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焦点是美国次贷与越南金融两大“危机”，伴随着石油牵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货币汇率问题影响了中国股市在内的全球市场。这背后是否深藏阴谋，长城伟业期货公司高级顾问谭雅玲将应和讯之约一一详细分析。

　　和讯特约

　　长城伟业期货公司高级顾问 谭雅玲


　 近期，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在美国次贷和越南金融问题的影响下，其金融市场价格、国家政策预期以及未来经济调整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美国次贷问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金融动荡，无论是从市场价格指标、资金流动规模或是政策把握等角度分析，都与以往经济金融问题甚至金融危机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本质上的差别以及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明显差距，都使得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呈现出不同特点和两面性。

　　换一种眼光看“危机”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焦点是美国次贷与越南金融两大“危机”，并伴随着石油牵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货币汇率问题。然而从事件的实际状况对比相关指标，笔者认为，对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需要纠正一些认识以及界定上模糊甚至混淆的观点，需要用事实、理性、远见、智慧来应对，而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一、夸大事实，借题发挥

　　无论是当前国际舆论热炒的美国次贷还是越南金融问题，都存在渲染夸大、超出事实、人为制造偏颇的状况。我们认为，美国次贷与越南金融问题都没有达到危机指标界定的程度，充其量只能算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和金融动荡，而不是危机。国际市场上大张旗鼓的危机炒作，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首先，美国和越南的金融市场指标还没有达到危机不可控制的程度或是难以缓解的状况。比如，美国股票与外汇价格指标尚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内。美国股市今年以来下跌幅度加大，但心理底线维持却十分明显，12000点水准的控制力以及11000点的调节性显示出美国金融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因为辅助美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另一个指标——美元汇率保持稳定甚至上升，维持着美元投资信心和消费信心。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投资型的国家，股票投资回报直接对消费信心产生重要影响，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是消费心理的重要支撑。而美元汇率保持美元指数70点以上水准，更是信心支撑的需要。尽管目前美元继续处于贬值过程中，但美元兑货币的篮子组合却十分巧妙，兑不同货币的贬值与升值，有利于美元指数维持稳定的底线。这些不是简单指标和数据问题，而是衡量美国金融控制能力的重要观察依据。此外，越南金融市场也并非不可收拾和不可控制，越南股票价格已经出现回升，越南盾则直接受制于汇率制度与美元反弹，并非想像中的不可驾驭。

　　其次，美国金融机构与越南金融机构并没有与股市和本币价格同损，金融机构并没有丧失市场职能与作用。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是货币与银行危机并存，拉美危机是货币危机而没有银行危机，故上述两类金融危机结果不同。而当前美国金融机构因为次贷问题出现不良反应，确切地说是经营利润出现大幅度下降，并不是市场所炒作的危机导致金融机构严重亏损。尤其是美国6大投行，每次令市场紧张的业绩发布之前都十分悲观，而实际发布业绩则往往好于预期，一方面是舆论刻意造市的一种因素，另一方面是现实美国金融机构规模与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问题，包括流动性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权威、最优势、最霸道的金融国家，美国金融机构到底是缺钱，还是因为风险控制力和风险体制优势而主动规避不确定的风险?笔者认为，美国面对市场的不确定而不释放流动性，并非流动性不足；美国银行经营业绩并非如炒作那样悲观，而是有亏有盈、有损有益。此外，越南金融机构也没有达到失去控制的地步。

　　最后，美国和越南经济并未失控和达到衰退程度，国家宏观调控早已将其控制在有效调节的范围之中。尽管美国次贷问题从去年7—8月以来逐渐恶化、深化和扩散，但是美国经济在次贷影响最严重的第三季度依然达到了4.9%的增长速度，全年经济增长也达到了2.2%的水平，美国经济总量比上年增加而不是下降，经济总值从13万亿美元上升到14万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在悲观预期之中美国经济呈现反向趋势，第一季度的增长水平已经从0.6%上升到了1.0%，全年的经济增长逐渐乐观。尤其是货币调节手段，从降息转为加息，充分显示出美国经济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相反，美国的货币政策不是扶持经济，而是对经济有所伤害，原因在于新经济、新金融、大经济、大金融的特殊环境和新进展需要重新考量经济指标和金融政策，重新考量货币中性水平，传统经济金融理论已经脱离甚至背离了新经济和新金融现实，更需要用经济信心和金融心理进行新观察和巧应对。

