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应该敢想敢做，说到做到。破坏性创新与验证可以感受生命的丰富和人性的微妙。这是人的天性，和年龄无关。

在高中同学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来到上海并寄宿在同学那里，这算是有了暂居之所。这里地处江湾，距离轻轨三号线终点站江湾镇20分钟的步程，交通还算是方便的。不过我居住的房子是他大学同学的，当时还是毛坯房，有好几家人住在一起，一起合伙做饭吃。因为人多、嘈杂，吃饭也不定时，而且常有同学过来打牌、喝酒，这样的氛围实在有些差强人意。所以刚住2天，我就委托我的同学给我找房子，没过多久，在同学的帮助下，我租到了一个进修学院的房子，距离江湾镇站20多分钟的步程，在肺科医院的旁边。这里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大学城，我的居住地步行到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同济大学沪东校区也都只需10分钟的时间，而且大学城还集聚了同济大学本部、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三军医大学以及新东方等国内著名学府或培训学校。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氛围。

然而不巧的是，这一年遇上了“非典”疫情，上海也很快就有了“非典”病人，据说病人被送往肺科医院医治，就在我的居所对面。这一带的居民都尽量不外出，而且出门带着口罩。更为恶劣的情况是：很多公共场所都开始要求测体温，不少企业对陌生人进出也进行严加盘查。在这种情况下，想出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谋生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闲着，既然没什么事干，就只能天天读书。好在我喜欢书，所以日子倒也不显寂寞，不过却也是极其苦闷的。记得有一次看到窗外马路边上，一只小狗懒洋洋的趴在地上喘着气，我的心情就变得很压抑。可是辞职和来上海的路都是自己选的，我没有任何逃避、埋怨或是随波逐流的理由。既然时运不济，那就只能积极准备，以待时机。

好在“非典”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几个月过去之后，经济开始有了恢复迹象，市场又热闹了起来。在读了很多份人才市场报，应聘了很多企业之后，我参加了很多免税，也包括遇到过几家唯利是图的骗子公司，最终一家证券公司接纳了我，我成为了它们的证券经纪人。再后来，我也重新租了房子，搬入了和复旦大学一墙之隔的文化花园。我当时住在8楼，这里是颇有些冬暖夏凉的好地方，尤其天热的时候凉风习习，只要把门窗打开，就丝毫不用担心蚊子的骚扰，每天晚上可以就这样安然度过。日子虽然不宽裕，倒也有些自由自在，所以我一开始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很辛苦的工作，并且第一个月的业绩做到了部门第一。但销售工作对我的身体来讲却是极大的挑战。因为我嗓子不好，不能每天长时间说话，所以不管如何喝水，我的嗓子都一直冒烟。那时候股市也不景气，我每天面对的都是被套牢的客户。虽然我很想尽力帮助他们，但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企业毕竟是需要盈利的，否则就只能破产，况且那时候以我们公司一路之隔路的竞争对手倒闭了。

在整个行情不好的情况下，面对领导施加的业绩压力，要想做到能与客人双赢实非易事，有的时候这两者甚至是截然矛盾的。我不想伤害客人利益，但我却要为领导的业绩而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再次思考我的未来。也许我终究只是适合做个读书人，在这个不白不黑的灰色社会里不允许我有太大的生存空间，又或许我来到企业只是一次错误的选择。如果要问我的收获，也许就是我进一步知道了自己不适合做什么，然而适合做什么我却也还是不大清楚的，而这时的我已经从大学毕业了2-3年，不能算是太年轻了。好在我对读书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时候我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公布出来了，我的分数大大超过了“国家线”，而且超出了复旦大学自行划定的管理学类的最低录取线，这意味着只要接下来的面试成功，我将进入复旦大学全脱产攻读硕士学位。

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来描述当时哪个行业的真实情况以作纪念，这篇文章后来在《经济日报》（2004年7月16日）发表。如今我在教室里给同学们讲到营销这一章的时候，我总是希望同学记住：一个好的营销员不只是推销的自己的产品，而是要同时具备三个战略眼光，即：在与客户打交道谈生意的过程中，要更注重个人经验成长，而仅非个人钱财得失；要对客户有爱心，注重客户关系的长期培育；要有所选择和定位，不能什么样的客户都去谈。不过实际工作中，每个人和企业都是兔子，他们成天为解决生存而奔波，做到这三个原则谈何容易，这不只是需要良好的道德素养和“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人生智慧就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