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就不谈“第一章第四条 工会必须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了。

2）第二章 工会组织

　　“第九条 工会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各级工会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不得作为本企业基层工会委员会成员的人选。各级工会委员会向同级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工会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有权撤换或者罢免其所选举的代表或者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

----------实际情形是，工会主席，都是同级党的书记和厂长同意推荐的人选，上级工会才认可。选举机制就被破坏了。水电三局做得还可以，是个别的。一个制度，多数不运作，个别成功例子就说明制度失败。

合理的程序是公正的基础，程序没有错，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这是完善的了，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了

送你一篇本人的文章

加快党政分治，促进政府转型

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是党、政、军、法、立（人大）一元化领导，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也多次明确表示，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搞三权分立。但是由于对政治认识的误区，认为党只有参与到一切具体的活动中去才算是领导和监督，这是对领导方式的错误适用，是越位，这种方式造成了党在一切领域当中既是领导者身份，又是参与者身份，还是裁判员身份。多种身份使党无法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执政方面总体体现出一个“乱”字，是造成社会腐败现象蔓延的最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是党从一切具体活动当中独立出来，使党的主要工作由参加处理各种事务转到做好党务、法制建设、制订发展的宏伟蓝图、处置紧急状态、监督和领导政治方向等工作。 一、 党政分治的历史成因。 在建国初期，党的领导人对于党政分开还是有比较明确认识的，即：党的政治领导必须通过政府来组织实施，通过党在政府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组织不能从外部直接指挥政府，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1950年4月1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党政关系问题指出：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家政权，而我们党在政权中又居于领导地位。所以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1951年10月18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在写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信中说，“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毛泽东12月4日复信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 1950年3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的指导原则：政务院机构中的党组会议不要代替行政会议；要健全政务院各部门行政会议制度、办公制度和汇报制度，保证有一定的必要的形式，不可党内党外不分，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等等。 我国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再次复出、权力尚未巩固时，就大声疾呼“党政分开”。进入80年代以后，新宪法恢复了国家主席的职位，明确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为党政分开，各司其职，创造了必要的法律前提。此后，邓小平在1986年9月至11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一系列讲话中指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的若干具体设想：⑴理顺党政关系。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把握政治方向、提出决策建议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⑵调整党的组织机构。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的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分应当撤销，他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机关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落实属地原则,现在由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⑶改变“一元化”领导模式。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⑷尊重群众自治。在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办。⑸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即“党管干部”）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法规，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依法进行科学管理。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与业务两类，凡进入业务类公务员队伍，应当通过法定考试，公开竞争。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同时，还要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管事与管人既紧密结合又合理制约的原则，对各类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主要有：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由各级党委管理；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原则上由所在组织或单位依照各自的章程或条例进行管理。无论实行哪种管理制度，都要贯彻和体现注重实绩、孤立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的原则。竞争机制要引入企业管理和对其他专业人才的管理，为优秀企业家和各种专门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党内党外，都要创造人员能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条件。到目前，政企分开已基本实现。 二、实行党政分治，促进政府转型。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政企分开已基本完成，政企分开的良性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衍射，很多人认为政治制度是经济改革的障碍，提出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了，更有人谋求三权分立。我认为这些人是有认识上的误区。现有的经济制度已不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需要进行较深层次的改革，这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谋求三权分立，“一元化”领导模式下，经济改革仍能够继续下去。 我国是“一元化”领导，所以我国现有的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自治区政府，都不是行政的政府，只是“行事”的机构，因为它不完全具备政府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实行党政分治并不是政治改革，而实质仍属于经济改革,我们要改的是“行事”的方法，使之转型为真正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府。 政府的本质是管理而非服务。党政混治为党的干部提供了较多的晋升机会，党政之间可以互相调用，很多党政的干部为了能够不断地晋升经常使用非常手段，有的政府还多设岗位以满足干部的待遇，如济南市政府正副市长就有13位之多（国家政府才只设正副主席两位），政府为什么不能采取扁平式结构呢？如果分管副市（省、镇、乡）长真的有必要存在，那就说明政府的机构设置有问题了。 由于行政首长都是党选拔而非群众选拔的干部，政府实际是党的办事机构，不能独自处理社会问题，在行政时无所适从，工作效率低下，表现出盲目性、迟滞性，严重时只好不作为。例如:开发区风潮、政府搬家卖地风潮、职工下岗风潮、高校合并及扩招风潮、职业能力测试风潮、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风潮、政绩工程风潮、更换出租车风潮、公用事业股份转让风潮、民心工程、实事工程、假冒伪劣打击不力、滥用国外经济和企业管理方式、对国际大事件（尤其是9.11事件，我国应借支持反恐为名出兵或联俄出兵阿富汗）反应不贴切等等……每一次风潮过后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遗留问题。发现问题后，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停止搞开发区、停止政绩工程改用科学行政指标体系考核、停止下岗行为等等，但后果已形成了，而且党政不分形成了决策惯性，纠正起来难上加难，不断地纠正决策也影响了党的公信度，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社会发展的要求促使政府要由行事型转为行政型。党政分治之后，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行政而不是行事了，行政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完成任期考核目标。 三、党政分治的方法。 党政分治的关键就是党不再直接参与具体行政活动，而是通过宪法修正来确保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不受动摇及特定状态下的干预。 党政分治减少了利益空间，政府只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定期向党汇报行政情况，而不接受政府内的党委（党组）的领导和决策（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也是如此），政府内的专职党组织成员的薪水也不由政府支付。党政分治减少了党对政府的干预，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 党政分治后党的主要职能应转向党务、法制建设、制订发展的宏伟蓝图、处置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无政府状态、戒严状态、特大灾害状态、政治偏向状态等等）、监督和领导政治方向等工作。党政分治对党的领导能力的提高、对党员的吸纳也提出了客观上的要求。 党政分治后，政府首长实行区位化选举，就可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了。选举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党组织推荐、民主党派竞选、提名竞选、直选等等。由于是区位化选举，打破了连续晋级的模式，减小权利空间，也减小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政府首长产生后，可以允许他提名组阁，各政府中层以下部门的人员改为政府雇员以保持政府职能的延续性和专业性；按照本人提出的“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对这个政府进行期中、期末考核，政府人员的薪酬奖金由考核结果决定。完成考核目标可以连选连任，但最长不超过三届。 党政分治也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党可以按紧急状态处置办法实行代位管理。 党政分治使社会多了一层监督机制，有利于党风建设，有利于吏治建设，有利于政治决策。 2004-12-19