　　回想2001年至2003年美联储13次下降利率，以及2004年至2007年美联储17次上调利率的美国经济态势，美国经济似乎在上升利率中的经济好于下降期，利率作用已经有所偏离理论指引。同样，越南也没有出现宏观经济的管理失控，利率、汇率、股市振荡的应对与危机防范依然在越南政府的调控之中，并已有好转迹象。

　　二、操纵价格，投机市场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伴随国际石油价格的高涨，投机和操纵成为焦点话题。7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已经将石油操纵作为主要议题，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对石油价格暴涨进行调查。今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已经达到40%，最高时达139.28美元。但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5月份的通货膨胀年率为4.1%，而上年同期是4.3%；4月份通货膨胀率为3.9%，而上年同期是4.1%；同期，欧元区的水平是3.6%，中国的水平是7.7%。

　　事实上，美元贬值策略的搭配是美国通货膨胀压力缓解的最大原因，这样推理，操纵石油价格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美国到处指责的产油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原因是：第一，美元是石油的结算货币。尽管伊朗挑战美元霸权，已经改用欧元结算伊朗石油交易所的石油价格，但美元主导石油价格乃至所有商品价格仍是一个事实。第二，美国既是石油进口国，也是石油出口国，美国本土石油集团的利益格局十分明显。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限制开采以及刺激开采都将直接导致石油价格起落。美国每周石油供需报告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石油价格最重要的因素。同时，美国还可以运用美元机制的作用，以美元贬值和美元之外其他货币汇率的上升来调整自身需求和保护美国利益。第三，美国可以通过与石油生产国特殊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保障石油供给和主导石油价格。美国定价石油价格已经是国际市场上不争的事实。布什政府与美国石油财团的特殊利益关联，有利于美国石油战略和主导石油价格的实现。美国鼓励或限制开采即可以影响国际油价，从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趋势看，美国因素的主导性十分明显。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近分别以97票对1票和385票对2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议案，要求政府暂停增加战略石油储备，以期降低美国国内成品油价格。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建立于1975年，储备能力约为7.27亿桶，目前储备水平约为7.02亿桶。布什总统及政府其他官员此前曾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强调战略能源储备所需石油相对较少，对油价没有影响。国会干预显示出美国应对和炒作价格波动的有效策略，反映出其对石油战略的控制力。美国暂停增加战略石油储备只是“权宜之计”，不会对油价产生影响，反而会推动国际油价进一步扩大上涨，加剧波动和竞争的刺激，绝非有利于油价的稳定和下降，而美元贬值又恰到好处地规避了石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和风险。最新的变化是美国6月份的通货膨胀指标上涨到了5%，近期国际石油价格回落突出，这些是巧合还是控制的结果，还需要我们认真分析。

　　从战略高度看，自伊拉克战争开始，美国就以石油目标作为金融竞争的手段。一方面，伊拉克战争的直接结果是控制了石油国家的政治和供给；另一方面，还利用伊拉克战争制造了欧元区的分裂和分化。伊战之后，英国作为最大的欧盟成员国，对欧元区的游离趋势加强，几乎已消除了加入欧元区的迹象，所以说，美国石油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金融货币竞争。目前英镑在国际货币领域的地位上升，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抬高，英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金融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不仅与欧元区国家格格不入，反而成为打击欧元最为重要的因素。石油金融的核心是货币，石油金融的筹码是价格。美国就是这样通过价格打击政治，打击制度，打击信心，打击合作。美元贬值与石油价格的对应上涨，不是简单的价格因素，而是具有长远金融战略、石油战略、金融石油战略组合的深刻设计。同时，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面临新组合、新变异、新趋势、新挑战和新风险，而主导作用和力量来自发达国家，受冲击受伤害的则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经验、战略和对策略技巧的把握，是识别风险和化解危机最重要的基础性实力，经济规模和质量则是形成战略支撑的核心。由此可见，在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的背后，隐藏着深刻、复杂和长远的较量与竞争。


