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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悲剧之王安石变法

大宋之王安石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自北宋以来，既有褒之者，也有毁之者，褒之者誉他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毁之者则将他贬为祸国殃民的罪臣，即使历史的车轮滚到了21世纪，王安石却依然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虽然王安石已经静静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了，但他那振聋发聩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豪言，数百年之下，依然凛凛有生气。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不少人认为是王安石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最终失败了，也有人认为是用人不当及权力斗争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原因真的如此吗？在阅览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之后，笔者发现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与以上的看法大相径庭、相差甚远，对于这段变法历史，笔者忍不住无语凝噎，心中不不禁感慨万千，王安石变法的诞生及失败的全过程不仅是大宋帝国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两个才华横溢，目光远大，性格坚毅的帝国精英，怀抱着最美好的裕民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发动的变法运动，最终却造成了害民残民祸国的后果，从而造成了变法的全面失败，真是让后来之士唏嘘不已。

一、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大宋王朝之公元1067年，在宋帝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的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皇太子赵顼承继大统，他就是历史上响当当的宋神宗，此时距离宋太祖开创大宋王朝，已经有一百来年了，虽然宋朝的疆域版图，不如汉唐那么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它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如此花团锦簇、星汉灿烂一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宋前之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等，12年前，比王安石小15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388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此时的大宋帝国，真可以说是人物风流、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的这首大江东去词正是对这文化顶峰状态的最佳描绘。

然而高处不胜寒，大宋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开始对宋帝国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繁花似锦、星汉灿烂的背后，却隐含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帝国财政危机，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虽然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最发达的时代，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等等无不是处于中国历史的顶峰，但是让人万分诧异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宋王朝的财政收支竟然越来越拮据。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扎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宋神宗登基后的财政收支拮据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历史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情况。本来，按照宋朝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大臣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这是皇家的面子所在，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宋神宗登基后的首次春季祭天大典，却连这笔钱都发不出来了，可见国库已经空虚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一切不能不让刚当上皇帝的宋神宗郁闷万分。宋朝财政开支快速增长的原因，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是军费开支及冗兵、冗官等原因，“与辽夏长期作战，岁费弥加，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大概是宋朝财政拮据的原因所在。

其二，帝国军事危机，与辽夏长期作战，胜少败多，军事威胁一直无法解除。宋朝在军事根本无法和前朝的汉唐相媲美，在北方，不仅受到军事力量强大的辽国的长期威胁，而且连宋人一直念念不忘的故土——燕云十六州，也一直无法收复。在帝国西面，面对撮而小国西夏的挑衅，宋朝也无法将之歼灭，只能是一直维持不胜不败，战略平衡的态势。北有猛虎，西有饿狼，两面作战，使得宋朝的军事斗争处于非常不利尴尬的局面

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差得太远了，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对契丹人如此卑躬屈膝，特别是西夏，即小又穷的一个国家，竟然也能让大宋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一扫六合，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正是一位有抱负的年轻人，热血沸腾，壮志薄发，一心想当个像汉武唐宗那样的英明有为君主，，让大宋帝国重新强大起来，“使大宋天威布于滨海”。

史书记载说，宋神宗当皇太子时就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众人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宋神宗在当上皇帝之后依然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反而一心励精图治，可见他希望大宋帝国强大富裕的愿望是非常强烈和真诚的。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

宋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和皇室成员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通常是些空洞无聊的理论教条，这无疑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甚至有不少人根本不支持宋神宗的做法，还给宋神宗的想法浇冷水，历史记载，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郑重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汉唐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盛兵强的渴望。可惜当时围绕宋神宗周围的人，不论是太后还是朝中的大臣，大都不理解他富国强兵的想法，剩下极少能理解他那富国强兵、重振大宋天威的大臣们，又根本提不出有效的、建设性的意义，而只会说些之乎者也的道德文章。宋神宗有一次询问大臣关于富国强兵的政策，一个大臣说要修德，一个大臣答要修身，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这些空洞的答案无疑让宋神宗无比郁闷，修德修身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大宋王朝已经面临着深刻军事经济的危机，快要支撑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除掉辽、夏的军事危险？怎么样夺回故土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大宋王朝扬眉吐气，布天威于海内？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

朝中的大臣都如此死气沉沉，畏难保守，安于现状，不图革新，从他们身上既然得不到富国强兵的政策答案，宋神宗只好将目光投向了京城以外，积极寻觅，希望能在那里寻找到能安邦富国、强兵裕民的治世良臣。最终宋神宗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他正是那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

二、 潜龙之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他少时便天资聪慧，喜好读书，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章更是动笔如飞，经常看似没有多少构思，但是文章写成以后，见者都是皆服其精妙。他的朋友曾巩曾携带王安石的文章，给当时的文学大家欧阳修看，欧阳修对他的文章也大加赞赏。凭借着自己的满腹经纶，王安石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第四名，从此便踏上了仕途。

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上蹿下跳，奉承攀结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间王安石一直在静静地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所得，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王安石在这份万言书中是如此说的：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这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苍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仛，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元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

