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困局的最直捷、有效的办法：降准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是不争的事实。可见，宏观调控怎样才能适应新常态、驾驭新常态，成了当下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此我们不妨列举其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诸如，以衣食住行为代表的传统消费和以娱乐、网络为代表的新消费的关系问题，究竟那才是新常态下的消费主体？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都集中于传统产业中，如果在新经济壮大之前淘汰传统产业，就等于自废功力；国营金融企业在新常态怎样定位？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不在本文研究之列，在此只研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出现已有时日，国务院已经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但从目前看来，效果还待进一步观察，还没显示问题迎刃而解的迹象。

    现在我们来思考：时下融资难融资贵究竟是货币性还是结构性问题？如果是货币市场性问题，只有货币政策才能解决，属于短期性问题。如果是结构性问题只能用产业政策来解决，甚至由改革相应的制度来解决，货币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属于长期性问题。

    那么我们要问：融资难融资贵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笔者认为既是结构性问题，更是货币市场性问题。因此我们可分别用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来解决。就目前来说，医治此痼疾最有效的药方是：降准。而且降准对目前中国经济来说，百益而无一害。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功能有限，其功用局限于维护货币市场有序有效运行上，即避免出现高通胀和钱荒。两者分别对应高通货膨胀和高银行间拆息率。除此之外，货币政策用处不大。那么我们要问：现在货币供应适度？请看：上周五隔夜国债逆回购利率飙升高逾2800%，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继续飙升，其中7天期品种上涨价134.20基点，至5.367%.这充分表明目前货币供应不足。而从目前低通胀水平来看，也印证这一判断。

    其二、目前存准率为20%，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62%。这现实恐怕既不合旧常态，更不适合新常态。如此长时间内存在这一现象恐怕在世界经济史上也绝无仅有。如果要盘活存量资产，那天首先要盘活这一大块负资产。

    其三、坊间有人认为：所谓“定向降准”实际上是向那些风险程度高的机构调低存款准备率，而类似工商银行等稳健型的大型银行不在降准之列，等于让让风险高的机构提升其风险水平，而风险程度低的机构保持低风险，违背“稳健货币政策”之原则。笔者认为此论很有见地。

    其四、我们不禁要问：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是弱化现有国有金融业的实力？还是强化之？如果是前者，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培育新的强大的金融体系需要多长时间？如果在此间发生金融危机我们怎么办？并且我们不能误认为民营就一定好于国营。其充分理由请见笔者的《国企不是魔鬼，民企也不是天使》。

    总之要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困局最有效的药方是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