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美国芝加哥大学7月份专门开了一个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会，科斯说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不可以没有一篇论文讨论，我就选择了这个题目。

　　周其仁：各位好，高兴有这个机会到新浪长安论坛来，今天这个题目叫邓小平做对了，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我想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起的，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的人，写这么大的题目，不是那么很合适。

　　因为7月14日到18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专门开了一个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会，这个会是到12月份就98岁了罗纳德•科斯教授(该经济学家因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从而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新浪财经注)主持的，是他指定的题目。他说这次出席的最大的美国经济学界，研究法学的好多专家学者，中国方面请去了30位，包括经济学家，也包括一些在改革当中做出重要工作的地方政府的代表，还有一些企业的代表，这是蛮重要的一个会，科斯说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可以没有一篇论文讨论。所以我开始准备一篇论文，是研究所谓产权的变化。我原来今年改革开放30年就是选了那个题目。

　　6月3日才接到这个邀请，原来的题目是科斯起的，我到今天也没有很好的把它翻译成中文，直接的翻译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伟大话剧，是这么一个题目，直译过来这个意思不是太准确，在中文发表的时候，就用了“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90岁的科斯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做这么一个题目呢？我自己后来讲了，科斯这个要求，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因为我受过科斯很多影响，得到过很多教义，在研究中国经济当中，科斯他的创意概念，推理，都对我影响非常大的。

　　我想交代一下这个由来，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从哪里受到他的影响的？今天我把这两本书跟大家提一下，这两本书就是应该是1985年1986年的两本盗版书(《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新浪财经注)，这个封面写了内容资料，这个当然由张五常著作，然后由他签字。他很高兴就签字了。

　　这两本书里是第一次介绍科斯，介绍科斯的研究成果，包括产权啊，交易费用啊，合约啊，一个制度为什么会变化，都是从这两本书里最早开始的。当时我记得拿到后几个通宵都没有睡，就这么看下去了。

　　现在的书很多，我想你们在座也有这个感觉，有些书打动你，有的书就跟你隔得远，我要交代为什么，这两本书对我有这么大冲击力，当时张五常在经济学院当院长，他用中文在《信报》报纸上写了一个专栏，就介绍很多当代所谓交易费用学派的经济学家思想。

　　概述：我们当时到安徽调查，访问了很多第一次包产到户的农户、农民，以及干部，对整个包产到户的情况获得了第一手的材料，也得到了教育。

　　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1982年毕业，毕业后三年四年，这个书就觉得有很大的冲击力。我交代什么道理，因为在读这个书之前，我们已经对中国发生了变化有了一些经验方面的感受，我自己是1968年从上海下乡去东北，那时候是毛主席的号召，我当时也相信毛主席的号召，从小到大都在城市，好的地方生活，对我们中国广大的农村知道的太少，很高兴去。1986年到1978年恢复高考，才考到北京人民大学。

　　在农村待了10年，对农村生活都有一些直接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物质文明是非常贫瘠的，第二个感受是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很不容易发生了变化。所以当我1978年恢复高考回到北京，那时候78年回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刚刚开放，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就很用功，用功也参加了很多的辩论，业余读书小组。

　　当时有很多事件，包括中国最早介绍情况的一些报告，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一个关于日本的思考：有人从日本访问回来，讲日本的情况。因为我们那时封闭了好多年，并不知道周边国家的情况，现在印象还蛮深的。当时说日本，不要说衣食住行了，工人农民的生活状态，都是1978年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比如说日本不生产自行车锁的，因为自行车是不需要锁的，没有人会拿走。

　　在开放讨论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当中，有一个信息就是大概77年安徽发生了比较秘密的包产到户，这个地大锅饭做不下去，农民就悄悄把土地分了。分了以后，有一个合约，就是交多少给国家，但是那个是不合法的，这是当年的实际情况。

　　一个亲到安徽现场调查的人带回了第一手报告结果，然后回去跟社科院人员进行了一次聚会。在聚会上就讲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农村待了10年，口号很多，过长江，提高产量啊，但是实际变化是非常慢的，几乎是很难改变的。但是从肥西调查回来以后，包产到户一年，甚至一季，就把饿肚子的问题解决了。过去农民自己种的田吃不饱，怎么种一季就发生了变化？他就有很强的感觉。然后又业余组织了一个到农村发展研究的小组，一边读书，一边研究。当时得到杜润生先生的支持，这也是机缘巧合，人生有很多的机会。