后世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宋史·王安石传》也是这样评论万言书的：“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可见，这篇万言书不仅是王安石本人政治立场和见解的高度概括，而且成为此后指导变法的总纲领，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宋仁宗似乎并无进取之心，他执行的是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万言书交上去以后，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于是王安石就明白了，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未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虽然自己的想法得不到皇帝的欣赏，但是王安石不是一个容易气馁的人，既然在全国不能推行他的变法理念，那么何不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内先推行新法，以观其效呢？因此王安石一次次谢绝了朝廷提拔他的上调任命，老老实实在他的地方官的位置上，持续推行变法实践，把辖区当成他的变法理念的小试验田。王安石的变法理念最核心的主要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这句话，也就是说政府要充分发挥各种生产因素的作用以创造财富，国家之所以贫困，财富不足的原因不是因为财富本身不能创造，而是在于没有用有效的方式来管理经济。于是，王安石一方面大力兴造河堤、土堰、坡塘等农业公用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力，这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体现。另一方面，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以相当低的利率贷款给农民种田，等到稻谷收割后再还本付息收回，这不但可以使得贫苦农民避免地主富商的高利贷之苦，而且又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财力资源，促进生产发展，实现政府资产的保值增值，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青苗法的原型，也就是万言书中说的“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道理。结果当地的民众都普遍受惠于这些变法新政，都觉得新的政策对老百姓很便利，确实是惠民裕民的好政策，他们自然对王安石也是万分感激。在《宋史·王安石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欲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从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做法可以说是不仅深得经济学的精髓，也很符合现代经济学理念，同时也是高明之极。从他在地方上推行的变法新政来看，他的治财之道主要就是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生产发展和用金融贷款刺激经济发展。做为一个差不多一千年前的古代人物，王安石不但有着如此高深的经济学理念，还能想出如此高明用金融手段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真是难以想象，他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万言书，可以说字字珠玑，充满了对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

这样，在地方上推行变法的成功，一方面使得王安石对于变法的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也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验，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改革，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另外一方面，地方变法试验田的成功，也极大地增强了王安石对于变法理论基础的信心，这无疑是后来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改革遇到众多诘难时候，敢于坚持变法立场不动摇，顶住巨大压力和滔天声讨风暴，坚决、果断推进变法改革的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来源。

王安石一心想要在宋帝国全境推行变法，实现自己那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可惜当时的统治者并不欣赏他的变法思想，也没有在全国实施变法的愿望。不过由于当时王安石的政绩、才能和品德，已经是众人皆知，朝中诸位大臣也深为佩服，于是朝廷一次次要予以高官厚禄，要是一般的官员碰上这样提拔升迁的大好机会，恐怕会欢天喜地，连呼皇天有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高高兴兴地去赴任了。可是王安石的性格就很固执，既然皇帝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无法实现变法理想，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于是王安石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则躲进了厕所里，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将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没想到却又让王安石追上退还了委任状。

《宋史·王安石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

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王安石在仕途上的理想，并不在于当什么官，当多大的官，更重要的是在于能不能实行他的变法理念，能不能让他的变法政策在宋帝国全面推行开来。如果在朝廷当大官，但是不能推行他的变法改革，那还不如老老实实待在地方上做一个父母官，继续他的试验田工作，继续积累更多有关变法改革的理论内容，为未来可能的大规模变法运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的局面，王安石选择了蛰伏，选择了韬光隐晦，他在等待，等待有一天，新的帝国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在整个宋帝国掀起变法改革的滔天巨浪，通过变法运动让宋帝国变得更加强大富饶，让大宋重现汉唐盛世时候，万邦来朝的盛大场面。“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王安石就是这样一只蛰伏着的大鹏，他在等待大风，等待可以让他扶摇九万里的大风。

三、贤君能臣之龙虎相会

宋神宗对王安石也是倾慕已久，在未继位当太子的时候，他就看过王安石的那篇万言书。看过万言书后，当时的宋神宗非常赞赏王安石杰出的治国见解理念，宋神宗身边的亲信韩维恰好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他在给宋神宗讲解史书的时候，每到神宗称好的时候，就会说：这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讲解。

这样，虽然刚继承大统的宋神宗还没有亲眼见过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是非常高大深刻了。推行变法，富国强兵，已经是刚刚当上帝国统治者的宋神宗的强烈愿望了，于是他又一次想起了当年上万言书的王安石。为了察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于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此时的王安石感觉到自己等待了十几年的大风，终于要到来了。于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与宋神宗由此相会了。

宋神宗一听王安石来京了，异常兴奋，马上招其进宫面谈。这是可以说是一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君臣辩论会之一，同时也意味着王安石变法的序幕也于此刻缓缓拉起。由于当事双方都是极为杰出、明智之人，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王，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这二者之间的对话必然极能吸引人的强烈兴趣。在宋神宗面前，王安石已经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矛头书生了，而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见解和充足的实践经验的老臣了，面对宋神宗的询问，王安石是不慌不忙，侃侃而谈。

