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唐文治的理学救国论
2014年12月05日 08:10
来源：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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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民国时期唐文治的理学救国论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不少学者积极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明理学，为我们今天研究理学打开了新的视角。

唐文治（1865-1954年），江苏太仓人，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名南洋公学）监督，后继任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1920年后，应聘为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达30年之久。唐文治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主要有《性理学大义》《紫阳学术发微》《阳明学术发微》《性理救世书》《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

无锡国学专修馆建馆之初，唐文治为之制定“学规”，其中指出：“二程、张子皆理学正宗。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旁搜远绍，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综览历史，理学盛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唐文治认为，朱熹集诸儒之大成，朱熹理学的盛衰影响着世道人心。因此，他提出的理学救世，实际上是以朱熹理学救世。

唐文治自称“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在朱子学研究方面颇为用功，1930年撰《紫阳学术发微》（2014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自序”在论及朱熹与陈亮之争时指出：“龙川（陈亮）天资豪迈，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引而进之于道。而龙川始终跅弛于歧途，且痛诋朱子，以为空谈性命，学无实用，不知南宋时若无朱子，则秦桧之徒，将接迹于天下，而如文文山（文天祥）、谢叠山（谢枋得）、陆秀夫、张世杰诸贤，又乌能闻风兴起，造就其争光日月之节哉！”朱熹曾驳斥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陈亮反以为朱熹空谈性命，唐文治则为朱熹辩护，认为是朱子之学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气节的抗敌英雄。该书还明确指出：“国家之兴替，系乎理学之盛衰。理学盛则国运昌，理学衰则国祚灭。人心世道恒与之为转移。”认为朱熹理学改变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学之盛衰关乎国家之兴替。

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学术精神论》，其中阐述了他治朱子学的缘由，指出：“余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初辑《朱子大义》八卷，继撰《紫阳学术发微》十二卷。觉其精神之高远，识见之广大，思虑之闳深，条理之精密，一时莫测其津涯。”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学，并撰《紫阳学术发微》，首先是为朱熹之学术所折服，同时又为其“精神之高远”所震撼。在《朱子学术精神论》中，唐文治把朱熹的讲学精神归结为“孝”、“仁”，并进一步论及气节。他说：“士君子生宇宙间，所以能浩然自立，有不可磨灭之精神者，讲明气节而已……朱子一生出处精神，惟以气节为重。读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诸篇，浩然正大之气，溢于楮墨之表。”在唐文治看来，朱熹所上奏的各《封事》充分表现出浩然正大之气节，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对各《封事》中所论及“攘夷狄”、“复疆土”两事作了具体阐述，“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与此同时，该文还针对陈亮斥朱子学为无用之学提出批评。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既有学术上的考量，也希望通过提倡朱熹之学而达到“善国性、救人心”之目的，实现理学救国。

可以说，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更多的是出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旨在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唐文治还在理学救国这一主题之下，把朱子学与陆九渊、王阳明之学统一起来，明确指出：“宋朱子之教，孔子之真传也；宋陆子、明王阳明先生之教，孟子之真传也。此应时施教之法，其救世苦心一也。”因此，他在讲朱子学救世，撰《朱子学为今时救世之本论》的同时，也讲阳明学救国，曾撰《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论》，指出：“‘致良知’之学，决然可以救国；‘知行合一’之说，断然可以强国也……欲陶淑吾民之国性，急救吾国之亡，惟有取阳明之学说，上溯群经，心体而躬行之，毋诈毋虞，犹可以为善国。”

把民国时期的救国思潮与宋明理学联系在一起，与当时倡导科学与民主形成对照，同时又相互补充，既是对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一味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纠偏，也彰显出宋明理学以及朱子学的多重价值以及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民国时期唐文治的理学救国论

