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统治及与之有关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一些情况捅了出来，再一次有力地把落后国家步入幸福富裕社会之途的险峻公之于众。但是，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东欧、东南欧所有国家在这之后所犯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斯大林、贝利亚及其同伙的邪恶个性，只不过是“个人迷信”走向了它的反面。

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而且人们一般都认为：的确应当由“整个制度”对领导者所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这样的认识也是完全可理解的。然而，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整个“制度”必须加以否定，则是荒唐之至。

因为，应为斯大林及其傀儡们的行为受到指责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种受到外来侵略威胁又面临内部对抗的落后国家为了拼命地高速发展面形成的政治体系。在德国的希特勒篡夺政权之后，俄国所面临的独特环境，以及在令人担惊受怕的冷战时代，东欧、东南欧国家普遍所处的特殊情况下，这样一种政治体系的出现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天生就是一个恐怖和高压的体系。

它的确意味的是—而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和不发达的国家里极有可能成为一种落后的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资源的成熟程度决定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般特点”。这对西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合理性、可取性和潜在可能性没有影响。 2

事实上，这更突出了它的紧迫性。因为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会被迫进行向工业化目标的“急行军”;不会被迫从可怜的低收人中拿出原本用于大众消费的一大块;也不会不得不从有限的总产出中拿出可观的份额投人到军事用途中去。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会针锋相对地打击西方的浪费、不合理性、文化和道德上的堕落，而且会致力于帮助解决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匾乏、疾病和饥饿的问题。西方的社会主义一旦牢固地建立起来，就会自始至终消除重新出现政治和社会压迫的基础和需要，而政治和社会压迫则是东方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特征。2-3

就是消费者主权的概念，但获得的成功却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哪个其他领域像在这个问题上那样，传统经济学家的局限性如此明显而又有害地妨碍深入的观察。坚持把现有经济和社会秩序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只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即使最能干的学院经济学家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困境：被迫不断地在几个同样有害的办法中作出选择。6

就像判了死刑的犯人有权在吊死和枪决之间“自由选择”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永远会受到以下一些问题的困扰:垄断的不合理性是否比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好些?破坏手段的累积是否比失业好些?导致富人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否比公平分配和极大地减少储蓄和投资好些?同样，人们把消费者主权也看作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是否—尽管许多人受到广告和高压推销术的大量冲击—应当享有自由去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收入，还是不得不接受按“人民委员”判断最适合于储们的一篮子商品。6

这不是所谓自由派的立场。自由派把消费者的默示偏好看作是我们社会不合理配置资源的根源，我们社会令人失望的道德和文化状况的根源。他们对广告的有害影响、欺骗性的产品细分和人为的产品废弃感到不安;他们抨击教育制度、好莱坞、报纸、广播和电视网所传播的文化的质量。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得出了结论:“选择不在于消费者或中央计划人员谁该行使主权，而在于对生产者忽略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偏好又影响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应该不应该及应该如何加以阻止、修正或以某种方式分享。”为了达到阻止、修正或分享的目的，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和政策”，涉及的范围从美国食物与药品管理局采取的管制措施，政府对歌剧院和戏院的资助，到建立“杰出公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合理选择和良好风尚方面影响公众舆论。8

正如不触及原因而仅仅探讨战争伤亡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一样，不能仅仅就广告提出告诫，而不明确指出产生祸患的实质:垄断公司和寡头垄断公司，以及构成它们一贯伎俩主要部分的企业非价格竞争手段。8-9

但是自由派“社会向善论者”忽视了所有这些事情。他们把国家当作一个外在的实体，它主管社会却不构成社会的一部分，它建立社会目标，重新安排社会的产出和收入，却不受现行生产关系的影响，而且不为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支配。他们求助于幼稚的理性主义，而这种主义孕育着幻想，只能有助于维持现状。9

对人类进步造成惊人障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在于，所有这一切并非资本主义秩序偶然出现的特点的某种聚合，而是它的存在和活力的根基。正因为如此，更大更好的食物与药品管理局、杰出公民委员会的完整网络等等只会为现有的一团糟秩序蒙上一层面纱，面不是彻底改变一团糟的状况。这里再一次利用先前作过的比较:为战争牺牲者建立豪华的公某和昂贵的纪念碑不会减少死亡的人数。这些看似人道主义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效果，充其量—或最坏的情况—就是麻痹人民对战争残酷的感觉，减少他们对战争的恐惧。1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毫不怀疑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认为人类已达到的生产力和知识水平有可能超越这个制度，并且用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他们相信可以发展这样的社会:个人受到的影响和教育，不是靠利润和市场所决定的经济，也不是靠公司总经理的“价值观念”以及受雇于他们的文人们的作品，而是靠团结、合作和自由所决定和导向的人类关系的大同，靠合理规划生产用途的制度。事实上，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有每个人的主权—不是“消费者”的主权或“生产者”的主权，这些词汇本身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品性的致命的分裂。13

我自己以及批评我的人就全是乌托邦分子。之所以说他们是乌托邦分子，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想维持的社会经济秩序通过纵横裨阖的玩弄权术以及毫不触动该秩序越来越明显的不合理、毁坏性和不人道的表面上改革，就可永久继续下去;之所以说我自己是乌托邦分子，是因为我相信人类—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成功地建立真正的人类社会—他们现在已经做到把资本主义从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消灭掉。如果要在这两种乌托邦中进行选择，我宁愿选第二种，赞同西蒙·德波瓦尔绝妙的话:“我曾经自问社会主义的欧洲是不是一种乌托邦。但是每一种还没有实现的想法奇妙地都像是乌托邦。如果人们以为除了已经存在的以外什么都不可能做，那么他永远将无所作为。”13-14

但是事情的症结在于利润与经济剩余不一样，用一个现已用滥了的比喻来说，它仅仅构成冰山上可见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隐在肉眼见不到的地方。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它们彼此的关系比现在清楚得多。事实上，为了确认地租(及货币资本的利息)不一定是生产成本，而是经济剩余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曾展开过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后来的阶段，当资本主义企业家和银行家代替了封建地主和放贷者时，他们的收益就被洗掉了剩余的“污点”，上升到资源的必要价格或“等待”、“节制”、“承担风险”的必要报酬的地位。14-15

因为统计中显示的劳动力和资本份额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未曾发生变化这一点与我们研究的问题不相干。不难发现，实际情况是，在早期资本家把所有经济剩余当作为利润和用于支付地租和利息。现在经济剩余的份额则一部分用来支持非价格竞争销售方面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损耗掉了。16-17

国民收入中不变的，甚至是增长中的劳动份额，可以与增长中的剩余同时存在，因为剩余的增加体现在浪费的增加上。由于损耗的“产生’，涉及到劳动力，如果国民产出中损耗的份额在增加，那么劳动力份额也会增加。对生产性(productive)工人和非生产性(unproductive)工人不加区别地一律列为劳动力，并且把利润等同于剩余，显然会掩盖这个非常简单的陈述。17

毫无问，对生产设备的投资和对潜水艇的投资，用于购买书本的消费和用于广告的“消费”，外科医生的收人和药品商贩的收人，全都计人有效总需求并有助于维持收入和就业。但是同样清楚的是，由此形成的产出、消费和投资结构不仅对社会质量和社会成员的福利产生影响，而且对社会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的可能性产生深刻的影响。更有甚者，虽然几十年前有可能认为，在缺乏合理的就业的情况下，任何就业—例如在地上挖洞这样的不合理工作—总比没有就业好，但在今天，即使这种不理想的工作也找不到了，代替失业的不再是比较清白的挖洞工作，而是无知地堆积毁灭性武器。19

    对现在讨论中的反对意见可以提出来的是，资本主义总的发展，特别是它的最后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几乎没有表现任何与一个好社会相像的地方，但产生了出现这样一个好社会的客观潜力。在帝国主义时期己经出现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尽管是战争、剥削和浪费的副产品，事实上为未来真正丰裕的社会打下了基础。但是在寡头统治下，大量的资源为几百家大公司利益服务，一切为了维持现状以便进行控制，这种社会不可能产生。20

第一，有人认为，将会采取必要的剥夺措施的革命政府不可能替代被革命所消灭的吸血收租者、放高利贷者和贪婪的商人的位置。由于剩余归宿的这种转变在政治上受到排除，国有化和征收措施不会导致革命政府可用于投资的剩余和积累，而会导致剩余落入农民极其匮乏的消费篮子中。

第二点是，在一个人数极少的剥削者集团聚敛了越来越多经济剩余的不发达国家(正如具有“经典的”封建制度的国家过去发生的以及由一小撮国内外垄断者控制的国家现在所发生的那样)，那里的情况十分不同于下列社会：数以百万计的富农、放债的村长、小零售商、批发商和经纪人一起占有构成全部国民收入很大份额的剩余，都只向其接受者提供很低的人均收入。在前一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剥夺”剥夺者，剥夺之后他们的命运如何不会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他们人数很少，他们要么找到别的就业门路，要么移居，或者靠一些剩下来的财富退休养老。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剩余接受者人数很多，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一旦剥夺了他们的收入，就会在社会福利方面构成严重的问题。事实上，通过救济或人为地创造一些职业帮助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可能抵消了大部分从剥夺中获得的好处。22-23

    另一方面，再举一个以农业为本，工业仅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一小块绿洲的大国为例。那里工业产生的剩余必然很少，实际得到的外国援助充其量只像发展的需要这只大水桶里的一滴水。如果在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对个人拥有土地的渴望由于经济和文化上的原因面不迫切甚至没有，该国的农业经济可以得到转变，走上以合作化农业或国营大型、生产率日益提高的“田间工厂”为基础的新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失去原来身份的贵族、富农、村庄店主和放债者或者纳入到新的农业经济中去，或者在扩大中的工业部门和销售部门找到了其处业。他们以往占据的剩余现在可用于经济发展。简括地说，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24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按最保守的估计，人均经济增长率为每年10%，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达和不发达的都一样—很少超过3%，除了在战争景气和战后重建这些特殊环境下，才出现例外。

    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在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利益集团手里时，他们以谋求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最大利润(或安全等其他私人利益)为目的来进行管理，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名符其实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为实现目标而必须采取的资源利用和配置模式必然不同于现有条件下的模式，这是经济发展全面计划的实质。但是，由于现行资源利用和配置模式符合于—至少在大体上—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任何认真的计划工作必然会与统治阶级及其国内外的盟友发生尖锐的冲突。26

新近一位作者论述苏联经济时的话来说，为什么这样“着迷于”经济增长呢?仅仅这些问题的提出就反映出西方观察家在思想上与不发达国家现状和必然忍受现状的人民的心情之间有差距。在我们的时代，不再把不幸、饥饿和疾病看作是不可逃脱的命运;在我们的世纪里，社会主义建设已从理论走向实践。落后地区的各国人民现在懂得，只要有愿望、有决心和有勇气向不发达宣战，只要在面临国内外剥削者毫不留情的抵抗时坚定不移地发动这场斗争，经济和社会进步是会组织成功的。27

    首先且最突出的是国际上的斗争场所，社会革命—不管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展开—都会遭到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反动堡垒—美国统治阶级的极大敌视。不论一个统治多么腐败，不论一个政府多么罪恶地无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论一个独裁政权多么反动和残酷，都不会被这个“自由世界”的第一流强国拒绝给予经济、军事和精神上的支持—只要它证明属于反社会主义的神圣同盟。28

    把大量资源从投资、住房建筑和消费品生产移作维持不可或缺的国防体制所必需的开支，减缓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妨碍了更加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再地造成他们经济中的磨擦和瓶颈。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威胁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得不把这个沉重的负担背下去;除非社会主义经济—尽管身背重负—仍发展得强大到足以大大减少它的相对重量，才会觉得负担逐渐减轻。28-29

