模型”不就可以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与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结合并用图表建立模型加以描述了吗。在《劳动与人类社会发展》中，我初步建立了这个“经济水池模型”。
限于个人水平，《劳动与人类社会发展》一书只是提出了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设想。从学术界的情况看，我认为现在不缺解决问题的能力，缺的是突破旧范式的勇气，现在是提出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时候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明，世界需要新的理性的价值体系引领前行。我的看法，这个新的价值体系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国际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就是把许多新的知识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为人们提供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提出能为世界人民接受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认识客观世界的思考中来，破除僵化、教条的思维模式，从更多元化的角度去探索世界，通过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形成对世界发展进程的比较全面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把这个不太成熟的东西发表出来，同时也想借这次学术研讨会与《资本论》研究的同仁交流。
最后，再次向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重庆工商大学邀请我参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会议的各位学者、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