唉，空谈无益，来点行动建议：

拟好职工民主管理国企的实施方案，请N位著名或不著名的经济学家签名，打一份申请报告，让M位人大代表签名，然后找一位志愿者（最好是全国人大代表），转交给胡总。如果胡总看不懂或者没空看，那就交给下一任国家主席。

郎咸平不是有空吗，就让他来干吧

37楼的主意正对。可否由37楼负责推荐联络一些著名和不著名经济学家？这是合法的行动，应该这样做。

我是时间不缺，兴趣也有，也不怕别人“搭便车”，可是没Money，我现在连去北京旅游一趟的钱都凑不起。

首先要请楼主（或哪位高人）拟好一份至少能令本论坛大部分网友满意的职工民主管理国企的实施方案，如果连这里的NIE版主都看不上眼，胡总会感兴趣吗？

既然这种方法这么好，为什么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采用？

要以发达国家经济来说才有意义。美国英国是一系，即以股东选举为制度。其他西欧国家为一系，董事会都引入雇员选举的董事，德国是代表，引入一半的雇员选举。日本为一系，公司治理是雇员治理，但他们不是选举，而是雇员晋升有一套严格的制度。

美英，日本，西欧这三大系，有两系靠雇员。只有英美完全靠股东。已经说明雇员是可以治理好公司的。

其他国家没有采用雇员治理，或许是历史原因，或许也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吧。

这个问题回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资源流失，经营管理无效，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的不明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严重不一致。产权的不明晰导致了经营效率的降低；所有者的经营目标是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而经营者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官位最大化，显然这个目标激励着经营者进行短期的绩效提高，甚至进行破坏性的生产。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只能从根本入手，从这两方面入手，而职工民主管理也许在德国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在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是治标不治本。

43楼的观点与“主流经济学家”观点一致。以您的逻辑，日本上市公司产权更不清晰：雇员管理层不是股东选举产生的，管得不是自己的财产，董事会也不对管理层起制约作用。反而日本公司创造多少世界奇迹。