宋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以为先？王安石答曰：治国要以择术为先。宋神宗有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这是王安石居然回答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在听取了王安石关于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变法改革理论之后，宋神宗被王安石杰出的理论思想和精妙全面的变法内容所深深折服，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共创大业，让宋朝中兴的治世人才，而王安石亦被宋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宏大志向所感动，士为知己者死，觉得自己一定要大展宏图以报答皇帝对他的赏识之情况。大宋的两位君臣，为了一个共同的强国富民的理想和信念，终于走到了一块，摆在在他们前面正是那遥不可知的未来。宋神宗最后对王安石这样说：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说，让我们一起为大宋中兴，强国富民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

从此以后，君臣二人就在这皇宫内，就变法改革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多次的探讨研究，变法的主要内容该是些什么？如何推行变法？变法可能会带来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一次又一次讨论分析之后，有关变法的方案和细节，在二人中的脑中变的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明确了，越来越具体了。经过了君臣二人长时间的研究讨论和分析，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策略，大致上已经完成了，只等待宋神宗的一声令下，启动变法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虽然宋神宗是一个杰出英明的君主，也极为欣赏信任王安石的变法理论和政治才能，而且变法的具体方案、推行方式、细节和可能的后果，经过多次的讨论分析，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考虑到了，已经比较完善了，可是如此大的变法运动毕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它不仅在大宋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也是自汉唐以来所未有之事，它的推行意味着对历史延续下来的传统祖宗治国之法的重大改变。此事实在太过于重大，而且没有先例可循，宋神宗，他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不能不极端慎重，他不能不考虑朝廷内外可能的反对声浪，更不能不担心变法所产生的实际后果。

于是在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熙宁二年，在大规模变法启动的前夜，君臣二人之间又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金殿会谈，这显然是宋神宗要在发动变法运动的前夕，慎重起见要对王安石进行最后一次的全面考察。在《宋史·王安石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宋神宗问王安石：“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意思是说，大家都不太了解你，都以为你只懂得理论知识，不懂具体实践，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王安石的意思是说，理论本来就是来指导实践的，只不过因为后世的儒者，大部分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以为理论不可以用来指导实践。可宋神宗仍然不太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道：“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至此，宋神宗已经完全为王安石的变法理论说折服，君臣二人在关键性的变法思想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同样也是满怀豪情，当仁不让，士为知己者死，完全愿意为大宋的中兴而肝脑涂地、死而后己。

随后宋神宗便设立了全面领导和负责变法的政府结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久，变法的主要内容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经济民生的重大变法改革运动在宋帝国国正式铺开了。

四、变法失败的具体过程

王安石的新法大致可以分为四大块，一是扶持农业生产、振兴农村经济，比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二是改革财政税收体系，比如方田均税法等。三是改革具体经济制度，比如均输法，市易法等，三是改革政治和军事制度，比如保甲法，置将法，保马法等。新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将兵法

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社会秩序。

从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和方案设计来看，应该说几乎是考虑周全、无可挑剔的，而且也曾经在地方的试验田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再加上明君宋神宗和贤臣王安石二人的见识和才干，变法运动在全国推行开了以后，按道理来说，就算没有取得极大的成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变法运动的效果却与宋神宗、王安石的设想完全相反，变法不但没有成功，没有实现大宋中兴的理想，而是失败了，失败的一塌涂地、溃不成军，失败到“不得人心、民怨沸腾”的地步。这样变法结局，恐怕是宋神宗和王安石二人在发动变法运动之初所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变法运动发起的初期，发对的声浪主要是由那些保守派人士掀起，保守派的精神领袖同样也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司马光，司马光可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同样不喜奢靡；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一书；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宋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任司马光为通判。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由于司马光在朝廷内外具有巨大的威望，他的发对声音，那使得变法运动在开始之初就显的很不顺利。

不过，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可以说王安石天生就具有改革者的过人胆量和坚定意志。但是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不支持变法运动，便被他全部赶出朝廷。司马光出于朋友情份，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见王安石如此固执，道不同不相为谋，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前文说过，和王安石相比，司马光他们是保守派，但实际上北宋时期的保守派和晚清时期的保守派有着极大的不同。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顽固不化，前者却都是些明智的知识分子，并非食古不化的顽固守旧分子，只不过他们的治理理念与王安石的理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多的崇尚古代中国的儒道两家的治国理念，而且更多的是他们发现了许多变法运动中的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缺陷。

对于朝中保守派巨大的反对声浪，其实早已在王安石的预料之中，哪一次重大的变法改革运动会没有保守派的反对？对此王安石肯定是事先已经深思熟虑过的，因此在面对保守派的诘难时，王安石才能如此从容镇定，无所畏惧。是啊，在他的心中，肯定是想只要能让大宋国富民强，有些反对的声浪怕什么？，看到如此多的反对声浪，宋神宗感到有些心神不宁，有些不安，王安石又上书以坚定皇帝的变法决心。书曰：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也是鼓励宋神宗为了大宋的国强民富梦，要敢于和流俗思想，和保守派分子作斗争，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四平八稳的，要坚定变法信心，不折不挠地进行下去。宋神宗看到王安石的奏折之后，深以为然，于是王安石变法改革运动得以进行下去。