　　当时我们人大有一位老师也参加我们这些年轻同学的讨论，他也很年轻，也参加同学讨论，结果他的父亲就是杜润生的战友，然后就把我们讨论的问题告诉他了。

　　杜老师刚刚恢复工作，国家农委的副主任，他一辈子研究农村，重新工作以后，重新放到农村这个岗位上，他一听年轻人在农村待过，现在上学，还关心农村问题，他就高兴，就约了去谈话。

　　我们当时下乡在连队，在大队，到了北京上学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读书啊，冒出来的想法，跟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一样，有很多活跃的想法，当然也很幼稚，有这个机会见他就跟他讲啊，农村怎么解决。杜老有一条我们印象非常深，就是你要真解决问题，就是下功夫去研究，去调查，你不能坐在北京大学的教室里头解决天下的问题，不可能有这个本事。

　　所以他就出了调查的费用，我记得那时候是利用暑假，他提供条件，作为国家农委支持，开调查信的研究组，到安徽调查下去，包括访问了很多第一次包产到户的农户、农民，以及干部，对整个包产到户变化我们是获得了第一手的材料，也得到了教育。

　　那时候没有概念，觉得政府经济学教科书，怎么讨论这些问题，因为都是经典著作，都是马克思写的，列宁写的，根据那个时代的资料写的。没有哪个经典作家生活到像我们这样生产极度不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看到中国的农民。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课堂上现有的书本里很少讨论的，这样就反而激发了兴趣。到底怎么去看？一旦发生问题怎么解决，为什么同样种地，同样的自然条件，同样的土地面积，同样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就吃不饱，这个落实到个人，这个单产提高了，国家得到多了，农民得到也多了。

　　我们都在读文科，读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就要回到社会当中的问题，这个就是社会问题。别的东西没有发生变化，就是组织生产发生的变化，怎么解决就完全不同？那时候我们很兴奋，调查、讨论、形成想法、形成判断，更重要是这个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因为包产到户生产规模就小了，就有很多矛盾，有的家庭多，有的家庭少，有的能干，有的不能干，包产到户就是粮食生产，但是又带来很多问题。

　　我后来回忆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新的世纪，你就埋头去想想这个应该怎么解决问题，这个现实提的问题就很大的挑战性。我觉得当时我们一边调查，然后杜润生还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调查农村的情况。

　　杜润生让这些年轻人调查，调查回来汇报，参加这个文件的起早、讨论，修订。当年参加了中央文件的制定，其中有两次还是担任最后这个文件的校对。这个改革的岁月真是很有意思，我们从农户一直到北京，一直到中南海怎么做这个决定，来来回回，我自己觉得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对它能发生变革，有很多认识。

　　其中最认可的认识，就是很多所谓重要的改革，它不是在北京城里高级领导人想出来的，它是来自于第一线。因为你后来去小岗，为什么好好的集体种地，你不满意，要变成包产到户呢？它为什么没变化，因为集体种地，你好好种，不好好种，你多出工，少出工不清楚。原则上叫按劳分配，但是他出了多少你怎么知道啊，这个庄稼的生产过程和农民的劳动过程是一体的，很难甄别。

　　但你把责任分到户你就跑不了了，这个地就是你家的，就这么简单。过去教条就认为，社会主义要一定规模，把人组织得更多，越多越好，最早人民公社搞几万人的队伍，脱离了这个生产的顺序，也脱离了生产管理的基础。可是很多失败，败到很惨他不回头，因为僵化的教条觉得不能碰，碰了就走资本主义道路。

　　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粮食就是要作为命令计划，一层层压。农民吃不饱，那你说哪个国家农民吃不饱这个国家能富裕起来，做不到的，所以逼的不行了，就找办法，找什么办法？就是包产到户，也不是什么经济学家想的，没有人知道这套东西。它就是逼来逼去，集体不能解决问题，我就把责任划到人，你责任不到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好好工作，还是不好好工作？

　　这个办法是农民想的，我后来问你们什么时候想的这个办法，60年代初就搞了，我们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脱离了现实，大集体，然后开始浮夸，乱报产量，我不知道在座的人知不知道这个历史，说产几万斤粮食，都有人相信，很多地方就发生饥荒，发生非正常死亡。

