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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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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以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发展

与经济总规模相比,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滞后。金融创新不足,而美国次贷危机更加剧了国人对金融创新的担忧。中国金融创新不足,导致金融工具品种较少,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金融市场弹性匮乏,金融效率低下,严重影响着资源配置效率,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们认为,金融创新并不是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金融创新却有利于分散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创新是世界经济强国获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工具。为了确保我国改革开放经济成果的保值与增值,捍卫金融资产的定价权,中国政府应运用各种宏观政策工具,包括财税政策,以大思维积极鼓励金融业全面创新,并以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大发展。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

  1、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主要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组织创新以及金融业务创新。根据新增长理论,创新可以避免投资收益递减,是经济增长推动力。类似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是推动金融深化、实现金融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金融创新可以分散或锁定金融风险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运用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然而,金融领域收益与风险正相关,高收益的金融产品蕴涵高金融风险。这又表明金融创新是一柄双刃剑。

  2、金融创新需要有效的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有可能会加剧“金融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有效的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出现“强者恒强”,导致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存在并使得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得金融信息很难对称;金融创新还会加剧市场行为主体的外部性,“羊群效应”可能被扩大。为了克服金融市场失灵,应相应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推动监管制度创新。金融监管是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旨在提高公众金融信心的一种公共物品。金融监管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有利于资金有序合理流动,从而最终促进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并不矛盾,监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利于维持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最终为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服务。此外,与时俱进的金融监管政策与法规本身也属于金融制度创新的范畴。   

  金融创新是美国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利器

  在经济金融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金融成为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资源,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全球资源配置中。历史上强国之争无不经历着国际金融控制权的争夺,其中金融创新发挥重要作用。上世纪40年代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本身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创新,是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实力较量的结果。该体系为美国打开别国市场提供了契机,更为美国替代英国实现金融霸主地位奠定基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最终得以将美元转变成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继续发挥主要储备货币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美元无需与黄金挂钩,却继续发挥着关键储备货币作用。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得以构筑一个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其中,通过金融创新,设计金融领域新规则、构建国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供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美国不仅获得巨大的铸币税,而且掌握金融资产的定价权,甚至影响其他国家货币政策,最大限度地扩大美国国家利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特别是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进一步强化了美元霸权地位,并巩固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霸权地位,为美国利用金融手段获取更多利益提供便利。   

  金融创新不应成为次贷危机的替罪羊

  1、金融监管滞后引发次贷危机爆发。2007年8月危机伊始,布什总统便召集有关部门成立“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分析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原因,查找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政策的薄弱环节。今年3月13日,“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提交的《关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报告》指出,造成次贷危机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标准降低。二是各资产证券化参与者风险披露不足。三是信用评级出现问题。四是美欧大型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薄弱。五是监管政策薄弱。由此可见,金融监管没有跟上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步伐,从而引发次贷危机。

  2、全球流动性过剩是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元、欧元和日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都出现了超量发行的现象。世界储备货币的大量发行,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增加了全球流动性,这事实上是一个货币加速全球化的过程,对全球流动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全球性低利率政策也使得流动性过剩。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主要货币流动性的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信用软约束而积聚起来的全球流动性,大部分回流到美国,加之前些年世界经济处于最佳的发展状况,这使得金融中介机构、国际投资者甚至金融监管者对未来预期较为乐观,因而降低了风险溢价,出现信用评级高估、投机过度。由此可见,全球流动性过剩是导致次贷危机根源。

  3、金融创新可有效分散危机所带来的损失。金融创新可有效分散危机所造成的损失。美国房地产泡沫之所以破灭,主要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导致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远远偏离了价值。价格回归价值是必然的,只不过美国自2004年6月的加息周期催化了价格回归。资产证券化使得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得以分散,不仅由购房者和放贷公司所承担,而且以房贷为基础工具的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者也分担了其中部分损失,从而避免损失过度集中。事实上,次贷危机爆发在美国,其损失却由包括美国、欧洲、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共同分担。这有效缓解危机所造成的冲击,防止因损失过度集中而造成局部金融市场的崩溃。   

  中国应以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不仅与经济大国不匹配,而且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并越来越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此,中国应以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效率,增强经济实力。

  1、金融发展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关系经历了“要资金”、“要市场”这两个阶段,如今正步入“要金融”的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方兴未艾,但资金瓶颈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国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获取稀缺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制造业。FDI的流入与国内低廉的要素成本相结合,生产出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产出超出了国内需求,必须向境外出口商品和服务,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加工厂”。在上述两个阶段,中国坚持走外向型发展模式,这为中国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中国积累大量外汇储备。

  然而,外向型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必须通过金融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规模、贸易规模以及外汇储备量不断攀升,“中国制造”遭受了很大国际舆论压力,旨在“争夺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旨在“争夺产业”的投资保护主义更是甚嚣尘上。因此,一方面,从贸易保护主义来看,中国外向型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况且,13亿人口大国,依赖境外市场极不安全,也不现实。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靠国内的有效需求和广阔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从投资保护主义来看,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不能仅仅用来购买美元债券,中国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业,扩大国内金融市场规模,提高金融资产管理能力,为国内资本“走出去”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提供保障,以期在更高层级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强国。

  2、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现实需要。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制,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市场培育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组织体系。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尚存在较大差距,如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不健全,金融组织发展不平衡,金融工具品种稀少等等。因此,必须以创新思维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增强金融风险管理和控制的能力,确保国内金融稳定。