人言之后，来的是天变。新法刚刚推行不久，就发生了重大的华山山崩事件，于是保守派马上拿此事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上天对大宋推行新法运动不满的表示，天变都来了，变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比如当时的朝中大臣文彦博就认为是变法内容中的市易法与老百姓争利，才导致了华岳山崩事件，朝廷应该尽快停止变法运动才行。而王安石赫然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天变不足畏”，王安石对此事的回答是："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因，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大意是说，华山山崩事件，可能是某些小人引起了天意不满，不是市易法的缘故，市易法的目的并不是要与民争利，而是要抑制兼并。对于华山山崩的天变事件，宋神宗显然也是赞同王安石的看法，于是变法运动还是继续进行下去。

人言、天变和祖宗之法，这些都没有让宋神宗和王安石二人退却、畏惧和屈服，但是一系列变法运动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却让宋神宗开始变的不那么坚定了，困惑，无奈和怀疑慢慢占据了皇帝的脑袋。变法运动究竟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呢？说句老实话，已经是到了民怨沸腾，横尸遍野的地步了。

北宋熙宁七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正在忙于推行新法运动的王安石碰到了几件大麻烦。第一件麻烦事情，当年天下久旱，长期没下雨，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害，饥民流离，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纷纷上书朝廷，认为这是王安石执意推行的变法运动触怒上天的缘故，强烈要求宋神宗，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尽快停止新法运动。接到各地官员的奏折后，宋神宗也是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历史记载：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于是宋神宗便招来王安石商议此事，果然王安石真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拗脾气，面对皇帝的不安和疑虑，王安石仍然自信安然地回答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也就是说，王安石认为旱涝乃是自然现象，与变不变法没有关系，就是尧、汤也不能避免的，我们只有修人事来加以解决干旱问题，才是正道。宋神宗不安地说道："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一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这里的意思大概是说，宋神宗认为久旱不下雨，天下老百姓流离失所，绝非小事，而且不仅是朝中的大臣，身边的侍从，而且就连太后、皇后都说这是变法运动所带来的祸害，我害怕，这些严重问题真的变法运动所引发的。王安石认为太后，皇后的说法，是由些京城内的奸逆小人所挑拨引起的，而且这些言论只有在京城才听得到，在外地全都未曾耳闻。估计王安石的这套说词，暂时稳住了宋神宗，因为宋神宗毕竟生活在深宫之中，对于外界的实际情况，大多来源于大臣的奏折和身边人的言谈中，所以他对帝国的情况是否严重到这些人所说的，还是有些怀疑的，因此在经过这次巨大的打击之后，王安石变法运动仍然没有被废除，仍旧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却对王安石变法运动产生了致命的打击。这件事情是一位名叫郑侠的看城门的小官引发的。他原本是由王安石亲自提拔上来的，可是在他目睹了变法运动给老百姓带来的惨状之后，实在是忍受不住了，道德良知促使他一定要把实际情况向宋神宗上报，以解万民于倒悬之苦境。按理说在很多朝中大臣接连上奏折都没能让宋神宗改变注意，停止新法，作为这么一个小官的情况上报，怎么可能引起宋神宗的重视呢？估计郑侠在上奏折前，一定也是大费思量，如何写这奏折，才能引起宋神宗的重视呢？最终郑侠选择一个与其他大臣都不相同，非常特殊的情况汇报方式，郑侠并不是上一道文字奏折，可能他知道，宋神宗肯定对普通的奏折已经是提不起兴趣了。于是郑侠他亲自画了一幅“流民图”，呈见宋神宗，并附言论，此图所绘皆乃他亲自所见的民间流民扶老携幼之困苦之状，俱是实情，请神宗观其害，罢废害民之新法，并且郑侠还立下军令状，“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也是说，他请求宋神宗废除新法，是在为万民请命，如果罢废新法后，十天之内，天如果不下雨，就让皇帝斩了自己。从郑侠所立下的军令状来看，他为了罢废新法，可以说将身家性命都全部压上去了。

宋神宗收到此图后，打开一看，不由大吸一口冷气，只见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百姓尸体，奄毙沟壑，累累不绝。但是面对这样的惨状，酷吏还在威逼恫吓，怒目追索，无数百姓只好流离失所、呼天抢地……看完，神宗不禁为之潸然泪下，他非常痛苦，非常无奈，也非常迷惑，因为宋神宗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民不聊生、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他实在是想不通啊，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所绘之天下黎民百姓的惨状，不仅惊动了普通的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废新法、贬黜王安石的折子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而且还惊动了两位太后，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安石乱天下”，恳请皇上罢废新法，罢免王安石。在这样的压力和万民惨状的实际情况下，宋神宗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他将王安石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而且基本停止了新法的实行。虽然以后宋神宗又重新启用王安石为相，变法运动也是时断时续，权力斗争不断，但是可以说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基本可以宣告了它在实践上的彻底失败。

