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争议“新常态”：当前只是回归正常状态

巫和懋：
       下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樊纲教授，他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他的领域大家都知道是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他在2006—2010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也担任很多国内跟国际经济组织的顾问，他在2010年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100位思想家之一”。接下来我们欢迎樊纲教授做演讲！
樊纲：
        谢谢巫教授，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同行，非常高兴这么多同行今天欢聚一堂，既然同行在这儿也就非常想讲一讲我们经济学的各种问题。
        一方面我们自己总在讨论，我们自己总在互相辩论，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也经常在挑战其他人的各种说法，各种概念。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追究一些概念上的问题，想在理论概念上，我们怎么能更清楚的思考一些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更深入，使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够更加深入。
        我提了一个题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我想先区分一个问题，就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这是经常被大家混淆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差异问题；第三个问题要追究一下，一般性的问题和我们中国的国别的特殊问题；在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上的特殊问题，围绕这三个问题讲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短期和长期问题，这里涉及到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差异问题。这个问题最近的混淆发生在关于新常态的概念上，我个人有一些不同观点的。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有所下滑，但是这个下滑究竟有多少是短期的问题？就是周期性因素？有多少属于长期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具有多少下滑。
        潜在增长率可能也有下滑，但是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慢变量，可能是零点几，在五年十年当中有所变化。但是这样一个变化，从2007年的增长速度14%，2010年还到过12%，到现在7%左右，这里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是短期因素，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波动问题。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现在没有PPT但是刚才刘遵义教授演示了很多PPT，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增长速度，我们过去30年现在通常的说法，过去30年我们10%以上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但是事实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绝大多数年份不是两位数增长，很多年份很低的。我们从1997—2002年那期间就是7%左右的增长，我们那时候还通货紧缩。
        而且，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一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一超过10%一定又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泡沫。所以什么意思呢？两位数增长是我们周期性波动中的过热增长，如果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所谓的正常增长，这是我们经济学的术语，如果7%以下需要通货紧缩。
        我们在2007—2013年当中有三段是CPI通胀紧缩，待会儿我再讲现在的情况。
        低于7%通货紧缩，高于9%是通货膨胀，按照滤波法，我们正常增长就是7%—9%之间，就是这个速度。也许某一个时段，90年代可能低一点，7%—8%，因为那时候国企职工下岗、制度调整，2010年代高一点加入WTO我们的潜在增长率8%、9%，但是两位数增长从来不是中国的正常增长，从来多是过热增长，从来我们的宏观政策要避免的事情。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过去常态是两位数增长，现在新常态不是两位数增长了？所以在我看来现在不是新常态，现在是回归正常状态，是回归到潜在增长速度的正常状态，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在争议一些当前短期的问题，我们现在7.3%、7.4%，正常不正常？在我看来也不太正常，我们到这个月为止，3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有通货紧缩，轻度通货紧缩，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还长，上一次是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是31个月PPI负增长，我们现在已经是34个月PPI负增长，我们CPI还是正的，但是一点几，很低。因此现在的状况，从周期性的角度来讲确实低于我们的潜在能力，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讲两大因素，第一，我们毕竟现在的压力在于，我们要清理过去两轮，过去十年当中，我们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这些后遗症，我们还得清理。哪两次大家可以想一下。2004—2007，2009—2010年。
        第一次不是我们刺激出来的，那一次是ZF一直在压着，现在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说法。好像以前的常态就是ZF不断的刺激经济，其实大家想一想，2004—2007年宏观政策，很多人脑子里的宏观政策就是ZF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私人企业建个钢厂就关了，一直压着。但是2009—2010年是ZF刺激的，因为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刺激了一下，结果刺激大了，又搞出一个不大不小的过热。两轮过热叠加到一起，2008年那时候调整是自己调整的，没调整完世界危机来了，又刺激了一把两轮叠加在一起现在确实很多过剩的生产，钢铁水泥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这个压着经济增长会低一点，这个跟90年代末期有点像。