  3、以创新思维促进金融大发展。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改革与发展对宏观经济而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应以创新的思维和智慧,运用各种宏观政策工具,包括财税政策,鼓励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大发展。

  首先,应促进金融制度创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金融制度是指引金融发展方向的指南。金融制度创新应健全金融法制法规、强化金融中介机构功能、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为金融市场参与者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金融环境,以从制度上保障金融政策的独立性、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及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其次,应促进金融组织创新。目前我国已建立了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各非银行金融机构组合而成的多样化金融组织体系,但是金融组织发展不均衡,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相对落后,近年来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甚至享受超国民待遇,这造成现实中竞争不平等。为此,金融组织创新应致力于发展各类基金公司,培育长期投资理念,为金融市场稳定与繁荣提供微观基础。

  此外,应促进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业务涉及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因此业务创新必须以产品创新为核心,丰富市场深度和广度,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这样可以增强市场弹性,减缓因金融产品同质性而导致的“羊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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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1 12:37:00

华尔街危机对中国意味着机会吗

(2008-09-19)

 近两周来,美国金融体系的动荡以超出多数人预期的速度在扩大。在金融市场的上游,房利美、房地美已被美政府国有化,几十上百家房贷金融服务商出险;在市场中游,最富创造力的投资银行机构中,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到美林集团,三家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顶级投行倒下;市场买方一侧,管理着上万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受困资产损失和信心危机……

  整个美国金融市场链条自上而下,各组成环节都有代表性机构陷入危局。

  于是,在国际,逐渐有了些要求中国等国参与救助的声音;在国内,讨论者则又习惯性地开始“阿Q闹革命”,或欢天喜地以为国际货币秩序要改天换地,或摩拳擦掌地筹划抄底。需要提醒的是,即使华尔街危机当真对中国构成一定机会,也至少先要廓清三个问题——美国本次金融动荡的性质、中国最关切的利益以及所谓机会的真实内涵。

  就美国本次金融动荡的性质而言,客观地说,对该国经济,仍属皮外伤,至今未伤及筋骨。尽管美国消费持续萎缩,但其制造业的出口仍呈现增长。本质上,所谓动荡仍是此“金元帝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产物,无涉实体经济。是美国1990年代之后的“产业空心化”所导致的过剩美元泛滥,倒逼美元资产“创新”过度,酿成了此次泡沫破碎的恶果。不容忽视的是,美国经济的修复能力仍在,这等同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能力仍存,一厢情愿地过度悲观并无必要。从1950-1960年代开始,美国依靠强权建立围绕美元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后,这个体系已经遭遇过多次挑战。目前的多数分析都认同,美国次贷危机根源在于房地产价格调整。而在1980 年代,美国储蓄信贷机构危机恰与目前颇多相似之处,昔日历时年余,关闭数百家金融机构、损失数千亿美元后,美国的金融市场重新步入上升通道。经验表明,美国的军事、政治实力是为其货币与资产信用、价值背书的真正的“看不见的手”。大众记忆中的美国经济波段成长动力,其实与所谓经济理论、技术创新均无本质联系,不过是由某次人类自相残杀的“世界大战”胜方——美国所制订的游戏新规则有利于自己“坐庄”而已。目下,这场游戏仍在继续,中国持有的上万亿美元筹码即是明证。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美国的债权国家也不会乐于采用“自毁”方式来创造一个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新世界”。

  既然盲动不可取,中国就应审慎评估自身定位,从此出发再来评估有关机会的价值。经过三十年开放改革,中国确已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但在产品分工环节仍处于下游:制造业的边际利润较低,农业领域的隐形失业率高,第三产业吸收就业能力已近乎饱和。中国经济整体的效率水平亟待提升。特别地,作为后起国家的中国,资产总量、结构仍有待提升,货币和资本市场体系仍不甚健全,其广度和深度都尚无法支撑人民币立即进入世界货币序列。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币都需要较长时间来获取世界多数国家的信任。从这个角度看,“彼可取而代之”的说法固然豪迈,但因其纯属滥言而不具建设性,不靠谱的成色反倒十足。试想一下,倘美元中心货币地位崩溃,美元资产价值归零,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人的中国国家财富水平是否也会出现严重下降?那么,与之相关的人民币估值是否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这还未考虑到世界贸易计价体系的紊乱对中国进出口的冲击,而在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早已超过了70%。

  显然,尽管当前美元和美国资产已遭遇到相当程度的信心挑战,乃至正面对相当严重的危机,但美元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中心货币地位仍未遇到根本挑战,或至少到目前仍无可取代。这就意味着,中国仍应从商业性、盈利性的角度来思考有关机会。考虑到至今美国金融体系的动荡已牵连几乎所有的机构类型,似可考虑试探性地进行一定资金规模的投资,或与其他国际机构协作“救市”。这在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如考虑到美国政府对部分机构所赋予的国家信用,当前启动对外投资的风险较之以往也相对更加可控。

  无论怎样,当前都不宜高估美国金融领域正在发生的问题,或将美金融领域的资产泡沫破碎、机构营运出险乃至因信心危机所导致的投资者“羊群效应”特征当作其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乃至误解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危机。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我们所审视的投资对象估值函数发生目标错乱。平心而论,中国崛起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晰国家角色的同时平抑机会主义心态尤为重要。如果华尔街危机为中国确实带来了机会,那么,如果中国评估失当,误读了有关商业机会的内涵,则也可能“因小失大”,造成不能充分地利用机会;或可能“舍本逐末”,而对真正的机会视而不见。

  俗谚有云,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行动之先,不妨多问自己一句,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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