　　三、贬值美元，以退为进

　　美元贬值是美国经济需求的重要战略，是美国灵活金融策略的体现，也是美国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或节奏，金融市场价格机制更不能摆脱这样的规律。回顾美元发展变化的几个阶段，其升值或贬值都并非是在单一方向运行的，而是有步骤地上下交替错落运行。汇率变动中随时隐藏着风险，尤其是在新经济和金融创新时代，金融产品加速更新换代，金融制度和规则相对滞后显得“力不从心”，金融恐慌随着汇率波动而到处扩散。

　　美元贬值是2002年以来金融市场一条敏感而重要的主线，加之金融之外政治因素的交缠，国际金融市场因美元报价机制主导的心理恐慌一直难以消除，进而呈现外汇储备多元化、远离美元的强烈舆论诉求。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至今的所有经济、金融、政治、军事等因素，包括美国次贷问题恶化、扩散和通货膨胀，所有因依附或脱离美元的复杂、混乱的局面，都或多或少成为美元贬值的理由。

　　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和价格机制来看，由于美元特殊的货币地位、美元报价体系的作用，在国际货币体系“一枝独大”和“一强独霸”的格局下，各国货币体系不得不处于无可奈何与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中。即使是可以与美元竞争或相提并论的欧元，目前其价格与价值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是自身体系问题，而是由于美元的战略应对，进而导致内部脆弱与不和谐扩大，争论和分歧影响和冲击着欧元区货币合作的基础与前景。因此，欧元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面对美元贬值的压力，只能靠“委曲求全”进行自我调整。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强大，需要国际舆论统一的声音，即要求美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成为霸道横行的强国。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变国际合作机制和组织框架结构，以平等和理性来应对汇率和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改变和改善市场恐慌的基本因素——美元过度甚至是极度贬值。

　　当前美元贬值已经超出其经济基本面和国际责任的范围，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国际资本的均衡流动，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和金融危机。同时美元贬值的针对性十分明显，剑指以价值挑战美元的欧元、以信心挑战美元的人民币。因为美元贬值直接导致石油价格高涨、欧元和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输出，这样一来，美元债务就会大规模缩水，从而恶化欧元和人民币经济，改善和提振美国经济。

　　美元贬值策略造成价格周期逆转和通货膨胀加剧，一方面是美元缩水的经济基础不足，美元投资信心下降导致其他货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贬值导致所有商品价格上涨——美元不值钱，所有以美元报价和购买的商品就要涨价，既使得美元恐慌，又难以脱离美元，由此而产生投机机会并不断扩大。美元投机不仅制造了美元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并且孕育出未来美元的机会与风险——有可能美元继续强化其霸权地位和作用，也有可能爆发美元危机，削弱和动摇美元霸权地位。笔者认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小，原因在于美元战略与策略、时机与条件搭配组合巧妙，规划得力，并具有实施完成目标的远见和力量。

　　四、唱衰美国，一箭双雕

　　美国内部炒作经济“悲观”，外部针对“价格”的目标进行策划，既形成了美元地位稳固与美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有利局面，又打击了竞争对手的信心和政策调整，从而达到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的外向型经济与欧元区和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不仅具有本质性的差异，更具有战略收益与策略效果的不同。外向型经济的收益与开放风险十分明显，仅从近期美元强势政策不变之下的美元贬值策略结果看，美元贬值“一箭”的收益是美国经济利益和经济结构改善，美国2006年至2007年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分别从2400亿美元、7800亿美元下降到1600亿美元和7000亿美元。这“一箭”射下的“双雕”是：欧元区货币合作的分歧甚至分裂加剧，危机可能性加大；中国企业和经济的积累因人民币升值而严重缩水，竞争力和实力不断削减，经济发展明显放缓。在此，美国货币政策的“口是心非”表露得淋漓尽致，美元获得了巨大收益，美国资本流入数量的上升就是最好的例证，显示出其经济结构压力已得到有效缓解，这对美元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不过美元贬值态势与经济层面“失衡”的策略因素仍占引导性地位。

　　美国经济在没有衰退的情况下，面向全球唱衰美国经济，让全世界都来帮助美国调整。美国本是全世界最强大、最优势、最有效的经济金融体，而美国却时时刻刻、反反复复表白自己的经济问题、金融压力，包括经济与利率、房地产与次级债贷款，还包括石油价格与汇率机制等等。美国以悲情的表象赢得实质和实力的提高而不是降低，表现出其前瞻性的预见，从而不断推进美国自身需求的市场环境与经济气候，最终达成美元强势大旗不倒、美元收益增加、美国经济受益、美元霸权维系的目标。美国以市场优势、规模、力量在实施着汇率和经济的“干预”，这并非单纯市场供求所致，只要有谁伤害到美国经济利益，美国就将反击的矛头指向这些国家，欧元在瓜分美元市场份额，中国在削弱美元的国际影响，因此欧元区和中国就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和挑战。

