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直到现在仍是人们心中的一场挥之不去的阴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灾害，或多或少总是与合作化运动的失败有关系。虽然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但是作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党派，中国共产党为何会在一个工人阶级还存在私有产权、生产按劳分配的时代，在农村实行消灭私有产权、进行集体化大生产的合作化，甚至是人民公社运动呢？
      其实从一开始的互助组而言，并非是国家有意而为之，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历来的一种普遍现象。国家只是从实际经验的角度出发，为了能够尽可能的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互帮互助，彼此协作，很快便在全国范围的农村被推广开来。从这个时间，互助组还是一种自愿组织就可以看出来，这只是国家适应农业生产实际的一种尝试。从1954年开始的初级合作社，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其思考角度就开始有了一定的方向。互助组的形式为农业生产带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带来了产量的增加，而这正是国家在那个特定阶段最迫切急需的。既然能够增加急需的粮食产量，又没有带来明显的弊端，同时还符合共产主义的集体生产的愿望，必然而然的，规模经济成为了国家当时对农业未来发展最为期待的方向。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由于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按照权威性的包括拉夫经济学辞典的解释，规模经济指的是：给定技术的条件下(指没有技术变化)，对于某一产品(无论是单一产品还是复合产品)，如果在某些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或上升的话，我们就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同边际效益一样，在某一区域里才能满足此规模经济性。超出了这一区域，就可能由于内部结构因规模扩大而更趋复杂，从而消耗内部资源，使规模扩大本应带来的好处相互消减，进而导致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由规模经济的定义可知，成本因素，是决定扩大规模会导致经济还是不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那么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升级到高级合作社甚至是人民公社，这一过程中成本的变化决定了这一体制的最终命运。在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这三种形式中，在体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成本上也有着相似的考量，因此，可以将这三个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具体分析。在高级合作社及其前阶段，从退社时归还原来的土地、农具和耕畜这一点来看，农民对生产要素还是拥有私有产权的。同时，按劳分配的制度，也使得合作的外部性并没有那么明显，对于农民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在这里，刚解放时的农村农民具体的生活情况也是合作社成功必要的一个因素。这是因为当时刚经过土改，农民得到的土地、农具差别都不大，因此就算加入合作社暂时上交土地和农具，对于农民来说并不存在生产上的优势被他人瓜分的影响，所以此时合作社合作的外部性并不明显。以上这两点，从农民个人的角度说明，由于农民自身的利益没有受到明显损害，生产力在这一阶段的趋势是上升的。换言之，生产的成本是在下降的趋势中。当然，作为一个合作社的集体，还存在着管理的成本。不过即使在高级合作社，华北地区也还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管理，江南也不过是几个自然村落的合作，管理的成本并没有增加过多，相比于生产成本的下降，这一部分的上升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在这三个阶段，我们依然看到了规模经济的效率生产。
       然而到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情况就大大不一样了。首先来看生产的成本。在这个时期，对于生产要素的私有产权被剥夺了，对土地、农具和牲畜的公有化，使得农民没有意愿去付出努力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生产要素，更不用说去寻找更高效地使用方法了。另外，连分配制度都转变成为了按需分配，换句话说，对于农民来讲，收益与付出成本已经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了，付出的多与少对于收益来说几乎没有变动。也就是说此时人民公社合作的外部性太大了，以至于任何一位农民对于生产的贡献就个人来说几乎都不可见。没有了对生产的激励机制，农民对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农村生产力在这一阶段就从上升开始转弯下行，生产的成本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总的生产量也就开始下降，这也就是为何从1959年会开始连续三年出现农业危机。再来看看这一时期管理的成本。当时的人民公社，就平均而言，每个公社都有5000家农户和10000位农民。这么大的生产组织，肯定需要高昂的监督成本。而由于当时国家并没有对“柠檬市场”问题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在人民公社中并没有完整的监督机制。那么人民公社中对各位农民的监督只能是依靠他们自身的自觉以及互相之间的监督。而农民在思想上并没有太多的先进性，依靠其自身的自觉显然是不会有效果的。那么互相之间的监督呢？显然对于农民来说，监督这项工作的外部性就和生产的外部形是一样的，监督他人的工作得到的成果平摊到自己的身上几乎没有改变，而监督工作需要自己个人的付出。没有监督的激励机制，互相之间的监督也就不会被真正实行。因此，“搭便车”的经济行为盛行于人民公社。虽然这部分的管理成本没有变化（或者说依旧不存在），但管理层的成本却有显著变化。首先，作为具有政治身份的管理人员，其政治任务往往更重于经济任务，而两者的不同会使得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往往会损害经济利益，也就是增加了经济的成本。再加上组织结构因为扩大而变得复杂，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上下沟通往往并不直接，这在管理上也增加了一定的成本。这样的两项成本相加，总成本的增幅更加显著，规模经济也就变成了规模不经济。
       对于规模不经济，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小规模。然而，在人民公社的合作中，农民没有退社的权利，而且推出公社便无法享受搭便车的好处，因此靠农民自己来减小合作规模的办法并不可行。所以我们看到，直到1962年，ZF将生产恢复到以生产队为单位，成果按劳分配，成本的趋势才又恢复到前一阶段的下降趋势，农业才又从规模不经济恢复到规模经济的范围。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对规模经济的选择、迷恋、到冷静对待，农业生产因此从规模经济到超过临界的不规模经济，再回到规模经济的范围。规模经济中最重要的是成本的因素，成本的增加与减少是决定规模经济还是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线。在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的成本在一开始因为激励和生产力的增加而减少，而在后来因为缺乏激励和生产力的后退而增加。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对于国家当初选择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退回到初级社规模的合作的选择，便可以有很清楚地了解了。



参考资料：
1. 农业合作组织——偷懒、监督及其保障机制，罗必良，中国农村观察，2007.2，p26-37；
2. 人民公社失败的制度经济学解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p34-41；
3. 产权制度、“柠檬市场”与人民公社失败——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实证分析之四，罗必良，南方农村，1999年06期，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