http://news.ifeng.com/a/20141205/42650311_0.shtml

2014年12月05日 08:10

来源：福建日报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不少学者积极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明理学，为我们今天研究理学打开了新的视角。
　　唐文治（1865-1954年），江苏太仓人，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名南洋公学）监督，后继任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1920年后，应聘为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达30年之久。唐文治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主要有《性理学大义》《紫阳学术发微》《阳明学术发微》《性理救世书》《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
　　无锡国学专修馆建馆之初，唐文治为之制定“学规”，其中指出：“二程、张子皆理学正宗。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旁搜远绍，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综览历史，理学盛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唐文治认为，朱熹集诸儒之大成，朱熹理学的盛衰影响着世道人心。因此，他提出的理学救世，实际上是以朱熹理学救世。
　　唐文治自称“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在朱子学研究方面颇为用功，1930年撰《紫阳学术发微》（2014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自序”在论及朱熹与陈亮之争时指出：“龙川（陈亮）天资豪迈，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引而进之于道。而龙川始终跅弛于歧途，且痛诋朱子，以为空谈性命，学无实用，不知南宋时若无朱子，则秦桧之徒，将接迹于天下，而如文文山（文天祥）、谢叠山（谢枋得）、陆秀夫、张世杰诸贤，又乌能闻风兴起，造就其争光日月之节哉！”朱熹曾驳斥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陈亮反以为朱熹空谈性命，唐文治则为朱熹辩护，认为是朱子之学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气节的抗敌英雄。该书还明确指出：“国家之兴替，系乎理学之盛衰。理学盛则国运昌，理学衰则国祚灭。人心世道恒与之为转移。”认为朱熹理学改变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学之盛衰关乎国家之兴替。
　　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学术精神论》，其中阐述了他治朱子学的缘由，指出：“余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初辑《朱子大义》八卷，继撰《紫阳学术发微》十二卷。觉其精神之高远，识见之广大，思虑之闳深，条理之精密，一时莫测其津涯。”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学，并撰《紫阳学术发微》，首先是为朱熹之学术所折服，同时又为其“精神之高远”所震撼。在《朱子学术精神论》中，唐文治把朱熹的讲学精神归结为“孝”、“仁”，并进一步论及气节。他说：“士君子生宇宙间，所以能浩然自立，有不可磨灭之精神者，讲明气节而已……朱子一生出处精神，惟以气节为重。读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诸篇，浩然正大之气，溢于楮墨之表。”在唐文治看来，朱熹所上奏的各《封事》充分表现出浩然正大之气节，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对各《封事》中所论及“攘夷狄”、“复疆土”两事作了具体阐述，“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与此同时，该文还针对陈亮斥朱子学为无用之学提出批评。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既有学术上的考量，也希望通过提倡朱熹之学而达到“善国性、救人心”之目的，实现理学救国。
　　可以说，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更多的是出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旨在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唐文治还在理学救国这一主题之下，把朱子学与陆九渊、王阳明之学统一起来，明确指出：“宋朱子之教，孔子之真传也；宋陆子、明王阳明先生之教，孟子之真传也。此应时施教之法，其救世苦心一也。”因此，他在讲朱子学救世，撰《朱子学为今时救世之本论》的同时，也讲阳明学救国，曾撰《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论》，指出：“‘致良知’之学，决然可以救国；‘知行合一’之说，断然可以强国也……欲陶淑吾民之国性，急救吾国之亡，惟有取阳明之学说，上溯群经，心体而躬行之，毋诈毋虞，犹可以为善国。”
　　把民国时期的救国思潮与宋明理学联系在一起，与当时倡导科学与民主形成对照，同时又相互补充，既是对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一味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纠偏，也彰显出宋明理学以及朱子学的多重价值以及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民国时期唐文治的理学救国论
http://news.ifeng.com/a/20141205/42650311_0.shtml
2014年12月05日 08:10
来源：福建日报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不少学者积极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明理学，为我们今天研究理学打开了新的视角。

唐文治（1865-1954年），江苏太仓人，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名南洋公学）监督，后继任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1920年后，应聘为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达30年之久。唐文治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主要有《性理学大义》《紫阳学术发微》《阳明学术发微》《性理救世书》《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

无锡国学专修馆建馆之初，唐文治为之制定“学规”，其中指出：“二程、张子皆理学正宗。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旁搜远绍，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综览历史，理学盛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唐文治认为，朱熹集诸儒之大成，朱熹理学的盛衰影响着世道人心。因此，他提出的理学救世，实际上是以朱熹理学救世。

唐文治自称“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在朱子学研究方面颇为用功，1930年撰《紫阳学术发微》（2014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自序”在论及朱熹与陈亮之争时指出：“龙川（陈亮）天资豪迈，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引而进之于道。而龙川始终跅弛于歧途，且痛诋朱子，以为空谈性命，学无实用，不知南宋时若无朱子，则秦桧之徒，将接迹于天下，而如文文山（文天祥）、谢叠山（谢枋得）、陆秀夫、张世杰诸贤，又乌能闻风兴起，造就其争光日月之节哉！”朱熹曾驳斥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陈亮反以为朱熹空谈性命，唐文治则为朱熹辩护，认为是朱子之学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气节的抗敌英雄。该书还明确指出：“国家之兴替，系乎理学之盛衰。理学盛则国运昌，理学衰则国祚灭。人心世道恒与之为转移。”认为朱熹理学改变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学之盛衰关乎国家之兴替。

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学术精神论》，其中阐述了他治朱子学的缘由，指出：“余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初辑《朱子大义》八卷，继撰《紫阳学术发微》十二卷。觉其精神之高远，识见之广大，思虑之闳深，条理之精密，一时莫测其津涯。”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学，并撰《紫阳学术发微》，首先是为朱熹之学术所折服，同时又为其“精神之高远”所震撼。在《朱子学术精神论》中，唐文治把朱熹的讲学精神归结为“孝”、“仁”，并进一步论及气节。他说：“士君子生宇宙间，所以能浩然自立，有不可磨灭之精神者，讲明气节而已……朱子一生出处精神，惟以气节为重。读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诸篇，浩然正大之气，溢于楮墨之表。”在唐文治看来，朱熹所上奏的各《封事》充分表现出浩然正大之气节，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对各《封事》中所论及“攘夷狄”、“复疆土”两事作了具体阐述，“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与此同时，该文还针对陈亮斥朱子学为无用之学提出批评。由此可见，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既有学术上的考量，也希望通过提倡朱熹之学而达到“善国性、救人心”之目的，实现理学救国。

可以说，唐文治推崇并研究朱子学，更多的是出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旨在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唐文治还在理学救国这一主题之下，把朱子学与陆九渊、王阳明之学统一起来，明确指出：“宋朱子之教，孔子之真传也；宋陆子、明王阳明先生之教，孟子之真传也。此应时施教之法，其救世苦心一也。”因此，他在讲朱子学救世，撰《朱子学为今时救世之本论》的同时，也讲阳明学救国，曾撰《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论》，指出：“‘致良知’之学，决然可以救国；‘知行合一’之说，断然可以强国也……欲陶淑吾民之国性，急救吾国之亡，惟有取阳明之学说，上溯群经，心体而躬行之，毋诈毋虞，犹可以为善国。”

把民国时期的救国思潮与宋明理学联系在一起，与当时倡导科学与民主形成对照，同时又相互补充，既是对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一味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纠偏，也彰显出宋明理学以及朱子学的多重价值以及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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