         第二个因素，ZF因素。ZF什么因素？我们2010年非常正确的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但是一直没有退出。中国这一次采取了一个最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但也是最早退出的，这个退出现在很时髦，美国到今年才真正退出。新兴市场国家多数都是2012年退出的，日本从来没退出过，日本一直在刺激政策。欧洲2012年退出了，现在又要重新来，欧洲要学习日本安倍经济学，要大放血，要再刺激。而中国2010年退出刺激政策，标志性的一个是住房限购，限购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紧缩性政策。然后我们的准备金率到了20%以上，我们的利率3%，其他国家都是0%，我们的3%利率。然后这些政策放到那儿，四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经济回归正常了，宏观政策没有回归正常，宏观经济每年退出，紧缩性的政策，忘了，忘了那是刺激政策，最近才刚想起来，把住房限购多少放一放，很多地方放了，中央还没完全放。最近刚刚调了一次利率，我们很多紧缩性政策还在那儿。迟迟不放，迟迟不回归中性，回归正常。现在很多不是刺激政策，实际上是退出之后回归正常的政策，迟迟没有施行，压的我们现在经济过低，其他因素不多讲，这块讲一下。
         大家来了，都很关心中国目前情况，把这个短期、长期的关系，再通过现在的情况讲一讲，如果我们现在处理完了，再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把过热的因素基本处理完，政策只要回归中性，7.5%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我们最近在研究十三五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基本结论7%以上，7.5%是不成问题的，刚才刘遵义教授也在讲这个观点，还有几个十年都可以保持较高速增长的，但是潜在增长率会慢慢变化，但是它是一个慢变量，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经济学有增长理论，也有发展经济学，差别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前沿里面都会讲很多差别，发展有制度，增长没制度。发展有幸福、福利，增长只是物质等等。我觉得都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深在其中，这30年来我们在其中认识到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增长理论是一般的理论，任何国家都需要增长的因素，都需要有劳动力、资本、制度、知识，四大要素。
         这是一般性的，当然增长都要搞教育，都要搞科研，都要创新，哪个国家要想增长都要有这些东西，这是一般性的。
        而发展，什么叫发展？发展经济学特殊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落后国家的增长。什么意思？英国200年先，我们跟英国的差别大概200年，1780年瓦特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开始，我们是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经济起飞，他200年前或者150年前，他的增长不叫发展，因为他不落后。他那时候就是最先进的国家。他没有我们现在落后国家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落后国家的增长。而落后国家的增长，特殊的难处在什么地方？你处处落后，你还得比发达国家增长的快，才能够实现追赶，才能够趋同。
        刚才刘遵义教授讲了中国大概2060年才能够和美国的人均GDP趋同，我看我们的书上胡永泰教授写的，胡永泰教授最近一直在研究追赶指数，我说我们中国人，中国到2030年追赶指数如果上到30%到了40%，如果能到30%—40%之间，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个追赶指数怎么比的？是中国的GDP比上美国的GDP，中国人均GDP比上美国人均GDP。如果我们那时候都到30%、40%，了不起的成就。
        现在世界上，二战之后除了四小龙以外，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到了30%以上。日本不算，日本是战败国重新崛起。日本达到我们下来追赶指数的那个年代，他当时跟英国比，当时最近的国家，我们现在追赶指数13%，日本到13%的时候是1929年。他战后50年代、60年代是战败国重新崛起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一个落后的状态当中追补追赶的过程。这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些问题属于一般性的增长率问题，而我们要在当中看到的，需要研究的是哪些是我们特殊发展的问题。
        早年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落后国家，怎么落后，怎么跳不出那个怪圈，怎么跳不出那个怪圈，发达国家统治市场，发达国家有各种优质的生产要素，然后在世界贸易当中，落后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其实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些问题。那时候发展理论大概都是讲这些东西，现在也有这些问题，就是差距造成的压力，差距造成的特殊困难，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真正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发展经济学一定要研究增长理论，一定要有增长理论为基础，一定要有各种增长模型，但是我们要思考哪些是我们落后国家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发展理论一定要讲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在一般意义上是一般性的增长理论，任何国家开始要经济起飞，一定会出现一个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一定需要有一个新的部门开始成长，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技术，或者新的市场，或者一种新的机遇等等，开始有一个部门能够使传统社会得到改变，传统的劳动力的分布得到改变。一定是这个过程，所以刘易斯模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般性的。但是他所描述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在200年前，15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正是我们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是一般性。
         到了我们今天哪些是特殊的，落后国家当出现，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后，落后国家特殊问题在刘易斯模型当中体现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当你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时候，你的增长的过程，你的起飞的过程。
         第一往往借助的是一些外资，借助的是一些现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这些科学技术成果不是你所发明的，而这些科学技术这些知识，包括这些资本，它的价格可能更高，因为它对你来讲它的稀缺度更大，发展国家稀缺度比较小，在你这儿稀缺度比较高。结果是什么？这些要素的回报率往往就更高，比正常情况下还要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利润率特别高。