从实践经验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可以说与变法的初衷完全相违背，变法的本意，是要国强民富，可结果却是民不聊生，老百姓流离失所，民怨沸腾。在变法运动中还曾经发生过京城旁边的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的住宅前闹事、咒骂哀求之声沸反盈天的情况。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运动，是多么的不得民心，古代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老老实实，见官如见天，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了，他们敢到宰相府前去闹事吗？不得民心，民怨沸腾，这才是王安石变法运动最终走向惨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什么触犯官僚地主阶级利益，权力斗争，保守观念等等都是些隔靴搔痒的次要原因。但这种结果，有实在未免太具有悲剧意义了。不但宋神宗与王安石两人到死的时候都没有想明白，就算是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没有弄明白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到底变法失败的原因何在？问题出在哪里呢？

五、变法失败的原因分析

就王安石变法方案而言，可以说大部分新法本身是比较正确，也是无可挑剔的，而且在局部的地方实践已经被证明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它们基本无一不是出自强国富民的良好愿望，甚至有些新法内容是极其为农民着想的，比如青苗法。

凭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农民利益的一种了，我们知道，在一年当中，农民最苦、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了，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已经差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粮的，这个粮，就是此时地里的青苗，只是尚未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户，约定夏粮收割后再还本付息，因此大部分农户都是身受此种高利贷之苦。而且如果运气不好，农户在借了钱借了粮之后，正好倒霉地碰上自然灾害，造成夏粮颗粒无收。为了还本付息，农户只好迫不得已出售一部分土地还债，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便由此产生了，其实只要存在着农田私人所有和农田的所有权可以只自由流通、买卖这两个条件，土地兼并问题几乎总是不可避免的。

而所谓的“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代替富户来向农户发放这种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出面向需要的农户发放贷款，待夏粮收割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但官府贷款所定的利息明显低于富户，一般只有其利率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青苗法”的好处显然是非常明显，正如王安石所说的，它是可以起到“抑兼并，济贫乏”的作用。正如后世许多人认为的那样，“青苗法”一方面既可以免除普通农户免受富户的高利贷盘剥之苦，帮助农户渡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抑制土地兼并现象的继续蔓延；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刺激农业生产。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青苗法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似乎完全是无可挑剔的。

是的，从直观的感受和简单的逻辑推论出发，你不得不感叹“青苗法”制度设计是如此精巧，如此完美，由此可见王安石对经济事物的理解实在已经达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水平，他不但深刻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贷刺激经济发展的理论内容，并且还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精妙、完善的青苗法制度。普通农户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官府借入的贷款，所付的利息要比富户低很多，这显然是有利于农户利益的，可以起到“抑兼并、济贫乏”的作用，另一方面，官府利用库存闲置的余粮余钱向农民放贷，在农民夏粮收获之后，再连本带息一起收回，如此在降低农户利息负担的情况下，又盘活了官府的闲置钱粮，增加了官府的收入，这岂非是两全齐美的大好事啊？这样完美的青苗法方案又有哪里会存在严重错误呢？况且“青苗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就曾经在所管辖的地区内推行过，结果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交口称赞，使得王安石深深当地老百姓的爱得，成为了一位具有崇高威望的地方官员。

而且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宋朝的时候，各地都设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是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维护农业社会的稳定。也就是说，丰年谷贱的时候，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将之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的高利贷行为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帝国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曾说过这样的豪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最为老百姓着想，也曾在局部地方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几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青苗法”，在宋帝国全面推行后，却成为了老百姓最为痛恨的政策，“利民”政策反而成为了“扰民”“害民”政策，“天下沸腾，民怨沸腾”，“流民无数，尸累不绝，天怒人怨”，这样残酷的后果，恐怕是谁当初也都不曾想象到的，为什么“青苗法”的实践后果不仅与原先的想象相反，而且还带来了如此可怕残酷的后果呢？

王安石的“青苗法”从理论上来说是非常正确、精妙的，在局部地方的实行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切说明“青苗法”并非只是不合实际的空想，而是扎扎实实能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利益的政策，可为什么在试点范围扩大后，改为在宋帝国全境推行的时候，便从利民惠民走向了害民惨民的反面呢?这个问题不禁让笔者苦苦思索，这里面的原因到底何在？为什么从逻辑上来看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理论，会产生这样相反的后果呢？既然新苗法在全国推行后带来的惨重的害民惨民后果,那为什么原先在地方的试验又大获成功，赢得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吗？局面地方的实行既然可以成功，那为什么更大范围的推行为什么就失败了呢？青苗法仍然还是那个青苗法，老百姓还是同样的老百姓，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等等这些应该都一样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在小范围内的成功和较大范围内的失败呢？

这个问题不仅让大宋朝的宋神宗想不通，变法理论的创立者王安石同样也想不通：为什么在地方实现新法就大获成功，一旦在全国推行就失败的一塌糊涂呢？而且也让不少的当代人充满困惑，着实费解。按照常理来说，一个政策在局部地方推行要是获得成功的话，应该是能逐步推广到其他地方的，可是青苗法在全国的推行经验显然不支持这样的推断？难道地域大小与变法的效果直接存在着某些奇妙的联系吗？原因肯定是隐藏这黑箱中，不然就难以解释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失败结果。

