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上
二战后，为回应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影响，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1974年起草了《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其副标题为“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旨在探求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和人口增长背景下维系美国的全球利益。在这种战略观念的指导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了全球石油、粮食等有基础性影响的资源品的战略方案，这就是基辛格关于粮食、石油与货币言论的真实内涵。
    其一，在美苏双寡头战略对抗中，美国构建了对石油的美元定价和地缘控制。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达成了内部协议，以美元对欧佩克出口的石油进行计价、结算。随后，美国逐步完成了对全球几乎所有重要大宗商品(包括资源品和工业产品)的美元计价与结算，构建了控制“微笑曲线”①两端的跨国公司获取海外收益的基础。
    其二，在对全球农业市场的战略控制中，由于炸药与化肥同源，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主导的绿色革命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推动美国军工集团和农业产业集团共同主导了美国的粮食市场。同时，美联储通过向全球征收美元税，低成本获取石油并补贴国内农业，获得对于世界农业生产的绝对优势;而绿色革命进一步延伸的转基因革命又大大强化了美国农业资本以技术研发为基础的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强大优势。于是，在以农业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东京回合”(1973－1979年)和“乌拉圭回合”(1986－1993年)谈判中，①美国军工产业集团、农业综合企业集团和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共同推动和完成了对全球粮食市场研发、生产、加工、贸易、定价和结算的全方位过程进行垄断。
    2005年起，美国谋求以生物能源来改变对石油的依赖。小布什ZF签署了《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这标志着美国的粮食战略与石油战略正式合流。新能源革命进一步将粮食能源化，使得本已经石油化的粮食与能源高度复合。诚然，只要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利用美元资本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那就必然会产生“三大巨额需求”——对以石油为主的大宗商品的巨额需求(以美元定价)、对美国资本占垄断优势的农产品巨额需求(以美元定价)以及对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的巨额外汇顺差需求(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三大巨额需求”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是，以石油能源为主的世界大宗商品市场和长期不平衡的世界粮食市场将不断地、周期性地在美国以农业为原料的新能源战略的操纵下暴涨暴跌，上演“双冲击”。②
    并且，“双冲击”问题也将内生性地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产业链分工和价值分配体系中演绎美元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与货币的战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近两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及2005－2008年及之后的石油－粮食价格“双冲击”等问题的出现，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
    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的战后婴儿潮一代①在2011年开始退休，世界的老龄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潮流正在使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枢纽——美元——不可避免地由 “石油美元”向“石油－农业美元”转换，而使美元霸权的根基更坚实地构筑在美国国内广阔的水、耕地等农业资源的优势上。美元货币的农业化趋势必将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农业能力的竞争将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
    美国币缘战略纲领实践的结果是，石油、粮食和美元三角霸权结构高度复合。于是，资本全球化已将关乎任何一国经济发展和生存保障的石油、粮食等资源都被绑定在美元霸权的全球战略之中，石油、粮食和美元三大体系间实现战略联动: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力已得到战略性加强，成为其构建“单极世界”的深层次动因。
    在2005－2008年间，石油－粮食价格上演了第二次“双冲击”，在数年时间内，其价格暴涨了4－5倍。在粮食危机之后，粮价伴随着暴涨暴跌仍然在持续走高，已经远远突破了蛛网波动模型。②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体持续增加庞大数量的美元资本造成全球通胀，并导致全球美元体系内边缘国家的美元资本向凭借最大强权维持金融安全的美国流动:其实质仍然是美国对外转移危机代价。③
    当前的西亚北非的动荡局势也是由于美元持续贬值和粮食价格暴涨等因素而引发的，其中的表现特征是，粮食霸权、石油霸权与美元霸权联动，地缘、军事和币缘力量协作。美国认为，只要控制中东就可以阻遏欧盟向非洲扩张，防止历史上的欧非传统关系强化;驻兵东欧就掌控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遏制了欧亚大陆国家的陆上扩张。这就将这两个欧元区最重要的原料来源地基本上置于美国掌控之下，以便完成对欧元圈战略空间的有效遏制，并使得其从原料、加工到金融服务的产业链条无法实现欧元化(欧元币权推进的货币深化)。
    当然，欧元区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欧洲缺乏霸权国家所具有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向财政金融信用体系赋权的政治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法兰克福－布鲁塞尔共同体”拳脚施展，使欧元圈从地缘纵深到币缘纵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两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垄断军事力量(地缘)和垄断币缘力量(“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面前。近两年来，服务于美元资本扩张的评级机构触发的欧元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揭开了欧元圈的政治软肋。
    从根本上来说，美元币权如果完成了对石油、粮食等资源的战略控制，那么欧元、人民币、日元以及未来的卢布的货币化扩张，就都要直接面对占据地缘优势和军事优势的美元币权力量，并都将处于币缘战略竞争的不利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发生的石油－粮食价格第二次双冲击、中东乱局、欧元危机、人民币加速升值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在本质上都是美国向外转嫁危机，狙击大国的币缘扩张并维系美元全球地位的表现。
    人们看到，金融全球化以来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先后陷入输入型经济危机，成为美元资本对世界转嫁危机代价的主要对象。这也是中国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遭遇输入型经济危机的基本教训。据此，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已经不可能在当前的美元体系下，群体性地实现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了。

