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一个大的想法之下，浙商之间的联合资本运作，出现了七个可歌可泣的探索。第一个探索，是进行风投运作，风投运作最大的特点是要承担风险。在中国已经准备好上市，或上市的路已经非常通，然后突击入股，要么是官员，是权贵，要么是大的，具有掠夺性的投行，不得不让他入股，入了以后，他可以为我做背书。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准上市企业里面突击入股，分享他上市以后的收益。这个对草根企业来讲，这条路几乎是走不通的。

    但对草根企业来讲，走得通的是另外一条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看上一些有上市潜力的企业，通过我老企业家们设立的这家投资公司，通过我们的老经验，去判断这家企业好不好，基本面是不是经得起发展，我们投了他以后，哪怕他上不去，会不会持续地能够给我们带来较好的分红。就在这么一种理念之下，风险投资基金式的运作开始了。要么一群老企业家均股制成立一家公司，大家股份差不多，甚至股份完全一致，委托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但是每次的投资项目，你要向我们路演，我们要参与到对投资项目的判断里面来，不是GP和LP的问题，是真正的我们要参与到风投里面来，当然这种企业还是少。慢慢的很多企业家发现隔行如隔山，对投资上的很多事情他们不懂，也慢慢地认可了GP、LP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他们在风险投资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他们不怕，因为他们一手是实业，一手是风险投资，他们有抗击损失的底限，那就是手上的实业。

    另外，他们是用联合投资，大家志同道合以成为一家公司的GP的这种形式同进退，从而对经理人产生一定的威慑。甚至更重要的是采用一种他们自己发明的，类似于正规的金融机构和完全土八路、自己卷袖子就上的投资机构之间的一种模式，所有有经验的，有人脉的，有融资能力的浙商，都纷纷地改造他们那家风险投资公司，已经形成了有多少个浙商投资者，就形成了多少种运作模式设计的一种新格局。

    第二，搭建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如果说风险投资是浙江企业普遍看上并有可能带来一个新的增长点的一个企业，一种方向性的一个运作的话，那么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是这些老企业家们另外一个相中的，老企业家们看到，很多企业在改制过程当中，需要引入一笔资金，来改善原有的财务结构、税费结构，来补交很多税款，要改变原先的，对历史纠错，那么这时候他们需要私募。还有很多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定向募集。还有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一个法人型的战略投资者等等。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老企业家们发现，如果做一个法人制的私募股权基金，有专人帮我们打理各种机会的搜集、判断、管理工作，那么我们过去太过于人情化的管理，太过于松散的管理，就会得到一个较大的校正，我们在这样的公司里面，也可以充分享受我们的人脉，我们的关系带来的开放的信息，也可以用现代化的管理，相对严格的程序，来摒弃我们不太好意思所进行的监督，不太好意思进行的制度安排，不太好意思进行的绩效考核和不太好意思进行的一些严肃的管理。通过公司制，可以有效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改进。换言之，既可以享受因投资带来的收益，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严肃的企业化的管理，何乐而不为。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浙江这一类企业的发展。而且这种均股制或股权差不多的架构，使得它是开放的，很多人愿意进来的，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融资能力。当然，它的缺陷也同样明显，因为它是均股制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太深入操心，所以很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因此它的好和它的坏同样明显。

    第三，这些企业已经发现了，他们在运作上，既吃独食，也愿意让别人搭顺风车。在发展上，利用各自的机会，形成了寻找项目的一种能力。比如说发现矿，发现独特的牌照，发现对烂尾楼进行的收购等等这一类的机会。但是这些企业在吃独食的同时，发现让别人搭顺风车也非常好，一方面不要把风险全部积累到自己身上，另外一方面，搭顺风车也是在一些看好的项目当中，利用他人的眼光进行再判断，利用他人的人脉进行再管理。同时搭顺风车的人跟自己搞好关系以后，他所发现的投资机会，也会带自己进去，所以这种独特的做法，使得他们发现项目的路越来越开。很多浙商根本没有投资和金融的经历，但是在转型之后，迅速地在投资方面形成气候，是和这种做法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很多浙商家族，家族里面很多人都本身有自己的企业，大家是分得很开的，但是一方面基于亲戚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是发现大家之间信任成本低，有些事好做。如果在实业当中，大家纠葛在一起，因为时间长，实业较难退出，所以大家在决策，在管理上冲突很大，但是投资项目，进入和退出都是同样的确切，所以很多家族在分过家以后，在实业上拎得很清，尽可能不进行过于纠缠的合作，但是在投资项目上，却是放得很开，大家彼此互相参与的很深。这是个非常大的特点。