    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最明显困难的第二个领域是农业生产。那里的麻烦多极了。实现工业化过程以及必定随之而产生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维持只消耗而不生产的军队，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对食品和其他农产品的总需求。总的来说，需求的增加都没有伴之以供应的充分增加。这主要因为，虽然在村庄里失业相当多的国家，每个就业者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得比较快，但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的增长却极慢。电力、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等等实现了农业中我们称之为机械化革命，达到了使几百万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到非农业部门去就业;但这场革命没有导致像许多经济学家—不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使每英亩土地农产品产量明显增加。每英亩土地生产率的增长显然比预期的更加取决于农业化学革命，依靠合成肥料、选种、采用经过改良的饲养牲畜的方法，等等。这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农艺学家认为，每年每英亩增加产量2-3o就算很不错了。这种增长率的取得要以获得必要的供应(肥料、良种、饲养牲畜等)为前提，但是同样要以种植者的技能、勤奋和耐性为前提。29

相比之下，日复一日进行的单调乏味的农业劳动逐渐在社会中黯然失色。有雄心、有才能、有精力的青年男女不再想留在田里务农，不再愿意囿于“愚昧的农村生活”，使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限于即使是最先进的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地步。城市的魅力，在城里取得物质和社会进步、教育、参与文化活动和娱乐等机会的诱惑，以及成为工人阶级—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一员的愿望势不可挡地把年轻一代拉出农村。结果农业越来越被它的最有潜力的劳动者抛弃，留给老年入或那些没有想象力、进取心和进人“广阔大世界”的动力的人去做。30

工业活动的集体性质、流水线及类似安排的结构和时间规定，具体生产活动的相互依存和不可或缺—所有这些都使每个工人应有一定的工作节奏，这种节奏决定了工作的调子、快慢以及其结果如何。农业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尽管已经进行了农业生产方法现代化，除了某些集体性劳动外，各个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干的。不管是耕田还是饲养牲畜，明显影响农业工人达到的成功程度的是他们的主动性、觉悟和操作。凡是死板的保守主义、不负责任和逃避艰苦工作成为农业劳动特征的地方，农业总产量必然严重地受到影响。30-31

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从相反的方向寻找出路，把农民经济迅速地改造成为社会经营的有纪律的大规模农业企业体系。苏联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使农业劳动重新“具有魅力”，尽可能增加农业投资，并且使价格相对有利于农业，以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积极性。这些做法大部分会增加对工业经济的制约，减少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并减少可在农业以外投资的剩余量，从而减缓整个经济成长率。即使如此，农业上的困难，虽然不是不可克服的，但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它只是社会主义社会为其第一次出现于不发达国家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部分。32

    正是在这种经济匾乏—农业产量跟不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产量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内外迅速增长的需求—以及国际领域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人们必须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麻烦。在这方面，首先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发动“登高”的重大努力期间保持群众支持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席卷全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所谓“提高期望的革命”不仅面临谋求用一切方法扼杀它的反动腐败的政权的对抗，而且面临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政府的对抗。由于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不是要求能立即增加群众消费的注射兴奋剂的政策，而是要求经过仔细考虑的在10一20年规划期内确保尽可能最大增长率的战略，所以在早期阶段大规模消费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至多是很缓慢的增长，这不仅是可能，而且必然会如此。32

广泛的群众阶层不习惯从经济必要性和长远的观点思考问题，很容易感到不满，成为利用古老的迷信和无知以惑众的敌人宣传的牺牲品，对革命丧失信心。他们不了解在旧政权下吃的苦是为了国内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利益而吃的苦，他们在过去忍受的不幸是看不到希望的，而革命中出现的匾乏只是新的美好的社会诞生时的阵痛。他们由于忽视这种根本性差别，常常对革命抱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必然引起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人民的长期需要和短期需要之间或多或少尖锐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府为了毫不动摇和毫不妥协地为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承担义务，克尽职责保护这些利益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也不受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信奉者中间的叛徒的破坏，因而产生了政治上镇压、减少和限制个人自由的需要。只有在至少大体上控制住客观的障碍，至少大体上解决掉最棘手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政府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平衡时，上述需要才会削弱，并且，最终消失33

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当时苏联在经济建设和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斯大林死后走上了意义深远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在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从早期为了达到最大投资率和增长率而实行节俭和限制当前消费的政策转到向苏联人明显增加供应住房、上业消费品和食品的政策，苏联人在工业化年代已遭受到严重的物资匿乏之苦，在战争破坏年代又被迫作出的牺牲。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苏联社会现行总的气氛的巨大变化，废除了政治迫害，冲破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影响苏联生活各个方面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就国际关系而论，新的方针包括努力与美国达成某些妥协，以便维护和平，减少军备负担，保障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这是苏联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巩固和进步所必需的。的确，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福利的增长显然是世界上社会主义进一步扩展的最重要杠杆之一。在否定或至少重大修正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时，苏联新领导声称向帝国主义让步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实力增长引起了世界力量平衡的变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控制已逐步瓦解。事实上，向新兴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援助的扩大，将加速这后一进程。34-35

    这种新方针的许多方面遭到中国和其他仍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怀疑。分歧涉及根据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根据对帝国主义国家“绥靖政策”的估价，根据对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佳战略的判断，苏联实现白由化计划是否明智。35

    虽然最近几年分歧越来越明显，但是直到1961年秋苏共22大时，争论才突然变成公认的重大冲突。尽管根本的原因未变，但若干事态已使争论加剧。近两年来，由于一些我们倘若讨论起来可能离题太远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于是中国从苏联得到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与此同时，苏联政策仍坚持继续走进一步自由化之路.35-36

   正如先前提到过的苏联抛弃为了迅速发展而节俭和减少消费的政策，快马加鞭进行“非斯大林化”，是同减少和逐步废除基本上由先前节约度日和严密控制的政权进行的政治迫害制度同时展开的。不用说，没有什么比苏联演变为达到高度福利水平和个人享受广泛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更使社会主义者高兴的了。无论中国人—他们仍旧显著地不受斯大林滥用权力的影响，还是我所知道的其他社会主义者，都不反对清除和大力查禁斯大林及其仆从犯下的过失和罪行。所以争论的不是“非斯大林化”本身，而是抛弃如此突出地与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的“急行军”政策。无论中国还是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述没有在经济上为“解冻”作好准备，因为经济上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有能力自由化，无法放松对消费的约束，以及采取所有那些对现时苏联来说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构成苏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步骤。在向人民说明他们所采取的迅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严格限制消费的政策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广泛以苏联为榜样，并且利用斯大林的权威，把斯大林普遍看成是苏联成就的主要缔造者。在斯大林所体现的政策还不能被抛弃的时候，急剧地推倒他的形象无疑对仍旧面临苏联已经克服的那种种障碍的社会主义政府形成一种严峻的政治冲击。36-37

    同样，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觉他们的地位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十分不同。鉴于他们国家的重要部分仍受敌人的控制，政治上受帝国主义国家歧视，军事上受威胁，经济上遭封锁，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不大愿意和能够接受在现状的基础上的缓和。在欧洲，德国问题的解决是唯一阻碍至少暂时性妥协的一个大问题，而在亚洲同题又多又复杂，看来不大可能用在德国问题上可接受的妥协办法那样加以解决。客观形势的差异显然造成中国和苏联对国际局势不同估计的明朗化。37

尽管在当前的辩论中双方情绪激动，唇枪舌剑互相攻击，这场冲突不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害。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现有生户:关系的基本一致将是比他们领导人在短期战略和策略上的暂时分歧更强大的一个因素。正如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抵住了斯大林的所有令人憎恶的做法而存在下来一样，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摩擦和分歧可能暂时动摇他们的政治上层建筑，但不会政变，更不要说废除这样的历史事实了。妥协是可能的，并且也许会实现。但是即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未能达成相互可接受的妥协，由此导致的互相疏远既不会阻止各个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也不会妨碍他们最终的聚合与团结。38

    结论:我们时代的主导事实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曾经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发动机—现在与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发达国家的增长、发展和人民解放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场冲突的存在和性质还没有普遍被认识到，也没有被大多数人民充分理解。这是这场冲突本身最重要的—如果说不是决定性的—一个方面。它反映了一系列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出来的信念，迷信和崇拜对人类思想造成的强大控制，现在这个制度极需加以推翻。资产阶级思想中现在最著名的论点是，人民“适应”于有害的社会秩序以及他们不能和不愿起来反对这种秩序，证明它充分符合人民的需要。这个论点仅仅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对这种秩序间心有愧，它背叛了所有最美好的人道主义和理性的传统。38

如果有人对启蒙时代伟大的哲学家说，许多人相信上帝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我们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用无知和“默示偏好”代替真理和理性，满足于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不合理的和落后的种种表现，以证明不可能有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从而否定了自己，回到了它在光辉的青年时期着手克服的状态:不可知论和蒙昧主义。38-39

导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50年代中期，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它所分析的任何一种经济。它的发展，并且仍将继续发展，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的经济“援助”的增长作出的反应。换句话说，它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它的销售对象)制定的理论，这些政府对什么理论符合它们的需要是十分挑剔的。它们需要的理论是既不怀疑资本主义体制(据认为经济发展是在这种体制中启动的)，也不过分猛烈抨击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社会政治本质。41

部分地由于这些市场的需要的不同，当前至少有两种呈现明显区别的发展经济学。一种常称为新古典学派，它强调(事实上常着迷于)短期的资源有效分配，而忽视长期增长的经济决定因素，而且根本不注意社会—政治方面。41

新古典理论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几乎不可避免地是国际贸易自由和国内经济的放任主义。援助国的政府自然大量需要这些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为维护现行世界分_!二和为发展中国家尽可能融合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人们还可补充一点，即他们的政策可导致获得偿还援款的更大可能性。41-42

发展经济学的另一派更加难以说明。它不像新古典学派那样掌握一种只要生搬硬套地用之于新情况的现成理论。其成员意图建立一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理论基础。他们在政治上通常采取一种在这些国家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形式，而完全不考虑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一般而言，他们倾向于寻求对世界贸易体制进行改革以有利于不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中的土地占有制度实行一定的改革，推行更多的计划经济，所有这些都置于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尽管是经过改革的框架〕进行。42

事实上，看上去似乎是理论的东西，但仔细研究一下，往往只不过是一些诱人的比喻而已。例如，一位训练有素的发展经济学家应该可以看懂下面的句子：

“一个发展中国家堕入了低水平的均衡状态或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在那里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但在作出必要限度的努力后经过平衡或不平衡的增长，就能够实现经济的起飞或者冲破经济增长的重重障碍。”

所有这些概念不仅见之于主要发展经济理论家所著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分析的文章中，而且还在这些文章中居于重要地位。上面的这些比喻就是从8位杰出的研究经济不发达问题的理论家的著作中编纂起来的。42

他写的书以及书中所收的他的文章都是作为了解、从而改变这个世界而作的贡献，而不是提供某一国政府作为政策基础或为其政策辩护的;第二，他有着一种从全球观点看待不发达问题，而又能分清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不同地位的理论。43

该书初出版时，少数几位评论家中的一位曾有洞察力地指出，“(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是一本当读者赞同该书时，能激发赞美和崇敬的感情，而当读者不赞同它时又会引发高血压和胃溃疡的书”。

现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的彼得·怀尔斯则表现出会刺激人生胃溃疡的佐证，他写道：“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宣传书，它的幽默、始创性、新的史实、周密的推理、意识形态倾向或任何兴趣都没有能掩饰其宜传的面目。如果读者认为这是言过其实，那么就请读一页吧:任何一页都行。立刻就会清楚我们置身于一种密闭的思想形态面前，僵硬的敦条就像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骨灰瓮般牢固。”45

