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作业有水平。
根除利润不可能，要人完全利他地自愿劳动非常困难。
在宏观上利用好剩余产品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即可。

经济学的困境与可能的出路
刘正山（来源其博客）

最近几年，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杰恩·菲利普·布绍（Jean-Philippe Bouchaud）等等众多学者纷纷提出，经济学理论遭遇变革风暴，经济学将变革。但是，正如萨拜娜·阿尔克(Sabina Alkire)所说，“经济学已准备好进行一场改革，但如何改还不清楚。”
我试图对若干相关问题做点粗浅的分析。我的意见是，经济学的突破，将是回归传统，并重新整合；但如何回归，是值得思考的。当然，回归传统，不是说要建设一门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而是超越文化的、共性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的困境
（一）走上偏路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源头，不是亚当·斯密，而是古希腊的色诺芬。那个年代，“经济”说的是“家政之术”。其内涵是：一个单一的决策主体从各种各样的目标中选择一个指标，并向着这一目标有意识地将自己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手段（资源）进行分配。
现代经济学显然偏离了这一目标，而且走得太远。现代的“经济”一词，是在国民经济这一宏观的层面上使用的，超越了经济的最初意义上的“单一主体”、“单一尺度”。一旦过渡到多个主体、多目标，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哈耶克）。
那么，研究单一主体选择的学问，过渡到多个主体、多目标，会存在什么困境呢？我在《经济学林论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分析过。例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GNP(或GDP)的内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由本地公民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服务）的价格总和。价格本质是什么？答案：是一种关系，而不单纯是一种测度。如你到水果店购买苹果，商家报出的单价为3元。你觉得2元合适（你的感觉，或经过货比三家后你作出的判断），于是，你们双方展开讨价还价，最终以2.2元的单价成交。那么，苹果的价格就是2.2元。这个价格的决定，显然是你（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代价，因为买卖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如果认为它不值2.2元，你绝对不会购买的。反过来讲，你所支付的价格的高低，表示的是你对苹果主观估价的高低。不过，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苹果的主观估价是不一样的。比如张三估价为2.8元，李四却认为它只值1.8元。所以，张三与李四的价格衡量的尺度是不同的。于是，将二人的支出的价格相加，只有货币数量上的意义，却没有实质上的意义。主观的估价尺度，相加起来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说，我与你同时爱上一个女孩，是否能将我们两个的爱相加？显然荒唐。
（二）测不准的经济学家
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包括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开始批判宏观经济学。
实际上，经济学从来难以做到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我曾经随手收集了一个案例，如下。
201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加息。但是，此前，专家、官员、媒体评论人士等，均认为“下半年中国不会加息”。这些言论罗列如下：
      8月23日，王庆，“预计央行下半年不会宣布加息”；
      9月2日，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及美银美林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目前中国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9月11日，谭雅玲表示，“从当前国内外环境来看，央行调整利率的条件并不具备”；
      9月15日，彭博新闻对19名经济学家展开的调查认为，“中国今年不会实行加息”；
      9月16日，程路说“下半年不会加息”；
      9月25日，王建预计，“10月CPI或达5% 央行不会加息”；
     10月12，叶檀说，“上调存准率说明今年央行不会加息”；
     10月14日，巴曙松说，“央行今年加息可能性很小”。
（三）初步的思考
2007年1月，我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幸福经济学》，书中提出，既然经济学无法解决宏观问题，那就只局限到微观好了。当时，我建议，回归传统的经济学，应该有两个主要分支：（1）单个决策主体对于自己人生（包括爱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与休闲等等）的选择（权衡），即幸福经济学。该书集中讨论的是这类问题。（2）单个决策主体对于资源的选择（配置）。我发现，人的社会行动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知识图式，所以我建议这个分支将研究对象的构成性要素落在“认知盲区”上，以更好地解释制度的起源与演化。
