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体标，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教授。

1997年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2007年博士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07年至2010年任职于上海市发改委研究院，期间挂职市发改委发展规划处。于2010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有：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感兴趣的领域有工业革命、汇率与货币、企业理论等。
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多篇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上海经济研究》等期刊，专著《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并主持完成或参与国家项目和ZF决策咨询课题多项。

博士生和硕士开设课程有：《金融前沿问题研究》、《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本科生开设课程有：《金融热点研究》、《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管理学》。

问答汇总：
Q1:坛友zhurc：
最近在做面板数据的回归，只有2002、2005、2007年的数据，时间间隔不相同有什么影响吗
A1:
有时间的维度，时间间隔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可以由时间虚拟变量加以控制，以解释存在时间上的趋势效应。

Q2:坛友じ☆veFAME★：
样本数据太大，对怀特检验有啥影响呢？
A2:
怀特检验是基于大样本理论的，大样本是该检验的应有之义，样本越大越好！

Q3:坛友rudi：
您好，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偏应用微观的，涉及到劳动力的迁移问题。最近有人向我推荐了Ngai和Pissarides等人的文章，因为其中涉及到经济结构的变化，似乎也涉及到人口、劳动力的迁移问题。但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觉得和我平时所看到的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文献研究范式似乎差别很大，不容易入手。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否提纲挈领地讲一下这类文献的主要思路，以及如果要对这些文献有初步的了解，需要些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另外，应用微观 ，比如劳动经济学的实证手段主要还是微观计量，而似乎在宏观、经济增长领域研究者大量地应用数值模拟，请问您对这两种方法的看法？感谢！
A3: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考查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是希望在新古典框架下来解释结构变化，比如恩格尔法则引起的需求结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引起的供给方面的产业结构变化，目前研究偏向于从技术角度分析，拙作《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格致出版社出），就是从技术角度分析结构变化的，二是结构变化来解释影响经济增长的变动，这方面研究从实证角度较多，理论上让人信服的研究还不多。
2、动态多部门一般均衡的研究范式与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文献在理论架构上有较大的差别，这类文献新古典的宏观范式，强调要素转移的内生性，就我理解，劳动经济学文献从微观视角，定量分析为主。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需要在增长理论和基本的最优控制和动态规划的数学准备，当然多部门动态模型求解更为困难，则需借助于计算软件，比如MATLAB。
3、范式不同，而且研究领域的成熟度也不一样，方法的差异性较大，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包括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考虑理论结果（特别是趋势上）与宏观事实的吻合性，较多地用数值模拟来比对。当然在方法上，微观计量和宏观计量方法都包括对结构（structrual）模型的估计和简约式（reduced-form）估计，宏观中的结构计量经济学（如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比较流行，而微观中的结构计量经济学发展稍微滞后些，但现在越来越多，两类模型中都会用到模拟的方法。关于结构计量方法和简约式方法的一些争论可参考2010年JEP中计量经济学家对Angrist and Pischke（2010）的系列评论文章。

Q4:坛友szq：
陈老师您好！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我看到不少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时，关注经济结构转换所带来的效应。那么相对于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结构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要素相比，它的主要作用在哪里？或者说在全要素增长率中如何体现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如何量化？第二，目前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时，也常常提及溢出效应问题，比如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会产生经济溢出，那么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溢出效应传导机制是什么？溢出方向如何？是否是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溢出效应更大？
谢谢！
A4:
szq,您好！
经济结构转换所带来效应，有不少的文献通过检验“结构红利”假说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从逻辑上，经济增长的表现在人均GDP的增长速度，结构变化过程中如果要素从低增长部门向高部门转移，则会带来增长率的提高，领一方面体现为人均资本积累的增加，例如中国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来持平，意味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但是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量化比较困难，目前“结构红利”验证方法中运用“偏离-份额法”。

Q5:坛友szq：
是否真的存在“结构红利”？似乎目前也没有定论吧
A5:
确实，运用“偏离-份额法”对“结构红利假说”验证的结论各异。
Salter(1960)最早发现英国28个行业的结构变动显著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有的学者采用多个国家制造业的样本却发现“结构红利假说”并不显著（Fagerber, 2000；Timmer and Szimai,2000；Peneder,2002；Singh,2004）。同样，研究中国的结构变化影响生产率增长的经验分析，对“结构红利假说”的验证也没有一致性的结论。Sachs（1994）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落后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刘伟、张辉（2008）和干春晖、郑若谷等（2009，2011）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而吕铁（2002）和李小平、卢现祥（2007）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中，却发现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并不显著。

Q6:坛友姜欢sunny：
陈老师，您好！
    我研究的是服务业双向fdi（即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目前打算将服务业按照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分类，建立面板数据分析。想问下您，这个行业分类，应该设置行业虚拟变量么？这个分类可行性或者说必要性如何？另外，打算构建人力资本的面板门槛模型，不知道想研究门槛模型从何下手？谢谢您！
A6:
姜欢：
未看到你的具体模型，对你的模型设定不清楚，如果你是对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分别进行考虑的话，即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对应于某个行业，不用考虑行业虚拟变量，也就是说已经进行人为的分类，则不需要考虑设定虚拟变量；否则的话，在混合数据中要分别不同种类时，应该要考虑控制行业虚拟变量。分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需要基于你论文的具体经济学逻辑。面板门槛模型可参考hansen（1999）的文章及后续对该模型的扩展，有具体的Gauss或stata程序可供利用。

Q7:坛友兔兔舒蓝：
陈老师，您好！
众学者们的理论和实证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差距？您怎么看？
谢谢！
A7:
首先要了解哪些因素影响收入分配，经济机制是什么，互联网发展通过什么机制影响收入分配的。从逻辑上来讲，互联网的发展，给低收入者大量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就此而言应该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特别是与互联网相关的工业技术与工艺改进，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具体需要了解真实的经济事实。如果从实证角度来说，你的问题要说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互联网经济发展以及贫富差距有相关关系，但并不代表变量间有因果关系。可能的情况是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与贫富差距之间的正向关系反映了其它变量（如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的正向偏误关系，但当控制经济增长水平后，互联网发展导致贫富差距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