第二章论述作为巴兰经济思想核心的概念，经济剩余—大致上相当于一个社会所生产和所实际消费之间的差数(实际剩余)或这个社会可能生产和必需消费之间的差数(潜在剩余)(第二章:1)。这一剩余就可用之于形成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潜在剩余大于实际剩余，这有四个原因;读一下经济福利的性质有助于找到第一个原因:过度消费(第二章:2);其他三个原因是非生产性工人，冗余的组织机构和资源的闲置(见第二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其相当的概念是计划经济剩余。48

在第五章进而讨论不发达地区的间题。他首先认为不发达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状况(第五章:1。以印度为例，印度之所以没有获得发展是由于它加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第五章:2)，又以日本为例，指出它之所以能成功地发展是由于它独立于那个体系之外(第五章:3)—那个体系现在已严重地阻碍(如果不是堵死)不发达世界其他地区成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切可能性(第五章:4)。49

他讨论了经济剩余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其中很大部分来自农业，所以农业的境遇如何对整个经济十分重要。自由主义土地改革的成效是虚幻的(第六章:1)。而四个非农业部门(或类别)在决定总剩余的使用上更具重要性。首先是商人和放债者(第六章:2);第二是实业家，虽然这些国家尚未实现独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但这些人就已存在(第六章:3)。第三是外国资本，在采矿业的势力特别强大。而后他依次谈到外国投资(第六章:))r涉及外国企业目前经营活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当地经济较普遍的冲击。49

根据以上对外国投资的分析，这就得出了三个重要推论。第一个推论是潜在剩余相当可观，从而所谓资本缺少或贸易条件下降应对发生的问题负责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七章:4);第二个推论是把不发达归罪于缺乏企业家精神也是错误的(第七章:5);第三个推论是人口增长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构成一种威胁(第七章:6)。50

在最后一章他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作了各种估计。第一种主要的、最大的可能性是社会革命，但这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帝国主义的极端敌视(第八章.1)，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革命政策，把沉重的负担加之于不发达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头上(第八章:2))新的政权在革命取得成功以后会而临许多艰巨的经济任务和困难，从而必须转向计划经济剩余的思想(第八章:3))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第八章:4)，产值中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构成(第八章:5)、生产中对资本集约方式或劳动集约方式的抉择(第八章:6)和最后一个问题，即对外经济关系(第八章:7)。50-51

巴兰的经济论述从两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经济看成是不可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相分割的问题;他把世界看成是包括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内且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52

但是这些（垄断）企业很少在质量和价格上展开竞争，以使最高效的科技成果造福于消费者。它们的竞争往往采取广告战的形式，一种花费掉巴兰所称的经济剩余中一部分的形式，这除了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其费用本该十分低廉)之外，几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活动。那些广告费用居最重要地位的产业—石油、洗涤剂和烟草产业其产品在客观上没有区别，因而其广告宣传对社会毫无益处( 非提示性信息发送)。任何人都知道洗涤剂、香烟和石油的存在而毋须广告提供信息。54-55

关于世界收入分配，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世界人均年平均收人650美元(四口之家2600美元)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原则上可以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阻止每一个人得到足够的收入以满足基本的需要和保持合理的健康水平，虽然不是更多。而现在大多数人与此相差甚远，这不能归之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供分配，而只能归罪于世界的社会政治结构。这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由实践所昭示。去过古巴和中国的观察家经常报导，自从这些国家革命以来，已看不见真正的贫困，而这在美国和欧洲的最富有的城市中是不会看不到的。古巴的人均国民收人估计为310美元，而中国才只有90美元。57

流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资本是外交和经济总政策的一部分。它们的方式有预算援助(通常只见之于法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为特定项目提供的贷款或赠款;或者一般性投资和出L-1信贷。这种资本流动很大一部分是“钉住”的，即必须购买援助国的货物。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满足了援助国的外交政策利益，而且可以资助它本国的低效率或衰落产业。美国生产过剩的农业就是要求给予亚洲粮食援助的主要压力集团之一。在英格兰，出口商叫嚷着要求“钉住”更多的援助，而不是更多的一般援助。“钉住”意味着生产商可以获得垄断性市场;意味着不发达国家的购买者需要付出比自由采购更贵的价钱—据联合国计算，他们平均要多付25%。这样，官方的援助数字也夸大了同样的比数。60-61

我们不需要聆听美国总统说些什么，许多话可能都是谎言。但肯尼迪总统1961年所说的一段话似乎不可不信，他说:“对外援助是美国在全世界保持影响和控制、并且支持许多本来肯定要垮台或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的一种方法”;同样，尼克松总统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曾说:“让我们记住，美国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别的国家，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61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把援助和不发达国家出现的大量债务相联系，似乎就可以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政策实行某种长期控制。如果不发达国家承认这些债务，发达国家就可以坚持要它们的经济政策能保证偿还债务。而拒绝承认其债务则可以成为发达国家采取更赤裸裸干预的借口，也许就像1966年发生在加纳和印尼的那样，以及1961年发生在古巴的未逞阴谋那样。61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发展援助”的实际效果也许在于把某些资源从富国转移给了穷国，虽然随着大多数先进国家援助拨款的下降和不发达国家到期还债款的增加，这种转移似乎只能是短暂的过程。62

但是对于私人对外投资问题，巴兰和其他大多数左翼经济学家认为不仅不存在这种资源的实际转移，这种投资扭曲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而且实际上使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的经济剩余减少了。对外投资是榨取这些国家经济剩余的一种巧妙方式，表现为支付利润、红利、专利费、管理费、外国技术人员及顾问高薪、虚假的航运公司以及对子公司支付提高了的转移费等—这些支付大大高于原先向不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总额。62

除非预期对外投资能在一合理的时间内获得的利润超出当初的投资，否则就根本不会发生投资。62

因此，说外国投资像一个汲取不发达国家经济剩余的水泵，等于是在抨击世界的财产所有权休制。63-64

但外貌极少与实际相符合。国有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发达国家中，远非是一种反帝国主义武器，而如同在发达国家那样是一种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如果国有化提供足够数目的补偿—通常是很慷慨的—正符合资本家的需要。它可以把他们从无利润的不可预料的资产中解救出来。当补偿过度时，国有化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经济剩余的流出。国有化后订立的管理合同通常对国有化的企业而言非常有利可图。但它总是广受瞩目。6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关系并不发生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人和机构之间。经济援助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借贷，分期还款和利息支付也以同样方式反馈。资本主义大公司投资于其子公司，子公司则汇回部分利润给母公司;贸易是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间按世界市场价格进行的;而有些贸易则是跨国公司不同分支之间按内部转移价格进行的;更多的贸易往往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按协定价格结算。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不论其国籍，都雇佣工资劳动者;这样，虽然在这两类国家的工资劳动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间接经济关系还是存在的。66,68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经济剩余是怎样从不发达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的。首先，这种转移可以通过援助关系而发生，即如果归还旧债和支付新债的利息大于整个新的资本流动;不管如何，大量新积累起来的资金就这样流失了。其次是外国投资;除了扭曲不发达国家资源使用外，如果利润的外流大于新投资的流人会自接导致经济剩余的外流;此外还有其他的资金流动，表现为管理合同，专利费，工业生产方法特许费等。第三是贸易，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的贸易商比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商或出口商具有更大的笔断力量)部分地使经济剩余转移出去。这也可以通过伪装成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方式进行:〕这些跨国公司可以调整其转移价格，以致不发达国家原拟对之征税的利润，由于跨国的子公司对进口货支付高价，对输往其他伙伴子公司的出口货定低价而私下偷逃出不发达国家。68

援助、投资和贸易相互依存，都要从不发达国家榨取经济剩余:大跨国公司各子公司间的贸易只是这种相互依存的一个例子: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如相当多的援助为私人投资铺平了道路。约有60%的援助(包括赠款和贷款)是限定购买援助国的产品的。如果这些产品根据国际标准并非没有竟争力，那么限定购买自然就不必要了。结果是，援款的这种限定购买给了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尤其是生产资料生产商)一种更强的垄断地位，从而就长期确立了一种不等价交换的形式。而且由于采购的生产资料决定了以后需要购买的产品和零部件，因而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影响大大高于第一次限定购买援助所产生的不等价交换。因此，政府与政府之间“援助”反成为“援助国”生产资料生产商得到的补贴。这决非是对发展的援助，而是某些资本家收入再分配的隐蔽形式而已。68-69

劳动大众都受到剥削，即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大于所获得的工资。这种剥削的比率确实因国而异;明显地表现为世界不同地区工资水平的极不相等。通过不等价交换以及发达国家资本在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通过援助、投资和贸易)中获取的其他利益，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地区的工人可以在短期内以其他地区的工人受到损害为代价得到些好处。这一论点正是列宁关于发达国家“工人贵族”理论的基础。上面的图示表明，虽然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其他有利条件，有能力(有时是长期的)降低对发达国家工人的剥削率，但他们只有在保持其在不发达国家中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可能这样做。69

一国的实际经济剩余是它的产值和消费值之间的差额。用后凯恩斯经济统计学常用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相当于与工人、资本家和政府的消费相对立的投资额。正如巴兰(原书第132页，脚注1)所指出的，它的范围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要小，后者相当于工人的生产和消费之差，因而包含了资本家和政府的消费。概念上的差别在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依据财产所有关系而界定的，而巴兰的“剩余”是更多地依据消费需求而界定的。因此对巴兰来说这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东西。70

然而，对巴兰来说，真正重要的概念不是实际经济剩余而是潜在剩余，后者十分接近于、但不等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两者的差异是，巴兰认为潜在剩余包含国家的消费支出(如军事开支)和一切“不必需”的消费—为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费—以及非生产性劳动力的工资价值。换句话说，潜在剩余指在不同于现在的社会体制下所有可用之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价值。70-71

但是巴兰关于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潜在)剩余会有所增长的论断，是以完全可靠的常识为基础的。首先，随着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超过必需消费以上的数额显然就会增多。当然，正如巴兰所指出的那样，习惯性的必需消费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我们还可以说，这种增长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有其实际的客观必然性。一个穷人生活在美国事实上要比生活在非洲花费得更多，因为物价和整个生活方式(决定着能够购买什么)受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富人的生活方式的支配。所以从这一点讲我们不能先验地认为剩余的份额就一定会增长，虽然我们假设它会这样。此外，巴兰认为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去工作，以值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得以保持下去，而这些劳动与实际的客观消费需求根本毫无联系。尤其是广告和促销，资本家需要以此出售产品和其他资本家竞争，但却非社会之所需。71

巴兰的潜在剩余概念中还有一层含义不同于马克思。他认为潜在剩余是潜在产值(如果全部可用的生产要索都加以利用)和必需消费之间的差额。因而未利用生产能力的余裕的增长，部分地证明了经济剩余的增长趋势。72

例如他赞同关于政府支出一般会消灭大量失业的分析;他赞同关于“储蓄”和“投资”(巴兰称之为“剩余的创造”和“剩余的吸收”)的实际水平实际上总是相等的分析。在储蓄动机和投资动机不相一致时，就通过改变收入和就业人数来调整。因此，如果剩余的创造(储蓄)大于企业的投资动机时，产值和就业人数就会下降;他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即认为这是正常状况。对此，他使用了不同于凯恩斯的语言:他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说，无法吸收的剩余也无法创造出来;两者的论点是一样的。巴兰也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周期观点，这与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资本存量调整原理”(投资同国民收人与现有资本存量的比数相关联)几乎完全一致。73-74