    四、货币权力的基本特征与原则

    从民族国家兴起时任何人反对任何人的斗争到如今美元体系下国家间的无ZF主义，都表明资本扩张内生性特点导致其会追求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最大化利益，这实属海洋文明体系的天性。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币权为枢纽的今天，大国维护货币权力的角逐只能受到币缘政治一般原则的约束。
    第一，币权延伸于资本内生性扩张的传统地缘政治力量，仍然以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根本后盾。币权的支撑依然是国家军事实力所掌控的地缘政治纵深和对资源的控制力。不同的是，币权能够通过货币金融实现全资源要素、商品和资本在全球或区域内的动员、定价、分配及再分配，并使当前的国家间竞争直接表现为金融垄断权力的竞争。伴随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也客观地造成美国凭借其军事优势与中国直接对峙于远东第一岛链这种传统地缘战略关系显著恶化。①因此，大陆型民族国家只要走向海洋，客观上必然因呼唤与其经济力量相匹配的维护海权的军事力量而引起与原有海权国家关系趋紧。
    第二，资源 (定价权)成为当前币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内容。资源(广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如石油、水、耕地等，还包括核心专利、科研能力等)是现代经济的“粮食”，是货币信用(货币权力)的物质基础。所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多是资源政治的倒影”。①而且，离开了依托于地缘战略纵深的资源权力，主权货币也就失去了资源动员整合和分工分配的安全空间，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货币权力。因此，币缘战略在本质上内涵性地包含了传统地缘政治、能源、粮食、货币等战略性资源工具。如果中国不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获得所需资源的定价权，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纵深也将非常有限，激进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政策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笔者认为，中国避免“陷阱”的根本出路主要在于获取全球资源的定价权。
    第三，货币权力内涵于以产业链安全纵深为基础的控制权。一般国家的金融资本收益仍只能内生于产业资本，从研发设计到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再到流通结算、金融服务等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收益和交易都是金融化的纵深。因此，主权货币的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产业链纵深的控制能力。而全球资源定价权是工业化进程下全产业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所以说，任何主权国家币权的维系与拓展，都应该建立在对国内产业链纵深掌控的基础上。而作为制造业与市场(人口)大国的中国，也就客观地具有了维护货币权力的竞争优势。加快货币化以促进其对国内产业链的全方位整合，已经成为国内应对全球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
    第四，“币缘政治”安全是新的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以货币为宿主的金融权力日益成为“左右全球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杆”，②并实质性地成为国家利益金融化条件下政治关系的枢纽——通过控制金融资本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运行和利益分配的权力关系——除了以国家信用强化主权货币在交易、流通、结算和储备中的战略导向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控制金融资本体系的增值链，即控制全球资本投资、产业分工链和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现代国家能否拥有完整的货币权力不仅关系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货币金融权力内生的不平等性在根本上派生于主权货币国家先天性的政治经济权力不平等。在现实中，往往是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受侵蚀甚至被完全消解，而位居中心的发达国家ZF组织和金融机构却支配着当代世界。在美元体系下，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而其他各国央行不得不依附性地建立自己的货币政策选择区间。进而，这种内生的不平衡导致了“币权”主导国通过货币金融市场向外传导与转嫁经济危机，尤其是在贸易长期逆差和不断逼高的ZF债务等的压力下向他国转嫁危机。人们应该理解:以货币主权为核心的金融主权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新形式，它是一条看不见、却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主要博弈内容的国家金融边疆。
    第五，货币权力以国家独立自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力为前提。在全球经济金融化时代，霸权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成为推动资本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也是调控和应对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基本工具。在美元币权体系下，一旦一国丧失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就会直接建立美元与本国主权货币的支配－依附性关系，成为美国国内危机成本的对外转嫁对象和美元金融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在当前这主要表现为各国主权货币与美元的挂钩，外汇贸易和储备都以美元结算。因此，其国内利率调节、货币发行等政策不得不跟从美国—— “我只是我们国家的半个财长，另外半个在华盛顿”。这显然无异于将一国的宏观经济安全直接暴露于美国的金融“核威慑”面前。
    以货币权力为核心的币缘战略竞争，是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全球较量。任何一块缺位而不能统筹兼顾，都可能会引发该国因短板效应而在币权为核心的国际斗争中被动。纵观在美国以强大海权为基础，能源、粮食与美元联动的三角结构的霸权体系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因为地缘或币缘的安全纵深敞开而受美国战略掣肘，无法形成主权真正完整的“币权”体系。二战结束后，英国霸权衰亡、日本军事与经济被置于美国控制之下，二者皆因成为深度配合美国防范欧亚区域整合的战略工具而得以分享其币权收益。欧盟几经起落，不得不向美国低头;俄罗斯在军事上受北约掣肘和地缘上“东欧、中东、东北亚”三面挤压，在经济上受石油和粮食美元遏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性帝国。