　　汇率制度是一国金融制度、特别是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汇率制度从表面看，是一国货币对外价值的体现，但本质上则是一国综合国力、金融远见、金融效率的集中体现。汇率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条件，国际汇率有效是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基础，可以有效服务和增强国家的政治力量。货币影响着市场信心，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已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瞩目的焦点，说明人民币信誉在某种意义上的影响已超出我国的货币基础和现实，金融行业货币信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金融的特殊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实力已足够强大。

　　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智慧性的改革，正确处理了盯住美元汇率和相机抉择之间的两难困境，却又进入到另一个两难选择，即国际信用与国家利益的权衡面临新的挑战。尤其面对欧元和美元竞争、主要货币汇率难以确定和难以琢磨的格局，我们尤其需要思考人民币涉及的国家风险和损失、国际关系以及国际竞争格局等重要因素。从现实角度观察，对我国未来金融风险不可掉以轻心，未来国内外的金融趋势有可能加剧我国金融结构性扭曲，加大金融调节难度，从而危害我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或危机将有可能在欧元危机之前出现，对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透过“危机”看实质

　　由于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和错觉，当前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十分值得警惕和认真研究，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系列现象，剖析其实质和背后深远的原因，预测可能出现的风险甚至危机，在困难出现时做到有准备、有对策。

　　一、利用恐慌舆论实施策略有序搭配

　　由于美国次贷问题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中掺杂的复杂因素很多，在美国舆论的引导下，全球一致认同美国次贷问题为危机。于是，“次贷危机”指挥着全球围绕次贷进行有利于美国的全面调整，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全球的帮助与扶持。次贷问题带来的金融市场价格调整、金融机构对风险的认知，以及政府宏观政策应对都成为美国经济全面调整的重要理由和卖点。美国顺势而为，使调整有序进行，所有价格并没有达到失控性的极度下降。这其中除了美国金融本身的规模、经验以及市场组合优势外，最为重要的是美国金融战略的作用，即美国调整的长远目标明确，主要是打击对美国具有实质性挑战的国际目标，如挑战美元价值的欧元、挑战美元信心的中国、挑战美元霸权的伊朗、挑战美国石油需求的产油国家等等。美国金融调整的现实作用明显，主要是改革和改善了对自身的压力和矛盾，如双赤字、资金流入、就业增加以及新经济和全球化。整体来看，美国利用恐慌舆论实施策略的系列有序搭配，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一是股市与汇率调整轮番交替。自去年次贷问题以来，美国股市与美元汇率交错搭配运行。先是股市下跌，随后美元汇率下跌，至今虽然两者有同涨、同跌的走势，但两者对于基本经济指标的维持，更显示出管理层的策略和技巧。而从市场的历史指标看，美国股市与美元汇率的交叉错落也很明显。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时期，美国除运用传统金融理论外，更注重新经济金融现实，重视市场心理变化的作用和影响。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12000点与美元指数70点的维持具有战略效率和长远思考，这些决不是简单的交易价格的掌控，而是具有深刻的经验、技术的超前性、预见性和判断性。

　　二是唱空与唱多导向混淆视听。美国的金融政策调整一方面讲究“顺势而为”，一方面又很会“煽风点火”。美国经济没有衰退却要唱衰美国经济，美国资金流依然充足却要一再注资，制造市场和机构的流动性不足，以混淆市场认知和判断，进而在全球唱空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唱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从而实现并且继续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和经济下降。越南已成为第一个牺牲品，未来其他国家也难以逃脱类似的命运。

　　三是为垄断与掠夺披上合法外衣。以美元霸权控制乃至约束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积累，实例之一就是打压主权财富基金。这种投资基金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在发达国家十分流行，并得到了快速发展，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机会，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却要以政治目的和国际规则对其实施管理、控制和约束。目前，美国人已经将这种约束名正言顺地列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制定以及规范管理之中，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资金便形成了垄断与掠夺的可能。

