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篇老版主的文章，希望他不介意。

这篇综述从heckman&mosso、acemoglu的两篇论文说起，梳理了制度、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

中文文章简单易读，英文不熟悉的同学没有借口不好好学习一下了吧。

制度、人力资本及经济发展：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

阿德莱德大学 何晓波

       2014 年 2 月，在著名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平台上先后刊登了 两篇值得关注的论文。尽管它们都尚未被学术杂志正式接受，但其讨论的议题却相当重要。 第一篇论文 Heckman 和 Mosso (2014)从微观角度讨论并回顾了现存文献中“关于人类发展 和社会流动性的经济学”。第二篇论文 Acemoglu 等 (2014) 则以总结回顾并延伸讨论的形式， 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制度、人力资本及（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两篇文章基于不同的视 角、采用不同层面（国家或区域层面宏观数据和微观个人或家庭）的数据，初看风马牛不 相及，实际上都指向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类长期发展的议题。本文旨在以非技术化的语言 介绍两篇论文各自所在领域的文献，并尝试提出一个可以连接微观与宏观视角的框架。本 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经济学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当前文献的发展，更在于是让普通读者了 解现实中的子女教育与抽象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存在的切实联系。

让我们从生活中的例子作为正式讨论前的铺垫。当下，中国家庭普遍只生育一个孩子， 子女教育成了父母关注的重中之重。即使我们不考虑经济学的条条框框，也可以很自然联 想到子女教育的成败与两个基本因素息息相关：一是父母的教育水平，二是父母的收入。 但显然，我们可以在身边找出反例说明父母的教育和收入未必与子女教育的水平成正比。 比如，某家的孩子成绩好，但父母却游手好闲，以打麻将为生。比如，某家的父母是高学 历人士且收入不菲，但孩子却不好好学习成了“问题少年”。这时，我们需要一些工具帮 助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

如果我们将子女教育的成果“简化”成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从而在相对完整的逻辑 框架下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经济学的作用。现实生活中一个优秀的个体需要具备多方 面的素质，我们可以把这种综合素质看作处理各类不同类型问题能力的加总。那么综合素 质由什么决定呢？根据 Heckman和 Mosso (2014) 的思想，它由个人的技能水平、努力程度 和外界的教育投入决定。为了简化讨论，我们重点关注技能水平——它包括认知能力、非 认知能力、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水平三大部分（见图 1）。那么个人不同时期的技能水平又是 如何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呢？

图 1：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的关系

Heckman 和 Mosso (2014) 指出，个人当期的技能水平由过去（上一期）累积的技能、 父母当下的技能水平和家庭现时的投资三者共同决定（见图 2）。更进一步地考察累积技能 对当期技能的影响，我们必须强调技能水平内部要素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比如更好 的健康水平会提高认知能力(Paxon 和 Schady, 2007; Case 和 Paxon, 2008)，更好的非认知能 力能促进认知能力(Cunha 和 Heckman, 2008; Cunha 等, 2010)等等。除此以外，家庭投资也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Heckman 和 Mosso (2014) 认为在技能积累的早期，投资与个体禀赋 具有替代关系。换言之，先天条件相对逊色的孩子会获得父母更多关注及投入，笔者把这 样的投资称为“雪中送炭”型。但过了儿童时期，家庭投资与孩子的技能水平就逐步变成 了“锦上添花”的关系。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越是技能水平高的孩子越能获得父母更多 的投资。但 Heckman 和 Mosso (2014) 同时也提出，“锦上添花”型投资的效率会随着时间 而递减。所以归纳起来，父母更应该注重早期教育投资——我们认为“锦上添花不如雪中 送炭”的传统观念，在子女教育领域还是具有一定程度合理性的。

技能水平

图 2：技能水平的决定因素

以上都是基于理想状态的讨论，但如果父母因为收入问题或者信贷困境无法在适当的 时候进行教育投资时，那就可能导致子女无法得到良好教育。如果子女成为父母之后面临 同样的窘境，从而造成他们的子女也无法得到应有的教育，那么这个家族是否会陷入恶性 循环？从这个方向发散开去，我们就把家庭资源分配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引入代际传递的讨 论中，从而进一步将微观家庭或者个体上升到宏观国家层面。如果很多家庭陷入了“低收 入——低教育”的循环中，这是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得暂时离开微观层面的研究去探讨宏观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 长期关系。

当我们考察现今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些国家将资源优先配 置到教育领域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比如新加坡和日本；但也有一些国家拥有充沛的 自然资源却没有重视教育并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困境，比如某些拉美和非洲国家。为了方便 下文的讨论，笔者在将三个关键词的互相关系绘制在图 3中。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 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俩俩之间都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形成连环套。由于在这组三角形 关系中存在着太强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很难直接了当地看出“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图 3：制度、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循环关系

