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不赏脸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露西•凯拉韦

日前，在线超市Ocado召开首届年度股东大会。你猜有多少股东到场？只有一个：一位孤身前来的女士。

在那之前，我以非执行董事的身份，出席了一家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情况大同小异。我们11名董事全部到场，一律穿着最好的衣服，领带打得端端正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准备回答各种尖锐的问题。茶和咖啡次第摆好，也备了各式饼干、纯净水和气泡水。然而，我们面前摆得整整齐齐的一排排座椅却近乎空荡荡的。
这种不真实的体验让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淘金记》(The Gold Rush)中的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他请意中人共进晚餐，备好了饭菜，左等右等，她却没来。真惨啊，坐在高台上，准备好好表演一番，结果无人赏脸。
将这番情景与我作为记者参加的第一次股东年会相比。那是1987年，英国天然气(British Gas)刚刚上市。到场的投资者超过3000名（这在当时还被认为是少的），3个小时的会议，一位身着晚礼服的女士全程打着手语，翻译主席的讲话，以防听众（上了年纪的人居多）中有人有听力障碍。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有那么多公司的股东年会都几乎无人光顾，于是它们开始怀疑股东大会是否还有意义。它们抱怨说，这些会议可笑得很——不过是浪费金钱、时间和精力，董事们为种种可能的拷问做好了准备工作，却无人到场提问。
为什么几乎没人懒得出席股东年会？这个问题很好理解。股东年会无聊至极，而社会对这种没有回报的无聊活动的容忍度正在下降。如果你把它们想成戏剧，那么相比之下《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就精彩太多了。“赞成继续委任安永(Ernst & Young)为审计师的人……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投票这种事情从来都乏味透顶，而如今还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股东们事前都已委托代理人投票了。
让人比较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出席股东年会？我琢磨良久，想到了四点理由。
第一，有些人真正感兴趣。过去总有一帮严肃认真、以退休者为主的热心投资者，他们总会参加股东年会。但这个群体正在缩小。部分原因是，小股东如今可以在网上找到需要的材料。还有一个原因是，像1997年Hambro银行股东年会上以拉丁语请财务董事立正的那种脾气古怪的股东已经濒临灭种。老股民们已不复旧日风采。
第二个原因是食物。这是玛莎(Marks and Spencer)股东年会长期受欢迎的秘决。去年该公司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举办股东年会时，有1800人排队进场。他们等候时可以享用免费冰琪琳，而会场里还有更多美味食品等着他们。要起到引诱作用，食物必须美味：只供应干巴巴的饼干已不再足以吸引人落座了。
第三是娱乐。可叹的是，这一方面如今也大失水准。如今的主x们比以前的乏味多了，像蒂尼•罗兰(Tiny Rowland)之类的硬汉——他总是为Lonrho的股东们带来价值——已经被文质彬彬、只会照本宣科的人取代了。就个人魅力来说，只有巴菲特(Buffet)值得一见，但他差不多也要成为过去时了。如果主x本人并非魅力超凡，那么唯一的上策就是携带一位名人同往。玛莎去年请了超级名模崔姬(Twiggy)，把在场的人高兴坏了。
最后，也是出席股东年会唯一严肃的理由，抱怨。每个拥有公司一份子的人每年都应该有一次机会直视董事们的眼睛（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就方方面面的问题质问他们——薪酬、业绩，甚至为什么Camden Town分店没有20码女式背心出售（这是玛莎股东年会上发生的事情）。
如果说这才是股东年会的真正目的，以及股东年会值得忍受的理由，那么，对于为什么出席者寥寥，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没人到场，并不说明公司不受待见、或是股东大会压根没有意义，反而说明这家公司既没有给董事们发放过高薪水，也没有污染太多条河流。
若是如此，董事们也就不用觉得自己像卓别林。他们大可打开气泡水，冲向那一堆堆没人动过的饼干，大快朵颐一番。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