    第四个，基于以上的特点，每当自己在股改的时候，尽可能邀请自己的朋友参与进来，把自己上市以后可能的发展、收益，让自己的朋友们分享，这是一个很大的商帮特点。而反过来说，回过头，朋友要股改，要上市，或者有什么大的发展的时候，也会邀请我去参与进去，这种交叉持股，利益均沾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算大帐，知道利益输出与利益回馈之间有一个必然联系，知道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圈子在那里，最终这个利益环还会走回来，对这么一个基本的信赖还是存在的。所以相互在股改上的有效密集合作，是他们最大的特点。雅戈尔就是深受其利的典型。在宁波很多企业的股改当中，雅戈尔都进行了参与，当时很多企业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做，后来才知道雅戈尔的这种参与，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优势，同样的，但凡浙江有一定名气的企业进行股改的时候，一定有其他著名的浙商进入，不管是本地、异地的，只要是认同你的都会进入。一方面从，朴素的观点来看，是对这个人，这个企业，他们的产品的一种认同。从更大意义上来看，浙商们已经知道，但凡在浙江能够杀出来的，已经是经过了一路多次考试，用脚投票投出来的，然后他的企业再来投他的企业的话，那么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很现实的可预期性在那里，所以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胆子也很大，放得也很开。

    第五点，浙商之间在金融牌照，金融业务的开展上面进行合作。泰隆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台州地区的若干企业家合作开办的一家民营银行，目前它的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业务做得非常的好。不仅他们在获取牌照的时候是利用企业家群体的力量去获取，而且在运作过程当中，也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很多股东都是企业家的这个特点，真正开发了很多基于了解企业家，了解企业的金融业务，其运作在整个中国金融界也是独树一帜。至于浙江省总商会，全国总商会，核心企业家们在浙商证券，浙商银行里的参与，那更是可圈可点。对这种稀缺资源，金融牌照的获取，浙商商帮看得很清楚，单独一个浙商去获取金融牌照，是难的，而且有效股东之间，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互动，情投意合，更是他们关注的一件大事。因为一个金融牌照从获取到最终形成良好的运作，乃至上市，中间要经历若干次的增资扩股。如果简单地形成一个合作，中间有些人想法和大家不一致，最后大家增资扩股起来很吃力，它的上市，它的盈亏平衡，它的较好的回报遥遥无期，那么即使获取了金融牌照，最终的运作也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他们获取牌照之初，就通过商帮的形式，联合起来，大家情投意合，利用扎堆效应，利用彼此关系的整合，去获取牌照，在获取牌照的同时，也解决了发展问题，这种把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系统地看问题的做法，是他们自发的，不是自觉的。也许其中少数人是经过了系统思考，但大多数人事实上是凭着天性做事，但是无意中贴合了金融业务开展的特色。

    第六，行业整合。浙商在运作上面，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尤其是在一些过剩产业上，不愿意深度地做零和博弈，这和广东、江苏等地的做法，有迥然的不同。当然这和这个民族的逐利，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非常逐利。那么浙商在很多时候，处理过剩产业竞争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出来，他们采用的是一些西方顶尖级的作宇，是一种类托拉斯的做法。众所周知，托拉斯是美国垄断的最高境界，是若干企业构成一个联合运作，既消除了过剩的产能，又控制了市场，最终所有的股东都得到了回报。而温州企业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这套做法。最早温州十家最著名的制锁企业，联合成立了一个企业，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把原先的产业，原先的企业关掉，把所有的资产投入到新公司里去，形成了一家新的、起点很高的锁业联合集团，一起手，就在中国获得了垄断地位。这种做法很令我们惊讶，就这些锁业企业，他是怎么突破自己的人格局限的，他是怎么认识到其小我，在大我中成就自我的。理论上这种认知是非常吃力的，正常企业不应该拥有的，不能拥有的。但是他们就拥有了，包括温州成立的中瑞财产，中持财团，亦是如此。

第七，联盟式运作。浙商已经认识到了，联盟运作是企业运作的一个更高境界，所以他们在很多项目上出现了联盟运作的倾向，而这种联盟，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商帮。如果说商帮是一种自然纽带的话，那么联盟更多的是用契约，用相互的义务，用一些市场手段，将若干企业深入地捆绑在一起。这是正式的勾结联盟，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家形成一个松散的利益联盟或销售联盟。浙江已经意识到联盟时代的到来了，联盟运作代表着企业运作的更高境界，所以开展了这种运作。而浙江企业的联盟，一个是基于传统的商帮运作，在商帮基础之上的联盟，另外浙江的联盟，往往是对原有集群优势的急诊性发挥，是对浙商能力、浙商特点的急诊性发挥，他们的联盟，是一种更紧密的，是在商帮当中的商帮，是商会当中的二次商会的构建，是一个板块经济当中，已经尝到板块经济甜头的若干企业的再次联合。所以这种联盟运作，是一种发展上的自觉，是一种对旧商帮运作、自然商帮运作的一次再拔高，所以说它的运作已经呈现了一些非常大的新的特点。

三、造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