Acemoglu 等(2014) 在总结 North 和 Thomas (1973) 理论时，将图 3 的循环关系变成了线 性的递进关系，如图 4 所示。也就是说，制度是基础，好的制度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提高和物质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这 一派的实证研究可以追溯到 Acemoglu 等 (2001) 的对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讨论中。他们利用欧 洲早期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来消除内生性偏误，进而估测制度对 经济发展的“真实”影响。尽管此方法遭到了包括 Glaeser 等 (2004) 在内的后续研究的批评， 但 Acemoglu 等 (2001) 所提出的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采取不同统治策略的观点却是十分有价 值的。他们认为欧洲殖民者实行的“包容型”和“榨取型”制度在不同殖民地的长期发展 中起到了截然不同的效果。目前文献对制度的定义主要依靠量化的产权保护和法律规范等 指数。以 Acemoglu 等(2001) 为代表，部分学者认为那些实行“包容型”制度的国家（如美 国），后来发展出了一套保护产权的“好制度”。与此相反，其他资源型国家（如部分南

美和非洲国家），由于殖民者只贪图掠夺资源和榨取廉价劳动力，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产权 制度，从而形成了“坏制度”。当今各国继承了历史上的“制度基因”，从而形成了不同 的制度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图4：制度、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递进关系

然而，Glaeser 等 (2004) 认为 Acemoglu 等 (2001) 存在缺陷——没有考虑欧洲殖民者在 统治“包容型”殖民地时可能迁移了更多高素质移民，从而提高了那些地区的人力资本水 平。所以 Glaeser 等 (2004) 指出制度差异可能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原始差异所致。换言之，当 今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应该归因于早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多寡而不是制度层面的差异。 Acemoglu 等 (2014) 试图以新的数据来论证 Glaeser 等 (2004) 的看法并不符合事实。他们指 出，实际上，欧洲殖民者向“榨取型”殖民地输出了更多的早期人力资本，甚至比向美国 输出的还要多。进而，他们追问：“为什么昨日的美国拥有更少的人力资本，如今却比南 美和非洲诸国拥有更大比例的受教育人口和无法撼动的经济发展成就？这难道不是制度的 作用吗？”

尽管探究历史制度与当今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借助大量的历史数据和不断更新的 计量手段，在最近十多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这类研究方兴未艾的同时，却依然面 临着不少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不以非此即彼的态度看待两派意见相左的文献，但为了方 便起见，本文选择 Acemoglu 等学者所接受的 North 和 Thomas (1973) 框架继续展开讨论。 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是高还是低，“好制度”都可以通过消除个人技 能积累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比如信贷困难、收入不平等、社会阶层 固化等），来促进国家层面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带来经济繁荣。 从微观个体到国家层面的整个逻辑过程如图5 所示。

图 5：制度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借助图 5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Glaeser 等(2004) 与 Acemoglu 等(2014) 之间的分歧。前者 隐含着一个假设：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本积累完全依赖于初始状况，其中制度没有起到作用。 更重要的是，前者认为人力资本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决定因素。 后者的观点是在考虑人力资本积累早期积累的情况下，好的历史制度依然会对经济发展有 着长期和深远的影响。

与 Glaeser 等 (2004)、Acemoglu 等 (2001) 和 Acemoglu 等(2014) 都不同，本文尝试提出 一个新假设（提供一个新视角）：宏观制度通过微观机制，在长达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 内，将初始人力资本落后的国家变成如今的教育与经济强国。

在现存文献自觉或者不自觉将制度与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要素并列看待的情况下，本文试图回归到 North 和 Thomas (1973) 的基本思路（图 4）——从一定程度上构建一个可 以包容 Glaeser 等(2004) 和 Acemoglu 等(2014) 两派意见的框架。笔者认为，尽管以契约精 神为基础的现代西方制度本身并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比如保护家庭教育投资）而建 立的，但通过产权保护和司法独立等具体举措，客观上为消除阶层固化、完善家庭资源在 横向（子女间）和纵向（代际间）的分配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本文假设的基础。

未来，如果研究者可以找到足够的现实证据支持本文的假设，也许就能破解部分发达 国家成功的真正秘密：既不是地理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决定论。笔者认为，如果地理和历 史这些无法改变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那么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就无力 改变落后国家未来的经济面貌。从这个角度说，尽管尚没有计量经济学的结果作为依据， 笔者还是倾向于如下的观点：积极的宏观制度长期对微观个体进行激励促成了各国如今的

人力资本积累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落后国家当以“制度改革——教育进步——经 济发展”为长期目标。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Francisco A. Gallego, James A. Robinson,2014, Institutions, human capitaland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Paper No. 19933.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91, 1369-1401.

Case, Anne, Christina Paxon, 2008, Height, health,and cognitive function at older ages, AmericanEconomic Review98, 463-467.

Cunha, Flavio, James J. Heckman, 2008, Formulating, identifying and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Journal of HumanResources 43, 738-782.

Cunha, Flavio, James J. Heckman, Susanne M. Schennach, , 2010,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Econometrica 78, 883-931.

Glaeser,  Edward  L.,  Rafael LaPorta,  Florencio Ló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2004,  Do institutions cause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Growth 9, 271-303.

Heckman, James J., Stefano  Mosso, 2014,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NBER Working Paper No.19925.

North, Douglass C., Robert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World: A New EconomicHistor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Paxon, Christina, Norbert Schady, 2007, Cognitivedevelopment among young children in Ecuador:The roles of wealth,health, and parenting,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42, 49-84.