中国国有企业的财产归全体人民，如何不清晰？

不要人云亦云。楼主文中说的“提拔制”是根源问题。请用实例来驳。

从党史看改革的一般过程：

一、拟定改革方案；（共产党宣言）

二、成立改革领导小组，组建改革工作队，并落实工作经费；（中共一大）

三、广泛宣传发动，营制改革氛围；（游行示威）

四、深入基层，开展攻坚战；（发展根据地）

五、改革工作反馈，阶段性总结；（整风运动）

六、改革工作完成，开庆功会。（开国大典）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4 10:46:02编辑过]

改革初期，爱国志愿者起着关键作用。

首先得有志愿者拟定改革方案，然后得有志愿者共同联合成立领导小组，接着得有更多志愿者提供工作经费（这个大难），之后就渐入顺境了。

想实现国企职工民主管理恐怕只能由国家领导人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第一步，拟定改革方案，呈给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了。中国目前的政治土壤上能成长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吗？难得很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4 11:10:05编辑过]

一个很好的试验材料：

（摘自搜狐网）广州300工人堵国道讨薪 防暴警察强行疏通(图)

新快报讯 (记者周皓) “老板带着一帮高管逃跑了，欠我们的150多万元工资也没了踪影。”从昨天上午9时开始，白云区旺岗村某鞋厂工人张华(化名)和300余名工友堵住厂门口的106国道，讨要被欠4个月的工资，导致106国道该路段大面积堵车，直到10时30分左右，防暴警察才强行将道路疏通。

据工人介绍，除了一批3000双价值五六十万的成品鞋外，工厂还有价值几十万元的楦头，“基本上够付我们的工资了”。为了这些东西不被人偷走，他们这两天一直在分批值班通宵守在厂门口。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解决这些工人的问题：

广州政府应当把这个厂内的剩余物资登记在册后判给这们工人们，由这些工人联合成立股份制公司，发给股权证书，实行民主管理，选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继续经营下去，政府适当给予一些税收上的优惠，也免得这300余人下岗失业，万一闹出事来政府也难看。当然了，广州政府不能把党委、工会安排进去捣乱。

48的提议太棒了，这样的简单且非常创意的思路，地方政府在改制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试一试。

其实对于全民资产的国有企业，改制时不必先走管理层收购之路，先让职工选举董事会，再选一个监督董事会的监事会，董事会去聘请经理，试一试。为什么试都不试呢？这也符合法规规定。是低智能缺少想象力？能当上领导可见不是低智，可见搞管理层收购改制的各级政府领导根本没有把职工利益和人民财产利益放在心上。

这种董事会聘请经理制度，因有监督，就会按市场的方式聘请潜在的人才来领导企业。

职工选举的制度需要理论上的推广。

44楼,你所说的日本的上市公司,与我国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大都是家族式企业,而我国的国有企业为全体人民所有,由政府指派代理人进行经营活动. 你没有弄清楚所有权与产权的区别,全国人民都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但产权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 为什么说提拔制是根源问题

国企治理之下级监督与监管机构改革探究

郑玉刚

（宜春学院 法商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要：国企治理中仅依靠管理者内部权力的平衡并不能有效解决国企治理问题。同时，给经营者产权激励也不是完善治理结构维护所有者利益的最终途径。解决国企治理应重在从机制构建入手，促成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的制衡，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企业职工参与治理。此外，对相关监管机构进行改革打造监管机构内部的治理机制对于提高其对国企的监督水平亦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国企治理；治理结构；下级监督；监管机构；改革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应当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很正确，但如果将其视为治理结构的全部则是一个十足的“谬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和研究已有十余年，仅以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而论，为何总会有三三两两隐藏的“恶迹”浮出水面呢？给领导者产权并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其实任何措施都不能从本质上解决治理问题。治理的本质是人的内心，人性是善是恶在此不去争辩，而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人”则在实际分析中很有用，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研究的是短缺的经济，有限的资源，而由于资源之有限性，使得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天生具有掠夺之心。如果这种假设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确认，那这种假设就是成立的。假设人性为恶是制度安排的出发点。人有两大恶性：一是欲壑难填，始终得而不足，二是机会主义本性，只要有机会就会为满足自身欲望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这种“机会人”假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由此看来，单靠激励是不能彻底解决治理问题，而还得靠约束（这并非否定激励对人的积极作用）。这恐怕需要我们反思一下公司的治理结构。说到底，还是公司的治理结构有问题，即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主体的监督严重缺位：企业员工，而我们当前独独缺乏使员工参与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机制和人文环境。在这方面社会学家分析问题恐怕比经济学家更有用。以我国当前而论,恰缺少这种有利于改革继续推进的政策支持体系，在相关制度政策支持体系不到位的情况下，制度改革无异已进入"迷宫"。

