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搜肠刮肚的“交代”
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
不能说别人的逻辑怎样糊涂，自己实在也够瞧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天天“上班”，任务除了扫厕所擦地之外，还要天天写交代。有的是外单位来调查别人情况的，尚可按题回答。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例如我交代的，就有我的父母抽鸦片烟。我父亲做铁路局长，盖了房子，一定是贪污。我九妹和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十妹常和住香港的姐夫联系，她们一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如此给自己一家大戴帽子，还算轻的。我本人在旧社会确实只是一个学生，无帽可戴。记得翻译家孙用，年龄较大，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这可就不得了。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与特务有关。可怜那孙用，生平在群众面前讷于言语，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实在没有得说了，就从思想、文化、作品上来“挖”。原主管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郑效洵说：“毛主席说我们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外国死人部。那我搞的外国文学部就是外国死人部。”这话使我触类旁通。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从此，我就天天手不绝书，在那里认罪。我还悄悄看过别人的认罪书，例如郑效洵的，就比我的还厉害，他骂高尔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高尔基也骂，他大概是想开了。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
我那洋洋十万言的“作品”，后来没有全还给我，不知被造反派弄哪儿去了，但是也必然如此。我们全体罪犯约达七十人，平均即按每人每天二百字计，一天也要交上去十四万字。而管制我们的造反派多数是炊事员、司机们，还有一群初试自己文笔的大学生，一天哪里看得完这十四万字？所以，后来写来写去，我也知道了这些根本没有读者，写不写两可。懒得写，我就闭目养一会儿神，再看看别位难友的表情，或木然，或庄严，或悲，或笑，倒也有点意思。
（www.earm.cn/田成杰/ 2015-1-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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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思痛录（增订纪念版）思痛补录》，韦君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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