当王安石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由于地域小，行政层次简单，对于信息的了解和分析，能够比较充分和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他可以贷款给需要贷款的农户，而且监督和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使得这一个农业贷款系统可以有效运行。另外由于没有上级政府的考核压力，以及王安石本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他显然不会利用职权搞腐败，把低利率贷款贷给自己的关系户，或者是强迫那些家底还算殷实，根本不需要贷款的农户贷款。而且王安石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无法还本付息的农户，肯定不会强迫他们拆屋卖妻卖儿来还钱。地域小，管理层次简单，信息不对称较小，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些因素决定了青苗法可以在一个低成本的条件下有效地运行，这也是青苗法在地方推行获得巨大成功的本质所在。

其实王安石在地方上的做法，和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在孟加拉农村地区实行的小额信贷的做法是非常类似的。尤努斯开创和发展了“小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他也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建人。 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不过与王安石不同的是，尤努斯不是依靠官府来推动对农户的小额贷款，而是创立了孟加拉银行来充当这个角色。

可是一旦王安石想把“青苗法”在宋帝国全面推行，那么问题自然产生了。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朝廷要推行变法，那么自然要给下面的官员制定出考核的标准，而且为了促使各级地方官员积极推行变法，就必须进行激励考核机制，以奖优罚劣。对新法推行相当积极、重视，完成情况较好的官员，给予褒奖和提拔；对于那些对新法推行阳奉阴违，相当消极，甚至暗中抵制，完成情况非常不理想的官员给予惩处、调职和降职。只有这样做，王安石才有可能充分调动整个官僚系统的推行新法的积极性和力度，同时这也是任何一个集权政府推行某项政策的必然手段，不然下面的地方官员肯定没有动力和热情来主动推行这项政策。

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虽然很多地方的民情不一样，有的地方的民众可能对“青苗法”的接受程度高点，有的地方对“青苗法”的接受程度低点，但是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作为中央政府肯定是无法了解某地的具体情况的，何况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风险因素，谁知道是不是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暗中偷懒，而故意把情况说的严重点，恶劣点，以求能推卸工作责任。因此在朝廷考核地方推行“青苗法”的时候，农户青苗贷款必然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指标，而朝廷肯定要给地方政府制定出一个固定比例的农户贷款比例，以奖优罚劣，促进新法推行力度。这样一来，一是地方官员出于自保乌纱帽的动机，必然也会给更下层的官员下同样的考核目标，以给下面的官员施压。二是出于大部分官员出于追求政绩的动机，必然要求底层官员尽快、尽可能高的完成考核目标，别的府是30%，我的府就要40%，如此做法的后果就是层层摊派，层层加码，一古脑将考核的压力最大限度地压在底层执行官员身上。

再次强大的政治压力毫无疑问会释放出政府权力这只可怕的老虎。美国的布什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显得有些傻头傻脑的，可他却曾说过这样一番让人惊叹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是二百多年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伟大创举，并且早已成为世界主流民主社会公认的定理。可惜在中国古代的集权社会里，政府权力并没有被关在笼子里，而是泛滥于外面，随时准备扑出来荼毒老百姓。最底层的官员，看到经过上面的一级级加码后的“青苗法”的考核目标，自然会倒吸一口冷气，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能怎么办？只能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逼迫老百姓来完成上面压下来的任务了。

为了完成“青苗法”农户贷款指标，他们首先只好一家一户地动员老百姓来贷款，但是自然会有很多的老百姓由于种种的理由，不需要青苗贷款或者是不愿意青苗贷款。可这样一来，可能底层官员就有可能因为完不成青苗指标而会丢了自己的乌纱帽。面对这种情况，基层官员只能有三个选择，一、选择向上级申诉，但是这种做法风险极大，特别是在最高层官员准备强力推行某项政策、决心很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但不配合，反而跳出来唱反调，估计马上就会被打道回府，会老家种红薯了。二、是选择不强迫农民贷款，完全采取农民自愿贷款的方式，那么自己的青苗贷款完成率，肯定要比那些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的地方要差一些，那么同样会遭到上级政府的惩处，比如降薪、降职和调职等，甚至也有可能以消极抵触新法为由被撤职查办。三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那些不愿意贷款的农户去贷取青苗贷款。你贷不贷款？不贷就扒房拉牛！在政府官员的威逼下，那些本来根本不需要贷款或者不愿意贷款的农户，不得不办理了青苗贷款，如此“青苗法”不但没有产生减轻农户负担的作用，反而大大增加这部分农户的利息支出，岂不怪哉？