    五、中国的币缘战略选择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自21世纪以来对美贸易顺差的很大部分回流美国，成为支撑美国币缘战略最主要的直接投资国，因而被人称为“中美共治 (G2)”，而这种历史上最好的“战略关系”却反映了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尴尬地位——被动地绑定在美元全球体系上。对此，如何拓展中国产业资本安全空间，构建币缘纵深，从而更多地分享货币化和资本化的收益，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贸易问题而成为中国加入全球化的主要挑战。
    就币缘战略的中短期目标来讲，中国作为“利益相关者”，应在承担相关国际义务，参与建立能够维护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安全框架和秩序的同时，也要积极谋求与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权力，并借已经确立的币权原则拓展中国的币缘战略纵深。
    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处于陆权具有相对优势、海权基本缺失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应以陆权优势为依托构建资源与产业的纵深空间，并以之为基础建立应对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体系。
    其一，提升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这是以人民币为基础构建全球币缘战略体系的前提。中国应逐步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在国家外贸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地位。比如对优势产品(例如某些稀缺资源品和农产品)强制进行人民币结汇，同时对以人民币结算的一般出口产品实行手续简化和税收、货币政策等优惠。在美元资本高度垄断的全球体系下，无币缘政治安全保障的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脆弱的，应开设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主权能有效保障背景下的在岸金融债券市场。①当前，国际主权货币持续酣战，中国可以尽快建立以托宾税②为主要内容的资本税，以防止在日益逼近的美国战略做空中国时热钱外逃，引发国内资产价格的雪崩效应。
    可以说，货币权力是综合国力博弈的结果，而人民币国际化也应该是中国综合实力延伸的重要战略。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使用应与获取定价权综合使用，伴以各种操作方式来保障币缘政治的基础性安全，例如对资源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加征高额资源税和村社重建费。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一对一地构建互惠双边关系来瓦解第一岛链的军事同盟，逐步整合东亚地区的地缘和币缘关系。
    其二，以实体经济、制造业为本，构建币权的产业链纵深。要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利益格局中因“两头在外”而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局面，以税收、金融政策强制推动对制造业的国内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整合，削减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从而增强国内产业争夺全球定价权和话语权的能力。还要强调从设计研发、原料供给、加工贸易、物流结算到金融服务的全产业链在地化。在路径选择中可以学习日本综合商社模式，把宏观外部性问题在企业集团领域内做内部化处理，有效地降低资本扩张的信息成本。①中国的外向型企业的制度选择应该更多参考东亚经验。②为此，我们不仅要调节和制约国内金融资本，还要尽快制定政策、法规，遏制国外金融与产业资本对国内产业链的垄断和已经发生的恶性渗透。
    其三，实施 “资源重商主义”战略，③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美元资本对能源和粮食的全球定价权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任何挟带庞大人口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的障碍。在应对跨国公司寡头垄断时，只能以国家力量为本，构筑统一的资源重商主义战略框架及有约束力的方针政策，谋求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供给。在国内资源政策上，应以环境税和资源税等为主要手段，对稀有资源实施保护性开发。在海外资源战略上，应打破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进口的政策，实施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制度，以政策调控为基础公平对待各类中资企业，并优先进口海外中资企业产品，以强化中资企业收购国外企业的谈判筹码。④
