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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5


首先要声明,这篇文章并不是来批判《穹顶之下》的。相反,柴静的这部作品,无论从包装的精美,文案叙事的设计,采访对象的深入,还是数据的翔实程度来看,都非常值得喝彩,甚至有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科学传播史上的经典之作。但是,跳出那些感情叙事的框架之后,我只能说,《穹顶之下》虽然感动了我,却没有说服我。从更理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不把雾霾当做“私人恩怨”,而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来谈论的话,似乎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雾霾的危害具体有多大?这在科学界其实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柴静在片中引用了前卫生部长陈竺的研究,认为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早死的中国人约有50万(其实陈的原文是35-50万)。但是这只是很粗略的估计,由于缺乏更详细的研究数据,我们很难知道这样的结论可靠度究竟有多少。

在整个科学界,对于PM2.5危害的研究也才刚刚有所进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其实并没有发现大气细颗粒漂浮物对于肺癌有什么关系,2013年,当钟南山宣称空气污染导致肺癌增加的时候,还遭到了方舟子的批驳。直到2013年底,根据几个最新的调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才首次把大气污染物列为一级致癌物。

不过,这些调查大多都是在西方国家做出的,而中国的PM2.5浓度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按照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会导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这个算法,光是大气污染一项,就能导致中国的肺癌死亡率比欧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实际情况中,中国的肺癌死亡率虽然略高,却远未达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所以这些研究中发现的线性关系,能不能简单地拷贝到中国,还是比较有疑问。

当然,很多人可能要说,知道PM2.5有害不就好了吗?至于它每年究竟导致10万人还是50万人死亡,有多大意义吗?

但这恰恰是在公共决策层面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把雾霾当做私人恩怨,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为雾霾付出的具体成本大约是多少。因为社会的决策,它不是讲温馨讲情怀讲故事,任何一个社会选择的背后,往往都是冰冷的经济学核算。很少有东西是无本万利的,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我们要讨论的,是它“值不值得”。

柴静自己曾在博客里写过一篇关于DDT的故事:当年农药DDT被发明出来,用来消灭蚊虫,减少疟疾。但是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指出DDT致癌,并污染环境。《寂静的春天》后来几乎成了环保主义者的圣经,并最终导致了DDT的全面停用。

听上去棒极了,但可惜,DDT停用之后,又没有同样有效的药物来对付蚊虫,这使得非洲疟疾的发病率飙升,仅南非的一次疟疾大爆发,就导致了至少10万人的死亡。因为DDT的禁用,到了2000年,世界上至少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

为此,科学家们开始呼吁重新使用DDT,南非在2003年采纳建议,并迅速把疟疾死亡人数降到50%以下。后来,连世卫组织都开始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

但此时,已经有大约2000多万人死于疟疾之下。后来著名作家迈克尔·克莱顿曾说,《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杀的人,大概比希特勒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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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

其次,是说打破垄断之后,我们很快就能探明更多的油气储量,天然气产量很快就可以翻番。这番听上去颇有些大跃进气派的言论究竟有何根据,我无从得知。但《穹》片随后用了英国作为论据,说英国自从1952年伦敦污染事件之后,很快从煤炭转型到了石油,并从此实现了环境的改造。事实本身我不否认,但《穹》片没有提到的是,英国虽然在1956年通过了空气清洁法,但直到70年代发现了北海油田之后,石油占能源的总比例才飞速上升。而要把我国的未来能源寄托在发现一个新的,未知的大油田或者大气田之上,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可靠。所以不好意思,想要说服大家接受这一点,柴静恐怕还得再举出更多的证据才行。

实际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用煤还是用石油,这并不对空气污染问题造成本质上的影响。我国的煤电厂,其环评标准本身是极为严苛的,只要能够彻底执行,并不对环境产生大的压力。事实上,今天在英国,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例反而又在逐渐上升。所以实际地说,要想治理雾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弃煤炭。比较有效的办法反而是关停更多的小火电厂,留下少数易于监督管理的大电厂,实行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监督。原则上,这仍然是一个成本的问题。至于《穹》片中未提到的更多清洁能源,如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等,自然也都可以在考虑之列。

但这些仍然并没有解决我之前的疑问,也就是《穹》片中并没有提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可以很快地迈入又发展经济,又不产生污染的阶段。因此,作为一种呼吁,我认同柴静的努力,她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环保问题,这当然是极好的。但对于她的观点,我仍然抱有怀疑的态度。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更详细的关于雾霾治理的成本和收益讨论,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地来权衡其中的利和弊,而不要诉诸冲动,理所当然地把“雾霾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治理”作为默认前提。

毕竟情感攻势之后,理性才是实际解决问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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