巴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使社会主义国家付出了大量的代价。但他没有提及问题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能够唤起人民建设新社会的责任感和为之努力工作。一种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也许本质上不是一个易于动员人民参与的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也许不能够得到有助于参与的技术教育和转换岗位的平稳过程。而有时以产品质量为代价发展较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则可以成为实现那种参与和动员的条件。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无疑得益于作常高的投资率和所采用的高度机械化。但也有所失，因为苏联领导人在选用这一工业化方法中，奉行了一种注定使工业化的大多数参与者成为牺牲品的政策。换言之，它失去了群众普遍参加建设新经济和新社会的不可估量的好处。它在这方面的损失不仅贯串工业化的整个过程，而且更为持久。77

巴兰的最后结论是，当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中导致停滞或军国主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时，在不发达国家中则扼杀经济发展的一切努力。资本主义不再能被认为是一种世界进步力量。78

那末他对正在改变的情况是怎样看的呢?毫无疑问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至少在目前为资本主义收买了，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工人贵族。这一观点在他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一书中说得更加清楚。他们认为:

“由于好几方面的原因，我们这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己完全国际化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力，在马克思的时代属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已转到了不发达国家的劳苦大众手中，他们正在为从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中解放出来面斗争。”80

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主题。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的书名和内容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且许多代经济思想家，不管他们为自己的著作取了什么名称，都是关心分析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的。他们对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关注，渊源于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敏锐观察和研究，同时导致他们坚信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大大妨碍了生产资源的发展。不管他们谈及重商主义外贸理论的谬误还是行会制的僵化，不管这个问题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相关还是与地主阶级的作用相关，古典经济学家都毫无困难地指出，经济发展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废除过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体制，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使私人企业和个人获得充分的机会，不受妨碍地开展经营。85

他们并非只囿于批判当时的社会，而不试图积极地提供对上升中的资本主义秩序的运行原则的分析。相反，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才使我们有了今天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的许多了解。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作出巨大的努力进行科学的、广泛宣扬的分析，其主要动力在于他们强烈地感到，必须说服公众相信摆脱封建和半封建枷锁的紧迫性。在这种意义上，把古典经济学派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联系起来，与现代资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是完全恰当的。用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的话来说：

“经济自由制度并非只是关于不进行干预的一种孤立的建议。它迫切要求废除被认为是反社会的障碍，并且解放个人自由开拓的积极性的巨大潜力。当然，在现实世界上，正是以上述的精神，该制度的倡导者致力于反对这些障碍的主要形式：反对受控制的那些企业和公司的特权，反对学徒法，反对对迁移的限制，反对对进口的限制。在自由贸易运动中出现的这种讨伐意识在使企业自由发展和解放人的能力的总的运动氛围下是很典型的，毫无疑问，古典经济学家是这场运动的精神上的开路先锋。”86

然而，一旦资本主义完全确立，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牢固树立之后，这种秩序就被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为历史的“终点站”，关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讨论完全停止了。波士顿一位夫人在答复是否她旅游过许多地方，她认为她不需要旅游，因为她十分幸运就出生在波士顿，像她一样，新古典经济学家恰好与其前辈古典经济学家形成鲜明对照，不大关心旅游问题，而是要关心如何尽可能好地利用和布置他们所住的房子。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房子不是十分完美的。87

自然不会飞跃，这显然意味着不考虑采取任何行动，它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座右铭。

因为经济发展的含义恰恰与马歇尔在他的《原理》这本书的扉页上所载的相反。它包含了一个原始的但至关重要的事实—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即在历史上经济发展一直意味着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主要体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方而的深远变革。经济发展总是由对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感兴趣的阶级和集团推动，总是受到对维持现状感兴趣的阶级和集团的反对和阻挠，后者从现有的道德准则、风俗和体制中，从现有的社会结构中获得了无穷的好处，形成了白己的思想习惯和立足点。87

事实上，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开始就鼓吹资本主义，并且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最巧妙、也许最有影响的说明，必然会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其他分支共命运。只要理由和历史教训明显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愚昧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一边，人们就会信心十足地请出历史和理性作为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最高仲裁者。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与理性和历史思潮结成的这个神圣联盟的见证人，18世纪百科全书派和新兴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显得无比辉煌。

但是，当理性和历史研究开始揭露资本主义秩序的不合理性、局限性和过渡性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开始放弃理性和历史了。不管这种放弃是否披上合理主义外衣，被迫走向自我灭亡并转变为现代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或者老实地以某种存在主义哲学形式出现，傲慢地拒绝寻求和依靠对历史的合理理解，其结果是资产阶级思想(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经济学)进一步变成仔细包装起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大杂烩，以满足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和发挥这种秩序的作用的需要。88

最初，经济学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索，致力于寻求和建立能充分推动人类事业前进的经济制度的运营原则。后来经济学反对起自己过去的做法，变成只想解释现状，证明现状的合理性，同时谴责和压制所有用理性的标准判断现行经济秩序的努力，以及了解现有环境的根源及其包含的发展潜力的努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学家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88-89

因此，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研究交给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持异端的”学派来完成了。89

事实上，当新古典经济学家忙于进一步修饰静态均衡分析，并且精心阐述更多的论据，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和内在和谐时，资本主义本身经历了深远的改造。

到19世纪末，西方世界工业化第一阶段接近完成。彻底利用当时能获得的技术(主要以煤和蒸汽为基础)的经济后果，不仅是重工业的大发展、产量的巨增、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的革命，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资本的聚集和集中有很大发展，大型企业取代和兼并了小型企业，登上经济舞合的中心。大型企业打破了调节经济制度运行的竞争机制(不管好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特点—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正在迅速解体。90

一度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行不通的“科学”和“客观的”发现被苏联工业化成就驳倒了。91

凯恩斯的“新经济学”是为了对付萧条和失业等目前问题以及主要论述短期问题才搞起来的，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原来的范围。在试图阐明产量、就业和收入水平短期变化的决定因素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完全的不合理性，是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特征的生产潜力与生产业绩之间的惊人差距。冒着完全夸大凯恩斯思想成就的风险，也许可以说，凯恩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取得了黑格尔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取得的同样成就。凯恩斯用传统的理论工具，不逾越“纯经济学”范围，忠实地避免把整个社会经济过程看作一个整体，他的分析把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推向顶峰，并且探讨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全部结构。实际上，它等于是传统经济学的“梵蒂冈”正式承认了，不稳定、转向停滞的强烈倾向、人类和物质资源长期不被充分利用，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它不言而喻地否定了学院经济学派积极捍卫的经济学“纯洁性”，因为它揭示出为了理解经济发展过程，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收人分配、国家的作用和其他“外生”因素的极端重要性。91-92

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准则和“功能金融”方案指导下的“福利国家”实际上仍停留在纸而上。倒是法西斯德国前所未有地在建立使它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机器时十分广泛地利用了凯恩斯的观点。9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繁荣的年代中止了凯恩斯对资本过度积累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担忧。某些国家医治战争创伤的要求，另一些国家对企业和消费者推迟了的需求的满足，以及把大战期间(每每与战争有关)搞成的技术革新转用于再生产的呼吁，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在不可辩驳的事实的不可抵挡的压力之下，勉强地“咽下”凯恩斯学说的反资本主义的内涵的经济学家，怀着明显的欣慰心情，又像惯常那样歌颂资本主义的和谐。他们一方面继续“密切关注显著的事实”，一方面欣喜地开始讨论通货膨胀构成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平衡的主要威胁，并且再次宣称过度储蓄、生产能力过剩和经济萧条都是遥远和落后的往昔的遗迹。在颂扬市场经济的优点及美化垄断和大企业的同时，经济学完全抛弃了由于凯恩斯革命而达到的任何进展，重新回到对‘幸福的20年代”的自满状态。93

声势日益壮大的推翻整座资本主义大厦，结束极大多数人的落后和被征服状态的运动本身，可能已经使美国和坐在帝国主义金字塔尖端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感到十分不安了。但是使得这种不安变成一种近乎恐慌状态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惊人发展对不发达国家的动荡不安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苏联在大战期间的军事业绩以及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的迅速恢复，最终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实力和活力。人们不再怀疑，以全面经济规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运行、发展和经受住最难以对付的历史考验—没有私人企业的利益，没有生产资料中的私人所有制。而且，在大战之后许多附属国经历了社会革命，从而走上了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道路。东欧和东南欧，更重要的是中国，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轨道，成为鼓舞和激励其他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源泉。94

而且像二、三个世纪之前一样，触及到两种对立的社会秩序之间广泛而尖锐的斗争的实质。已经变化的也许是戏剧的主要角色，而不是戏剧的性质和情节。如果17和18世纪时争取进步的斗争就是反对过时的封建制度的斗争，那么同样的，为争取无论是发达的还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所必需的条件的努力，会不断地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发生冲突。因此对美国(同时也对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来说，全世界争取经济发展的运动必然导致广泛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统治体系—这是一场革命运动，如果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收买、阻止，如果有可能，粉碎它。95

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论，持续的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相容性已为最近一些关于经济增长的著作所凸现出来。论及用现有人力物力所能达到的速度增加产量必须实现的具体条件—多马、哈罗德、科尔姆等以不同的方式阐述—极其明确地指出，这种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垄断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对利润极大化的要求相当严厉地束缚了消费和私人投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职能和社会基础同样严格地决定了政府开支的性质和规模。结果，无论最高产量、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合理配置，还是事先确定的与减少工作负担相结合的产出水平，都难以指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看来更可能的是不断地重复出现战争诱发的产量猛增和萧条诱发的失业洪流之间的可怕困境。95

确切无疑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利益。向工业国供应多种重要原料，向工业国的公司提供大量利润和投资出路，落后的国家总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必要内地。因此，美国及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竭力反对所谓“资源国”的工业化，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综合加工经济的兴起。这种反对看来不管不发达国家政体的性质，只要这些国家寻求减少外国对其经济的控制，并且制订了独立发展的措施。不管反对外国统治的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民主选举的政府，还是英属圭亚那土著人的群众运动《如同在肯尼亚、菲律宾或印度支那》、或者民族主义政府(如同在伊朗、埃及或阿根廷)，外交阴谋、经济压力和政治颠覆等所有手段就都被用来推翻不顺从国家的政府，用愿意为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服务的政客取而代之。96

如同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声称他们庄园继续实行农奴制，是保护基督教不受无神论自由派攻击的必要措施一样，西方统治阶级也把他们维持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运动称为对民主和自由的捍卫。正如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声称他们对粮食实行高关税，仅仅是由于他们深刻关心在战争条件下保持德国的粮食供应一样，西方大公司声称，他们渴望保护在国外的投资以及确保原料从落后世界正常输人，是出于为“自由世界”获得必要的战略物资的爱国心。97

反对不发达国家独立发展的“联合行动”的武器库就是一整套政治的和思想的策略。首先是广泛传播西方政治家的声明，赞成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确，现在说得很多的是，发达国家为落后地区的经济进展提供的援助和支持。这种进展被当作慢慢地、逐步地政善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以期减少那里人民要求工业化的压力，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运动。97

只有通过与保守后退的势力的坚决斗争，通过对落后停滞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才能实现发展和增长。由于社会组织—不管它多么不适当—从来不会自行消失，由于统治阶级—不管它怎样寄生—从来不会交出权力，除非受到极大的压力被迫这么做，只有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人民把全部精力和能力投人到反对旧制度的堡垒的斗争中去，发展和进步才有可能取得。  

 但是，西方列强现在进行的、对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讨伐，依赖于动员一批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力量。它会把那些必然激烈反对真正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社会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组成国际联盟，并使关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服从于加强这种联盟的目的。这种联盟向不发达国家中明显反对经济发展的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使不然会被争取更合理、更进步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人民运动拉下马的政府保住权力。98

