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拙作道德经新论第三篇第六章第21节（老子国家观一节）附录中的一段文字。

3，先秦自然法与人定法

本书采用自然法和人定法（制定法、实在法、成文法）这一组概念，无非是为了与西方法学思想对比，并不意味着本书认同这种分类，这分类和语词也不是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方法和用语。

天地（宇宙）有常道常理，先秦的道家（涵道家诸派，如列庄、文尹、莱蠡、黄老等流派，参见本书“老子思想在先秦的传承和影响”一篇。以下例证中我们很少罗利道家尤其是庄子、文子，因其表述过多，随处可见）、墨家、杂家、儒家等都有这个认识，也都主张“法（则）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需要特别指出，先秦思想家在谈论“法天地”等自然法时，不仅仅限于法律制度、礼仪规范领域，政令政务等行政举措、统治者的个人心行等大都包括在内。换言之，他们的自然法实则是包容甚广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法”。

以下从天地和性情两方面予以简说，并罗列部分相关表述。

关于“法（则）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这方面道家、墨家论述最详。其要点是公正无私、公平无偏、平等无别、因时而变、施予不取。道家还有“自由”意蕴（天地都没有控制役使万物），墨家还有兼爱仁慈、天志鬼神之见。但同样是“法天”，儒家则得出了尊卑贵贱、等差有别的见解，没有如道墨两家那样得出平等观，以及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由主张。

除了老子道家之外，“法天”基本是模仿，是类推、比类性质的仿照。不过这说法也不准确。墨子本人是主张鬼神、天志的，他可能真正相信天人感应、神人交感，若此，他的见解就不是或不主要是类推、模仿了。儒家似乎与墨子相仿。韩非、商鞅、荀子（荀子不是纯粹的儒家，见本书“老子与荀子”。《管子》、《吕氏春秋》虽被被列为杂家，但《管子》中多数篇章是黄老学派——包括了稷下道家——著作，《吕氏春秋》则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等就基本没有这种比类取法的见解。

从老子思想来看，“法天”就是25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简言之即“法道”、“守道”。

先秦道家的“法天”见解，基本是秉承了五千文25章等有关章节的意旨。从老子来看，地球生命是在天地（太阳系）这个“势”中形成的，必然顺应因循地球状态和运变。人类虽然可能是万年左右从宇宙或太阳系他处迁徙而来，但人类不是这些“有欲之情”从头建构的新物种，而是他们利用地球上的已有物种（应该就是类人猿）、借助于他们自身的“有名”加以改造的物种。这个物种建成后，其他的“有欲之情”也可以参与进来、反复生灭。比如猴子比人类为早，人类出现后，一些猴子在死后再生时，也可以进入人类母体，转生为人类。无论如何，人类机体和生存方式都是由地球之“势”引导造就的，因而“人法地”绝不是粗鄙的模仿，而是具有深隐的内在关联。当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关联情形，比如说两只眼睛是否与日月有关。

1，《管子》：
《版法》：“法天合德，象法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前文亦云：“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在《版法解》中，有具体说明。主要意旨是公平公道、平等兼爱、无私无偏、不分贵贱、因时变化、善施善利（即政令法律的调适和目的），如此可以长治久安。
《形势》：“持满者与（符合、等同、取法）天”。在《形势解》中也有说明：“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管子》此见与范蠡的见解一致，可能是取自《国语·越语下》：“持盈者与天”。《形势》：“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形势解》解释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天不变其常”。
《势》：“故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

2，《礼记》：
《郊特牲》：“取财于地，取法于天”。《三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哀公问》：“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

3，《吕氏春秋》：
《情欲》：“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下贤》：“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序言》：“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

4，《墨子》：
《尚贤中》：“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天志下》：“以天之志为法也”。《亲士·法仪》：“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5，《司马法·天子之义》：“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

6，《鹖冠子·王鈇》：“天者诚其日德也，日诚出诚入，南北有极，故莫弗以为法则。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终则有始，故莫弗以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乱，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时其则也，四时当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为必然”。《鹖冠子•环流》：“从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厌者也。生成在己，谓之圣人。惟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文公十五年》：“礼以顺天”。《文公·十八年》：“以乱天常”。《哀公·六年》：“惟彼陶唐，帅彼天常”。

8，《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9，《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

