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性趋势

作者：唐德鑫  时间：2012-06

　　传统的思维模式使绝大多数的人认为，19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重创了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基础和基本框架，也标志着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的理论模型的基本建构完成。特别是一百多年以来的以“两种模式”为主的国际政治斗争，使人更加深信，“两种模式”是本质上的对峙，并且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完全瓦解的一套理论学说。时至今日，伴随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碎片化”的趋势，自二战以来由欧美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又有重新调整的必然，特别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所给世人提供的思考和当前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危机，使之更多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出现复兴并有再次瓦解资本主义的神话。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溯一段历史，固化了的传统思维模式或许会迫使更多的人产生“自我质疑”，或许会导致新的思想颠覆。同时，按照“以复古为解放”的梁氏史学范式，历史的回溯或许能够为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重新思考中国道路的新启蒙。

　　一、多元马克思主义

　　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但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体构成部分包括其《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哲学的贫困》 (1845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 《资本论》(1867年) 《法兰西内战》(1871年) 《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反杜林论》 (1878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著作。而主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包括了“剩余价值”的经济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哲学理论、“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学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理论框架，然而，历史的变迁和各个政党的路线分差却导致了马克思学说的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的实质又往往不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本义旨。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肇始。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日趋式微，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及其它各国工人政党派代表在巴黎创立了“第二国际”，恩格斯为主席，主张继续暴力夺取政权，然而晚年的世界局势完全不乐观，诸多马克思主义的虔诚者不断消怠，暴力路线受到质疑，以致晚年恩格斯在与友人的通信录里不断引用马克思曾说过的 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其亲传部分手稿的嫡系传人伯恩斯坦、考茨基也同样逐渐“离经叛道”，伯恩斯坦认为应该“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是故“绝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考茨基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武装起义、街垒战斗和类似的武装事件，现在还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再解决，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捆住自己的手脚。”这种种主张“修正主义”改良路线的设想不断遭到列宁、卢森堡等主张激进暴力路线者的攻讦，并最终导致了持久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辩论和政治对峙。“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实质上就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 按照《哥达纲领批判》所规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纲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主张反对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倾向议会民主、宣传资本主义传统的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价值观。

　　在整个“第二国际”期间，西欧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还不断兴起新的学说，如法 饶勒斯主义、法 米勒兰主义、英 费边主义等。并不断提出各种带有与其时资本主义正统作妥协的主张，同样在本质上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范畴，在“世界革命高潮”的时期，因而不断分化和自我瓦解。1919年，列宁于莫斯科召开会议，成立了“共产国际”，并称为“第三国际”以示重建1914年解散的“第二国际”的决心。之后，列宁不断推动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使“第三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旗帜和司令部，统领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自诞生至此，这段时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传播期。

　　列宁死后，“第三国际”出现分歧，斯大林同托洛斯基对革命等问题出现争议，并最终导致托洛斯基“出走”。而在整个“第三国际”期间，国际兴起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浪潮，一是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路线的开始，并确立了“阶级斗争”的主轴。二是拉美地区“第三条道路”模式的兴起。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发展，并率先由卢卡奇、科尔斯、葛兰西等人开创其新研究范式的先例，但尔后逐渐分裂为人本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阵营。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爆发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开始逐渐改变传统的自由主义路线，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改变市场“自由主义”，转而信奉“凯恩斯革命”的新路线，甚至有人断言资本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屈服标志资本主义暴露了其致命的弱点，资本主义将岌岌可危。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兴起创造了社会氛围。于是，30年中叶，法兰克福学派兴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被西方学者作为一种人文科学而非仅仅是政治学说研究的对象。1938年，托洛斯基在瑞士创立了“第四国际”，以推行其“不断革命”的斗争学说，并发展了全球多个“战斗派”色彩的托派组织。时至今日，全球依然有所谓统一书记派、国际委员会派、英国托派等等。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本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内不断分化，出现诸如以萨特、梅洛-庞蒂、列菲伏尔等为代表的马克思存在主义学派、阿尔都塞引进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结构主义、德拉沃佩斯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等各种新学说。二战后，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受到苏联的控制，政治上奉行“斯大林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间的相互渗透，东欧社会出现一波新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浪潮，这阵浪潮较有影响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人文学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和捷克“科西克学派”。在西欧，50年代起，英国、德国等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工党中特别是“左派”势力轮番执政，1964年，在学术师承上受惠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伯明翰学派兴起。从“第三国际”以来，这段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繁荣期。但是，这样一种繁荣却是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在坚持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实质性“社会改良”。