而且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殖民地人民取得的政治独立所产生的结果通常与殖民地人民自己所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新赢得的政治独立通常仅归结为他们的西方宗主国的改变，比较年青、更有创业精神、更具活力的帝国主义强国夺取了从老的、现已削弱的帝国主义国家手里失落的控制权。因此，凡是政治上不再可能通过老式的、妥协的殖民地政府来管理和仅仅依靠经济渗透施加控制的地方，美帝国主义主持(或容忍)了殖民地的政治独立，接着成为新“解放”地区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从非洲、东南亚和近东可以看到美国扩大其影响的两种方法。99

像往常一样，社会科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有系统的努力预防(或者至少延迟)殖民地和附属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提供了必要的理由。在种种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的促进下，西方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已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上去。99

在经济研究领域，现在大部分精力放到试图证明发达国家本身是通过自发、缓慢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循序的框架内，没有重大冲击和革命激变—才达到今天这种发展水平的。据称，事实上正是没有什么政治动荡以及社会制度连续稳定，才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出现和兴旺提供了必要的“气候”，而这些企业家又反过来在推动经济进步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相应地，大量财力正用于改写资本主义历史的广泛运动。它的目的是恢复“强盗资本家”的名誉以及作为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者的英雄的光辉形象。它的有关任务是减少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开创与发展相联系的挫折和痛苦。

因此经济学界有历史头脑的成员设法证明，依靠自由市场和私人创新等力量，在过去没有作出过分的牺牲就取得了经济发展，而且显然从中可以引出教训，即这个方法至今仍是取得经济进步的最值得赞扬的途径。99-100

改革协调理论形成的不可逾越的困难。他们含意明显地列出了所有各种或多或少与经济发展问题相关但“我们了解得不充分”的事件;他们强调在动态条件下如何合理地配置资源尚缺乏明确的标准;他们阐述了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特点、本地管理人才的匮乏、国际收支可能的逆差等原因造成的对工业化的障碍，结果所有花在迅速发展经济上的努力看来好像在没有航线图的海洋上冒险，完全违背了所有公认的经济推理。

含蓄地或明确地贬低不发达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运动，把这场运动说或是愚昧无知的群氓的可悲的急躁情绪和缺乏理智受邪恶的、垂涎权力的政客卑鄙地操纵的表现，所有这些恶意中伤还得到新马尔萨斯主义分子的协助，后者认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这些国家人口“过度”增长的必然结果，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分子认为只要人口增长不停止，这些地区发展经济的全部打算都是空想。100-101

让我们把经济成长(即发展)定义为人均产量随时间推移而增加。103

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庇古的比喻:一位绅士娶了他的女厨师，因而减少了国民收入。人们同样很容易想象出强制性向妻子支付服务费而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巨大增加。104

会问自己这种增加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可能是下列一个事态(或几个事态一起)造成的结果：

(l)组织或(和)技术不改变，但总资源的利用扩大了，就是说，以前未被利用的资源(人力、土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了；

(2)由于组织上采取了措施，即把工人从劳动生产率低下或缺乏的岗位调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延长工作日，改善营养，加强对工入的激励，生产方法的合理化，以及更节约地利用燃料和原料等，提高了单位资源的生产率；

(3)社会的“技术援助”更加有力，即(a)更有效的生产设施取代老化或过时的工厂和设备;(b)添置新的(技术上作了改进或保持不变的)生产设施，充实已有的设备。

前三个扩大产出的措施—(1)，(2)和(3)（a）－典型地与净投资无关。尽管也许不可能把实际上增加的产出恰当地分别计入这四个措施，但毫无疑问，增加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和增加对添置生产设备的净投资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了。104

只有社会总产出超过当时社会消费所需要的以及补偿在该期间使用的生产设施的损耗，才会有净投资。因此，任何特定时间里社会中的净投资的性质和数量取决于当时产生的经济剩余的规模和利用方式。105-106

实际经济剩余，就是社会当前实际劳动产品与社会当前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从而与当前节余和积累同义。具体体现在该时期社会财富所增加的各种资产:生产性工具设备，库存，对外结余和黄金存量。107

实际上，为了理解经济过程，有必要按所述资产的经济职能，而不是按其自然性质来加以区分，即看它们是否作为最终产品进人消费领域或是作为生产资料为后期生产的增长服务。从而作为享乐用的小汽车应是消费品，而用作出租的同样的小汽车则是一项投资品。108

潜在经济剩余，指的是在一定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可认为必需消费品之间的差额。它的实现必须以或多或少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重大的改组为先决条件，并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主要是那些高收入阶层，但是在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也包含一些中产阶级)，

第二是社会中由于非生产性工人的存在而损失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现存的生产机制结构不合理，不节约而失去的产品，

第四是主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工人失业所未能体现的产品。108-109

这些障碍可归结为一个事实，即潜在经济剩余这一类别，自身越出了当时社会秩序的范畴，它不仅涉及某一特定社会经济组织可察觉的活动成就，而且也涉及到对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社会的不容易感知的想象力。109

实际上，如果从封建主义的观点来看，凡是适合并有助于封建制度的维持和稳定的事物都是必需的，生产性的和合理的。而凡是与当时社会秩序的确保和行使职能相低触和无关紧要的事物都是非必需的，非生产性和无用的。按照这样的标准，马尔萨斯坚定地为封建贵族的过度消费作辩护，指出这种挥霍浪费有刺激就业的作用。另一方面，处于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无保留地猛烈抨击旧制度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挥霍浪费，指摘许多最受尊重的官员，体制的寄生性。109

资本主义经济学通过把市场提高到作为检验合理化和效率的唯一标准的地位，不再谈论必需消费和非必需消费之间的区别，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以及实际剩余与潜在剩余之间的区别。非必需消费被肯定为具有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刺激性，非生产性劳动被赞美为能间接地发展生产，经济衰退和工人失业被视为是对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一种代价，甚至连挥霍浪费也被宽恕为是维护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110

一个人的行为是他赖以生存和成长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正是这一社会制度塑造并确定了该人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他的希望以及他的忧患。正是社会群体这种能塑造个性的机制并对特定人类生存形式赋予物质和精神机体的能力，使得社会群体形成为一种社会体制。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力图用社会制度自身形成的结果来评价这种制度，赞赏其所谓的高效率和对人类福利的贡献。112

假定吃人者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符合他们的社会信念的，他们的首领侮年可以取得与他的财富、地位、社会关系相称的许多人来。并且，其他的吃人者也能从自由市场上自由购买并吃掉同他们边际生产率相当的外族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最优状态了吗?就可以说吃人者的福利已得到妥善照顾了吗?显而易见，决非这么回事。我们所论证的只是吃人社会的实践或多或少完全遵循他们社会所形成的思想准则。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思想准则本身的有效性或合理性，也没有说过它们.与社会福利有任何联系。113

因此，福利经济学极像强制性孵卵一样探讨现行经济组织能满足其自订的游戏规则的程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机制有效地组织起来(以生产出为其生产结构所确定的产值和产品品种)的程度。此外，它还致力于探讨现行经济组织的资源分配能适应消费需要(这种需要为现行经济组织所塑造的财富和收人分配、人民消费爱好和价值观念所确定)的程度。这些探讨都完全没有触及到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条件，也完全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和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增进或损害人民福利的程序。113

答案就是可用之于检验某一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及其全面开发人类才智的能力之唯一标准是客观理性、正是客观理性成了麦西维尔·霍布斯等人批判当时社会的武器，也正是客观理性启发了斯密和李嘉图把当时的封建主、朝巨、教士称之为寄生虫，因为这些人不仅没有对社会进步起任何作用，相反还排除了社会进步的一切可能性。114

同样，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在社会意识和心理上都处于富有竞争心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和阶层)的经济学家，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浪费性及其在文化上的影响其有一定的洞察力。他们不正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垄断的事实，但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所付出的经济、社会和人力方面的某些代价，认识了过度消费、非生产性活动的某些最为明显的表现，“经济保皇主义”的非理性和残酷性。与此同时，那些从早期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或直接进人“新时期”的学者，在揭露过去的竞争制度—资本主义竞争时期—的实质时，目光也时常十分敏锐。

在资产阶级思想内部的这股力量至少为恰当地估价潜在经济残余的性质(和量)提供了一定的深刻见解(和信息)的同时，那些在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个别成员之间经常隐蔽而不时地爆发的利害冲突，给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又一机会。例如，在战争时期，当夺取胜利成为统治阶级压倒一切的利益时，客观理性的内涵是可以凌驾于个别利益和主观效益之上的，不管是强制服役，战时经济管制，对必需供应物资的征用和没收，客观需要被认为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并被赋予远较市场行为所显示的个人爱好更为重要的地位。但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当对客观理性的认识成为有危险性的社会批判根源时，资产阶级思想便仓促地从已暂占领的前进阵地上撤出，退回到不可知论和“实用知识”的老路上去。115

上述讨论表明，市场定价不能当作评审某一社会经济组织的合适性和有效性的合理标准。事实上正如上面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接受这样的标准将会陷入一种循环推论的困境，即把反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的某种重要机制作为尺度去评判该社会经济结构。因此，什么是生产性劳动，什么是非生产性劳动是不能单看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日常行为来确定的。它必须从历史发展的需要和潜力的角度，根据客观理性来具体确定。117

按照这样的思路，资本主义国家中进人市场的、也就是计入国民收人统计中的为数不小的一部分商品和劳务代表非生产性劳动。必须弄清，所有这些产品和劳务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框架内都是生产性的和有用的，也似乎确实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自不待言，从事这种劳动的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体面的公民”，为每天的工资而勤奋工作的诚恳的人。117

最广义地说，它包括为了满足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和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产品和劳务需求而从事的全部劳动，这在合理组织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例如这些非生产性工人中有很多从事于制造军备、各种奢侈品和炫耀品。其他还有政府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逃税专家、公共关系专家等。再就是广告商、经纪人、商人、投机牟利者等等。118

事实上，当实行计划经济时，某些非生产性工人立即就消失了，其他的则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体制中，例如苏联，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可以这样说，我们所说的非生产性劳动消失的程度和诸如军队、教会等组织解体的程度，以及从中解脱出来的人力、物力资源被用来增进人类福利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最重要的标志。119

然而，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这种规模经济已得到充分利用的工厂是相对极少的，而且商标名目不同的商品在市场上的有限销路以及各别工厂所能获得资本的有限性使得众多工厂的规模比之合理规模要小(经常要小得多)。小规模、低效率和冗余工厂的存在和扩散—不仅在工业，尤其在农业、商业和服务行业—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是难于充分估计的。122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看一下大企业中庞大的所谓管理费用，高得骇人的开支账目、高级经理人员的高薪;而这些高薪人员对企业的产值没有作出贡献，只是凭藉他们的金融联系、个人影响力或个性特点特别能适应企业经营的需要而获得其收入。123

美国农业部皮恩博士在把这方面可利用的劳动力计算进去，并把30年代预期会出现的生产率增长数以及20年代的实际增长数都考虑在内后，估计1929年后这段时间内国民收人的损失为29亿美元。126

战时的动员情况，比一切统计数字更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经济中所隐藏而未加利用的生产潜力有多大。众所周知，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不仅能建立起一支1200万人的军事机器，生产出大量军务，并以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盟国，同时还增加对国内人民的消费供应。换言之，这次战争—人类历史卜规模和代价都最大的一次—是美国动员了其潜在经济剩余的一部分所支援下来的。126-127