关于顺因性情：
先秦的性情论可分为三，即性善论、性恶论、自然性情论（性无善恶论。参见本书“老子德性论”一章）。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性恶论是荀子的主张，其他多持自然性情论见解（也有许多思想者虽然提到人性，但没有进行善恶判断，可能是持自然性情论观点）。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成尧舜，因而主张教化、仁政，对后世儒者、思想文化影响深远。既然本性为善，为何会有不良心行？孟子没有明确说法，似乎是认为个人原因和处境因素导致的。如何恢复呢？孟子认为需要个体自觉，即“求其放（舍弃、放逐）心”。事实上孟子及后世儒者如果仔细考虑，必然会走向社会批判、社会改良，并主张法治。孟子本人倒有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批判精神，他的“仁政”也可以视为改良主张（统治者实施仁政，百姓则可亲上事亲，是否恢复善性，孟子没有说），但后儒因为儒学成为官方学说，就自动放弃了社会和政治批判精神，直到明末清初才重新拾起。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之所以有善是因为“化性起伪”（化：教化、转化。伪：为。荀子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这样荀子必定主张用外在的规范引导教化、约束制裁。照说，这完全可以导致霍布斯那样的严格法治和强权专制，但荀子接受了孔子等传统思想，故主张礼仪规范、礼乐教化。这是一种德化和法治中间的道路，似乎也可视为德化和法治的综合。荀子绝没有放弃法治，不过他突出的是礼制、礼治（先秦的礼有许多属于今日的法。法家和道家之外，先秦的法多指刑法）。

自然性情论认为人性自然，不可加以道德善恶判断。后天的善恶是处境导致的，因而多持社会批判、政治改良见解，也都主张个体自觉自敛。

先秦文献中论述“性、情”，并不主要是从本性和善恶立论的，大都是对普遍不易的后天“性、情”进行描述说明，涉及情志意趣、欲望愿想等人类心理的常态常理。心灵指导行为，他们的论述也都涉及普遍的行为趋向、相处之道。

立法政令、为政治国，都必须合乎人心民情，这在先秦思想者那里是完全一致的主张。需要注意，立法、施政时所谓的人心民情，虽然也包括了人之本性，但主要还是当下的具体的民情民心（如前所述，思想者大都持自然性情论观点，先秦只有孟子持性善论，荀子持性恶论）。

除了“性、情”之外，文献中都论及生存需要、民生之本，如饮食衣物、协作联合之类，这些是不证自明的，法律政令必须有利于有益于民生。

先秦还有效法先王、圣王的见解（见前文小字部分），这可能是中外法律思想的独特之处。先秦也有根据习俗立法（此说罕见。且有立法易俗、立法成俗的主张）、根据时势（时代、国家具体状况）立法和变法（变法不是频繁改动，而是根据现实需要。“法”如果频繁改动必定意味着统治阶层或者说立法者在早期“不审”、不“慎”，再就是根据统治利益、私欲私情而反复变更。如《管子·禁藏》：“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韩非在解老中也批评“数变法”）的主张。

对于不合民情、不顾民生的“法”（“不法”、“法不正”、非“善法、良法”、“乱法”、“末世之法”等，没有统一的名词术语），先秦思想家没有提出“恶法非法”的主张。这应该是因为他们大都主张因时、因俗、顺因民心、合乎民情而制定法律，所以正常情况下不存在恶法。也就是说具体的法律条文是过程的、调适的，不是那种永恒不易的“法”。具体言之，先秦法律的制订根据有：法天、顺因性情、有利民生、符合正当习俗（习俗中有不良者，如管子的“雕俗”、墨子和荀子的“恶俗”，荀子的“奸怪之俗”）、根据具体国情（时、世）。其中“天、性、情”是基本稳定的，而民生、习俗和国情则会变化，“法”的调适、可变就在后者（如《慎子》所说：“守法而不变则衰”。如《尹文子·大道上》将“法”分为四类，不变之法、齐俗之法、治众之法、平准之法）。

对这些“不法”，民众就不愿遵守（“不服、不从、不听、不行、不信”。如《管子·任法》：“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这是自然自发的行为。先秦思想家并没有号召人们不必奉守“不法”，但都认为立法者（统治者）必定遭受祸殃（遭殃之后，必定会变法、易法）。

对于法律规定之外的事项，那就是民众自主自择的事情。《管子·明法解》：“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