一、员工切实参与治理是判断国企治理能否取得成效的标准

何为治理成效的标准？判断治理的成效有一个假设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治理结构的改革能否实现各方权力的均衡，而这个均衡则包括各个利益主体在内而不只是领导阶级(管理者)内部的均衡。否则改革无论怎样"深化"都始终走不出治理结构的误区。在治理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员工和下级的监督。对员工除提供分配的激励、竞争的激励（这是传统方面），也应让其有监督管理者的激励，这是对企业管理层及其利益同盟搞腐败的最大约束（在此我们假定对员工提供监督激励的权力授予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有着相当的隐密和独立性，即不存在和企业中的各利益主体发生各种各样串谋的逻辑可能）。为什么我们如此看中企业中的腐败？是因为腐败不仅对所有者而且对绝大多数普通员工都具有最大的危害。它所带来的只是小团体的效率而不是整个集体的效率，腐败恰恰是以损害集体的效率作为自己晋升的代价。从治理结构创新的独特视角来看，下级监督上级对反腐有极好效果，这种方向性思路是毫无疑问的，效果如何则取决于具体的机制设计以及对下级的激励收益成本。在机制设计方面应当首先改变逐级控制的权限设置，鼓励职工有根据地越级行使监督权力。当然,从传统上来讲上级一直秉承监督下级的职能,这里面有一个相互制衡的问题.由于制度性原因,职工在监督上级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信息不充分,缺乏相应权力,以至于常常随波逐流,而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各级组织内腐败盛行和久攻不克的深层次原因。从外在来看，则表现为一种强权式的组织文化。组织内令行禁止，员工没有话语权，所以当前体制改革要想进一步深化，亟需引入职工切实参与治理的有效机制，比方说给专事监督的人员以终身雇用保障（当然是有一定条件的）。还可以引入职工利益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让员工中间的非正式组织合法化、公开化，在参与决策时与管理层平等对话。反之，则任何浮华理论虚饰下的治理都只不过是一场春梦。

二、监管机构内部也须引入有效治理结构

监管职能行使采取上对下监管，本级机构只行使信息和协调职能，其编制和经费独立，分配上采取高报酬高工资高提成奖励。人事问题上，庸官无能而能者替之，实行累计业绩考核，长期无业绩者汰，并不得再次转岗。此外，上级不决定下级去留，工作安排实行项目负责制，每个项目均细化到一个细块由单独的工作人员负责，区分重轻急缓，招标配给，区别量分。工作业绩由上上级监管部门或本单位内部员工委员会组织考核，阳光操作，所有的量分记录及计算过程均详细记录在案并随时可供所有相关人员查阅。条件具备的应实行数据库管理由计算机自动处理完成。要建立监管人员安全保障体系，完善相关法规，凡过去监察有功或作出主要贡献的监察技术人员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与被监管者相勾结的任何部门和领导不得随意解除其职务或单方面调离其原工作岗位。对因公造成自身或家庭利益损害的监察人员财政和人事部门要对损害造成的后果予以终身保障和扶持。