计划经济剩余就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综合经济计划体制的范畴。它是指介于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有计划地“最佳”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得到的社会最终产值为一方和所选定的“最佳”消费值为另一方之间的差额。这里所谓“最佳”的含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赋予该词的意义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们并不反映为个别企业利润所考虑并为资本主义社会收人分布、爱好和社会势力所决定的那种生产消费结构;它们体现着一种为理性和科学所主导的社会主义的精密决策。因此，就资源利用而一言，它意味着社会生产设施的意义深远的合理化(消除低效率的生产单位，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等)，去除冗余的产品差别，消灭非生产:性劳动(按以上的定义)和实行科学的保护人力、自然资源政策等等。127-128

这里的“最佳”也并不指一国在任何时候所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值。它可以是由于考虑到自觉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受教育时间或有意识取代某些繁重生产方式(如采煤)等因素而小于最高水平的产值。重要的是其产值不是由个别企业家或公司的互不协调的决策所确定的偶然产物，而是由表达全社会在任何特定时间所想达到的生产、消费、积累和投资愿望的合理化计划所确定。128

M.卡莱斯基最简明地表述了计划经济易于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中最明显的不合理性—由于需求造成的失业—，说:“考虑一下社会主义制度下减少投资所产生的影响是很有益的。从生产投资品方面解脱出来的劳动者，将可能用于消费品产业。所增产的这些消费品将通过减价而被消费者吸收。由于社会主义产业的利润等于投资，价格将会减低到这样的限度，即所减少的利润将等于投资值的压缩额。换言之，通过把相对于成本的价格下降，可以达到充分就业。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格—成本关系是确定的，利润下降的数额等于通过产值和就业人员减少所导致的投资和资本家消费的下降额之和，荒谬的是虽则资本主义辩护士认为‘价格机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但价格弹性却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性。”见《经济动力学理论》第62页及其后(伦敦，1954年)128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速率和方向，依赖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和利用的方式。而这些又取决于(而它们本身也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以及那些关系所限定的经济剩余的分配制度。130

这里只须强调的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表明经济剩余的榨取方式、利用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剩余的规模等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极为重要的含义。事实上，他们也已看到了能为经济迅速发展作准备的基本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既定的生产力和产出水平为基础的经济剩余的极大化—毕竟，这个问题在封建主义条件下也在解决—而主要是由于其合理的生产性利用。131

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秩序中没有不对资本积累作出贡献的非生产性工人的空间。封建主义时期奴仆成群的奢华生活以及中世纪城镇富人的纵情享乐都不再被允许吞食经济剩余。对上帝的崇拜也得减少花费：教堂不再豪华修缮;谦卑的牧师主持的简朴的仪式将取代由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的辛勤而富有的主教们举办的奢华的盛会。132

 然而，更重要的是被认为是最贪婪的经济剩余的要求者之一：一个可追溯到封建时代的散乱的、腐败及低效率的政府网络，如果它没有消失，也将大大地削减。对这一点，古典经济学家是非常坦率和坚持的。

亚当·斯密说过:“王公大臣不自反省，而颁布节俭法令……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133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主要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巨大变化，也表现在大幅度的削减教会所占的经济剩余份额—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一发现应归功于韦伯。135

在经济发展前景的晴空上仅有的一片阴云是耽心农业上的报酬递减。食品成本的提高，将使构成劳动者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提高，结果，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收人稳定增长，与此相应的是给利润这一主要的资本积累的来源带来压力。李嘉图警告说:“地主的利益永远是和消费者以及制造业者的利益对立的。”②资本家阶级的最高利益是对封建主作斗争。对生产过程无所贡献的土地所有者，将会攫取经济剩余的不断增大的一部分，并将其挥霍于非生产性的用途中。李嘉图便是代表资本家阶级最高利益的杰出代言入之一。135

几乎不需要指出，如此仓促绘制的这幅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蓝图，至多也只是一种遗憾，且在一些重要方面，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竞争阶段的描述甚至是不正确的。然而，这幅图画对我们来说仍具保存价值，至少它较为简略地描绘出这一机制的基本原则，这个机制确实提供了大规模的生产投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发展、技术的重大进步以及产出和消费的巨大增长等。136

我们曾在讨论潜在的经济剩余的过程中说过，关于失业，生产力过剩，削减农业生产等等足以显示，除战争年代之外，当今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生产的产品产量比现有设备、资源和人力—允许人们合理的安排工作与闲暇时间，所可能生产的产品产量要小，而且常常要小得多。追求个人利益、商人之间的竞争、市场机制的运行等因素通常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动力，足以推动经济产生更大的经济进步，但不可能达到与技术发展、人口增长和创造性潜力相一致的增长率。137

的确，由于最大总产出仅零星地出现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而生产不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竞争的资本主义之中更为严重，经济剩余必然相应地远远低于它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另外，我们必须清楚“尽可能大”的经济剩余以及“最低限度”的工资(以及大众消费)水平的含义，以使从最大产出中产生最大剩余。140

在过去的50年间，无论挣工资的人得到的收人份额的增长多么微不足道，其大部分也不是由工人阶级的地位增强而获得的，而是由于工人队伍因吸收过去独立的小商人、工匠等而壮大所取得的。142-143

就是说，大型企业和垄断的发展将主要影响资本主义企业间利润的分配，而不是国民收入中总利润的相对份额。卡莱斯基是这样论述的:

“大公司的增长引起的垄断程度的加剧，结果使收入从其他厂商转移到了由这些公司支配的厂商手中。正是以这种方式，收人的重新分配是从小企业转移到大企业。”144

迄今所能见到最新资料的1951年，1373家公司(占公司总数的0.23%)占全部公司净利润的54％，747家公司(占总公司数的0.12%)占全部公司净利润的46.9%。145

在这一领域，我们发现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竞争资本主义之间的显著差异就是经济剩余在它的攫取者之间的分配。正像从封建主义到竞争资本主义的转换不仅使经济剩余迅速增长，也使它从封建地主手中转移到资本家手中一样从竟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导致了经济剩余绝对数量的极大增长，并完成了对经济剩余的控制从小资本家向大公司巨头的转变。146

在l9世纪最后25年和20世纪最初的25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垄断及寡头垄断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偏见。然而，学院经济学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背景与环境，表达了强迫竞争的、无援地注视着大型垄断企业飚升的小商人的失重和焦虑。学院经济学不能从向前看的历史观点去看大型企业的增长。因此，一切向垄断开火的进攻手段都来源于完全竞争理论的武库—小商人的思想体系—而大型企业的不良影响主要被看作是对自由市场理想的安排的歪曲。把小商人的利益等同于全社会的利益，这种对垄断的谴责，责怪它歪曲了理想的收入分配，虽然问题事实上在于垄断对利润分配产生影响。由担心和妒忌产生的矛盾心理，使垄断的批评家们抨击了降低消费者福利的垄断价格和产出政策，虽然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大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面对着大型企业社会影响和权力的增长，垄断的敌人对威胁到民主与自由的垄断的政治地位给予诋毁，虽然问题在于它威胁了小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早期的支配地位。维持现状，紧紧抓住最好世界的幻想，不能从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来思考问题，资产阶级对大型企业和大商业所抱有的相当程度的敌意使他们不能理性地理解垄断对投资和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148-149

因此，除了给予超额利润的胡萝卜外，竞争体制还挥舞破产的大棒来促进和推动投资与技术进步。在这场竞争的竞赛中“魔鬼抓住了跑在最后的”，效益和活力次佳的厂商倒在路边的情况，在市场机制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些早期发展的超生产力则趋于消失。这种状况周而复始，当新的技术再次产生用于吸引追加投资的超额利润时，过多的生产力将使突破新的降低成本的生产方法更为艰难而妨碍行业中新的投资。158

这便是马克思着重强调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在资本主义竞争阶段，超额利润的出现、消失、再现，会产生投资变大，实际上超量的强劲趋势。结果挥霍了经济剩余，使资本资产在早期遭到毁灭，由于技术发展难以预料的变化以及偶然出现的一些超额利润，引起了投资决定和资本损失。然而，在平衡表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组织被认为能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提供充足的(或接近充足的)渠道以吸收经济剩余—虽然这种投资给社会构成了损失，并反过来使增长率大大低于增长潜力，其损失反映在产出和就业均低于正常水平。159-160

行业中厂商的数量很小，典型的厂商的规模很大，且它面对的市场复杂，销售的产品即使物理性状差别不大但极易通过商标、激烈的广告被辨认出来。在这种场合下，进人行业的条件便具有了一种全新的特征。且不考虑由于一些现存大型企业拥有诸如专利，政府特许等而造成的法律障碍，仅建立一个新的厂商所需要的资本数量就大得惊人。161

不仅以目前的技术标准，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科技先进的工厂不仅十分昂贵，而且对一个新的厂商来说，最初的广告费、促销等活动均需要一大笔投资。另外，最初所要求的“资产”(良好的意愿，市场条件等)的暂驻性，大大增加了新产品的风险。这样一来，对小商人们，甚至商人(公司)集团来说，他们既不拥有必要的资金，也不能从资本市场里获得足够的支持，②因此他们是完全不可能进人的。熊彼特书中所写的大胆的冲劲十足的企业家，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传奇人物—如果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神话。161

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扩大产量都可能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利润极大化政策相违背。由于取决于对产品的需求弹性（边际收益曲线的形状由此而得到）产出的增长可能不会提高总利润，甚至会使其降低到增加产出前的水平。用保罗·斯威齐的话说：“垄断资本主义的投资政策不会受其总利润率或增加投资本身所获利润率的支配。它应受边际利润率的支配，即考虑到增加投资会增加产出，降低价格，从而减少过去的投资的利润。”162

然而，降低成本的努力可能被(且经常被)其它因素抵销。首先，保持现有投资价值量的愿望和直到设备折旧完毕才进行新的投资的愿望。162

按照这个规则，要使以新机器取代旧机器成为合理的，使用新机器所带来的节约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它不仅能支付新旧机器转换中资本损失的利息，同时也使在相对短的时期内资本损失得到弥补，这意味着只有重大的技术进步才会有“突破”的机会，否则就只有等到现在的机器损耗掉。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规则的运用明显取决于投资者或管理者准确预见新机器使用寿命的能力。新机器的这一使用寿命将决定使用它后所得产出之平均总成本。1 63

因此，尽管技术进步刺激投资，但在垄断和寡头垄断条件下，存在如下强烈倾向:即当技术条件大体不变时，才会购置新设备，或者当现有设备报废后，才会促进技术发展。163

“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新的降低成本技术被迫引进，即使废弃了虽过时但未贬值的机器使资本遭受损失。但是，在关于废弃的垄断理论支配下，只有当旧机器尚未折旧的价值至少能够被新的技术带来的节约所弥补时，新机器才会被引进。这样，发展速度将减缓，在一个更冷酷的竞争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形成新资本的出路被切断了。”164

资产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社会政治天平的份量的平等或至少相当，使得在资产阶级内部易于创造一种力量上的均衡，并且使得政府成为整个阶级的一种工具。于是，当这个基本的社会经济群体的政治观点表现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机制时，在资产阶级内部竞争中，政府应保持中立的思想准则就是信奉经济自动化即让市场力量自动调节的政府不干预纲领。178

所有与此持相反态度而进行斗争的参与者们，不仅在社会经济力量上变得愈加地不平等，而.巨上升中的大商家日益削弱资产阶级中其余的人反抗其优势的能力和决心。通过接管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又一个部门，它把以前的独立小商人、工匠和农民越来越多地变成大公司的雇员及代理人。尽管使他们经常拥有自己仍然独立的幻觉，但是，袭断企业使得他们的生计和社会地拉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仰赖于公司的鼻息。于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正式成员—尽管小但在重要性和力量上聊胜于无—竞争性的商人开始成为大企业的雇员，对大企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不再具有挑战的能力。或许甚至更为不祥的是，他逐渐失去了争夺这种位置的意愿，并使自己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们打成一片，敬仰他们像对英雄人物那样，认为他们值得尊敬和效仿。179