　　所以当时逼的没有办法，搞包产到户，搞了两年稍微一好，又批判，到77年又不行了，又保下去了，我就知道农村的包产到户，是早就农民发现可以提高产量，但是它始终得不到我们官方的承认。

　　概述：科斯的这个概念一来，就可以把现象穿起来，无论安徽农民做的，四川农民做的，概括起来都是重新界定权利，包产到户就是把权利责任划到个人身上去。

　　历史到了77年、78年就翻开了新的一页，什么叫新的一页，为什么改革开放讲30年，其实包产到户77年就了，为什么78年改革开放呢？重要的就是这个领导人指导思想发生改革，出发点再好，你要从实际出发。

　　所以78年非常重要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这个思想路线下，底下又发生了包产到户，中国共产党就敢担这个责任。你要担这个风险啊，你看安徽省委，那就是万里同志去当这个省委书记，非常坚决。

　　当时安徽省委的常委全部到小岗去做调查，小岗就18户人家，就一户户去访，就看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小岗老百姓是签了字，画了押的。当时包产到户这个队员作为党员是有风险的，所以当时秘密搞，不传出去。万一出问题，被关起来，轮流给你送饭，万一遇不到测，轮流帮你抚养孩子。

　　更重要是政府和上层领导机关承认这个，这个是更困难的事情，因为国家干部有皇粮，他们有饭吃，但是官丢了，地位就没了。所以当官的能不能实事求是，符合这个生产的生产方式，今天看起来不是事情，当年是好大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真是多难兴邦，农村搞了这么多年，农民这么穷。江浙有一个土改以后就在农村做工作，我是亲耳听到他们讲的，公社一级，县一级，都有一些干部是实事求是的，三中全会有一个实事求是，中央的文件，很多人就凤阳县委书记支持包产到户，安徽省委支持，包括内蒙、贵州都是率先在省委一级解决问题，就认为我们省的情况集体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多集体的资金，你就让农民去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看到了，我们多年调查看到了有意思的东西，中国情况很复杂，这个地方跟那里不一样，这里行得通，那里不一定行得通，所以这中间有一个扩张的路子。县也是一级政府，县支持，在县的范围内农民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做的非常的平缓，现在很多人说改革要共识，其实改革一开始不可能有共识。人就是有不同的想法，你这么看，他这么看，同一座山你不同角度看都不一样，你怎么要求人们的看法一致呢，但是你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你只要愿意说我的想法要让实践的后果来检验一下，你按照这个认识路线，人们的思想就容易一些。

　　所以你看当年整个农村改革，是没有沿用改革前的办法，只能说西不能说东啊，没有这个办法，想得通你就做，想不通你就继续想，你也可以看，你也可以继续观望，不强求你，最早的中央关于农民改革的问题，就是七个字，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你可以用这个办法，你也可以用这个办法，你也可以用那个办法，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因为中国太大了，人们的想法太不一致了，不能强求统一，但是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不强求统一，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以后就容易统一起来，大概就是80、81、82，但是到82年包产到户就覆盖到全国大概99%，差不多落后地区，中间地区，发达地区都搞了，搞的以后效果总的来说都是好的，面临的问题各式各样，一样一样的去解决啊。

　　我现在倒过来讲，为什么有这个经验，看科斯的思想。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是不是熟悉科斯这个经济学家。他一辈子的著作是很少的，他是个英国人，他得奖的第一篇作品差不多在大三的时候写的，这个人是深思熟虑，想清楚一个问题做写。他得奖的两篇文章，为什么你说中国的青年咱们做调查，就对科斯的论文感兴趣，他就讲了一个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换的前提。他这个概念叫清楚的权利界定，那你说什么叫包产到户啊？包产到户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啊，你原来说土改以后这个土地分给农民，这个权利界定了，后来说每家地太小，要合作起来，后来说搞大公社，大公社情况下，你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你看农民在不同的这个制度底下，他的活动空间是不一样的，它的经济自由是不一样的，它的选择空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经验上来回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案例、现象，但是这个概念一来，你就发现可以把这个现象穿起来，无论安徽农民做的，四川农民做的，概括起来都是重新界定权利，包产到户就是把权利责任划到个人身上去。而且用这个办法，不是苏联的办法，什么提倡私有化，土地所有权一下子就变了，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是叫公有制的土地，但是耕作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这个权利全部划到农户去了。你看中国就是一道线划去，这个贫困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今天农民已经富裕了，但是还很不足，但是跟78年以前比，那是很大的变化，78年农民连公社发给他的粮食，柴火，就食物在内，人均一年是133块多。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下乡的地方，真正是人民公社干一天就几分钱，辛苦一年啊。两亿农民吃不饱饭，要交粮食，这个问题可能就通过这么一个权利重新界定，不显山，不显水。最后在经济学发现，它真是有普遍性。