　　实例之二是汇率干预问题。美国财政部和国会在大造舆论和精细考量之后，没有自己直接推出汇率操纵国的任何报告或提案，反之却以多边经济金融机构的权威性，将这样的内容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条款的形式强压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具有针对性、筹谋性以及霸权性的规则是全球货币体系不公平和不合理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各国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环境以及水平存在差异的背景条件下，本来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机会和利益的这些差异，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运用其特殊的国际地位、市场经验以及风险判断的优势，人为地制造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损失。越南以及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当前面临的压力和国内市场的剧烈动荡，就是上述分析的依据。

　　综上所述，全球心理过度紧张所导致的价格调整超出经济、金融的现实，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和政策的有效实施，美国的借题发挥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和认真应对。

　　二、运用政策措施展开战略前瞻调整

　　从次贷问题暴露以来，美国经济的变数突出。首先是美国经济极度悲观，甚至在经济没有出现衰退指标的状况下就认定衰退，唱衰美国经济是去年7月到今年4月的主要舆论特征。其次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美国经济一改悲观论调，变为乐观上升：市场认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会从0.6%的水平上调到0.9%，美国经济信心指数上升成为市场主流。事实上，美国经济预期和实际的变化并非经济而是金融问题，背后的运作在于金融信心的需求与变化。

　　美国经济变数的最大影响来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首先是美联储在次贷问题爆发之初以下降利率来应对，结果直接制造了美国经济的悲观气氛。可以说，政策调整释放的是政府对经济的评估和判断。经济确实有问题，美联储则以货币政策对应。其次是美联储连续大幅度和快速下降利率，以及美元贬值加剧，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和价值缩水。全球资产、资金损失扩大了经济悲观和紧张，不利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和效率体现。最后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引起资金流动调整速度、频率和节奏出现变化，价格起落导致心理混乱，政策判断和预期困难。这些都是美国金融战略的“杰作”，美国货币政策应对的不是眼前利益得失，而是在摆布未来的利益冲突和危机陷阱。


　　三、转嫁经济风险再造美元霸权地位

　　作为当前全球炒作焦点的美国次贷问题不仅涉及价格波动，我们更需要关注和引起警惕的是其带来的长远影响。美国基于自身发展的经验与经历，十分清楚当前阶段以及未来时期美国的利益和风险，因此，当前阶段的金融价格和所实施的金融政策与策略凸显其深谋远虑。

　　转嫁谋划之一：利率风险

　　目前美元利率水平再度达到相对历史低水平，这一方面明显不利于美国国内经济信心，另一方面则会引起国际金融全局的困惑和混乱。例如，欧元区面对3.6%的通货膨胀高水平，面对欧元价格高涨的局面，难以实施利率上调对策，不得不被动观望美国态势。再如，我国的从紧货币政策指引受制于美元利率水平，人民币升值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难以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利率政策实施必要的调整。因此，美元利率的核心作用与敏感影响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重要的参数，已直接导致了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和商品价格连创新高难以抑制的局面。

　　而对于利率的调控则依然显示出美元综合霸权的威力，制造出未来美元利率霸权的影响，并将最终达到美元利率实施水平的最佳空间，未来美元利率上升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准备和设计。美联储对中国与欧洲利率政策的反向应对，一方面是抑制和控制的政策目标及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元霸权基础的全面重新规划，其结果就是加大我国与欧洲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

　　转嫁谋划之二：石油风险

　　国际石油价格的高涨不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承受力，而且也超出了市场对技术风险的承受力。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继续振荡盘升，未来预期已经达到200美元/桶。从实际状况看，受到伤害最大的是欧洲和中国。

　　对我国而言，一方面，使我国的石油战略规划受阻。面对高油价，我们的石油战略储备面临巨大的代价与压力。有数据显示，我国石油进口带来的成本压力已经达到经济总量的32%，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国际石油价格逼迫我们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市场改革进程当中，任何价格高涨都不利于改革的平稳运行和有效实施，而当前我国油品价格的改革面临外部压力与内部监控，改革的社会风险和成本损失十分严重。

　　从欧洲角度看，价格因素推进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均衡乃至社会平稳面临挑战。特别是欧元问世以来，欧洲价格连接受到的国际压力使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消费压力与消费信心已经产生出对欧元的抵制和抑制情绪，欧元前行面临重重困难——英镑不加入的趋势突出，成员国之间政治、经济难以协同合作，分裂和分离趋势加重。