    其四，实施“新重农主义”战略，重建粮食安全体系。无论是在币缘政治层面，还是在地缘政治层面，粮食都已经成为币缘战略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国内农业资源的硬约束日益显现，粮食进口持续增加，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日趋瓦解、“三农问题”遭遇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纵深空间几乎完全不设防地暴露在华尔街金融集团、美国军工集团和农业综合企业集团面前。⑤由于美元霸权已经预先将其基础深植于其国内的农业资源优势和对国际市场的垄断优势上，全球性的粮食危机随着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而长期持续。所以，中国无论是从战略防御角度还是从人民币未来国际化的角度，都应该在保有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建立积极的新重农主义安全战略。其要点是:在国内，建设以小农村社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进而建立“国家综合农业集团无缝对接农民合作体系”的市场结构，增强“三农”组织对外部资本的议价能力，以此为高风险的城市经济提供危机软着陆的基础。在国外，一方面要将钾肥、耕地和水等关乎农业安全的资源纳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范畴;另一方面则要依照币缘和地缘相结合的考虑，将中东产油国、非洲产油国和东亚区域市场等纳入中国的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体系。尤其在在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中，提高“三农”组织化将强化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撬动东亚地缘与币缘版图的战略支点。
    其五，以陆权为基础开展周边合作，构建中国币缘战略的安全陆域纵深。中国应“西进北上”，侧重资源与产业链的陆域整合，谋求具有传统地缘优势的陆权纵深，把欧亚非(世界岛)地理枢纽的战略价值与陆域资源、产业整合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点，开发中亚、联俄(罗斯)、联欧(洲)，在可控的陆权地缘空间内，构建人民币的币权扩展的安全纵深，同时为国内的资源需求和过剩资本提供市场空间，以对冲过量持有美元的内生性风险，规避美元转嫁的危机。另外，这也将有力配合与美国第一岛链对峙的海权力量，平衡海洋战略的巨大风险。具体来讲，我们应积极持续地推进“西部大开发”，首先是积极构建国内联接中亚、中东、俄罗斯、欧洲等亚欧大陆区域的路桥和路网，尽快恢复并有序发展高速铁路网，以此引领“世界岛”陆域地缘纵深整合的交通网络建设。其次是以陆上交通网为基础，扩大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数量和强化合作范围，并将其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
    对上述区域实施整合战略，需要同时强化中央ZF的调控能力，使中国国内的经济能够承受经济周期和外部输入波动的影响，必要时应以主动的战略性收缩来应对币权国家提出的要挟。

文章写的很深刻，将以美元为主导世界经济政治讲的很透彻，中国要实现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必然制定详尽的可持续的整体战略，否则很难实现复兴。

1、贴图看不出美元霸权。

2、共产国际的国家（中、苏两大国）的货币为什么就没能称霸世界呢？

1、图片的确看不出来，但是图片演化到最后的金融资本阶段就开始显现其霸权。
2、货币想影响世界，你得有人用啊。美元早早的成了世界性的结算支付工具，有巨大政治军事实力支撑的强权信用。而中苏的货币只是区域性甚至人民币走出国门也没多久。

1、前资本主义时代？我不知郑和下西洋算不算前资本主义时代？我不知丝绸之路算不算前资本者时代？当有人口口声声叫嚷“霸权”的时候却不知扩张的殖民地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地理位置。却不知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群体。就如同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的国土缩小与扩大。


2、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这个时代各国都在不断完善着各种的游戏规则。都在不断完善着世界的游戏规则，建立世界经济共同体。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国际货币在于其的信用度。不妨比较一下二战后各国的货币，看哪国的货币稳定？看哪国的基本物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