　　天下最重要的生产力是谁？不管你法律、制度，所有制，他要不肯帮我干，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解决贫困，是靠劳动，不是靠喊口号，怎么让人好好劳动啊？我们今天说要有一个接力。包产到户就是法律的信号，交给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很清楚了，你不能说我不干活，你占人家干活人的便宜，就这么简单，这个方式农民发现了。

　　概述：邓小平的贡献在什么地方？他运用自己的权威，开动了国家机器，把这个国家机器扭转了一个方向，从原来不承认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转向了承认。

　　那么这个题目为什么没有写农民，而写邓小平呢？因为农民的这种发现早就有了，我在温州发现，最早的包产到户56年下半年就有了，但是得不到法律承认，这个权利就是短暂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改革初期，中央要连续发五个一号文件，因为过去就来回改政策，农民不相信，要重建农民对政策的信任，好的政策就不要来回改，一年发一本。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重新界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农民在事实上把权利重新解决，第二个权利非常重要，就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权利界定，就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权利。邓小平的贡献在什么地方？他运用自己的权威，开动了国家机器，把这个国家机器扭转了一个方向，从原来不承认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转向了承认，用党的威信给你合法地位，生产力就起来了。

　　我后来看到杜润生的回忆录，他说包产到户如果能够增加产量，我们就要支持，他如果没有合法地位，我们就要给他合法地位。62年他不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最后制定人，报主席不同意啊，做的对的时候毛主席也让一步。可是粮食一多，毛主席又不肯。你说78年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就是国家机器运动发生了变化，整个生产力变成顺的生产力。

　　这个贡献在我个人看来，应该值得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不是一个小的变化，是涉及到10亿人民，8亿农民的问题。我们那个小组的时候，杜老去讲话，讲过一句话，叫做农民困难，国家不可能富起来，农村不经过现代化，这个国家不可能富裕，包产到户就是农村变革的第一站，这个事情基层、地区有重要的贡献。

　　邓小平领导了中央也有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个自下而上，自下而上互动的一个改革开放，也创造了一个生产关系有较大的变化，生产连续在发展，构成了一个对照，形成了中国的路径。

　　第二件也是从世界当中冒出来的，你让农民自主种地，农村就不需要那么多农民，因为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过去人民公社是城门关上，不准进城，全部种地，全部种地粮食还不够，他导致整个资源的配制出现很大的问题，包产到户效率一提高以后，劳动力就变得多了，多了往哪儿去啊？这在当年是好大的事情，当时就看农民往哪里走，农民就满足市场需要，这时候是要什么没什么，所以鼓励农民种经济作物，因为经济作物收入高一点，鼓励农民进入工业、商业，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中等城市，这个变革就是一下子拉开了。

　　概述：这件事情我认为是邓小平做得好，就是把企业家请回到中国来，国有资本可以跟私人企业家结合，他还支持中国的私营企业发展。

　　那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什么新的问题呢？好多新的问题，第一，过去按照苏联国家，任何自然公民，自然人，私人你是不可以拥有生产资料的，可是你要从事非工业活动，你要增加生产资料，你要运输，你得买拖拉机，你要买汽车，这在当年都是不得了的问题，私人买汽车，买拖拉机，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承认农民劳动所得有了积累，你可以去购置一些生产资料，你可以拥有这个生产资料，你也可以运用这个生产资料，这个环节解决了。接下来就有更难解决的了，有人有生产资料，有人有生产力，能动性组合到一起？这是更敏感的一个问题，因为雇工，雇工过去就是叫剥削啊，我们今天有一个打工的，雇工的好像就是剥削，这就是根据当年那个来的。但是后来就变成政策了，这个政策进入到我们五十年代中期，划分阶级成分了，我们过去有些说阶级成分很高，不但老一代，下一代都受影响，当年你参军、入党、提干、找对象都受影响的。