可是基层官员面对农民的抱怨也肯定是一脸无奈，你以为我不愿意悠闲点啊，没事找这个大麻烦，天天强迫你贷青苗款啊？这是上级的政策，没有办法啊，你要断我官路，我就要断你活路了，你要骂就去那个新法的始作俑者----王安石吧！估计很多老百姓是从此以后，天天骂王安石了。而州、府等高层官员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者是出于追求政绩的考虑，自然会对基层官员滥用政府权力，比如扒房牵牛、捉人关人的行为，只要不激起民变，肯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完成任务，保住自己的官位、前途和有时候甚至还可能是生命安全，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样一套的集权政治结构体制，就像一种传导力度不断加大的精密仪器，上面的决心越大，力度越大，到了最底层的话，力度肯定会被放大数倍。王安石对于新法的推行决心越大、越是雷厉风行，那么基层官员受到的政治压力肯定就越大，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强迫农户以完成任务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如此一来，不少农民也就会成为“青苗法”的受害者，而基层官员在对农民凶神恶煞的背后，估计也是胆战心惊的模样。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估计也是同样重要，那就是青苗贷款的回收问题。“青苗法”出台的目标是利国利民，除了减轻农民负担之外，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是该项政策的重要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王安石自然会考虑给下面的官员制定出一个贷款回收率指标，也就是等同于现代银行的控制不良贷款率问题，不然谁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官员会出于人情和利益，而把低息青苗贷款白送给自己的关系户呢？如此一来，经过层层加码、层层摊派，结果又是把回收青苗贷款的任务压给了基层官员。可怜这些基层官员，前面为了完成青苗贷款指标，刚刚是对农户是又哄又骗又是威胁，才算是完成任务，可现在又要面临着繁重的收回贷款的任务。怎么办？想当初为了完成青苗贷款任务，为了尽可能地提高贷款率，在贷款对象上，肯定是不加选择，不加甄别，多多益善。这样在回收贷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家有余粮、余钱的农户还好说，无非是多了项利息支出，而对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无力还本付息的农户来说，情况就会非常严重：当初俺没有钱的时候，俺根本不想贷官府的什么青苗款，就怕官府狠似豺狼，逼俺还贷，不过不贷还不行，你一定要俺贷，没办法，俺只好贷了，现在家徒四壁，如今叫俺拿什么来还啊？

可地方官员显然不会理会这些情况，为了完成贷款回收指标，只能强迫贫苦农户还本付息，还不还?不还的话，马上扒房牵牛，牢房伺候。这些贫苦农户为了偿还青苗贷款的本金，只好向地主富户借高利贷还，如果连高利贷也借不到的话，只好卖房子卖老婆来还了，如果还是不行，只好逃债去当流民了。可见号称是最为农民着想的“青苗法”，反而是一些贫苦农民受到的损害最严重，最惨苦，这个结果无疑让人觉得有些悲哀，也有些反讽。

结果若是单单这样的话，有些农民无故增加了一部分利息支出，少部分农民要么卖地卖房，或者是逃跑当了流民，可是毕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获得了低利率的收益，害民扰民的程度还算小，基本还算是在可以控制的程度以内。可是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完全是靠天吃饭的，自然因素对农业收成的影响极大，要是风调雨顺的话，“青苗法”运行的大致还算是正常，但是万一碰上个大的“旱涝灾害”，大部分农户都面临颗粒无收的后果，此时“青苗法“的危害性就会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北宋熙宁七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的情况正是如此，那年大宋帝国的很多地方都久旱无雨，此时许许多多的农民都是痛苦无奈面对着颗粒无收、家徒四壁的局面，连吃饭都没得吃了，哪里还有钱来还本付息啊？可是地方官员为了完成青苗贷款回收指标，却又不得不强迫农民还款，有钱没有？没钱，挖地三尺，也要把钱粮给找出来，把农户家剩下那点用来活命的口粮也都一粒不剩地收刮走，不够的话，还要抓人拆房子，总之基层官员想尽一切办法、用尽手中的权力逼迫老百姓归还贷款，而农户为了归还贷款，只好是卖地卖房卖妻卖子地还，实在没有办法，那就要被官府抓取坐牢，或者是逃难去当了居无定所的流民。一时之间，海内哭声一片，身披枷锁者无数，奄毙沟壑者无数，流离失所者无数，无数可怜的老百姓在呼天抢地，但是面对这样的惨状，底层官吏们还在威逼恫吓，极力追讨，宋帝国内因此民怨沸腾，士怨沸腾。苍天啊，原本无比繁荣富饶的宋帝国，仅仅因为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在这样一场大旱之后，风流便完全被雨打风吹去了，出现了原本不该出现的异常悲惨的一幕，被誉为帝国良心所在的士大夫们再也坐不住了，长叹息哀民生之多艰，呼吁罢废新法的奏折像雪片向宋神宗飞去，就连两宫太后，都哭泣着为天下老百姓求命，要求宋神宗罢废新法。

