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缪尔森、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食堂中侃侃而谈时，马斯金是他们最忠实的粉丝；他还与彼得·戴蒙德称兄道弟，而两位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里奥尼德·赫维茨是他的良师益友。

他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肯尼斯.阿罗。师从阿罗期间，马斯金学习了很多的经济学课程，并结识了日后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罗杰·迈尔森。不过，马斯金本人也是桃李满天下，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梯若尔就是他的博士生。

作为一名老师，马斯金也总是能与他的学生们成为朋友，他八卦过梯若尔的网球天赋，也“叮嘱”过白重恩的儿子要听老师的话。在其来华参加节目录制时，白重恩、李稻葵、钱颖一、王一江、许成钢这几位经济学家甚至会同时出席，为马斯金捧场。

现如今，马斯金还坚守经济学研究的一线，他怎么看最近几年机制设计的发展？对于皮凯蒂引起的争论，他又有何真知灼见？对于他的学生，梯诺尔、钱颖一等，他会说些什么呢？

不，机制设计领域仍在蓬勃发展

记者：先来谈谈您获得诺奖的领域——机制设计，最近几年，这个领域涌现的研究成果似乎没有前几年那么多了？

马斯金：不，这个领域仍然在蓬勃发展。当然，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应用层面的，而不是纯理论的，包括线上竞价拍卖（广告）、择校、气候变化——怎样设计国际条约来减少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金融）监管机制设计。

因此，仍然有很多有意思的应用研究，让这个领域保持“年轻”。

记者：您倡导跨学科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那么经济学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

马斯金：最近几年，经济学和心理学间出现了很重要的交集，行为经济学发展得很好。事实上，该领域是由两位心理学家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开启的。此外，经济学与政治学也有一些交集。我刚才提到的试图比较中国和前苏联ZF结构的研究，就是受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学还与计算机科学产生了有意思的交集。近几年，尤其是在我自己的领域——机制设计，一项重要任务是，不仅限于设计一个最优机制，而且包含实际地去模拟实现那样的机制设计会给出的解决方案。

经济学家还与生物学家产生交集。气候变化不仅会带来经济问题，也会带来生物学上的问题。我参加过不少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一起参与的会议。

“不是强制延迟退休，而是让它变得更具吸引力”

记者：当时获知梯若尔获奖，你是何感受？梯若尔今年获奖，对经济学（界）意味着什么？

马斯金：我感到很骄傲，因为梯若尔是我第一个博士生——并不是说我在他的获奖中有多少功劳。但我确实是在他的学术生涯刚刚开始时就了解他，很高兴看到他的经济学教育已经带他走了那么远。

关于他的获奖对经济学（界）意味着什么，梯若尔的研究获得的承认证明，经济学对于公共政策设计的重要性。诺奖评委会强调了梯若尔在监管方面的研究——不是高压式的、很重的监管，而是强调灵活性的监管——试图在过度监管的危害和纠正负外部性及市场机制一些缺失特性的必要性之间，求得平衡。

记者：也是很细致的（监管），而非流于意识形态之争的监管立场？

马斯金：是的，他的研究可以被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人拥抱。

记者：梯若尔获奖后，他的理论立场在法国，乃至中国事实上并不十分受欢迎。

马斯金：梯若尔强调的不是高压式的、很重的监管，而是灵活的监管：假如监管是必要的，就对不同行业采用不同的监管办法，对企业采用尽可能灵活的监管规则，给后者以一系列菜单选项，并将它们设计得符合被监管者的利益。

记者：你此次受邀参加的“诺贝尔周对话”的主题是老龄化社会。提高退休年龄对于那些更喜欢迎合大众舆论的政治家来说，似乎是一个尤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马斯金：延迟退休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强制延迟退休，而是让它变得更具吸引力。

回到我们之前探讨的监管问题。梯若尔一直倡导给被监管的企业和人以一系列的菜单选项，让他们选择，但是将它设计成让被监管者做一些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比如给他们额外的经济奖励，来促使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而不是强制他们延迟退休。

“即使牺牲一点社会经济增长率，以此来获得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做法都是值得的。”