　　1968年，在西欧法国巴黎发生了反对戴高乐的“五月风暴”；同年，东欧相继发生苏联主导的“匈、波事件”“布拉格之春”运动，东欧内部出现裂痕；在东亚，中国的“反右扩大化”“文革”；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等，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人民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西欧并引发了一阵退党的浪潮。反映到学术界即是70年代以西欧为主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起：工会精神的瓦解、阶级斗争的无意义论、政党政治已失效论等，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双重色彩下的“右派的归化”。

　　70年代末，“后马克思主义”催化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思：如“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进行的“自我批评”，普兰查斯转而信奉“人民同盟”路线，高兹研究生态社会主义，赫斯特和辛达思则抛弃了阶级政治。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新的反思与重估。这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了“理论窘境”，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对“新道路”的探索。

　　80年代后，西欧社会兴起了诸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新的政治内涵。80年代中后期，英法等国的社民党、工党等又出现了转而向“中间阶层”靠拢的趋势，以管理和自由职业等涉及新社会运动背后的“中间阶层”成为执政党的执政重心，主张“红绿联盟”、“第三条道路”、“ 公民社会意识”等。似乎“原教旨”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制度的“弃儿”。

　　这种低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奇迹”的出现、科学社会主义（即师承旧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基本精神的主义，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分裂出来的与人本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和解（如2004年社会党国际古特雷斯主席率领高级代表团访华）、西方政治上“粉红色欧洲”的出现，学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完善和基本价值的重估 、“新自由主义浪潮”在拉美地区的逐渐退潮等，马克思主义的低潮状态才开始有所改观。然而，在这种复兴的表现下，马克思主义被放诸于一个由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社会扁平化”的语境下，实质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神依然在被剥落。

　　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历程，实质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展示出来的命运轨迹就是一条波动曲线，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其基本精神和理论框架的前提下被不断“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以致我们可以说是各个学派皆脱离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神，催化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多元化。

　　比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放弃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宏伟目标，致力于“自由”、“公正”、“团结”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追求，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转型 ；70年代英国社会向“右派的归化”：新旧一代的左派开始了斗争，新派广泛地质疑了旧派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新左派评论》杂志成为更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80年代德国社会党向“中间阶层”的靠拢：1989年，以《柏林纲领》为标志，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了新的性质转变，即在追求“公正”等基本价值观中补充了生态保护、女权法案、自由宪章等内容。

　　在“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有拉丁美洲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印度的尼赫鲁主张的“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60年代出现了在“世界两大巨人之间保持思想和行动独立的”非洲的“独特的”社会主义；70年代有利比亚的卡扎菲提出的独具特色的“世界第三理论”等等。

　　毋庸置疑，“解构”与“重构”的不断分化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最为实践性的学说，这也使得我们自觉地回归到尼采哲学中“重估一切价值”的理论之中，重新审视近150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和其理论价值。如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走到其尽头？马克思主义是否也同样成为“政治的归化” ？笔者试图作出以下解答：

　　1、 马克思主义实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拯救者”

　　曾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真正要消灭的是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而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在新时代，又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不断“共融”，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社会扁平化”的背景下，制度趋同成为大的历史趋势。两种思维所提供的思考尽管尚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毕竟也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两种制度”和“两种主义”的思辨性质的新启迪。

　　马克思主义出现在旧式资本主义危机年代，工人革命不断高扬，《资本论》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秘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基本模式，并告诉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重构新式的社会机制。又比如，《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未来的运营机制是不断通过海外“资本输出”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最终必然导致严重的世界两极分化，进而西方制造业开始衰落，失业率增加，工人阶级必然革命。在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资本主义社会却采取了一条“以攻对攻”的策略化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危机理论，不断进行了社会改良，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赋予工人以某些权利。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新社会治理理念的兴起，如“福利政体”建构、“女权主义”“生态政治”“全球意识”以及“工联会制度”和“员工持股计划”的伊索普模式的建立，“民粹主义”“民族国家”“新自由主义”等新理念，都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意模糊和消磨“阶级”“国家”“制度差异”等敏感概念的努力。