如果说，上述思考只是理论层面的，那么，2005年以来参与的各种调研，让我从实践中深化了思考。我参与的调研课题，不少于30个，涉及土地、财税、医疗与健康、社保、社会管理、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诸多方面，也包括产业分析、发展战略的构建。我的感觉是：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要素的投入，更包括各项政策的配套、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及其水平、政绩考核体系等等，因此，那些仅仅依据现代经济学知识而设计的发展思路，大多与实践脱节。
我认为，现代经济学，只有微观部分的某些思想是可取的，只要涉及人际比较，就难以解决；至于宏观问题，一旦涉及经济增长和经济预测，注定是失败的；如果不涉及发展的终极目的，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的考量，发展必然是隐藏危机的发展。
二、“中国经济学”注定是死胡同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相关专著，多冠名“西方经济学”。与此同时，“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其中多数倡导者为中国学术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
我初涉经济学之时，就对“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这样的提法产生了疑虑。譬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市场上，某商品供过于求，价格趋于下降。这个规律难道仅仅在西方国家适用，在中国不成立？显然不是。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说，20世纪30年代，江南某地的农民因为“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可是，最终“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这种“谷贱伤农”的规律，未分中西。
后来，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寓言经济学》，主要选择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比如，拔苗助长、愚公移山，共36个，逐一用现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分析，发现“寓言”与“经济学”完全可以“打通”。譬如，《战国策》之《威王问于莫敖子华》的记载说，威王听了莫敖子华对过去五位楚国名臣光辉事迹的介绍，羡慕不已，慨叹道：“当今人材断层，那里能找得到这样的杰出人物呢”。莫敖子华就讲了一个“楚王好细腰”的寓言：楚灵王喜欢细腰的臣子，只过了一年，朝廷里的人都是又黑又瘦。莫敖子华接着发挥道，臣子们总是希望得到君王的青睐的，如果国君真心诚意喜欢贤人，引导大家都争当贤人，楚国不难涌现能臣。与西方现代的“经济学”相互印证，你会发现，“机制设计理论”与“楚王好细腰”的道理是相通的。
总之，我认为，分析中国的经济学，必然要考虑特殊情况，但根本原理，必然是普世的。
三、经济学的可能出路
那么，未来的经济学突破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微观部分，需要解决人际比较问题；二是宏观部分，即基于国民幸福的政治经济学。
（一）微观：幸福学的理论基础构建
       而今的幸福学，不论哪个流派，都面临一个根本的难题——人际比较。
       效用或幸福的人际比较，建立的基础是效用或幸福的可测量。但是，人们并没有找到较好的途径。早期，认为可以直接以数值来估算，比如你消费一杯水的效用是2，我消费的效用是3，然后比较。后来的经济学，主张序数效用理论，即认为效用是可以排序的，不可以赋值的。
但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阿玛蒂亚·森和黄有光等一批学者开始力撑基数效用论。在操作化方面，森（Sen，1995）主张的是“可行能力”效用观，而黄有光（Yew-Kwang Ng，1996）则主张以“最小可感知快乐（苦痛）量”为单位对生活经历予以基数赋值。此外，在幸福效用论中还有一支较为“独特”但可纳入“基数论”的效用观，丹尼尔·卡尼曼的“体验效用”论，包括即刻效用和记忆效用，以“快乐与痛苦体验效用的可测度性”证明了客观幸福的存在（Kahneman，2000）。至于“体验效用”的测量，其依据的是卡尼曼与他人合作开发的“日重现法”（Kahneman，2004）。神经元经济学家则认为，灵长类动物的眶前额叶包含着一个基数效用地图（Cardinal Utility Map）（Stuphorn，2006）。
      最有代表性的是黄有光的观点。黄有光（2011）给出了一个关于幸福或快乐的基数测量解决路径。用语言文字描述如下——考虑下述三个选项：
      A、现状。
      B、现状+被普通小蚂蚁咬一口。
      C、现状+被抛进沸滚的水里。
       黄有光称，如果效用只是序数的，则只能认定A比B好，B比C好。然而，此案例的选择可见，B比C好的程度远远大于A比B好的程度。而且，如果我处于A或B状态，你处于C状态，你我都将认可，我的状态远远好于你。
       我的质疑主要为：（1）这种方法仅适用于那些效用差异很大且容易观察到的选择。例如，我们可以构造类似的选项：A、处于备考中的同学；B、退休且处于休闲中的人士。不论是谁，都将认可，A的幸福指数低于B。（2）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解决人际比较问题，但无法实现效用的四则运算，实质上是对序数效用论的完善。
       我提出了一条初步的思路，即寻找可以联接主观与客观的“桥梁”——人们可以共通接受的价值尺度。（1）货币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尺度；（2）不同可支配额收入或不同资产存量的人，对于某项行为带来的幸福感或效用，对应的支付或意愿支付的货币额度不同（而且，正如在休谟所说，在使人幸福的诸多因素中，财富占有首要的地位）。由此，有推论：基于收入不同者的效用评价特征考虑，不同收入者对同一行为所愿意或实际支付的货币数额不同。