三、关于治理结构改革的其他具体问题

1、监管机构领导的激励。实行改革后不会影响原单位领导的正常激励，改革只是使权力的使用更趋合理化，同时着力构建单位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原领导者在经变革后的新机构中权力缩小的本身并不会影响监管工作效率和质量。具体来说，上下级在这场改革中都能各取所需。首先，所有人员的安全都得到了保障。人员编制独立，行使职务受法律保护并不受上面随意调动，经费优先支付，出了问题有保障。其次，领导者可以放心大胆干，干出了成果可以从所有下级的奖励额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奖励即对领导人实行按团体工作业绩进行的奖励。领导懂专业技术的还可直接从事项目审理工作，从查出的违纪金额中获取提成，对专业技术外行的领导则可充分发挥其政治和思想工作特长通过案件的审理工作取得成果获得报酬从而实现激励。再次，改革后单位内部形成了按业绩凭贡献论绩排辈拿奖励的格局，将极大改善过去不合理的分配状况，促进工作人员积极努力学习业务，从而极大增强单位整体监督效果，取得良好的监督效应，将腐败现象彻底杜绝。而由于单位工作成效的有效提升，根据新修改的监管机构用人条例，其领导者将获得擢升，另委以高任，而其下属表现优异者亦可荣登其位，岂不美哉？如此改革则尽心尽职者受到嘉奖，昏庸无能者遭受淘汰，大大缩短我国各项改革事业的治理进程，腐败现象可以从速灭绝矣。

2、关于线人。线人实际上是我国廉政建设实践中的新现象，目前在一些地方进行试验已取得良好监察效果。笔者主张对被监察对象实行内线外探双重治理。对于这一点是否会侵犯有关领导人的隐私，此种质疑是大可不必的。所谓领导者并不是封建官僚，而是人民公仆，必须对人民负责且接受人民监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不光应作为领导者考核内容的一条而且还应写进宪法党章。既然要监管则相当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领导者的私生活，而这在民主发达国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保证国家和人民利益，经过有权限的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对领导者在适当时候和环节行使监督是必须的。那么，对担负特殊任务同时又肩负本单位相应职责的线人应作何种激励和考核呢？首先，线人应按单位工作职责的具体要求，接受本单位的统一领导，做好本职工作。同时，积极参与单位民主治理，如加入单位内部的员工委员会或其他员工维权组织（如果有的话），行使自己正当权益。其次，对本单位领导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履行信息搜集传递职能，发挥腐败预警机制。再次，一旦证据确凿，违规事件案发，配合上级监管部门进行调查，争取最大成果。对监管机构而言，在案件告破后，有责任和义务为线人做好保密工作并兑现承诺（包括经济的和其他奖励，应以签订的契约为准）。揭发出大案要案的线人监管机构还应建立专档为其本人和家属购买保险或进行终身安全保障以彻底消除可能的后顾之忧（此意即是你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我即要代表人民也对你仁至义尽），如此制度安排符合制度应有的激励之义并有助于强化监督的社会学习效应，形成在监督激励上的社会良性反射机制，使群众敢于监督和乐于监督。

3、关于行贿受贿的宽大处理。贪官马德受贿600多万，在法庭上说，你们审查我的罪行，为什么要放过那些行贿的人？没有他们行贿就没有我的受贿，我全是被他们害了。由此又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有三：一是受贿的原因真是因为行贿吗？即使你不去主动接触那些有意行贿者，但你可以拒绝接触那些行贿者，这一点是可以洞察出来的。你既然受了贿，就说明你有主观的故意；其二，你作为领导，制度和处理流程全由你定，你既然受了贿又能办成事，说明你订的制度有漏洞，而你明知制度有问题却不去自觉地改变它，即放任这种有漏洞并可造成腐败的制度，也表明你心存据此制度缺陷以谋私利的动机。3、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行贿者向你行贿也可能出于不得已。你凭借有漏洞的制度和工作处理流程以及你威力无比不受监督的权力正是向行贿者发送了一个强大的信号，非我不能办成事，有我才能办成事。这种信号一旦被久经沙场的行贿者所接收，你想他不找你找谁？由以上分析不禁可以得出另外一个惩治腐败的副产品，即分析官员的不作为，包括制度上的不作为和明知但行动上的不作为或假作为（不含通风报信的），以此可以作为判断考核官员主观上是否具有廉政之心的重要依据。那么，关于行贿受贿在量刑方面分别应作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法律上应明文规定“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的原则且在具体量刑方面应有更为细致的规定。根据博弈理论，如果对行贿者放弃追究，在没有什么行为后果且行贿具巨大收益的情况下，行贿者必然会选择继续腐蚀我们的干部，但若对行贿者施以重罚，则行贿者又会与受贿者在不作事先商量的前提下自觉结成利益同盟，从而给执法办案带来一定障碍甚至造成无疾而终。所以为加强反腐力度而对腐败加大处罚但在法律上预留下宽大处理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并有利于案件审理的顺利告结。双方反复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是选择彼此背叛和彻底坦白从宽。