　　综合来看，欧元区和我国的通货膨胀上涨压力除内部因素之外，更强的外部针对性输入同样值得警惕。

　　转嫁谋划之三：粮食风险

　　国际商品市场波动的压力集中在经济高效与快速发展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贫穷、欠发达的国家压力有限，而当前全球食品价格与粮食价格的高涨，不仅带来了经济问题，还进一步酝酿着全球社会动荡与政治恐慌，使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不断恶化。

　　不过，从这种风险或危机的深层基础和影响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位置与深度是有明显差别的。一方面，这种风险或危机是一个基础问题，而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已处在打造市场基础之后的金融升级和创新时期，对于基础价格或基础需求的转化和转移优势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本次风险的爆发始于发达国家，其经验与技术优势充足，既有技术和市场来转移这种风险或危机，又有实力和能力化解所遭遇的风险或危机。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不久发生的越南金融问题，由粮食、价格和经济结构导致的越南问题，其焦点原因是美国货币汇率的变化，是全球因美国次贷问题产生的调整。因此，针对粮食危机的策略应对，最终是发达国家的矛盾和压力进行转移，并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风险不断加重。

　　转嫁谋划之四：金融风险

　　上述三个手段之后，是最终的战略对决的结果，危机效应被制造与推进到金融领域。回顾以往所有金融危机的结果，收获利益最大的都是美国，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甚至包括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与金融有关联的事件之后，美国都是既得利益者，而非受害者。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进入资本流入的高峰期，不救助与不积极救助的结果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回升，达到了美国所期待的目的。拉美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援助，稳定了美国后院的经济和金融，不言而喻美国还是最大受益者。俄罗斯和土耳其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扩大了政治联盟，这更加有利于对美国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的摆布。战争更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军火工业获得了结构性的改善，使生产过剩得到调节，相反却扩大和加重了受害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与矛盾。欧洲的分裂与战争有关，产油国的问题与战争有关，地缘与突发因素更与战争的后续影响有关。

　　全球金融美国最强，这体现在报价体系的霸权、美元主导优势以及美国的金融影响；全球金融美国最优，这体现在其金融发展历史积累的经验和实力，权威金融体系的辐射和影响力；全球金融美国最“远”，金融竞争不在于眼前价格与实力，而在于对长远目标和战略的关注与设计。金融危机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可以爆发的，需要泡沫资产、政策行为以及控制能力的综合配置，而美国只需要用美元价格与价值筹码就可以有效设定金融危机。说“金融战争”或“货币阴谋”是不中听的词汇，但“金融战争”或“货币阴谋”的确是美国金融实力、金融经验、金融战略的综合体现。

　　综上所述，对于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变化与认知，我们需要全面、综合把握，不能被西方舆论随意摆布。我们需要通过数据与现实进行自我分析与判断，这样我们的改革开放、经济运行与货币价格才能体现自我，并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我们的货币价格与市场体系也才能真正实现规范化和国际化，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安全、有效、真实的运作，与国际接轨、与世界接轨。

　　从金融危机受害国家的情况看，货币升值是金融危机的主要背景，没有货币先贬值来导致金融危机的先例。而从金融资产价格与价值看，我们是两面受损——在外汇储备充足的背景下，美元缩水；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通货膨胀，人民币价值失落。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在信用和道义上已经得到全世界承认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负责任国家的实力升降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周期也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目前我国需要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呼吁全球的公平环境、理性义务以及合理竞争，而不能脱离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盲目接受欧美的竞争要求，承接超负荷的竞争压力。

　　中国是有希望的国家，但并非中国没有困难；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但中国不能接受不公平的要求；中国是改革开放的国家，但中国不能放弃国家利益和金融主权；中国是经济大国，但中国现在还不是金融强国。

　　（作者简介：谭雅玲，中国银行老干部部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金融衍生品研修院特约研究员、多家专刊特邀研究员；多项著述获奖并得到中央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与采纳，专著《国际金融与国家利益》、主编《国际金融》、《BOT投资方式专集》、《外汇管制参考》等，参与编写了《国际金融手册》、《欧元实务》、《世界经济年鉴》、《市场经济惯例大辞典》等；多次就国内外经济金融焦点问题接受央视等主流媒体高端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