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中国GDP数据的尊严

“2007年，在芬兰参加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年会的茶歇期间，当我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向我招着手走来。刚开始我没有认出来者何人，当他走近时我才突然认出，他就是1999年‘世行’与我们磋商的首席代表。他说，我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尽管过去了10年，尽管待人处事一向平和、谦逊、稳重的许宪春，在谈到1999年的那段往事时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

时光倒流。1993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个经济发展周期中开始回落的年份。尽管如此，当年的GDP增长率仍高达13.5%。此时，已经在国家统计局工作7个年头的许宪春接到一个新的工作任务——参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

许宪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这对传统的统计工作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我国的统计工作必须从只关注传统的五大物质部门，发展为既关注物质生产部门，也关注非物质生产部门，全面地反映我国的经济活动，真实地描述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在199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世界银行不承认中国官方的GDP数据，而是进行大幅度调整。以1992年为例，世界银行把中国官方的GDP数据上调了34.3%。也就是说，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中国官方的GDP数据只反映出中国实际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被遗漏了。针对中国GDP数据的调整，世界银行有一份专门的报告，详细阐述了调整的理由。

“这种情况给我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不被世界银行所认可，这既影响到国家统计局的形象和信誉，也影响到一个大国的国家形象和信誉；其次，由于世行调高我国GDP数据，我国就不得不承担超过我国经济实力的国际义务，如联合国会费等；再次，由于世行调高我国GDP数据，我国在某些国际组织就不能享受本应享受的优惠待遇。”

1999年，国家统计局与财政部共同组建了一个代表团，就世界银行调整中国官方GDP数据事宜与其进行磋商。首先，代表团赴世界银行进行磋商，然后邀请世界银行代表团到国内来磋商。许宪春作为负责技术磋商的主要代表，参加了磋商的全过程。为了完成磋商任务，许宪春对世界银行报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们对世界银行调整中国官方GDP数据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概括地讲，世界银行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的理由是建立在它对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的，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中国统计体系了解的不够深入而形成的，因而是错误的；第二类，就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来说是正确的，但1990年代初以后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理由已经过时了，不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第三类是正确的，但不足以构成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的依据。对世界银行每一个方面的调整我们都以事实为依据，提出评论意见。经过反复磋商，世界银行决定不再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磋商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世行代表团对于我们的磋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事先谁也没有想到，本以为是场旷日持久的磋商会进展得如此顺利。用许宪春的话表述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对世界银行的报告研究得十分深入；第二，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比如，世行认为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因而对农村服务业统计数据进行了调整，由此导致中国1992年GDP上调了6.5%。我们指出，1990年之前，由于服务业统计不完善，中国GDP核算的确低估了服务业的贡献。但1991和1992年中国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根据普查资料对服务业增加值和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1992年由于服务业增加值数据的调整导致GDP上调了9.3%，超过了世界银行的相应调整幅度。所以我们指出，世界银行就不应当再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进行调整了。我们的意见得到世行专家的认可。”

1999年，世界银行代表团在双方磋商的备忘录上这样写道：“代表团认为，中国具有高标准的统计体系”；“代表团会见的国家、省和地方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在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统计技术方面表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平”；“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世行将利用中国官方GDP数据取代它测算的中国GDP数据”。世行代表团也指出，中国官方统计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非正规经济统计问题，然而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严重。

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光亚在会见中方代表团时肯定地说：“你们从技术上解决了我们在外交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我一生中非常自豪的一件事。首先，中国GDP数据被世行认可，为中国ZF统计赢得了信誉；其次，一般来讲,统计工作对国家的贡献都是间接的，但这次磋商为国家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避免了因世行不合理地调高GDP数据使我国承担与我国经济实力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避免了有关国际组织取消我国所应享受的优惠待遇，我很有成就感。”许宪春笑得十分爽朗。

享受统计的快乐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很多人尊称您为学者型领导，对此您是否认可？
许宪春(以下简称许)：我比较喜欢学习，喜欢钻研，喜欢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研究问题。
青：学术研究是要有时间的，您怎样协调处理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许：我们的日常工作排得很满，确实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有冲突。不过，我的研究领域都是和工作息息相关的，与工作内容距离较远的学术研究我不搞，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我那样做。另外，我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利用假期、周末和晚上，不与工作争时间。这是我解决日常工作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的矛盾的主要做法。
青：据我所知，您不但是一名官员，还是一位学者，曾经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在您看来，为官与治学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许：对，我很重视学术研究。我认为，这是我所从事的统计工作所必不可少的。统计工作是一门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理论基础不扎实，研究能力不强，就不可能科学地开展统计工作，尤其是作为统计部门的领导，不开展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很好地引导统计工作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科学发展。研究工作，别人可以帮助你，但永远也代替不了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认为，开展学术研究，贵在有自己的观点，能够根据自己扎实的研究，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来。而为官呢，包括我们统计部门的官员，心中一定要有整体意识、全局意识和大局观念，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青：现在，随着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有人说官员也变成了“高危群体”，因为说不定哪天遇上个什么事情就倒下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许：我并不认为官员就因此变成了高危群体。实行官员问责制加强了对政府官员的约束，是应该的，因为政府官员拥有一定的权利，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并不认为官员因此就成了高危群体。如果官员以事业为重，在工作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尽职尽责，一般情况下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这里面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看你是把追求享受当成自己的快乐，还是把追求事业的成功当成自己的快乐。
青：您曾经是一位浪漫的文学青年，现在却成了一位工作严谨的统计官员，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转变？
许：（笑）呵呵，我以前确实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青年。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都会有一些感慨，有点儿多愁善感（呵呵），但那是我上大学之前的事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开始学习数学，自己的思维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理性、严谨、规范。再到后来进入统计局做统计工作，一直都在与数字打交道，说实话，年轻时的那种浪漫的文学气质早已经被慢慢地给磨平了。
青：面对那些针对官方统计数字的质疑，作为国家统计局的一名领导同志，您又是如何平衡与自处的呢？
许：我认为，绝大多数质疑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希望我们的统计工作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的统计部门最重要的是要把统计工作做好，把统计数据搞准确，尽最大努力做到客观准确真实。同时，要努力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争取社会的理解。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合理的就应该采纳，不合理的也应该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对于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故意歪曲，我们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和驳斥。
青：在国家统计局做了这么多年的统计工作，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许：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安心本职工作，静下心来，深入下去，把工作的需要与个人的兴趣结合起来，享受统计事业的成功所带来的乐趣。

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必须要严谨，方方面面做点手脚严丝合缝，根本看不出问题。就好像地方官员做假账，一般都要根据目标做逆向推断，所以所有各方面的指标全部都整的光滑平整，哪怕你瞪大了24K铝合金狗眼也啥都看不出来。

也不能这么说！
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能抛开生产条件直接批评生产结果，也别忘了“原材料”也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影响。
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不只是体制机制问题，好多学术难题也是客观存在的！

为许老师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