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对来自中国的“自由主义”夫妇在美国骑车旅行，不幸在加州死亡谷附近遭驾车人撞成重伤，医院抢救两人的医药费超过百万美元。他们不仅无法在美国解决在美国的巨额医疗费问题，还遇到了更复杂的情形：向媒体找法律援助，却被报道为寻求“捐款”。家属愤怒地呼喊：“难道中国人在美国就要被欺负吗?一对自由主义的夫妻想出去看看世界有错吗?”

　　这对夫妻应该是典型的中国中产阶级，有点闲钱可以去美国旅行，但是又没有特别多的积蓄，所以生活中的一点小波浪就有可能将他们吞没。对这对夫妇的遭遇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也是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在国内所要面临的情况。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对夫妇的悲剧?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对自由主义的夫妻到了自由主义的天堂后，遇到了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典型社会问题。只有在美国这个自由主义逻辑贯彻的最彻底的地方，才能提供一个观察自由主义的典型标本。自由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要从所有可能退出的领域中退出来，全部交给市场，政府只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所以他们认为解决医疗问题的办法就是实现完全的、彻底的市场化，中国之所以看病这么难这么贵，就是因为政府的管制太多，没有给市场以充分的空间(见张维迎等人的文章)。以自由主义的逻辑来推论，在美利坚这个完全消除了政府管制，实现了充分“自由”的国度里，是不可能有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的。如果在美利坚还是看不起病的话，那一定是你生错病了。

　　事实上，现实社会中，完全没有政府干涉的纯粹市场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不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和社会对市场的限制和干预。总体说来，自由主义的逻辑贯彻地最彻底的地方，一般是医疗费用最高的地方，美国就是这样的地方。而有深厚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欧洲，对自由主义的抵制就比较强烈，因而民众所享受的医疗服务就较为低廉。而在完全消灭了“自由主义”和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则能享受到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医疗费用大部分是由社会和国家承担的，在城市中实行的是完全免费的公费医疗，普通的工厂工人都能享受到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而农村则在毛泽东发表“六二六指示”之后，以人民公社的集体主义体制为依托，建立了全面覆盖广大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被联合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医疗问题的样板。九十年代之后，正是在自由主义者的鼓吹之下，我们国家才逐渐把市场化作为医疗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医院从以前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变成了一种完全以牟利为目的的医疗资本，我们眼看着好端端的医院变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屠宰场。自由主义者们胜利地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可这个时候这群人又摇身一变，痛骂是因为“体制”问题造成了民众的医疗难题，开始向往人家“自由主义”国度的“免费医疗”(见李承鹏等人的文章)。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这么奇葩而无耻。

　　当你痛骂提供廉价医疗的公立医院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的时候，你就不要抱怨市场化条件下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盘剥了你半辈子的积蓄;当你批评免费分配的福利住房无法通过市场来刺激住房供给的时候，你就不要抱怨北上广的房价比珠穆朗玛峰还高;当你指责国企工人的铁饭碗会把人养成懒汉的时候，你就不要抱怨四十岁的年纪被公司一脚踢走然后再也找不到工作。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逻辑是，不要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但是要社会主义的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需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但是不要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社会贫困。这不是个理论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精神疾病，这种精神分裂存在于大部分中国式自由主义者的头脑中。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自由主义是富人们才能玩得起的游戏，被自由主义坑得连病都看不起的中产屌丝就不要跟着凑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