在面临巨大的反对声浪之后，王安石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变法运动的缺陷之处，反而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对于变法政策的正确性过于信任，而没有考虑依靠集权式的权力体制来强力推行某些政策所可能蕴含的巨大风险。结果王安石依然是采取了强力推行变法运动的措施，对于变法依然不折不挠，并且采取了“谁不推行变法，谁就走人”的政策，大肆调离、打压反对变法的官员，提拔调任了大量的支持新法的官员。面对困难，王安石豪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当谢我”，对于变法，王安石他信心百倍、无所畏惧，可以说是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都绑在了变法上了。为了推行变法，为了让宋帝国重新强大起来，王安石可以是说是无所顾忌，准备拼了，准备不计后果、独断专行、孤注一掷了，宁愿让当世让骂死，只有后世人感谢我就可以了。

在王安石的强压下，地方官员再也不敢反映新法的危害之处了，而是紧跟王安石的步伐，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可是由于新法方案本身就是蕴含这极大的缺陷，它推行的力度越大，推行的时间越久，推行的范围越广，那么它对老百姓所造成的危害也就相应越大，对于帝国也就越加不利，当这种危害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使得变法本身陷入破产的地步，而郑侠的《流民图》正好充当了这样的导火索，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的破产也就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管窥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变法的害民扰民后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变法内容，也是大体如此。比如市易法。王安石在开封设置市易务的本意是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可以说市易法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实际效果如何？普通开封老百姓发现买什么贵什么，态度还差的很，商贩则发现卖什么便宜什么，利润几乎被盘剥光，市易处可以说吃了买家吃卖家，两头垄断，其实市易处就好比我们70年代的供销社一样，它是一个垄断商品流通的收购和销售机构，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自然很能理解它的坏处，可惜了近千年前的王安石还不能理解垄断的坏处，所以连累到开封的老百姓受到了古代供销设——市易处的荼毒。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保甲法，当初推行保甲法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治安治理，维护社会秩序，其内容主要是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按理说保甲法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设计内容也是比较完善的，可是实际效果呢？宋人却发现保甲法不但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反而起到了破坏社会秩序的作用，很多保甲反而因此聚啸为盗，或者滥施暴力，危害良民。其实王安石的保甲法正是我们国家80年代的联防队政策的鼻祖啊，太类似了。后来我们国家因为看到了联防队制度的种种危害，才下决心在90年代彻底废止了它，因此笔者非常能理解王安石保甲法的危害性。再有均输法，其本质也是建立一个国有的运输垄断系统，它给经济带来的不利方面，我们也应该是很容易想象的。因此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除了依靠肆无忌惮的集权政府权力强力推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计划经济的影子过于浓厚了，不论是市易法，还是均输法，都充满了后世计划经济的影子，而对于计划经济的不利方面，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应该是看的一清二楚了，因此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企图在宋帝国建立其半计划经济式的国家的失败。

六、变法成败与道德无关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所没有想到的，变法运动给宋帝国，给普通的老百姓所带来的惨重损失更是王安石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了改革，为了变法，王安石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无所畏惧、不折不挠，他不但弄的自己身心俱疲、众叛亲离、名声尽毁，而且还搭上了爱子的性命。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相当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压、排斥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而且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名声尽毁，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行为，而且是君子的高风亮节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这一点。东汉的党锢，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和风俗有关。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高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子大都过得十分滋润，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阳修岂能写得出《醉翁亭记》。做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说法，用在宋人身上是很合适的。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精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既然是“精神贵族”，自然“惺惺相惜，讲究文明”。同样，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不难人才辈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贵族，并由此产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可惜当时的体制未能为这种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正如王桐龄先生《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马光在野相助，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结果？

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一代伟人抱憾而终，笔者想王安石死的时候，必然是极其不服气的，也是充满了困惑和无奈的，因为他实在不清楚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所在。在时间静静流淌了近千年后，笔者的这篇小文章也许能够一解他心头某些的疑惑。

笔者认为虽然王安石变法运动失败了，但是他仍然不愧为古代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以金融贷款刺激经济发展的想法，其实也就是现代银行的主要作用，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没有因此创立古代中国银行，反而企图让政府担任这个角色，从而直接造成了变法运动的失败。但王安石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千载之下，依然凛凛有生气，其中包含的道理也发人深思。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变法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的原因除了企图在古代中国建立半计划经济式的体制以外，更主要的依靠肆无忌惮的政府权力来强力推行，其法甚美，其行甚惨，青苗法不是办法不好，而是不该由官府贷款。不难设想，假如当时王安石设立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来发放青苗贷款，官府只不过负责解决经济纠纷，则青苗法的实施就决不会弄得天下汹汹，民怨沸腾了，也许这就是人世间的一大悲剧，笔者将之称为王安石陷阱，以形容用专制权力强力推行某些政策所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的情况，王安石陷阱在民主选举的国家内，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因为民众自身拥有对政策的最终决定权，统治者已经被关在了笼子里了，它最有可能的是发生在那些具有集权政府体制、民众软弱无力的国度内。

笔者的这篇小文，就算是寄托对那场宋帝国伟大变法运动最终失败的哀思，对中国历史上两个伟大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悲剧命运的同情之感。在变法运动失败的几十年后，北宋的万种风流便被金人的金戈铁马所消灭殆尽，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看来历史大抵是如此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