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根尼的喜剧版达沃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西蒙•库柏

中产阶级有个习惯，如果到了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小城市，发现这个城市很漂亮，他们会在房地产中介的橱窗前驻足，想象自己在这里置业。最近，在爱尔兰南部的基尔根尼(Kilkenny)，我就这么干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里的房子真便宜！附近地段一座不错的房子可能只要不到15万欧元。房价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遭到腰斩，只是爱尔兰人悲惨遭遇的体现之一。在基尔根尼一条主要街道上，一名妇人拉着我攀谈，向我倾诉她的烦恼：4个孩子有3个都移民了。自2008年以来，爱尔兰近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做了同样的选择。留下来的人中，许多永远都不可能还清自己的个人债务，更不用说爱尔兰为纾困倒闭银行而欠下的债务了。

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基尔根尼会举办一个全世界可能找不出第二个的喜剧版经济学大会，使得那里的剧院和酒吧整个周末人满为患。“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Kilkenomics)的宣传语是：“喜剧版达沃斯(Davos)”、“没有妓女的达沃斯”。这场大会或许将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大会上有一些演讲者是美国的大牌经济学家。但他们出场是完全免费的，并且一到基尔根尼，在这个远离世界中心的地方，每个人都放下了大师的派头。基尔根尼是如此小的地方，无论午夜后多久，几乎随便走进一家酒吧，你都会看到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穿着T恤，与普通的听众交谈。活动的门票大多在5欧元至15欧元之间。这不是什么高盛(Goldman Sachs)投资者大会。
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的创始人、爱尔兰经济学家戴维•麦克威廉斯(David McWilliams)说，大会“让经济学走向普罗大众”。身为爱尔兰人的麦克威廉斯，用天主教打了个比方。“经济学家，”他解释说，“就像中世纪的神父，他们与上帝关系特殊，用拉丁语对普通信众说，‘这件事离你们很远。别为这事担心’。”

但在2008年，爱尔兰人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及所有其他掌握爱尔兰（或其他国家）命运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没有一个明白人。2010年，国际上的“三驾马车”用850亿欧元为爱尔兰提供了纾困。爱尔兰12月将退出纾困计划，但该国的统治阶层已声名狼藉。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Bertie Ahern)最近在家附近的一家酒吧里被人用拐杖袭击了。名声扫地的前部长帕德里克•弗林(Padraig Flynn)如今在老家卡斯尔巴(Castlebar)的教堂里朗诵弥撒经文，当地信徒对此非常不满。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 Irish Bank)前董事长肖恩•菲茨帕特里克(Sean Fitzpatrick)已经破产，现在几乎都不敢公开露面。在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上，只是提到“盎格鲁”这个词，都会引发哄堂大笑。
然而，危机似乎并没有促使许多爱尔兰人像美国的茶党(Tea Party)那样，采取一种无知、不理智的方式应对现状。相反，举办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是一种理智的反应：“没有人教过我们经济学知识。请试着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科林•墨菲(Colin Murphy)有关爱尔兰银行业纾困的表演在爱尔兰12个地方巡回演出，这次他也把表演带到了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观众既愤怒，又好奇。”
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上的普通听众，并不想听拿着过高出场费、整过容的谈话嘉宾在电视节目上彼此咆哮。他们不想听那些改换了名头的“神父”号称要揭露真相，他们只想听听有智慧的人怎么说，后者或许能给他们一些启发。
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上的演讲者没有一个假装自己全知全能。大会上的氛围不允许他们那样做：在酒吧后台，有一些专业的笑星，他们是演讲的主持者。在被问到世界经济5年后会是什么样时，投资简报《每日清算》(The Daily Reckoning)的美国作者比尔•邦纳(Bill Bonner)回答说：“我不知道。”芝加哥经济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时不时给其他演讲者（包括我在内）来一声响亮而欢快的“胡扯！”。关于养老金，爱尔兰经济学家斯蒂芬•金塞拉(Stephen Kinsella)的建议是：“多储存一些罐头食品，还有备好猎枪。”金融分析师科马克•卢西(Cormac Lucey)在被介绍为爱尔兰政府某部长的前顾问时，用手势鼓励听众对他喝倒彩。
幽默是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的通行语言。你从笑星看向经济学家，再从经济学家看向笑星，很快你就无法分辨他们谁是谁了。大会期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当地一家剧院，穿着毛衣、手拿一杯威士忌的行为经济学家、以色列裔美国人丹•阿里利(Dan Ariely)走上台，坐下，然后开始谈论欺诈。他没有带笔记，就那样一连讲了75分钟，满满一屋子的人听得聚精会神，仿佛被施了魔法。他讲笑话的节奏就像在表演喜剧脱口秀。最后，他以一个笑话结尾：有一个犹太老头来到天主教神父那里忏悔，说自己与两个25岁的双胞胎通奸（请上网去查），而正当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阿里利轻轻地离开了舞台，那一刻没有人来得及鼓掌。我觉得我们都悟到了什么，但这种感悟并非来自一位“大师”。
我参加过很多庆典和会议，但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可能是其中最棒的。不仅如此：它散发着民主的味道。它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常见的那种“宣讲会”(teach-in)。它让我想起耶鲁大学(Yale)法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一个提议：让普通民众跟专家坐到一起，讨论托宾税(Tobin tax）、英国是否应留在欧盟等复杂的问题，从而切实改变一些人的想法。基尔根尼经济学大会值得大力推广。
译者/吴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