　　现在问题冒出来了，有市场，有需求，但是怎么把自然组织起来满足这个需求，有的人就是有这个企业家眼光和组织能力，有的不一定有。当年有很多故事从第一线出来的，不是从书上出来的。

　　第一个故事是广东的故事。在座的有没有广东人，广东人要天天吃新鲜鱼的，结果我们人民公社就搞得没有鱼吃。一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放活，你可以做市场，那时候市场很好啊，可是一养鱼发现规模大了。有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在西江，西江春天一发水，就把很多田淹掉，他觉得春天放水把地淹了不合算，养鱼合算，这样他就扩大了规模，雇了7、8个人。

　　陈志雄就是资本家啊，后来人民日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好像一个禁区一样，到底它的利、弊、得、失是什么，实事求是看啊，他到底危害了谁？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怎么可以让这个利更多的保留，让它的弊端少一点，这是1980年关于陈志雄养鱼塘全国的讨论。

　　第二个例子就是安徽芜湖有一个傻子瓜子，那位老兄就是一无所长，就是会炒瓜子，然后搞了奖励，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叫傻子瓜子，然后规模一大了，然后芜湖就开始组织讨论了，就说赚了多少钱，工人工资发了多少，国家税收交了多少，把不同的意见写出来，说他行是为什么，说他不行，又是为什么，一层一层理清楚送到北京来。

　　当时有一个中共中央农村政策处，那是一个很高的机构，那也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涉及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所以这个案子一直报到了邓小平，要邓小平决定这个瓜子能不能这么炒，当年就是这么走出来的，当年炒瓜子的事情要最高的决策者来给。

　　邓小平回话非常有意思，说不要动他，看一看，我们老说洪水猛兽，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现实情况很清楚，你国家不能把这些人招进来，你国家机构，政府单位没有这么多岗位，你财政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市场需要，你为什么就不允许这种方式存在。所以邓小平就说看一看，你不一定说他对，说他错，你冷静的分析，所以很多事情冷静的处理，是很容易处理的。

　　你去看他雇的那些人，我参加过调查，他雇的那些人都是原来没工作，摆个小摊挣的钱不如打工挣的钱多，你说他损害的是什么人，第二他交不交税，他交税，他一成功，鼓励很多人跟他竞争，后来出来很多很多光子，后来发现炒瓜子炒的好的有的是，这个老板和老板竞争是最有利于消费的，第二有利于工人，为什么？你都要挣工人啊，工人工资怎么改善？你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根本上是有利于工人。

　　当然第三条在调查当中也发现，这个老汉文化程度一般，脾气坏得不得了，气了就要拿脚踢人家，这个不行，炒瓜子可以，踢人不可以，你为什么说不能踢人，就会炒瓜子，他不踢人怎么炒瓜子，你把这个事情分开来处理，最后这个事情大概有那么两到三年，在中央文件里头推迟表态，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就是不动他，观察，实验，实践，最后大家看到了。

　　所以大概到86、87年第一次开始承认，就是利用家庭劳动和辅助工人以外，你可以正式请工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形式。这时候工商管理局开始有私人企业的登记，86年以后开始正式有这个注册，温州当时第一批看到这个文件，前一段我见到有个温州来的同志，说第一批注册大概有100多家注册成私人企业，这个共产党第一次给你的空间，你要注册手法，你可以堂堂正正，经营你的这个事，这是第一次。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邓小平做得好，就是把企业家请回到中国来，你看他重新，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后，第一件事情很多人没有注意，就是把企业家请回来，就是国有资本可以跟私人企业家结合，这是他做的第一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就是支持私营企业，到今天再把社会责任加进去，三代工人加进去，这是可以一步步提升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个阶段，你不承认他。

　　你看今天的民营企业多大的规模，整个GDP差不多有一半，出口一大块，就业60、70%，税收30%到40%。今天是20几万亿的GDP总量，那好大的一个队伍，今天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承认了，我从辅助地位变成一个重要部分，包括十七大讲的国营私有民营竞争，这就是邓小平定的。

　　把企业家请回中国，因为这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你判断一个市场，你敢不干去冒这个风险，你有没有把资源组织起来，把要素变成产品，变成工艺满足消费者的要求，这个是非常值钱的，非常有价值。在中国人当中不缺这个能力，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法空间，这是我看到的邓小平做对的第二件事情，做的非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