就如麦克斯·赫尔克海姆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整个历史上，“个人的价值总被那些有机会发展自己个性的人们所颂扬，而这恰恰又以牺牲别人的个性为代价”。实际上，大公司达到社会金字塔顶端以后，不可能发现一个能更好地满足于它的需要的思想准则，即能使个人获得最大机会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思想准则。与那种把对个人活动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命令相结合，这一原则，不仅支持不平等，特权和剥削，而且使那些由此造成的受害者深深感到: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这是命该如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仅工人阶级自身被这种思想意识深深影响，而且竞争性的商人、农场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也根本无法抵抗这种意识。尽管这些人的财产逐渐被大公司吞并，尽管他们的利润和自主权正在失去，他们仍时时处处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的成员，是明显优越于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180

这种在特权和剥削成果方而占有一份的现实或虚幻的想法－即使他的那份在明显地下降—剥夺了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和政治独立，使他心甘情愿地成为其新垄断主子手下的工具。180-181

对于这种发展，并不是说没有反对观点。但这种反对并不是非常强大，它具有两个区别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民粹派的，它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以反对经济中少数人盗用政府的名义而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这种倾向的主要支持者是社会上的非资产阶级成分—工人、工匠、一些农民—并且也受一些小竞争性商人的拥护。由于这种思想倾向要求政府对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能公正无私，故尔非常富有杰斐逊式的民主主义见解，它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抑制垄断行业的滥用权力，像它在对付新生的劳动组织时同样的有力。在美国，这个运动的突出成效，在于反托拉斯立法授权政府—对大企业日益奉迎的政府—来抑制大企业的权力。181

另一种同样天真的反对倾向—主要的追随者是竞争性行业团体、以及在自由故任经济的传统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信条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叫喊回复到“过去的大好时代”，它坚持诚实一贯地尊重自由放任和不干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它把谴责所有罪恶的愤怒主要对准政府，而非垄断企业。既然这种倾向避免严重地攻击大企业，于是，这种“忠实的反对”对于大企业自身来说，就非常具有吸引力。由于这种不满是一种无害的发泄，而且危及不到任何大企业的重要地位，完全符合它自己的表达方式，所以，这种反国家主义和主张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不仅完全适应垄断资本增长的霸权需要，而且能被很好地用来防止民粹派的反对倾向以及其他所有的社会改革运动。181-182

政治色彩随着基本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了极大的改变。本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崩溃，无可挽救地使市场自动调节的观念遭到挫折。面对产出和收人的急剧下降，已经不再可能继续认为只要让市场单独发挥作用，资本主义体系就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福利。面临着数量众多的男男女女愿意并能够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机会这种局面，也再不能认为市场机制能够给每个“适者”提供前进和成功的机会。所以，让政府采取某种行动，以缓和国内形势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方而，这种需要就变得非常迫切。无论是通过兴建公共工程提供就业机会，还是为失业入员支付救济金;不管是通过对农民实行补贴，还是对退伍军人进行施舍，只要能使经济崩馈不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传统的支传政府干预的社会力量的能量和那些受自由放任和政府中立的意识形态(在周围现实的冲击下，它很容易会被抛弃)影响极小的非资本家阶层日益上升的绝望，必须得给一个与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相一致的出路。美国的新政充分发挥了这个作用。采取了代价很低的这样的政策，即:政府承认和保护工会组织，建立有计划的援助农场主的机构和一些社会安全立法、对资金市场进行适量的监督，等等，使得罗斯福总统的首届任期能够防止那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本身基础的政治和社会的大剧变。182

当时间赋予的思想结构不得不服从于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现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时滞”。除了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理由，即要小心谨慎地接受“新路线”。垄断资本的领导者，比起许多职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来更高明一点，他们完全明白，重要的不是新路线理论本身，甚至也不是为贯彻它而产生的政府机构的复杂网络，而是谁将能有效地控制它的执行这个基本问题。184

所以，那些由一些经济学家带着眼罩所观察到的、并被认为是第二位的问题的现实，对垄断资本来说，却被敏锐地看作整个问题的核心。于是，当社会经济中最糟糕的局面一结束，在罗斯福的第二任期的早期，享有大公司重托的个人就开始取代那些被1932年的民粹派运动卷人办公室的可疑分子，这是大企业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罗斯福所要抵制但却又无能为力的。但是，大公司对政府的控制，直到战后和后来的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任职期内，才完全重建立起来。这样，政府甚至在其职员的成分上才又一次成为具有决定性的垄断和寡头垄断行业的“委员会”，而不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委员会”。184-185

垄断企业的领导人完全懂得这种充分就业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是不相容的。因为在持续不断的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不得不在严重的压力下经营：边际的、甚至低于边际的工人不得不被保留下来，即使他们对企业产出的贡献相对微小;管理任务更为繁重，费用趋于上升。更严重的是，在劳动力卖方市场上抑制工会要求，使他们对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及其他相关利益的要求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变得更困难了。为了使职工各司其职，为了确保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纪律，也为了通过保卫企业家的权利和利润的根本来源而保住他发号施令的地位：即雇佣和开除的能力，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存在则是必不可少的。187-188

“太低的不充分就业使得劳动力缺乏弹性。在失业总数少于200万人的任何时候，即使普通劳动力也将缺乏。许多雇主必定倾向于保守技术，并且，工会也理所当然地在一资协商中处于支配地位。于是也就当然需要有更多的工人。但是要有相当太的花费。并且他们可能不是极为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把握反对如同具有大量真正失业那样的通货膨胀。那是一种生硬的顽固的状况，但却是事实。”《商业周刊》，1952年5月17日。188

在这种情况下，垄断性行业为一方的利益与基础性人口为另一方的利益之间建立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和谐的关系，“人民帝国主义”的统一方案—使用奥斯卡的贴切措词—是“充分就业”，把这个方案印在旗帜上，垄断性企业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大众对其独家统治的支持，获得对政府实行公开的和全面的控制，并毫无疑问地能决定其对内对外政策。这个方案对工人运动有吸引力，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能使公众满意，并把对垄断资本制度的所有反对消灭于萌芽状态。206

的确，在“任何支出都是好的”的原则的庇护下，所有关于资源利用合理性的探究都变得毫无意义。无论其性质、生产能力或其对人类福利的推进如何，垄断性行业的任何支出不仅由于通过了关于盈利性的严峻考验而变得神圣化了，而且也因其对收人与就业的维持是必不可少的而变得神圣。207

确实，将经济剩余很大部分用于军事目的、堆积物资及加倍雇用非生产性工人等有组织的浪费，能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必要的“外在动力”，能充当对萧条的直接补救办法，能止住蔓延的失业所带来的疼痛。但像许多其他的麻醉剂一样，其适用性受到限制，其影响也是短暂的。更糟的是，它还经常恶化病人长期的身体状况。208

所以，作为长期政策，为维持已定的收人与就业水平所需要的政府支出至少必须与税收收人相匹配。但这意味着，政府支出必之须保持在划定的范围内。因为尽管它吸收了一部分经济剩余(以公司利润和个人储蓄的形式)，但是它具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使用的税收机制的性质，使它必定也减少了消费支出。所以形成了一个矛盾，即政府为维持理想的收人与就业水平所必须支出的经济剩余量越大，已形成的剩余也越大，因为它夺取了在其他情况下叮能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收人。只要税收总量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都好控制。211

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税收政策的本质在于把私人占用的经济剩余充公的税收份额降到最小，并同时增加构成追加经济剩余的份额。这条基本原则虽然是资本主义税收减少的基础。它们是这样计算的：使归私人占用的经济剩余的数量最大化，使经济剩余释放出来并供消费使用的数量最小化。213

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投资不足并不能归因于可投资资金的不充分或利润水平(税后)不令人满意。实际上，发达资木主义经济中过多的利润和可投资资金的过剩是经济中垄断和寡头垄断部门的特点。而与之相伴的是经济中竞争性部门的利润低下和资本短缺。214

关于经济中的竞争性部门，其影响会大不相同。在竞争性部门中，如果以前的投资是为不满意的预期利润或可投资资金不足所阻碍，那么减税确实能带来投资的扩张。但是，从经济中竞争性部门相对低的资本密集程度及其长期的相对缩减的角度看，这样的扩张能否足以对整个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仍令人怀疑。意在推进向分配与服务行业等已塞满的领域及类似的竞争性活动投资的政策的合理性更令人怀疑。214-215

因此，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高度不稳定的。由于无力推行能带来真正的充分就业与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政策，不得不放弃生产性投资和消费的有组织的扩张，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主要依赖军备开支以维持繁荣与高就业，借以获取利润和公众的支持。但是，在制造“全民幸福”的幌子下，这样一个方针致使国民经济剩余不断损耗，它并没有使人民的实际收入得到任何提高。215-216

更加急切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对公众的意识形态进行“加工处理”，以保证其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为获得对军备计划的普遍接受，政府必须有组织地向人们脑子中灌输外部危险的存在。不间断的且由政府和大企业赞助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宣传运动意在取得对重大问题的几乎完全一致的意见。一个有经济和社会重压的复杂的体制形成了，其目的在于平息独立的思想和消灭一切“不受欢迎”的科学、技术或文学表达。一个腐败的蛛网正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形成，并把原则、诚实、仁慈和勇气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来。庸俗的经验主义的冷嘲热讽摧毁了道德素质、对智慧的尊敬和在广大人民阶层中辨别真伪的能力。对原始实用主义的强调和对控制与操纵的“科学”的强调消灭了任何带有人类活动目的与目标的偏见，它以提高效率本身为目标而不管“有效”的目的是什么。216

同时，另外一种战争的危险在不斯增加，这就是所有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可能会寻求重建帝国主义对当今世界上构成社会主义阵营的那些国家的统治，但这种可能性可能比我们经常假设的要小得多。不仅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居住着人类的1/3不斯地变得更为强大;而且，这种战争很有可能会导致帝国主义体系的全部瓦解。很少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和非独立国家会认为这样一种冲突不是民族和社会革命的信号。217

把鼓吹先发制人的战争留给其政治随从中的过分热情者和军事侍从中的过分冒险者，垄断资本的负责任的政治家看来愈加倾向于宁愿选择“冷”战而不愿选择“热”战，宁愿选择较小的警察行动而不愿选择全面战争，宁愿选择危险的气氛而不愿选择危险本身。这样一种安排使他们对两个领域中较好的一部分感到放心:即建立在大规模军备开支基础上的持续繁荣，对恐惧的人民和政治上顺从的人民的持续统治，与之同时又能避免将要把资本主义秩序葬于瓦砾之下的原子冲突。219

更糟的是，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安排，濒临深渊的不稳定状态并没有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法。大量军备支出的刺激仍不足以维持持续的繁荣和高就业。这个推动力必须不断加强，支出必须保持增长:如果想要留在原地，制度必须加快运转。但是，军事机构越大和越持久，武器的贮存越大和越复杂，生产军事供应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更强大。并且，军事机构越大和越持久，“以实力作交涉”的引诱越大—这意味着给较小和较弱的国家下最后通碟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就用武力支持它们。因而，战争之火自动点燃的危险和意外爆发战争的威胁会常久存在。“但如果一个国家能学会通过其国内政策保持充分就业的话。。一那么将不会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力量使一国的利益侵犯其邻国利益。”②凯恩斯的这个深奥的见解包含了问题的一半，对他来说完全模糊的问题的另一半被他的一个最出色的学生清楚地看透了:“当今，任何一个既有力量又有意愿去弥补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缺陷的政府，将会拥有把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消灭的意愿和力量，而有力量保留制度的政府却缺少弥补其缺陷的意愿。”220