参考文献:

[1](美)孔茨(Koontz,H.),(美)韦里克(Weihrich,H.)著;张晓君等译.管理学(第10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美)达夫特(Daft,R.L.),(美)诺伊(Noe,R.A.)著;杨宇译.组织行为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罗辉.再造企业制度[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29 15:57:08编辑过]

十年前我也如此想，我当时还是一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职工代表。当然更加不遗余力的想从这个方向找寻，特别看到德国监事会制度和南斯拉夫经验。

现在我以为一个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不应如此想。这只要对照基本概念，运用逻辑推理一下。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中间有过许多不甘，使我彻底死心，豁然的是周其仁《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一文，以前类似文章读过不少，读也就读过而已，没彻底触动。现在才知，一场春梦。一切有效率制度的基石在人力资本产权天然属于个人。公有制从来没有发生过。

关于南斯拉夫经验曾经看过几篇分析文章，可惜没有保留。

54楼改变看法了，也上周其仁当了，那是美国式理论，欧洲空中巴士公司是国企，几个国家政府出资，照样把波音订单拿走。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95%国有资产，跟我们差不多，是充气式浮动海上钻井平台的发明者。原来和美国私人公司合资，51%挪威，49%美国私人公司，但通过机智的合同条款，十年后就把美国股份压倒5%。是挪威人民尽情享受石油带来的富裕。

美国的邮局也是国有，是美国穷人就业天堂，工资中等，但退休福利好，工作稳定。

以上例子产权跟我们一样，都是国有。不要再上当了。

在举反例子：

顾雏军用有科龙够多的股份了吧？私有化了，他的产权也是实的，不是虚的。怎么样？没有有效的监督，照样用狂妄和骄傲自私来管理企业，结果科龙垮了。在看他自己，并不满足自己股份的正常增值，而要挪用贪污等手段。

算了吧，产权论，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实践上大大败笔。零四年以来就有“德隆”、“伊利”、“创维”、“健力宝”、“TCL”、“开开实业”、“三毛派神”、“东方创业”、“浙江东方”、“东北高速”、“山东巨力”、“中航油”、“科龙”、“鸿仪投资”，等重大案件产生，都是那些已经是私人大股东的董事长总经理搞的。他们有了产权照样没有用。

反观德国，没有产权的雇员参与公司决策，德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名牌无数。怎么就行？

楼上举的例子，有普遍意义吗？我们不是讨论某个企业通过某种特定方式能否经营好的问题。逻辑，还是逻辑问题。大家讨论经常不知所云，都是范基本逻辑错误。

另楼上举的例子具体而言，这例子还有不少，大多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空中客车的欧盟补贴问题就更谈起没意思了。

在经济学论坛上讨论问题，居然也和其他论坛一样，怀疑多没有学过经济学原理，没学过形式逻辑。如果还要临时普及，即无效也没精力。鸡鸭同讲。

以上话语如涉人身攻击请原谅。我在54楼发言只是想起往事，感叹一句。

这些例子这么多，案子那么大，都是总经理，还说没有普遍意义。

难道中国的非垄断行业就该出问题？您的逻辑上正确？

美国波音公司得到美国政府多少订单，名义上不是政府补贴，实际上补贴比谁都大。日本德国政府参与企业新技术研发和规划。并不是只有产权才可以治理好的。您了解美国的治理情况么？美国是机构投资占上市公司60-70%，实际上根本不是靠产权约束的。不是直接的股东选举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产权约束。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解释的问题现象，理论的基础是美国的现象的一种解释。美国政府制定政策可不按什么科斯理论。

您要是真做学问的，应该向您的老师挑战。学这套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产权论已经害了中国，边学边批判，思考拿出您的反相理论。

另楼上举的例子具体而言，这例子还有不少，大多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空中客车的欧盟补贴问题就更谈起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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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垄断行业由世界一流的技术么？空中巴士有波音的竞争确立而不败，具有世界一流的技术。说明人家公司治理上有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