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王ZF的领导下，由教士，贵族，资产阶级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的议会治理曾是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制度，各方权力的制约使得法国繁荣富足。然而随着历史演进，总会有人来抽干宏伟殷实的家底，当三角形的一个顶点不复存在时，稳固的结构将会瞬间崩塌。不久，形式上的民主不再前行，专制式的中央集权到达顶峰。
　　
　　那些令底层人民憎恨的贵族率先退出了统治舞台，他们放弃了统治国家的权力，却因其不凡的出身，始终保留着过去拥有的种种优待，养尊处优者开始衰落，他们甚至要依靠变卖土地来维持生计和那点仅剩的优越感。托克维尔提到：“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力；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
　　
　　农民开始拥有土地，似乎也因此有了尊严，过去他们可能对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负担无动于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土地所有者，地租与其何干？如果他们替别人经营，那么经营中的种种盘剥又与其何干？
　　
　　一旦最下层人们有了尊严，他们便开始寻求更多的权利，也开始思考自身所受到的压迫，并且质疑为何贵族无所作为却享受特权。
　　
　　然而即使人们在苏醒，他们仍是不能改变自身所处的命运，花样繁多的重税接踵而至，法律完全保护不了平民，他们早该明白，上层建筑从来不是为底层人民服务的，大多人忍受着压迫和歧视，一如托克维尔描述的那样：“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
　　
　　这个时候甚至宗教也无法带来解脱，此时的教会统治似乎完全成为国王统治国家的工具，国王任命的总督极其代理成了各地真正的行政长官，而富有的资产阶级还在为跻身贵族行列而不懈奋斗。
　　
　　然而贵族们又岂能自降身份接纳一身铜臭味的大资产家，此时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而农民更是独立于这二者之外，于是形成了一个个同质的小集团，各部分毫无关联，也组织不起力量来约束ZF和援助ZF。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间就会全部毁灭。
　　
　　此时此刻，法国空前的中央集权于国王一身，也由此带来了无数的腐败：首都巴黎成为国中之国，它无限的膨胀，好像一个人的身体无法再禁受其巨大的头颅一样；各地官职交易泛滥；行政机器“空转”；司法黑暗；民主尽失。托克维尔戏谑道：“如果将这些空洞的自由外表和与其相联系的真正自由的匮乏加以对比，我们就已具体而微的看出，最专制的ZF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
　　
　　转眼，到了“大革命”爆发前最后一位统治者路易十六时期，造物弄人，就像明末最后一位皇帝崇祯一样，路易十六真情实意地想改善一切，与明末不同的是，他真的成功了，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法国这台巨大的机器居然神奇的重新走向正规，国家慢慢复苏，使久远的大繁荣景象再次展现，人民减轻了负担，腐败开始收敛。然而，一切晚矣，人民已受压迫太深，他们被引入歧路，开始一心向往自治，憎恶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为何法国空前的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这样解释：“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ZF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历史就这样飘逝，在任何朝代的更迭中，我们几乎很难弄清人民真实的想法，在受到强大的压迫下无动于衷，反而在情况好转时用力反扑，路易十六的改革适得其反，好心办错事，居然因此丢了江山。在此我引用君主论中的一段话：“某些事看起来好像是美德，但如果照着做下去就会导致灭亡；而另外一些事情起初看起来是恶行，但结果却会带来国家的安全和繁荣。因此，如果不施恶行国家就难以拯救的话，君主不必为这些恶行招致非议而忐忑不安。”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对中国现今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它在世界历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我的评论根本不足以给出适当的评价，故此引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评价：“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然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