然而为了掌握资本主义世界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各自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有可能同时也必须抛开各个别事例的特殊性，而集中研究其共同的本质属性。事实上，任何科学研究都无不采用这种抽象分析法。不管是马克思的“纯资本主义制度”，马歇尔的“代表性企业”，还是韦伯的“理想模型”，都是舍弃掉一种现象的次要属性，集中研究其根本属性，这是进行任何研究分析的主要方法。221

不管研究什么问题，它所得出的“模型”，对于某一特定事例来说，并不能完全吻合，并不能包罗其全部特征或具体情况，但这并不重要，也并不能构成对研究方法本身或其直接结果的否定。如果模型吻合它的目标，如果它成功地掌握了实际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特征，则它比拥有无论多么大量的详细资料和特定数据更有助于对现实过程的理解。尤为重要的是，只有借助于这一模型，借助于思维中清晰的“理想典型”，才能给有组织的研究所不断收集到的资料和数据赋予实际意义，这些研究常常更作为对真知灼见的替代物，而不是对之有所帮助。221-222

“……虽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没有哪两个国家会遭遇完全相同的困境，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而临大致同样性质的困难，并由于受制于大致相同的经济压力，往往会发现彼此的处境十分相似”。222

在西欧，商人资本积累数量特别多，而且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一点是高度集中，这主要是由于西欧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为早期航海事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海上及沿岸贸易的迅速扩张促供了可能性。其次十分反常的是由于西欧国家自然资源比较贫乏，而且当时它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而不是比较先进于它进行商业渗透的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发生了竭力攫取他们在邻近地区所得不到的各种热带产品如香料、茶叶、象牙、靛青等，并尽力进口一些珍贵的东方手工艺品如高质量的布匹、装饰品、陶器等，最后出现了野蛮地掠夺国内奇缺的贵金属和宝石。随之而来的远距离贸易，伴之以海盗行为，非法抢劫，贩运奴隶，以及金矿的发现，导致了巨大财富迅速集结到西方欧洲商人手中。225-226

这种财富具有通常的滚雪球的趋向。航海事业的需要给了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以巨大的推动力。造船、海外征战的装备，制造他们所需要的，为保护自己和为与外国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用的武装和其他供给品—所有这一切都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连锁反应的原则得到充分发挥，各种外部经济越来越多地得以实现，经济也得以进一步加速发展。这里我们毋需详尽追溯积累起来的财富逐渐转向工业目标的各种方式。富有的商人参加制造业以保证他们获得稳定和价廉的供应品。变得富裕的手工业者，或与有钱的贸易商人合伙，扩展他们白娜圣营规模。经常还出现有钱的地主也参与工业(特别是采矿一业)，从而奠定了更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更牢固地置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控制之下〕日益积极地帮助和推进萌芽中的企业家。他们“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力，来大大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226-227

这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结构，不为封建主义的侄桔和阻力所阻碍，得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资源的开发。其社会和政治潜力既未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所耗竭，也未为克服封建时期的各种传统势力所削弱。对他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展的唯一阻力来自外国的统治。228

这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决定性的一点并非是打进印度、中国、东南亚、近东和非洲各国的西欧企业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打人北美的企业家。他们同样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浸透了自我追求的理想，从事掠夺成性的活动。最主要的不同是他们在进人亚洲、非洲时所发现的情况，那里是一个与在美洲、澳洲所遭到的迥然不同的世界。

在那里气候和自然环境也许很吸引西欧殖民者，但他们面临的是有着丰富和古老的文化，仍处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初期的有组织的社会。那里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原始的和部落性的，但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排除了西欧人大规模定居的可能性。结果，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西欧来的人迅速确定在亚、非两洲的东道主国家榨取尽可能多的实益，并把掠夺品运回本国。这样他们从事肆无忌惮的掠夺，或者以贸易稍作掩盖的掠夺，从渗人的土地卜取得和运走了大量财富。“在这种贪得无厌的榨取中，17和18世纪的殖民政策和前几个世纪的十字军和意大利城市武装商人劫掠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领土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①这种“在欧洲以外直接掠夺、奴役和杀入越货而夺得的财富，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特化为资本。”②

这种把财富从非欧洲国家“单向特移”到西欧国家的重要意义，通常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以占财富增加国或被劫走国总产值的数量比例来衡量而被模糊了。229

不单是即使按照这一标准，其数量也很大，而且还因为它们对于西欧发展和对于现在不发达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它们的性质，也就是说这种资源的经济地位。确实的，不管他们从海外掠夺中所增加的西欧国民收人占什么份量，它们毕竟使它得以自由支配的经济剩余成倍增长。229-230

西欧资本主义通过冲破这些国家悠久的农业经济模式，使之转向出口经济作物的生产，把受它们人侵的所有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摧毁无遗，并且迅速扩大和加深了商品流通的范围。由于外国企业肆无忌惮—在许多国家是大规模地—占有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用作种植园和其他目的，并使农民的手工业产品置于与西欧工业出口品的绝望竞争之下，西欧国家创造了一支巨大的贫困劳动力队伍。②这样就扩展了资本主义活动的范畴，它推进了适合于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和财产关系的变革，并建立了为实施这些变革所需·要的行政机构。230

西方资本主义对于现在不发达国家的入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某些作为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加速成熟，又以同样的力量阻碍了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把这些受害国家以前积累的和现时产生的剩余的一大部分掠走，不可能不对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阻碍。把这些国家置于毁灭性的外来竞争中，不可能不窒息他们的幼稚工业。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展，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化，与西方技术的接触，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但这种发展极大地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被扭曲和削弱，以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231

因此，处于西方资本主义扩展势力范围内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发现自己生活于封建主义黄昏和资本主义黎明的昏暗时期之中，经受着两个世界的最恶劣的命运和帝国主义强行征服的苦难。他们在饱受本国封建地主的无情的受传统约束的压迫之外，又遭受外国和本国资本家的冷酷的、行业上最大限度的统治。他们从封建主义历史所继承下来的蒙昧主义、暴力行为和资本主义现在的理性和精于算计的贪婪性结合在一起。他们加倍地劳动，但其果实并未能增加他们的生产性财富;这些果实流向国外或用来维持国内寄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生活于无底的苦难之中，而看不到光明的明天。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而得不到资本积累。他们失去了历史悠久的求生之道，他们的艺术品、手工业，而没有现代工业来提供新的替代物。他们虽被置于广泛地与先进的西方科学相接触之中，却仍摆脱不了最绝望的落后处境。231

印度的落伍既不是偶然的，也不能归咎于印度“种族”的某种特有的缺陷。②根本原因在于从英国开始统治起，其资本对印度的彻底的、野蛮的、有计划的掠夺，其掠夺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十分罕见，连当时的印度总督塞里斯布瑞侯爵也于1875年发出警告说:“即使要榨取印度，这种榨取也要明智些。”232-233

迪格比认为，“据估计从‘普拉赛’到‘滑铁卢’时代，这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阶段，英国从印度大约掠夺了5亿到10亿英镑的财富。以之与19世纪初，在印度的全部股份公司的总资本为3600万英镑相比，这笔财富之巨可想而知。”印度的权威统计学家K·T沙和K·J·堪姆伯特计算出：本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英国每年以这种或那种名义占用的财产占印度国民总收人的10%。②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20世纪的这种占取，比之18,19世纪来说还是小的。我们还可以确信，这一比率缩小了英国对印度资源掠夺的范围，因为它仅指直接的财富转移，并不包括英国强加于印度的不利的贸易条件所带来的损失。233

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和作为其中一个组  成部分的把资金转向资本积累的过程，在凡是它采取不可抗拒的  进程的地为，都造成了大量的灾难、痛苦、穷困。社会经济剩余不仅改变了用途和带来了社会骚动、斗争和苦难，而且，其大部分来  自对营养不良，衣不遮体、流离失所和劳累过度的劳苦大众的榨  取。这种经济剩余—尽管只是其中不完全的一部分—还被用  之生产性投资，为最终的生产率和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如果把英国从印度榨取的大量经济剩余投资于  印度，那末印度的经济发展就会与目前的这种暗淡景象大相径庭。  现在来探究如果那样，印度经济发展是否会达到与其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国民的发展潜能所允许的程度是毫无意义的。235-236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重新政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割断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236

就这样，驻印的英国政府机构有计划地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所有组织和基础:它的土地和税收政策，毁坏了印度的农村经济，而代之以寄生地主和放贷者。它的商业政策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产生了印度城市中一些臭名远扬的贫民窟，那里拥挤着成百万饥饿病弱的穷人。它的经济政策摧毁了任何真正工业建设的萌芽，促进了各种投机商、小商人、代理人和各式各样的食利者队伍的扩大，这些人在日益腐败的社会夹缝中，勉强地挣扎着。

“像这样，英国培养出许多新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来维护它的统治。这些新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是与英国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特权也是以它的继续统治为基础的。此外，还有许多地主和邦主，以及从村长以上到在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充当低级服务人员的人们。除应用所有这些方法外，在整个英国统治时期贯串着在印度人民中间制造分裂并鼓励一种人牺牲另一种人的精心策划的政策。”237

“200多年来，百般抑制增长和变化……社会僵化成在法律上不可改变的阶级社会……武士阶层的供养不断地掠取社会经济剩余，几乎没有经济剩余留作投资之用，……封闭的阶级体系窒息了创造力，并往往把劳动力和有才能的人冻结在传统的职业上。要扫除这些工业发展的障碍是不可想象的。” 托马斯，C.史密斯《日本的政治变化和工业发展;政府企业，1868-1880》240-241

就前者而言，政府不余遗力地从深受压迫之苦的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当时的农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7任一75%的人日从事农业牛产，经济剩余的大部分不得不来自农民。②这可以从日木发展的显著特征中得到证实。日本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农业的封建关系和强大的、集中的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相结合，通过各种手段加快资本主义事业的成长。③实际上，重建的现代化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新“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阶级及结合起来，导致农民的负担明显加重。243

如果说19世纪前半期农业直接生产者留存的农业产出份额还有39%，那么，在明治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以后，这个份额下降到32%，直到1933--1935年才达到42%。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农村在日本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国内殖民地的角色。243-244

除了残酷地直接榨取农民的传统政策外，还有许多其它措施被用于使总经济剩余最大化。非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程度—这在充满农业过剩人口的劳动力市场上是很容易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明治政府系统地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其结果不仅使收人再分配更有利于资本积累，而且，通过使先前未加利用的资源得到利用，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剩余。③但是，对资本原始积累做出最主要贡献的是:发行政府债券以补偿交出土地的封建地主，并由政府承担其债务。244

然而，尽管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加资产阶级的财产，创造大量新的财富，并为已有的和潜在的商业阶级提供更多的可供使用的资本，但这种努力本身并未能触发资本投资于工业的浪潮。就像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最后阶段一样，明治维新以后，单靠大量财富集中于商人手中，甚至伴之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并不足以促使企业家们的行为从商业转到工业上来。“许多……商人家族，尤其是三并……确实在工业发展中起了很显著的带头作用，但在明治统治时期的头几年……商人们几乎结成一团，坚持从事传统的经营活动—商品投机、贸易和放债。”资本原始积累远还没有完成;日本仍然处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245

明治政府走得更远，它在铁路建设、造船、通讯系统、基础产业和机器制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日本早期工业化的过程已讲得很多了:日本政府在加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工业化过程。这种政府政策如何贯彻是相对不重要的，某些政府投资直接从不再要付给武士的俸给中获得资金—这笔俸给在早些时期几乎汲干政府平时的收入。其它的投资则由于政府给投资者以广泛的担保而得以实现。另一些投资则是受到政府允诺购买新建企业许多年的产品的鼓励。不论采取何种途径，其结果都是工业资本的力量的极大增强。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