记者：皮凯蒂提出，在发达国家，资本对加大不平等鸿沟的作用很大，您怎么看？

马斯金：资本当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人力资本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教育和技能水平对于不平等的解释也适用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导致技能在人口内的分配越来越不均衡，也导致了更大的收入分化。

记者：您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哪些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马斯金：事实上，收入的不平衡在美国来说也同样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我相当感兴趣的问题。我曾经就收入不均的问题写过一些文章，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短期内，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比如美国就采用了个人所得税的形式――即与穷人相比，富人支付的税金占其收入的更大比例――来暂时缩小贫富差距。从长期来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只能依靠教育。贫富差距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根本没有途径获得高薪的工作，要使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工作机会，只有通过教育。因此教育是解决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记者：但实际上，有资料表明，在中国甚至连教育本身都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的问题。

马斯金：这就是ZF应该做的事情了。ZF应该帮助贫困人口，向他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比如说启动一些项目，可以让贫困人口到城市来接受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教育。

记者：目前在中国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我们可以忽视包括教育的这些问题，只要一心发展经济就行了，等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所有这些问题，包括贫富分化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您认为这种看法对吗？

马斯金：不，这两方面必须同步进行。贫富分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从长远来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将会阻碍经济的正常增长。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你可以只选A或者只选B，相反，你必须同时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使社会能够平稳和谐发展。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使牺牲一点社会经济增长率，以此来获得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做法都是值得的。

经济学家必须用深入的分析来说话

记者：梯若尔在获奖演讲和与专访中都强调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你看来，经济学家应该多大程度地介入政策辩论？

马斯金：我不认为每一位经济学家都必须参与政策讨论。但是经济学对于政策的设计有很多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如果经济学能提供的经验教训被忽略了，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的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涉及经济上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经济学家可以帮助厘清、解开一些问题。我希望至少有一些经济学家愿意承担这一使命。

记者：在中国，似乎有太多的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放在政策讨论、评论、建议上，而不是用心做学问。

马斯金：经济学家要为社会提供价值，必须用深入的分析来说话——不管是基于自己的或是同行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是推进知识的前沿，但是这些前沿知识也可以应用于政策问题，所以至少有一些研究者基于研究提供政策建议是合适的。

记者：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历？

马斯金：英国ZF曾经采用过我的某些拍卖理论设计来减少污染。在美国，我只向一些公司提出过建议。

我和我的中国学生

记者：在你的诺奖自传文章里，你提到你的学生钱颖一和许成钢，能否讲讲你和你的中国学生的互动？

马斯金：我带过五位中国博士生，在钱颖一、许成钢之外，还有白重恩、李稻葵和王一江（长江商学院教授）。他们5个都让我感到骄傲。

我与钱颖一和许成钢还有过学术上的合作：研究中国ZF与前苏联ZF的架构，致力于为解释为什么中国大体成功了，而前苏联失败了。我们认为，一些组织差异解释了反差极大的表现。

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一直有许多出色的年轻中国经济学学生，他们中的许多未来会回到中国，继承钱颖一、李稻葵、白重恩等人开启的传统。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比起来有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呢？

马斯金：我很高兴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的中国学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接受一两个中国学生。中国学生最明显的特点是，他们不仅有深邃的理论追求，而且也非常关注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其他国家的学生大都将这两者分得很开，不会同时关注这两点。这应该是中国学生最特殊的气质吧，也是我极其赞赏的方面。

记者：如果你被要求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或是为中国的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你会提什么？

马斯金：我告诉所有我的学生，不要太在意那些应景的，或是容易获得奖项认可的研究领域，而是找那些他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如果你着力研究你想获知答案的问题，有极大可能其他人也会对你可能得出的结论或成果感兴趣。

记者：能否说一个你的研究中，你认为对于中国最有借鉴意义的？

马斯金：我不认为这应该由我来指出。我更倾向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们看一看我的研究，自己决定哪些（对中国来说）有价值，而不是由我来选出适用中国的。

来源：财新网（并综合人民网、《英才》杂志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