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银行信用的基础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

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一，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销，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取决于只是延期的W—G。如果纺纱业者从棉织厂主那里得到一张汇票，这个棉织厂主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把他投放市场的棉布出售，就可以兑付这张汇票。如果谷物投机商人向他的代理人开出一张汇票，这个代理人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按预期的价格把谷物出售，就能够支付货币。因此，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不断进行。但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发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

二，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首先，支出的一大部分，例如工资、税款等等，总是要用现金支付。其次，B从C那里得到一张代替付款的汇票，但他本人在这张汇票到期之前就要向D兑付一张到期汇票，为此，他必须握有现金。一个如此完全的再生产循环，象我们上面假设的由棉花种植业者到棉纺纱业者、又由棉纺纱业者到棉花种植业者的循环，只能是一个例外，实际上这种循环总要在许多点上发生中断。

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彼此用一部分不变资本进行交换。这样一来，汇票就能或多或少地互相抵销。从生产的上升序列来看，棉花经纪人向纺纱业者，纺纱业者向棉织厂主，棉织厂主向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向进口商人(也许又是棉花进口商人)签发汇票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与此同时，并没有发生交易的循环，因而，并没有发生债权序列的回转。例如，纺纱业者对织布业者的债权，就不能用煤炭供应商人对机器制造业者的债权来抵销；纺纱业者在他的营业中，对于机器制造业者，从来不会有相反的债权，因为他的产品，棉纱，从来不会成为机器制造业者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因此，这样的债权只有用货币来结算。

这种商业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来考察是：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很明显，随着劳动生产力，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1．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3．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

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间由买者支付。

　因此，在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可见，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媒介，即不仅是W—G，而且也是G—W和现实生产过程的媒介。

把银行家的信用撇开不说，再生产循环内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有大量闲置资本打算贷出和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是表明资本在再生产过程内已被大量动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1．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2．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第六，商业信用转化为银行信用

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贷款人)手中的，即私人货币资本家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不过在任何场合下都证明，他们握有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

国家证券也象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它们是资本出借的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借贷资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直接作用来说，必须指出下面一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拿汇票来贴现或申请一笔贷款时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需要的是货币。所以，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货币，他就把那些有价证券抵押或卖出去。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借贷资本的积累，具体地说，也就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

除了上述商业信用外，现在还有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贷款，同银行家和贷款人对他们的贷款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贷款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资本的现实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有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那种专门以伪造汇票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贷款人，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还能平静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奥维尔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总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第七，银行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的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物价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仅仅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萎缩造成的。当物价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范围，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没有谈到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显得充裕了。不过，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谈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因此实行了低利息率。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的骑士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设。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