         刘易斯模型工资总是恒定的，如果你资本要素差别不是那么大，稀缺度不是那么强，那些要素回报率没有那么高，而我们的回报率特别高。我们中国的利润率这三十年来在世界上都处于高水平，尽管我们现在说中小企业利润率不高，而这个利润率高解释的是什么？当然后面还有一个国别要素，我们要达到刘易斯拐点，最后不断累计，这个利润率就越来越高，解释什么问题？解释我们中国这么储蓄率问题。大家现在都知道，中国的储蓄率高，不是因为中国人作为消费者特别爱存钱，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储蓄特别高，企业储蓄高从哪儿来？企业利润高。未分配利润就高，未分配利润就是企业的储蓄。这是我们落后国家的特殊解释。
        落后国家如果你实现增长了，如果你有制造业，你的这些企业的制造业的利润率特别高，外资的回报率也特别高，然后我们的稀缺要素，因为稀缺要素现在掌握在世界比较先进的这些知识，我们的白领，受过教育的人，高等教育的人，因此差别就特别大，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点，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概念，通常的说法是什么？通常说法就是，你的工资提高了，因此你现在已经竞争不过工资比你低的人，但是你又没有高新科技能力，你只有廉价劳动力，你还没有高新科技能力，因此你又没法跟发达国家竞争，高不成低不就，你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定义就这么定义，我在国际会议上跟世行写这个报告的专家辩论过两次。我说第一世界上不是光有低端技术和高端技术，有大量属于中间的技术，大量的产品也不是卖的很贵，像德国那么高，也不像我们以前过去产品这么低，大量是中间。可以看一下淘宝，不都是低端的吧，价格也是中端的，技术也是中端的，质量的也中端的，这是一个连续的光谱。
        第二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刚刚走出贫困，刚刚走出低收入的国家，刚刚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就变成有发达国家那样创新竞争能力的国家呢？怎么可能？
        第三世界上就是很多国家，他们用着中等的技术，挣着中等的钱，持续在发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定义是不对的，我不去讲其他。他们还跟我辩论，你们没有这些问题你们有其他问题，你们有ZF管制。我说你们可以命名为其他陷阱，ZF陷阱、国企陷阱也好，这些问题早就存在，没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一直存在，今后可能还存在，高等收入可能还存在，你管它还能叫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等收入的特殊问题是什么？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特别大。
       相当于什么？刘易斯拐点的前后，收入差距是最大的。过去劳动力收入压的非常低，又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你的工资还不能跟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提高。这时候，整个社会差距是最大的，一切国家到了这个阶段，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这个阶段，我是用刘易斯拐点去解释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有一个倒U字，有一个低端，收入再往前发展，收入水平再高慢慢又逐渐平等了，中等收入的时候收入差距最大。收入差距最大可能导致两方面问题使经济陷入陷阱，一方面可能社会进入动荡，政治危机，政治革命。另一方面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可能就搞了过大的社会福利，入不敷出，导致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危机，也使经济掉入陷阱。
        这是一般性的问题，就像刘易斯拐点对于任何经济来讲都会发生的问题。落后国家特殊问题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英国、欧洲。150年前法国大革命，法国第二次大革命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那时候当时贫富差距最大，工人没有权利，收入非常低，社会动荡，整个欧洲都在起义。后来是被镇压下去的，当时工人都还没有选举权。而那个时候，发达国家不是落后国家，那时候的英国，不叫中等收入，那时候的英国仍然是最高收入。我们现在的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是因为有了发达国家跟我们比着，有了这种差距的比较，我们叫中等收入国家，他从来没当过中等收入国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结果就出现两方面的结果。
        第一方面可能我们出现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特别大可能有腐败的原因，跟这个对比也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说它。还有两方面，可能使我们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掉入陷阱的危险性特别大。第一有发达国家那儿比着，他们已经比较平等了，他们的社会福利已经比较高了，我们天天比着。落后国家的人特别不幸福，现在大家想想，网上天天传的什么东西？都是传着发达国家最美好的事情，来比我们最糟糕的事情，比得大家都不幸福。有这个参照系，有发达国家好的参照系，落后国家特别容易发生政治动荡，社会不满的政治动荡。
       第二方面，想想英国那个时候，他们坚持不搞社会福利。德国最后是先搞的，社会保障这些东西。而我们现在，发达国家那些优惠的福利政策，天天我们那儿大家在比，看看人家走进医院ZF全包。很多人在说这个话，于是落后国家就特别容易在人均GDP2000美元的时候，3000美元的时候，要实现人家20000美元、30000美元的时候搞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天天跑到你这儿来也跟你宣讲，题落后差距，你看看我们的福利制度，你好好学习学习。现在他不说了，因为他财政危机了。
       然后我们就特别容易掉入福利陷阱，入不敷出。这就是拉美，大家想想。我们现在一说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就想到拉美。你想想拉美的例子是不是，从贫富差距开始，要么社会动荡，制度动荡。要么入不敷出，高额债务陷阱，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因素，这就是重要因素。
        因此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的特殊问题是各个国家都容易发生的，法国第二次大革命的时候，那个阶段相当于我们这个阶段，各种问题爆发，包括污染等等，都差不多。但是他过去了，他因为没有各种比较，拉美没过去，失去十年，可以说他调入陷阱，这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的特殊问题。我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体会这些问题，感受这些问题。这是负面的这些因素。
        讲讲正面的，发展经济学我们落后国家怎么发展，我们怎么才能增长？
        我们落后又要增长的比别人快，我们靠哪些要素增长？哪些是我们发展经济学可以研究的特殊问题？在差距当中来思考的问题，落后国家特殊问题，特殊的一些增长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