      那么，将不同个体的收入予以归一化处理，映射在0～1之间。然后，将各个人的收入标准化的值求倒数，即可作为转换系数，它表明：对于等额的支付，低收入者的效用高于高收入者。
       我曾使用全国10万多个样本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初步结论为：转换系数是可用的。当然，下一步还需要继续论证。
     （二）宏观：基于国民幸福的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
我认为，重构的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当以个人的幸福为目标，以宪政和民主为基础保障。也就是说，新的政治经济学，求解的是约束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
     此观点，除了前文所说的“学理”的考虑，也是基于两个大的“环境”：一是国际趋势。近年来，特别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以来，各国和主要国际组织日益发展“GDP式发展观”存在缺陷，开始寻求补充或替代性指标，幸福指数便被推上了舞台。（1）2008年，法国组建专家组，进行一项名为“幸福与测度经济进步”的研究，提出，GDP的成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福祉的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某个数字体现。（2）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隆积极推动幸福指数调查，作为施政参考。（3）2011年12月，日本内阁府公布了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统计无法体现的国民幸福度指标测算试行方案。除了各个国家，国际组织也开始主张或提出幸福指数相关指标体系。（1）2011年， OECD提出“更佳生活指数”，期望能更真实的反应人们的幸福感受。（2）2011年，在不丹的提议下，第6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建议会员国将“幸福”的概念纳入“国家发展指数”的考核中。201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3月20日为世界幸福日。2013年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7/697号决议，提出：应鼓励各国ZF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不是衡量福祉的唯一指标；把经济和社会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制订具体政策来保护环境；制定福祉指标，以指导政策设计和监测，使之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是中国的需要。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被誉为巨大的成就，甚至被称之为“中国奇迹”。但是，国民的幸福感受并未随之提升。Brockmann et al.（2009）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转型中下降，并称之为“The China Puzzle”。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WVS）结果显示，1990-2000年间，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由1990年的7.3下降到了2000年的6.5，自我感觉“非常幸福”的居民比例也由28%下降到了12%。Easterlin（2012）的研究发现，过去的20年，处于中国收入下层的1/3人群对其生活满意度越来越低，而收入最上层的1/3人群则越来越满意。横跨国界的实证研究（联合国，2012）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排名与GDP或者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不够相称。
当然，还有我对不丹经验的思考。不丹，经济不发达，但自20世纪70年代便以幸福治国。2008年，更是实行君主立宪制，推行民主政治。我曾专程到不丹就幸福问题与其国家研究中心主任Dasho Karma Ura、GNH委员会秘书长karma T*****eem、首相Lyonpo Kinzang Dorji等进行交流。2010年，不丹“不幸福”的人仅为10.4%，但是，从一些公开的研究看，中国这个数据在50%～25%。这恐怕也是联合国高度重视不丹经验的缘由。
     那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我的粗略设想如下：
   （1）基本假设
    第一，人都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幸福，正如联合国大会第66/281号决议所说，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
    第二，ZF是必要的恶，必须经由宪政和民主予以调校，否则，将伤害个体的幸福；ZF也是必要的善，在宪政的引导下，通过改变个体难以更改的约束条件，创造幸福的外部环境。
    第三，认知盲区及消除的必然性。
   （2）基本问题
    第一，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幸福与不幸福。第二，政绩考核体系与幸福的国际比较研究。第三，政治体制与幸福的国际比较研究。第四，不同发展阶段的幸福政策安排。第五，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第六，认知盲区与经济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