　　比如德国，从1883年开始，全力推行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福利政策；1890年废弃了“反社会党人法”；在政治领域开始实行普选等等。这使得合法主义、议会改良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党中急剧膨胀。甚至许宝强在《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认为资本主义本能地破坏市场和公共领域，是一种垄断性力量，而正是各种工潮、民运、女权、生态等社会民主党、工党的主张使之不断地就范于改良性。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并非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基人”，反而“意外”地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奠基者”。

　　2、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代化”的学说

　　“现代化”指的就是欧洲社会在工业推动下的社会政治和民生、文化等领域的等价变迁，即文明进步的速度和全体社会文明状态与工业进步等量化。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学说，其理论建构的基础是本乎人类社会的工业进化、宗教瓦解、政治秩序重构等假设上的，换言说，就是主张在遵循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下，社会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和广泛的中间阶级成为联合的非主导“联盟”，并以此建构新ZF、新社会、新秩序。 再潜显地讲，马克思主义在建构之际就已科学地假定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而其时所“模拟”的社会形态与当前的实质上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基本的逻辑拟合和显示了其出色的理论印证。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博大精深和高瞻远瞩的。一是其超前性，体现在其学说至今仍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粉红色欧洲”的兴起，“中国奇迹”的产生，拉美地区“第三条道路”的高扬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高瞻远瞩”。一是其“博大精深”，自其学说诞生以来，各种新思潮跌宕起伏，先后出现过诸如强调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连续性关系的人道社会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同费尔巴哈“异化”原理和“总体性”思想连续性的科学社会主义；以解构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墨菲式“后马克思主义”解构学说；引进了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型分析等“微观基础”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等等，理论的出现首先是承认或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社会判断理论和其思想框架，所以种种新理论实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次元理论”，这也从一侧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横轴广泛性和纵轴深远性。

　　在学术上，比如阿尔都塞引进“认识论断裂”的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症候阅读法”原则和政治多元决定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拉康的缝合学说；福柯的离散规则论和马克思现代批判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延异学说等，尽管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理论超重”的嫌疑，并导致了诸如阿伦特所称的“判断的困惑” 。但是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这都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魅力所在。

　　3、驳“制度趋同”论

　　上文曾提及，当代不断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拟合趋势得到正强化。以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两个模式”的在各自的统治领域内不断改造，而双方各自改造的结果都是将对方的成功点作为参考对象，以此调整自我，而持续调整的结果是导致制度的趋同。比如1929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革命”的出现，国家开始干预经济，成为“隐形的手”，开始参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而在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时期所推动的改革又有不断朝资本模式倾斜的态势，如政治和解、轮番执政、民主普选等。毋庸置疑，两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运转机制中确实有某些趋同现象，比如西欧社会7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80年代英国的“政策反思运动”；90年代的“一人一票制”改革；布莱尔时期的“新工党”运动 (即所谓“布莱尔革命”)； 1999 年布莱尔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发表《欧洲：第三条道路/ 新中间派》 声明将这种表象制度趋同推向高潮，引起“粉红色欧洲”运动。又比如拉美地区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下，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 提倡建立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主张通过选举和议会方式。如古巴共产党提出了“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人民造福”并使之“ 适应当今世界的现实”的“三项原则”，如委内瑞亚“21世纪社会主义”的模式，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是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 。都不约而同地寻求一条介于“两种模式”之中的“第三条道路”。

　　但实质上，这些学者并不能深刻看到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异，不能看到两者之间“趋同而异质”。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两种制度的“价值一致”，换言说，即是两种制度的“共通点”，比如民族性独立的必要性、民主、平等、自由等民权见解、法治机制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国家经济权的国家垄断、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化管理、市场经济等。这些无非是两种制度的“共同底线”或“一致价值”。尽管制度的某些“趋同”表现为“默契”，但是本质上，这种趋同并非同质化，两种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乃至二元对立：比如方小教在《隔雾观花的“趋同论”——批驳“趋同论”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引用了“卡夫丁峡谷”理论论证道“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谋求在某些不发达国家先期成功”；“革命成功以后可以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资本主义更快、更有效益地发展现代经济”，同时又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区别是：资本主义只是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反封建，社会主义则是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反封建、反资本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是故，回溯马克思主义的嬗变史让我们打破了传统的关于多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同时“开拓了思维空间”，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超前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出现，所以能够为挽救旧式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以“负面学说”呈现提供“正面刺激”，使得福利政体、宪政改革、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兑现、效率与公平对称化、垄断与自由并存等“社会稳定器”得以取得实质性效应。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和精神将作为未来社会的价值尺度而被不断继承。

附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