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来华访学提出两个观点归纳如下：

     1、关于“过渡体制”这个问题的三种认识：
     首先，“过渡”（transition/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一个定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儿，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列宁，甚至包括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他们的心里边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都有一个大致的方案，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这个意义上的“过渡”指的便是遵从历史规律前提之下的过渡。在中国来讲，这一点只有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按照这样一个人类社会演进观念，出现了所谓的从低级阶段到中级阶段继而到高级阶段，也就出现了所谓的“过渡”理论。然而，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理论，及其以此为基础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等等，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人类所产的影响绝大部分都被证明是负面的，甚至是极其糟糕的。
      其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所谓的邓小平时代，虽然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和习仲勋等人，他们对政治体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就经济体制而言，他们却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第二种“过渡”概念，这个意义上的过渡阶段，实际上说的是经济体制的过渡，就是要把原来从苏联引进的那一套体制演进到一个如果不是完全等同，至少是与西方差不多的市场体制。而且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是跟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挂钩的，不是分开的，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这个大方向是明确的。
     其三，在1989年那场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样一种理解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自从1989年下半年以后，对于中国所谓的过渡已经不怎么提了，因为你要提过渡，肯定有一个过程。因为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中国走的这条路是跟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回事；在政治方面更是完全背道而驰，虽然政府的文件、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提到了“民主/高度民主”这样的字眼，但是措施里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内容。
      2、中国社会的变化的逻辑推导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研究中国的哪一方面，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社会也好，教育也好，科技也好，生态也好；全世界研究中国的这些专家，不管是华人还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日本人，他只要五年没来过中国，心里就会没底。中国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虽然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延续性最强的社会之一，但又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有些变得越来越好，有些在倒退，有些基本上维持现状，你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是很怪的，是从逻辑上推不出来的。中国1989年那一场悲剧以后，这个社会有些方面变得太快了，有些方面变得太慢了，有些方面变得好，很显著，有的方面变得好是非常微小的，还有一些方面甚至倒退，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